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南古镇的文化遗产旅游

第一节 江南古镇

一、诗意江南与地理江南

诗人喜欢运用“江南”这个词语，只要描写到南方的风物，往往以江南称之。江南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与水乡联系在一起，白墙青瓦，烟雨朦胧。

白居易的诗《忆江南·江南好》写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但是，江南到底在哪里？在诗意的江南里？这个问题也如江南的烟雨一样，人们并不认真去探究。这样一来，江南的确切地理位置，反倒模糊不清了。

但古今诗歌里的江南，应是水乡无疑。无论是浪花在旭日的映照下，如火焰般闪烁，还是一江春水绿得发蓝，江南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忆江南·江南好》的其二、其三中，白居易继而描述：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白居易曾先后出任杭州刺史与苏州刺史。《忆江南·江南好》的其二先提杭州。其三所谓的吴宫，据《吴郡甫里志》所载，是指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别宫，位于苏州市甪直镇北吴淞江畔。唐陆龟蒙有《问吴宫辞·并序》云：“甫里之乡曰吴宫，在长洲茂苑东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别馆耶。”其中提到的长洲茂苑又名长洲苑，在今江苏苏州市吴江区西南。

唐代诗人卫万写的《吴宫怨》，有吴宫位置的描述：

君不见吴王宫阁临江起，不卷珠帘见江水。晓气晴来双阙间，潮声夜落千门里。句践城中非旧春，姑苏台上起黄尘。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诗的第一句就点明了吴宫临江而筑，宫中人隔着珠帘就能见到吴淞江的滔滔江水。

故此，可以推算出白居易诗中的吴宫意指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白居易看来，杭州与苏州是江南的典型代表。

显然，杭州与苏州都在长江以南。江南的“江”，就是古时对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简称。不少人认为，江南究其地理位置而言，应属长江以南地区。但长江以南幅员辽阔，江南的位置界定便有不确定性。

李伯重在《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中说，在较早的古代文献中，“江南”的含义常是与“中原”“西域”“塞北”“岭南”等地理名词相对的，只是用来表现特定的方位，并不指有明确界限的地域。

一般认为江南的确切位置很难界定，这其实也是学术上存在问题的映射。但考察有文献记载的对“江南”的界定，可以发现，《史记·五帝本纪》有最早对于“江南”的记载：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意思是：舜在二十岁的时候以孝道闻名，因此，尧在舜三十岁的时候重用了他。舜到了五十岁时开始代行天子之事。舜五十八岁时尧去世，六十一岁那年取代尧登上帝位。登基三十九年后，在南方巡狩时，在苍梧之野驾崩。

于是，葬在江南的九疑，即今天的九嶷山，也就是零陵。

《史记·五帝本纪》所提及的九嶷山，又名苍梧山，位于湖南省南部永州市宁远县境内，该山有九峰，故名之。《山海经》载：“九峰相似，游者疑焉。”说的是九座山峰非常相似，游人常常难以分辨。《水经注·湘水》有语：“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其中，“九疑山”或作“九嶷山”。传说舜死后，二妃娥皇、女英千里迢迢前来寻觅，因为九峰相仿，无法寻觅，终未得见。从《史记》这一段历史记载来看，九嶷山属于江南，所以江南应该包括湖南省南部地区。

到秦汉时期，“江南”的含义进一步得到明确。《史记·秦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关于秦黔中郡郡域范围，争议颇多。谭其骧认为应当包括今湖北清江流域，湖南沅水、澧水流域，以及重庆黔江流域。赵炳清认为应当包括今江西峡江两岸地区，湖北清江流域，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湘江中下游地区、湘东北地区，以及重庆乌江流域。易富贤分析认为，黔中郡的东界应该是在包括从溆浦东侧到城步之间的全部雪峰山主体；南界应该是现在湖南的城步、通道，广西的龙胜、三江，贵州的从江、榕江西至重庆忠县东部；西北部边界应该在重庆忠县以东、彭水以西。也就是说，黔中郡的范围非常大，从我们今天的地理位置来看，应该包括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及重庆部分地区。

西汉高祖时取“止戈为武，高平为陵”之意，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后汉书·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

《后汉书·刘表传》提及的襄阳城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平原腹地。以此推论，此时，“江南”的区域进一步扩展到湖南省的西部地区及湖北省西北部地区。

