六 敦煌的佛教經典

敦煌石室原來是佛教的寺廟，從壁畫塑像等已可以分明認識。自石室寫經發現以後，其足以當佛教聖地的尊號，愈益顯著。其證據便是那一大批佔全部寫本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佛教經典！

百分之九十五的數字，衹是約計，因爲全部寫本就有多少卷，至今還無法統計。這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數字，衹是據北京圖書館、巴黎國民圖書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已知之數)三處所藏，略作估計而已。這點我們已清楚地看出，佛教徒在當時的努力，與佛教在當時的能攝住人心〔三一〕。

從内容來説，幾乎各宗的書，經、論、律三類的各種譯本都應有盡有，而且還有些宋以後已佚的本子，也在此中發現者不少。

這些本子中絶大多數是寫本，有極少數是刻本〔三二〕。從這些寫本、刻本的題記來看，始自東晉，盛於隋、唐，終於五代。自東晉安帝義熙六年(公元四一〇年)比丘德祐書《戒經》始，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的《大智度論》止，共歷五百七十年(此僅就北京、巴黎、倫敦三處藏卷而論)。以各時代寫的内容而論，其重要經典的抄寫，有如下表：

《維摩經義記》五〇〇—九五八年 凡七見

《勝鬘經義記》五〇四—五一五年 凡二見

《大般涅槃經》五〇六—六二七年 凡十見

《妙法蓮華經》五五〇—九三〇年 凡十九見

《大方廣佛華嚴經》五一三—五九七年 凡四見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五三〇—八九〇年 凡九見

《大智度論》五三二—六〇七年 凡三見

《金光明經》五四一—八四八年 凡四見

《大比丘尼羯磨》五四三年 凡一見

《十地義疏》五六五年 凡一見

《大集經》五八三年 凡一見

《攝論疏》六〇一年 凡一見

以上北魏及隋

《大方便佛數恩經》六四一年 凡一見

《佛説普賢菩薩證明經》六五二年 凡一見

《阿毗曇毗婆沙論》六六二年 凡二見

《金真玉光八景飛經》六九二年 凡一見

《觀世音經》六九六年 凡一見

《佛説示所犯者瑜伽註鏡經》七〇七年 凡一見

《佛説阿彌陀經》七〇九—七二八年 凡二見

《陀羅尼經論》七一六—七三九年 凡二見

《大乘起信論略解》七六三年 凡一見

《藥師經》七六四年 凡一見

《瑜伽師地論》八五七年 凡二見

《大般波羅密多經》八六八年 凡一見

《大佛陀羅尼經咒》八八五年 凡一見

《梵網經盧舍那佛説菩薩心地法開戒品》九〇六年 凡一見

以上唐

《佛説佛名經》九二〇—九三四年 凡四見

《佛説無量大慈教經》九二四年 凡一見

《佛説延壽命經》九五九年 凡一見

以上五代

其間有同年所寫同名之經見於倫敦、巴黎、北京所藏者，或同一經於多年連續寫成者。詳細理董，必待將來之佛學專家。

上面是説明各經書寫譯述的時代。要是就各經寫本的數量來説，則其間相差也是相當大的，這可見民間對各宗的信仰多少。我約略的統計一下，其多少有如下列次序：

(一)《妙法蓮華經》(二)《大般若經》(三)《金剛經》

(四)《金光明經》(五)《維摩詰經》(六)《四分律》

(七)《大般涅槃經》(八)《無量壽宗要經》(九)《佛名經》

唐以後所最流行諸經，如《華嚴》、《楞伽》、《心經》、《楞嚴》諸經，反而分量最少。而論部諸譯本，如《瑜伽師地論》、《百法論》、《起信論》、《大智度論》，爲數之少，是很可驚訝的。即以律而論，也衹有一個《四分律》，其他幾於不見。這也説明佛教在魏至唐這一段期間，不論三藏大師如鳩摩羅什、玄奘等如何努力的譯述，而民間的需要，衹限於極少數的經典。

何以説民間需要衹限於極少數的經典呢？因爲敦煌的佛經，最大多數是屬於佛教信仰者發願寫的——有的自寫，有的請人寫，有的爲父母、丈夫、妻室、兒女、叔伯、親人、友人寫的，所以是屬於大衆的要求。

