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评论与思考

一、批评与质疑

传播学“亚洲中心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风险，面临很多陷阱，也受到了诸多质疑，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相关概念的含混

“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等概念往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或者某种西方“霸权”等东西。虽然Miike（2002a）进行了多次的界定，把“亚洲中心主义”定为从以亚洲人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现象，并宣传其不是种族或霸权式的，也不预备取代而是为了补充欧洲中心传播研究。但是“亚洲中心”概念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精英中心意识取向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和概念界定中种种误用或混淆难以避免，导致这个概念可能最终失去其区分能力和理论活力。

另外，“亚洲中心”的“亚洲”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概念。Chen和Starosta（2003）就认为“亚洲传播”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话题。因为亚洲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国家、民族、宗教、语言如此之多，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非常严重，导致“亚洲”对于很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都是过于抽象和空洞的。虽然，Chen和Starosta（2003）从本土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目的论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亚洲的潜在统一性，但是它们却不一定能够代表“亚洲性”。在亚洲的差异性比共性更加显著的情况下，使用“亚洲”概念无疑充满风险，可能导致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的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掉进“东方主义”或者“东方学”的“陷阱”，把亚洲置于一种东西方的二元结构中，成为西方的异域镜像和永远沉默的他者存在。

还有“传播”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欧洲和美国，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并未最后认定，大部分研究者和学者都认为此概念充满争议，还处于活跃的扩展、深化过程中（Shepard et al.,2006）。Miike（2003）指出我们还未在亚洲语境中思考过传播，他本人确实做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Miike,2004）。但是，至今传播研究亚洲中心论对此概念的创造性探讨还非常欠缺，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远未得到阐明。

（二）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理论质疑

Chu（1986）认为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要面对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问题，即在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与普通人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态度之间的差距和裂缝。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被提出来，就是理论在当代生活中的现实和可观察性。从更大的方面来看，这还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普遍性和文化特性的问题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要面对的一个老问题。理论需要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但是现在，普遍性的要求对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亚洲中心论”并不预备（也不能）在亚洲取得某种统一性或者一般性（Miike,2002a），更加不要说普世性。

Dissanayake（2003）也指出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亚洲传播理论有某种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其主要针对亚洲传播理论可能会拘泥于一些古老概念而忘记其历史性，这在某些时候确实值得注意。另外一种批判也与本质论相关，就是东西方极端二分法，实际上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东方不是单一的，西方对东方的近代影响随处可见，古老东方也部分地活在西方中，两者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甚至在一些看上去非常传统的地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建构或者复兴亚洲传播理论的努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褒扬，但是在当代反人文主义思潮中，就成了一种“合法”的指责。实际上新文化思潮主要的标靶是欧洲“个人化”人文主义，亚洲的人文主义内涵不尽相同且更加复杂。

Dissanayake（2003）还认为需要对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亚洲概念进行实证研究，更多地介入大众传播研究，进行更多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上面的问题或者挑战实际上都涉及一个范式转换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对理论的重新界定：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理论与方法之间是什么关系？理论是否需要效度或有用性评估？（Miike,2002b）此外，还有一些问题：理论是否必须是普遍的？我们是否非得按照西方知识学的标准来判断？不知“亚洲中心论”者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挑战这些更加终极的问题？

二、传播理论与伦理新范式

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方向，主要由一些身份特别的研究者（其核心成员都具有亚洲背景，并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组成的一个规模较小而集中的研究场域（从他们的交叉引用中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还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种情况导致两个核心问题。

（一）想象亚洲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和研究者来自亚洲各国，来自中国、日本、印度的居多。他们多是长年在海外求学、教书，比如Miike, Chen等人，或者在亚洲任教也接受了多年的西方传播学的训练，以西方读者为写作对象（他们的主要成果发表在西方相关杂志上），比如Ishii。因此，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其所主张的“亚洲中心主义”既有对美式传播学的“接受疲劳”，无疑也有非常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反弹意识，但由于民族和文化背景各异，只有“亚洲”才能够为这种主张提供某种空洞的共同性。在面对真实亚洲那难以把握和归类的差异性时，对于他们来说，亚洲注定是想象的。比如，加入这种“亚洲中心”讨论的西亚学者的缺乏，导致这个“亚洲”并未把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和思想传统真正纳入其范围，这明显不符合亚洲的真实情况。