可见，到汉代为止，以历史文献推断，江南的区域范围包括了湖南南部、西部、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以及重庆部分地区。

据冯贤亮的考证，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唐朝贞观元年（627年），全国被分为十个道，包括：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同时废郡为州，每道管辖数个州。

江南道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江南西道治所洪州，辖境包含今江西、湖南大部及湖北、安徽南部地区（除徽州）。江南东道治所苏州，辖境包含今江苏省苏南、上海、浙江全境、福建全境及安徽徽州。黔中道治所黔州（现为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辖境包含今四川大部和贵州大部。

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韩愈在文章中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在唐代，浙东、浙西属于江南地理范畴无疑。实际上，浙西地区包括苏州（含明清时的松江、嘉兴二府）、湖州、常州全境及润州（现在的镇江）、杭州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提及的江南大多指这些地方。

从元代起，江南不再被用作行政区域名称。明代的南京在清朝初改称江南省。姜涛考证，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大学士洪承畴拟定出江南改京为省的具体方案，并得到清廷的首肯。清代改京为省后，其地位的重要并不因之而稍减。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曾说：“江南为各省之首区，疆域开广，形势蟠踞，负山海而控楚豫，襟长江而带大河，其声名文物财赋物产皆甲天下。”南京改为江南省之后，又分拆为江苏、安徽两省。依照姜涛看法，这是一个始于顺治、终于干隆的漫长动态过程。其正式的分拆时间是康熙六年（1667年）。

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的位置界定有所缩小并进一步明确。学者通过对明清市镇的历史研究，所定义的江南位置虽然范围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指向唐代界定的浙西地区。

刘石吉在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指出，江南包括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其中并没有包括安徽地区。

樊树志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中，对江南市镇的分析仅涉苏、松、杭、嘉、湖五府，但统计市镇分布的附表，则广泛涉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他将安徽纳入其中，其范围更广一些。

吴松弟在《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一书中对江南的界定更宽泛。他认为江南位于长江以南，约相当于今浙江、上海两省市和安徽、江苏两省的南部。这些地区在两宋均属两浙路及江东路（北宋除饶、信、江三州，南宋除饶、信州和南康军），元代属于江浙行省北部的杭州、湖州、安庆、徽州（除婺源州）、宁国、广德、太平、集庆、镇江、常州、平江、嘉兴、建德、绍兴、庆元、婺州、衢州、台州、温州、处州等及松江府和江阴州，都在其中。

冯贤亮在全面研究古今中外对江南概念的界定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是指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与太仓直隶州的全部，以及镇江府的大部和杭州府的余杭、海宁二县。此定义与李伯重对江南的界定大体类似，李伯重认为江南应该涵括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相当于唐宋的浙西路地区。

近代江南地理位置，由于经济、社会、行政区划和人文地理的嬗变和发展，特别是上海开埠后，发生较大的变化。刘森林在《江南市镇：建筑艺术人文》一书中认为，清朝和民国时期江南经济的中心已从太湖东侧大运河沿线渐次转移和扩大至沿海平原一带。上海自1853年开埠后，凭借金融之都、商贸之市、水陆之汇、工业之城和人文之地的独特条件迅速崛起，使得原先的苏南、浙北和浙西等地渐成为其辐射区域和腹地。随着江南中心版图的变化，南部浙东宁绍地区逐渐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其努力融入江南核心的步伐也在不断地加快，开始跻身较为发达的区域。江南具体范围如下：西迄今江苏省常州市，北至无锡市，南至绍兴市，包括上海市域，江苏省常州市域、无锡市域、苏州市域，浙江省湖州市域、嘉兴市域、杭州市北部、东部和绍兴市北部区域。江南市镇包括在近代苏、松、常、杭、嘉、湖、绍七府之内，以苏、松、常、嘉、湖为主，杭、绍为副。

《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3期“江南专辑”，分别对各类学科的江南界定做了分析，指出：自然地理的江南并非指长江以南的地区，而是指江南丘陵区，即湘江、赣江中上游地区；气象学的江南，往往指的是梅雨覆盖的地区；方言习俗的江南，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六大方言区，其中江浙一带吴语区最有代表性。这期“江南专辑”最后对各种不同学科的江南界定加以重合，认为江南应属于太湖与西湖流域，也就是苏杭周边地区。这个界定与刘森林的界定大体相同。