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佛經，要是就每一卷來論其在佛教教義歷史及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言，那是複雜到萬分的事，不是淺學如我所能，也不是我們這個通俗性的小册子所必要的。現在我們衹綜合分類，以明要義，是應有的責任。

就我所能知道的佛經寫本與學術上的幾件關係絶大的事，略説如下：

一、佛經卷子中有很多藏文本及很多附有梵文原文的寫本。

此類卷子，以巴黎收藏爲最多。因爲伯希和是個東方語言學者，所以幾乎都被他選去了。這類華梵對照的寫本，其有助於對梵文原文的認真翻譯，是必然有最高的價值的。這不用我説，每個人都體會得到。即以伯氏書目而論，此P.2025、P.2782、P.2790、P.2798等等《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一面爲華文譯本，他面即梵文原文。P.2026《金光明經》卷三，P.2739《大智度論》殘卷、P.2741之《般若波羅密多經》，P.2741《佛説無量壽經》，P.2745《金光明最勝王經》，P.2781之《妙法蓮華經》，P.2783之《法華經》，P.2786之《維摩經》，P.2027、P.2068、P.2030、P.2031、P.2742諸卷，皆正面寫華文譯文，背面寫梵文原文。且有夾寫於行間者，如P.2024卷是。而且這類經藏，也正是當時最爲流行的幾種經典，這也是很够人玩味的一件事。

二、多存中土已佚亡的經典。魏正始五年中原廣德寺寫《勝鬘經》，爲現存最古之《勝鬘》。而敦煌寫本中所發現的唐以後已久亡佚的經典，是很多的。其已劫於伯希和氏者，如《大乘入道次第》、《大乘四法經論廣釋開決記》、《佛説延壽命經》、《諸星母陀羅尼經》、《如來像法滅盡記》、《薩婆多宗五事論》、《佛説閻羅王授記四衆預修生人往生净土經》、《大乘稻芉經隨聽手鏡記》等書，都是中土已亡的佛教經典。以北京圖書館所藏而論：

(一)《世親所造普賢行願王經大乘四法經》(芥字五六) (二)《大方廣華嚴十惡品經》(柰字五九)(三)《佛説無量壽經》(皇字七五)(四)《楞伽經》(成字二二)(五)《維摩經義疏》(吕字九六)(六)《净名經科要》(致字六二)(七)《妙法蓮華經度量天地品》二十九(生字一七)(八)《四大戒略疏》(律字八九)(九)《八婆羅夷經》(海字三〇)(十)《沙彌戒文》(日字七八)(十一)《沙彌十戒文》(裳字九一)(十二)《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出字一〇〇)(十三)《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疏》(露字六)又(鳥字六七)(十四)《百法述》(崑字六)(十五)《百法明門論疏》(吕字三七)(十六)《摩訶衍經》(菜字五〇)(十七)《净度三昧經》(昃字二)(十八)《了性句》(裳字六七)(十九)《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疏》(結字七七)(二十)《六門陀羅尼經論廣釋》(結字六一)(二十一)《佛説要行舍身經》(推字一〇)

都是敦煌所發現的後代佚本。其他倫敦、日本及諸家私人所藏，一定還有不少，可惜不能一一指出，以供讀者參考。日本《大正藏》收入此類經典最多。國人也曾有此議，惜至今未成書。又敦煌任子宜藏禪宗要籍三種，爲《大藏》久佚之書，其名爲《菩薩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上頓教解脱禪門真了性壇語》、《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北宗漸教法門，由此可窺一二。

三、可供校勘之用的諸經典。敦煌所出諸寫本卷子，幾無一不可供校勘之用。即如儒家經典中的《詩》、《書》及《道德經》，文學作品等(分别詳後)，莫不皆然。佛經寫本應在二萬卷左右，其足以供校勘，不必待言而可推知，這正是吾人今後整理舊籍一大憑藉。這兒我們根據專家考定，録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寫本如下。如北京圖書館所藏：

(一)《賢劫千佛名經》(致字四九)(二)《維摩詰所説經》(秋字七〇)又(鱗字二六)(三)《維摩詰經》(列字四二) (四)《摩訶般若經》(辰字六)又(鱗字五七)(露字八一)又(調字九七)(陽字八二)(盈字九八)(服字一七)(鹹字五五)(五)《金剛經》(黄字三五)(寒字四)(調字一〇)(六)《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官字一〇)(七)《四分比丘尼含註戒本》(霜字三七)(八)《四分律戒本疏》(藏字一二)(九)《大比丘尼戒經》(盈字九五)(十)《沙彌尼威儀》(地字五五) (十一)《佛頂尊勝陁羅尼》(生字七)(十二)《贊僧功德經》(衣字二二)