而作为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受东西方二元固定思维的影响，其“亚洲中心”的说法将使之难以真正和种族主义、东方学等话语划清界限；而且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意义和界定自有其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导致亚洲更加容易被整体化和刻板化为一个沉默的想象物。

（二）理论创新与研究实绩薄弱

跨文化传播虽然赋予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相对广阔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在传播理论研究上向纵深发展，去进一步关注传播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在前面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关系问题上，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等必须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亚洲中心”主张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理论锋芒和创造性，Chen和Miike（2006）对理论建构西方范式的根本性质疑倒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而Dissanayake（2003）所指出的本质论倾向和东西方二分的问题也是理论建构方面保守和缺乏活力的表现。

另外，研究力量的薄弱没有引起传播学主流研究群体的注意，也导致在面对基本理论问题时力不从心。比如，当前大部分人的精力集中在解决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元理论和一些传统概念的阐释过程上，那么应该同步进行的对传播本身的亚洲意义和理解问题，对相关概念和亚洲各国、各民族富有特色的传播行为、传播心理和传播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实证研究自然就比较缺乏，更加不用说对相对困难的特殊方法论的思考与探索。而且，对于夹在文化中间的研究者来说，视野可能要多元些，但也可能导致其既不太了解族裔国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进行讨论和对话，结果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寥寥。

虽然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如果能够换一种思路，我们可以在上述研究中找到传播理论与伦理研究的新思路。

一直以来，美式“技术-控制-效果”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被当作欧洲中心的）占据传播学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其理论潜力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在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个正在“凋零”的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想象亚洲（实际并非亚洲独有，也没有这样一个同质化的亚洲），因为近30年来，亚洲的一些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被当作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解毒剂或者中和剂而被寄予了厚望，许多研究者希望在亚洲能够寻找到带来新灵感的思想资源，亚洲传播研究或者“亚洲中心论”背后实质的内涵就是传播伦理学，是源于一种求知创新的热望，只不过这种传播学发展的新方向借由“亚洲”的名义得到了彰显（或者是亚洲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传播学的新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传播伦理虽然并非专属亚洲传统，却在亚洲的各种主要思想传统中表现得最突出；也恰恰在东西方的二元对比和历史性关系中，亚洲的道德性得到了强调，亚洲的一些传播理念、方式和风格看来能够有效地弥补西方过分强调线性传播权力与效果的不足。

现在来看，Miike提出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五大主题，并由此衍发的五大亚洲传播理念无一不是从伦理角度来考虑传播的问题。比如Miike（2004）指出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这种同情式的传播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联系的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

Chen和Starosta（2003）就明确指出亚洲的传播行为强调三种道德特性：互依、尊重和诚实。陈国明（Chen,2001,2004）还提出了一种“和谐传播理论”。这里的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总而言之，亚洲的一些思想传统和传播特色确实能够为传播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甚至是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放下“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主义”这样过于沉重和含混的概念，通过传播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大胆创新，把亚洲的各种语言、宗教、智慧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扬光大。

首先，应该通过对传播思想的重新追溯，结合亚洲一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全面探索传播的意义，尽力丰富“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只有搞清楚传播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可能性，才可能调动一切的思想资源为深入发展传播学服务，包括亚洲的或者欧洲的，历史的或者现代的。

其次，传播伦理学既是传统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又是一次革新意义的范式转换，应该有观念、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全面改观。我们确实应该考虑Miike（2004）对欧洲中心式“理论建设”和知识基础提出的彻底质疑，全面思考创建新的“游戏规则”和对话原则。那么，亚洲的思维方式、一些原来处于边缘的文化思想和传播理论，以及一些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将为我们提供帮助。

最后，把注意力投向与传播相关的现实和问题，让问题牵引研究的视线和注意力，这是建构新的理论架构的重要动力源。亚洲还有许多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混杂地区都会成为很好的“样本”和“媒介”，为理论转变提供足够新鲜的灵感、素材和舞台，当然这些研究不惟实证，方法总是多元的，特别在面对混杂的现实问题上，方法是综合的和创造性的，需要足够的复杂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