综上所述，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人文区域，也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社会政治区域。笔者认为，如果把学者与专家对江南区域的界定再做整合分析，便可得出江南明确范围：它包括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与西湖流域，大体相当于唐宋的浙西路地区，具体包括：上海市域；江苏省常州市域，无锡市域，苏州市域；浙江省湖州市域，嘉兴市域，杭州市北部、东部，绍兴市北部区域。

二、江南市镇与江南古镇

英语的市镇往往被译为tow n或small city。但是在中文里，城镇、市镇的概念有所不同。镇最早为军事据点，如上所述，唐朝贞观元年（627年），将全国分为十个道，各道设大总管（大都督）统兵戍边。凡是边兵戍守的地区，大的叫军，小的叫守捉、城、镇。《新唐书·兵志》说：“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

宋代军事色彩淡化，镇的含义发生变化。《明嘉靖汉阳府志校注》记载：

绍兴元年，盗曹成陷汉阳。二年，岳飞追成，败之。三年，以王王燮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次鄂州。四年五月，以岳飞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七月，岳飞使王贵、张宪复邓唐州、信阳军，襄汉悉平。飞移师次德安，军声大振。是时府治在临嶂山，军属府。五年八月，改军为镇，使兼知县事，寻复汉川县。

曹成为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因杀人投军，与张用等为结义兄弟。绍兴二年（1132年），宋廷命岳飞招安曹成。岳家军连败曹成军于贺州莫邪关、桂岭关，俘其勇将杨再兴。曹成遂奔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岳飞又命张宪追击。

此时，岳飞兼任黄州、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当时的府治在临嶂山，具有军事性质。《汉阳县志》所记：“宋崇宁七年，德安府迁治于址，筑城守之，故又以临嶂为城头山。”《明嘉靖汉阳府志校注》所记载的“五年八月，改军为镇”，就是把军改为镇，淡化军事性质，赋予镇以人口集聚区的含义。故《明嘉靖汉阳府志校注》引用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做注解说：“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

镇后来被称为市镇，缘于镇与市的密切关系。全汉升从西欧市场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市的最初含义应是公认定期大市（fair）或公认定期常市（market）。樊树志在《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中写道，在城市中，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即所谓州县市。在州县以外的地方出现的“市”，被称为“草市”，集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的。集市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了市镇。他仔细考察了这个历史的进程，认为集市或市集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现象。它作为最基层的市场，广泛存在于各地。北方多称为“集”，南方多称为“市”，因此“集”与“市”是两种最常见的称呼。各地的集市既有同一性又有多样性，同样称为集市，却有不同类型。诸如，按照集期来区分，有不定期集市、定期集市、常日市之别；按照性质来区分，有特种集市（如庙会和集会）、专业集市之别。常市是定期集市发展的终结，一年四季每天都有集市贸易，已经不受集期的时间限制，所以是集市的最高形式。在具有经济实力的地区，常市的商业繁荣状况是一般定期集市无法比拟的。它已经超越农村集市的低级形态，向商品集散地发展，因而商贾云集是它们的普遍特色。

集市的功能不仅在于本地乡民的互通有无，还在于乡村的农副产品经过集市向更高一级的地域市场或超地域市场扩散，从而成为全国市场的重要一环。而市镇，凭借区域经济的高度成长，已经超越了一般集市的水平，进入一个新阶段，成为高于集市的地域市场或超地域市场。

邓亦兵在界定清代前期的市镇时，以两个要素为参照：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属于较大的市镇；只有第一个条件者，往往是中小市镇。不过，在一些地区，中小市镇与集、场、墟还存在一些难以区分的地方，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交通条件之所以是市镇概念中的首要因素，关键就在于交通运道是市镇产生的原因。无论多大的市镇，也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一旦失去交通条件，市镇经济就会很快衰落，朱仙镇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明后期贾鲁河畅通的水路，把商人和商品带到镇上，朱仙镇从此发展起来。到清代雍正时，政府将开封府同知移驻，此后贾鲁河泥沙淤积，水运不畅，全镇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到中期之后，贾鲁河完全淤塞，朱仙镇经济便衰落了，原来著名的市镇，此时则只相当于集市了。