我們姑且舉這十二種爲例。其他巴黎、倫敦兩處之藏，必有可以特别指出的寫本，可惜尚無人作全部檢查。而倫敦所藏，連翻閲都大不可能(大正《大藏經》多引異本相校，是最好的整理方法)。

四、同一經之異譯。唐以後所流傳的佛經，往往有好幾個譯本，但有許多經典的異譯，在唐以後是已經亡佚了，而在敦煌衆經中，還有存在的。如：

(一)《佛説觀佛三昧海經》(閏字五五)(二)《佛説大乘稻芉》(藏本無“大乘”二字。《隨聽手鏡記》即依此譯而作) (閏字六八)(三)《净名經關中釋鈔》(生字二四)(四)《佛説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薑字六五)(五)《如意輪王摩尼别行法印》(官字一五)(六)《佛金剛壇陁羅尼經》(冬字七〇)(七)《佛説八陽神咒經》(宇字一〇)(八)《入無分别總持經》(薑字二三)(九)《佛説無量大慈教經》(夜字四二)(十)《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裳字二三) (十一)《青頸觀音大悲心咒》(官字一八)

這單就北京圖書館所藏諸卷而言。其在巴黎、倫敦兩處者，亦復不少。不僅如此，而且往往在題記中，還有記載當時諸譯本的情形者。如《净名經關中釋鈔》生字第二四號，有題記云：

爰至皇朝，時移九代，此經翻傳，總有六譯：第一後漢劉氏靈帝代臨淮清信士嚴佛調，於雒陽白馬寺譯二卷《維摩詰經》。第二吴朝孫氏大皇帝月氏國優婆塞支謙於武康譯三卷，名《維摩詰所説不思議法門經》。第三西晉司馬氏武帝沙門竺法護，西域人，解三十六國語，於雒陽譯一卷，名《維摩詰所説法門經》。第四東晉惠帝西域沙門竺叔蘭，元康六年雒陽譯三卷，名《毗摩羅詰經》。第五後秦姚興弘始八年三藏沙門鳩摩羅什於長安大寺譯三卷，名《維摩詰所説經》，即今所譯之本是也。第六大唐朝三藏沙門玄奘貞觀二十一年於長安大慈恩寺譯六卷，名《無垢稱經》。六譯中今惟第二、五、六吴、秦、唐三譯存，餘均佚。

這不僅説明一經的異譯諸本，而且説明諸本的存失，不能不説是佛教典籍史的寶貴材料。諸如此類的題記，現在都可發現的，而且也都在在可以由此發現學術上許多問題。

五、有關佛教事跡之史料。在北京藏寫本陽字二一號、淡字五八號的《佛説普賢菩薩證明經》寫本，在每卷的爲首若干行，都寫明本經流通的原委，這與前面我們所舉生字二四號《净名經關中釋鈔》的題記，都説明一經的原委流傳。這原是佛經目録校勘學的資料，也是佛教史跡之一種。在巴黎所藏各卷中，如P.2692佛贊及佛畫目録，其第一篇述本土佛教情形，正是此事的擴大。P.2174是紀中土佛教史實的重要材料。又如P.3436爲自劉宏至李唐屬於楞伽宗系統相承之大師八人列傳。P.3336列舉吐蕃贊普改組佛教後，頒給三界寺抄本佛經事實。又P.2182中有論定派及其史事。又如P.2191卷，一面寫《净名經關中疏》卷下，一面寫關於各地佛教情狀之著述。P.2122正面爲《瑜伽師地論》卷十五至二十，背面書佛經之各種記録。倘能即此等材料而考之，正是佛教史最好的材料。又如P.2449正面寫《原始應變歷化經》一卷，背面及正面之行間，均吐蕃統治沙州時佛教源流有關史實之要籍。又如P.2879寫敦煌十七寺僧名册，由此可考見敦煌佛寺之規制。P.3258、P.3259有本土釋家文牒數通，可以考見佛教史跡。即P.3391之佛社文牒，P.3392之三界寺佛事牒文等，莫不可爲佛教史實考證之用。P.2671之佛教事跡草圖，P.2668記同光(九二三—九二六間)佛窟落成紀事，以及許多卷子上的題記，都可作地方佛教流行史，尤其是敦煌佛教史的好材料。

六、佛教與其他各教争衡、化合的材料。全部敦煌宗卷中，還有許多教與教間的争衡、化合的史跡，這也是研究中國宗教史必不可少的材料與知識。有的卷子是明白標出屬於某教某教的，如道家的許多經典一望而知其不是佛家而是道家之作(見後)。但也有許多從表面題名，不能分别的卷子，這正有待於人之整理。這一問題，伯希和的書目，是比較經過整理的。我們即以伯氏書目爲據，約略介紹一下。大概釋道兩教争衡的卷子，比較容易分明些。如P.2861卷第四節，《明帝大臣等稱揚品》(有帝謂通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内有鍾山，及張衍之辯論)。第五節《廣通流佈品》(其中劉善峻之“辯告”費後，即繼以漢桓帝建和三年安靖之《玄通記》)，此爲佛家駁斥道家之書。P.2352爲釋、道兩家辯駁文，又列舉初期擯斥之古道經名。P.3475爲釋、道辯論書，與《集合佛道論衡》中《漢法内傳》極相類。又如敦煌卷子中的《老子化胡經》，人人知其爲道家駁斥佛家之書。又如《漢法内傳》(P.2654、P.2763)引褚善信等五大師攻擊佛教之言，此書僅見於《新集古今佛道論衡》。本來道、釋之相斥，自東晉以後，至六朝之齊、梁，是很激烈的。但在敦煌發現了兩家調和之説，如P.2864卷，伯氏註云：“此乃道、釋兩家雜糅之書。”又如P.2464卷《首羅比丘經》，伯氏説：“此經所用名辭，雜亂不一，詳細審覈，當是混淆各教而成。”又如P.2462《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戒》是道經，其中有云：“元始天尊，以開皇元年七月一日午時於西那王國鬱察山浮羅之嶽長桑林中，授太上道君智慧上品大戒。”西那見《化胡經》。其中十大戒，顯是受西方宗教影響而然。P.2626卷述明帝時廣成子獻書兩家争論事。在現今的《道藏》裏，有若干道經，都受佛經的影響，這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此事已早始於隋、唐以來了。又在敦煌卷子中有一個很可令人玩味的現象，是佛經、道經同時寫在一張紙上，如P.2401卷，一面寫道經，一面寫佛經《天請問經》;P.2404一面爲道家之《太玄真本際經》卷三，他面寫《六門陀羅尼經》、《六門陀羅尼經論》、《六門陀羅尼經廣釋》；又如P.2406，一面爲《太上洞玄靈寳明真經科儀》，他面爲佛經；P.2432正面爲道經，背面爲《大乘百法明門論本事品》；又如P.2352，正面爲道經，背面爲《大乘四法經》及《四法經釋》；又如P.2366，正面爲《太玄真一本際經》、《太上玄陽經》、《洞淵神咒經》，背面爲佛經；他如P.2343、P.2355、P.2356、P.2357、P.2358、P.2377、P.2403、P.2419、P.2430、P.2434、P.2435、P.2436、P.2443、P.2445、P.2450等，皆一面道經，一面佛經，多不勝舉。道佛雜糅的情形，並不簡單。想到如殷浩諸人的慘殺，是兩教最後鬭争的結果。現在兩種經典，寫在一紙之兩面，而不覺其異，這是糅合，這是化合，這很不簡單。

附各教糅合點滴：

佛教可以説是一切唯心論的宗教中最完備深透的宗教，大可以供給一切唯心論的宗教的撏撦，所以在敦煌經典中，也有多種與佛教糅合的經典。如P.3047，是佛家討論問答的記録，而所舉神佛除印度諸名外，有太山府君、河伯將軍等名，而最後又有附録，可謂中土宗教與佛教的大雜糅。又如前舉的P.2461卷，伯氏以爲《上品大戒》中之十大戒，恐被西方宗教影響，或與摩尼教有關。又如P.2396，伯氏註云：“中論明教，以陰陽明闇，相對立説，殆受摩尼教之影響。”在北京所藏九千卷中，此種經典爲數當亦不少，可惜尚無人整理，吾人無從説起了。