市镇大多有四栅：东栅、南栅、西栅、北栅，市镇内有坊、巷、街市。市镇内人口众多，商铺罗列，商品丰富。除了商铺之外，市镇中还有为商贾服务的货栈、仓储、旅店、茶馆、酒肆、转运设施、税收机构及其他公共设施。集、场、墟都没有城墙或四栅，街市规模比较小，商品十分有限，设施比市镇简单。有的集场也有店铺，但数量明显比市镇少。市镇的分布密度大于集、场、墟的分布密度，一个州县中只有少数几个市镇，而集、场、墟可能有几十处。

邓亦兵仔细甄别了市镇与省、府、州、县各级城市，以及集、市、墟、场、店的异同之处，认为：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市镇与集、场、墟也有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那些小市镇，或正在发展中的集、场、墟，二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从市镇的城墙、四栅，外围方圆的面积，镇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及商品种类等方面来看，尽管有多少、大小的不同，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市镇脱离了集、场、墟的范畴，有一种趋于城市的倾向。

我们今天讲的江南古镇，其实就是明清方志中的江南市镇概念。在明清方志中，“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

刘石吉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市镇，主要是指见诸明清方志所载的“市”与“镇”，有别于一般的通都大邑及其他各级行政中心城市。樊树志认为，明代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不仅是财赋重地，也是农工商各业发达的经济中心。农家经营的商品化与市场化，需要有更高层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这就给市镇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他研究的明代江南市镇的分布非常广，属于江南地区超越了一般集市水平的地域市场或超地域市场。他从正德《姑苏志》里所记载的苏州府的市镇展开研究，吴县有一市六镇，长洲县有五市三镇，昆山县有四市五镇，常熟县有九市五镇，吴江县有三市四镇，嘉定县有九市八镇，太仓州有十市四镇。这些古镇分布在江南区域，林林总总，规模浩大。

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发展至今，仍然延续其市镇的商业传统与文化传统，尽管一些市镇历经变迁，已经与当年的市镇面貌相距甚远。随着城市化发展，仍有一些市镇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历史建筑群与商业聚落，其民俗文化也传承下来，这就是今天的江南古镇。

李海平站在当代立场认为，所谓江南古镇就是江南地区历史悠久的镇。南浔、周庄、乌镇、同里、西塘、甪直属市镇范畴，由于历史悠久，所以人们便称之为“江南古镇”了。《江南水乡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作者卞显红等人则从保护的角度出发指出，所谓江南古镇就是指江南地区国家级或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其界定的江南古镇亦即江南水乡古镇，指长三角地区以苏州、湖州、南京、上海、绍兴、泰州6座地级以上城市所属的周庄、同里、甪直、千灯、沙溪、木渎、光福、锦溪、黎里、乌镇、南浔、西塘等国家级或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把江南古镇界定为江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有助于达成学术研究与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及现实运作的尺度相统一。所谓历史文化名镇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

2003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并制定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办法》。在历史价值与风貌特色方面，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推动全国或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具有全国或地区范围的影响；②当地水陆交通中心，成为闻名遐迩的客流、货流、物流集散地；③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建设过重大工程，并对保障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过显著效益且延续至今；④在革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或曾为革命政权机关驻地而闻名于世；⑤历史上发生过抗击外来侵略或经历过改变战局的重大战役，以及曾为著名战役军事指挥机关驻地；⑥能体现我国传统的选址和规划布局经典理论，或反映经典营造法式和精湛的建造技艺；⑦能集中反映某一地区的特色、风情及民族特色传统建造技术。

实际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与名村三者概念不同，须做严格区分。程志勇对古镇与城市、乡村的划分颇具启发意义。他从古镇属性出发，认为古镇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乡村，应该属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种人类聚居地和经济网络空间。

就古镇和乡村来说，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根植于广大的农村地域、依托地方文化与特色资源，更加贴近自然、靠近田园，充满了在城市体会不到的乡土氛围，是人类追求本原回归的情结归宿；都具有很强的民间性，是老百姓生活形态或状态的传承之地，是文化和传统的一种返璞归真。古镇和乡村的不同点是：古镇是乡村或一些村落的中心，经济、交通枢纽和政治性较强，并容纳多样化的文化，规模比乡村大，但是乡土气息不及乡村浓。古镇是乡村发展和进化了的高级形态，是一种以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生产活动为主体的社区。古镇与城市的共同点是：古镇与城市接壤，是城市的边缘。古镇与城市的不同点是：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聚地，人工化痕迹比古镇强，规模比较大。古镇具有五性，即古镇的民间性（民俗性）、传统性、地方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性。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和评价办法》（讨论稿）在价值特色认证条款中，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价值特色，划分为文化、经贸、交通枢纽、生态环保、革命历史、建筑遗产、民族特色八种类型。