至於其他宗教經典，在敦煌中是最少的一種，大概是商人或稀有的傳教士帶來的，但其中很有中西交通史，及中國宗教史上的價值，也應詳述。不過材料太少，不可能單録一二斷簡了事。所以想把學者所寫的較重要的論文，列目如下，比較對大家有用些。

敦煌摩尼教經典，已由羅振玉印過，而且他還有跋，以爲摩尼教入中土，在晉已流行(日人桑原隲藏以爲始漢獻帝)。這是可以考摩尼教史的材料。王静安先生有一篇《摩尼教流行中國考》，是鈎稽出唐、宋以來的一切文獻中，所載的摩尼教材料，是最具體的材料了，可作中土摩尼教史讀。此外蔣伯斧跋巴黎藏摩尼教殘經，附有摩尼教入中國源流，内容亦有可採。伯希和氏的《摩尼教考》，與沙畹氏合著的Ed.Chavannes et 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eén retrouvé Chine一文即以北京藏宇字五十六號殘卷爲主，而參與巴黎所藏的二十七行一卷。宇字五十六號，伯氏稱爲“從來之摩尼教經，無如此卷之美富者”。國内有一位宗教史專家陳垣先生(援庵)的《摩尼教入中國考》一文，是一篇劃時代的著作，“其書精博，世皆讀而知之”(陳寅恪先生評語)。許地山氏的《摩尼之二宗三際論》是更專門的教義討論。

摩尼與火祆教，都是伊朗民族的宗教。而祆教曾爲波斯國教。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所創，以巴比倫古教爲本，參以基督教、祆教，加以東方思想，唱善惡二元論，其神話及宇宙論，殘經中言之最明。入中土後，又冒名爲光明教而中國化，其經典已入《道藏》。宋末又仿白蓮、白雲二派之風，成一秘密社會。明代所禁之明尊教，實亦摩尼教之異名(詳伯希和氏《近日東方古語言學及史學上之發明》。又摩尼殘經二卷，曾由陳垣氏校定，登刊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中)。在國外尚有穆勒(F. W. K. Müller德國土俗學博物館東亞土俗部部長)、有《摩尼教遺經研究》(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ous Turfan及Sogdische Texte)，而勒考克(A. von Le Coq)也曾譯過摩尼教經典(其所著《中亞後期古代佛教美術》五大册，與佛教藝術亦至有關係)。

景教：《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是中土景教最寳貴的材料。但在敦煌經典中，亦已有發現。一九三二伯希和氏在上海的一篇演説《中古時代中亞細亞》及《中國之基督教》中已詳言之(陸翔氏譯載《説文月刊》一卷)。此外則據伯氏材料而有作者，以下三文爲最好：一德拉克氏(F.S. Drake)有在Historia Literature of Táng Dynasty, Chinese Records, 1936一文裏，有唐景教的文獻，同一雜誌中，又有同一人的《景教三威蒙度贊》(The Nestorian Gloria in Excelsis Deo)。國人許地山氏的《景教三威蒙度贊釋略》等三文。皆以伯希和所發現之材料爲據而爲之者，故伯氏應算此學之大家。又Edward Sachan博士著《天主教東方傳播考》一書，與景教的研究，也極有關。伯希和氏也因而推論到中國的基督教流行時日與事跡，見上引在上海演講。又德人穆勒亦有《景教經典殘簡之讀解》。陳垣氏亦有撰著，篇名一時不憶。《三威蒙度贊》已印入羅氏《鳴沙石室佚書續編》。此經卷後附景教經目三十種，尤爲可貴。德化李氏藏《志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日本富岡氏藏《一神論》，亦皆景教典籍之見於私家收藏者。羅振玉氏還印有一卷敦煌本波斯教殘經，據言此卷已歸北京圖書館，李翊灼證其爲景教經典，但羅氏説：“火祆、摩尼、景教頗類似，未易分别，故姑顔之曰波斯教經，以俟當世治宗教者考證焉！”羅先生的話是對的。火祆與摩尼的關係最近，景教也用西方教義，而都源於伊朗人。祆教即火祆教，曾爲波斯國教，其傳入中土史實，以陳垣氏《火祆教傳入中國考》一文言之最詳。伯氏羅氏，亦有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