（1）文化型。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文化教育著称，对推动当时全国或某一地区的社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镇（村）内拥有诸如名人故居、书院、寺庙、祠堂、会馆、戏台等公共建筑或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场所，具有全国或地区范围影响且有史料记载为社会公认者。

（2）经贸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拥有较大规模生产商贸活动，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拥有过名牌精品美誉，经济效益显著，且对当时全国或地区范围的经济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者。

（3）交通枢纽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系当地水陆交通中心，拥有驿站码头及其他交通设施，成为客流、货流、物流集散地而闻名遐迩，且以此带动区域性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者。

（4）生态环保型。历史上曾有过重大生态环保建设（如水利工程、防灾和环境保护工程等），在保障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过显著效益且延续至今者。

（5）革命历史型。在革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政治事件，诸如召开过改变政权或政局性的重要会议，曾为革命政权机关驻地而闻名于世者。

（6）军事型。凡系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或经历过改变战局重大战役的军事要地，起义始发场所，以及曾为著名战役军事指挥机关驻地者。

（7）建筑遗产型。典型运用我国传统的选址和规划布局理论并已形成一定规模格局，或建筑包含经典历史营造法式和精湛建造技艺，以及拥有民族传统建筑小品或建筑环境装饰要素者。

（8）民族特色型。能集中反映某一地区民族特色和风情的传统建筑者。

这些规定，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划分类型与具体评议条件。2005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制定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内分价值特色和保护措施两部分。评价总分值为100分，价值特色占70分，保护措施占30分。价值特色部分有10项评价指标，包括历史久远度，文物价值（稀缺性），历史事件名人影响度，历史建筑规模，历史传统建筑（群落）典型性，历史街巷规模，核心区风貌完整性、空间格局特色及功能，核心区历史真实性，核心区生活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护措施部分包括规划编制、保护修复措施、保障机制3项评价指标。

从行政政策与法令来看，对于历史文化名镇，是从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的，其评判的分值从价值特色与保护措施两个方面考量。价值特色尤其重要。这一点，在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进一步获得明确。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城市、镇、村庄，可以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第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第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第三，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第四，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江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具体应该包括哪些？首先我们看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的评选情况。截至2014年公布的第六批名单，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52个，见表1-1。

按照本书对江南地区的定义，筛选出属于以下地区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上海市域；江苏省常州市域，无锡市域，苏州市域；浙江省湖州市域，嘉兴市域，杭州市北部、东部，绍兴市北部区域。可以确定的是，有32个古镇已经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的称号（见表1-2）。

值得指出的是，经过评选的名镇并非江南古镇的全部。如2014年评选出的第六批名镇中，江南地区的金泽镇、黎里镇、川沙新镇、震泽镇、孟河镇五个古镇被认定为名镇，在它们被评为名镇之前，不可否认也属江南古镇的范畴。何况有些市镇已经获得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的称号，只是尚未取得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称号。因此，绝不能反过来说，没有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的一律不属于古镇范畴。

那么究竟如何界定江南古镇呢？其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

诚如刘森林在《江南市镇：建筑艺术人文》一书中所言，在历史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江南市镇的建筑风貌和空间形态也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有些市镇在发展过程中遭到破坏，有些通过修复获得评选名镇的条件。他根据目前建筑风貌和空间形态的实际状态和情形，将之归纳和划分为三大类型或界别：一种为完整型，一种为基本完整型，一种为局部完整型。总体上看，局部完整型较多，完整型最少，基本完整型在空间形态和风貌上次于完整型，但整体优于局部完整型。他经过数年的考察和调査，将不同程度上保有历史文化风貌和较为完整的历史建筑和街区的空间格局的49座市镇（街区）列入古镇范畴。如无锡的惠山，建筑风貌和空间形态属于局部完整型，目前已经取得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笔者认为，像这样的市镇，如果不列入古镇范畴，那么研究古镇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参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办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笔者认为，所谓江南古镇就是指江南地区建筑风貌和空间形态基本完整，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具有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