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向新潮

浙江的工业教育在全国是开始得很早的。1911年初，清末最先派往日本学工的留学生之一许炳堃，就利用已经停办的铜元局房屋、机器筹建了浙江中等工业学堂。辛亥革命后不久，学堂改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设机械、机织、染色、化学等专科，修业期限定为五年（预科一年，本科四年）。

“甲工”校址设在蒲场巷场官弄报国寺。校舍三面环水，河畔有两座小山，山外紧连着靠近庆春门的城墙，环境幽静，景色宜人。这里有供学校用的办公楼，学生和教职员的宿舍，附属工场，实验室，操场，图书馆，占地几乎达二百余亩。校长许炳堃（字潜夫），怀有实业救国的抱负，注重实干，处事谨严，因而在省城，“甲工”不论在教学上还是管理上都以严格著称。“甲工”规定的课程往往比一般中学多且深，以数学为例，为赶上或超过日本中等技校当时的水平，数学已教至微积分和大代数，主要课程用的几乎全是外文原版教科书。

夏衍先在预科学习一年，后来进入染色科第七班（该科主任就是后来著名的数学家陈建功）。他到工校读书的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面对弱肉强食的世界，少年夏衍的脑海里油然产生了富国强兵的爱国热忱。他发奋攻读，希望日后振兴民族工业和科学事业，以拯救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祖国。

在“甲工”的这几年，可说是夏衍童年以来最幸福的时期。有宽敞的校舍，有良师益友，有图书馆，然而穷困还是紧紧缠着他。首先是住读生的学费、膳费、书籍费，他常常不能如期交齐，每次会计处贴出的催缴通告中他总是榜上有名，因而在同学面前感到羞愧；其次便是生活用品匮乏。杭州多雨，特别是黄梅天，直到二十岁毕业，他始终买不起一双“钉鞋”（当时极少有皮鞋和胶鞋）。每逢下雨，布底鞋总是湿透，又没有替换的，要一直穿到它自己干燥为止，这种又湿又冷的滋味，其苦可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他服输、泄气，反而激起他奋勉自强的决心和力量。起初，数学教学进度很快，他一度感到吃力，他便加倍用功，在争取到机械科一位同学的帮助后，迅速赶了上去。为了跟上英语，他每天清早必定要硬记五到十个生字。经过这番顽强的努力，夏衍每学期除唱歌外各科成绩都达到优等，获得奖学金的待遇，直到毕业考试，成绩为全校之冠。

尽管在专业课方面取得了最佳成绩，但他最有兴趣的还是每周四教时的国文课。国文教员谢迺绩（字印三）先生是一位博学方正又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他讲授课文，注重应用，以“平实明确”为主，“纯尚辞华及以翻腾架空见长而按之实际无甚意义者，或文字虽美而陈义过于陈腐者皆所不取”。夏衍平日对于这位老师的学问、为人都很敬仰。有一天，谢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并讲述了秋瑾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秋瑾出生于浙江绍兴，是清末为民主革命英勇捐躯的第一位革命女性，她毕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最后慷慨就义。秋瑾烈士殉难的时候，夏衍正在蒙馆念书，当时他听到这一消息，童稚的心灵受到过震动。辛亥革命后，他又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诗文集。现在，听到谢老师对诗句的深入剖析和对烈士生平事迹充满感情的评述，他对这位巾帼英雄更加仰慕。过了好多年，夏衍还忘不了当时的这幕情景：

1918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秋瑾给夏衍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当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推动他投进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潮。

在沉睡了几千年、受尽屈辱的封建古国的土地上，五四爱国运动的烛天火炬升腾起来了。北京学生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消息传到了杭州，浙江的革命浪涛像八月的钱江潮一样汹涌澎湃。大学、中学的学生们走出课堂，奔到街头上展开各种反帝示威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那几天，每一条街头巷尾，每一座酒楼茶馆、车站码头，都能听到同学们悲愤激昂的演说，他们控诉着列强的欺压与凶残，渴望着民族的复兴和祖国的富强。西子湖畔，杭城上下，笼罩着一片悲壮的气氛。甲种工业学校校方规定“凡学业以外之事，概不预闻”，禁止学生阅读新出版物，师生思想一般偏于守旧。夏衍很早便受新思潮的吸引，从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副刊上，读到了介绍各种新思潮乃至俄国革命真相的文章。到1918年暑假，他又从本校毕业生汪馥泉、诸保时那里看到了《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这时他那学古文、看旧书的劲头消失了，头脑里充满对于革命思想朦胧而又热烈的向往；加上接触了正在省立第一师范教书的陈望道、李次九等一些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派人物，因而夏衍勇敢地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成为工校最早的一批学运骨干之一。他参加了在湖滨公园举行的欢迎北京南下学生联合会代表团的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的联合大会，并作为工校学生代表，奔走于学联会、省教育会和工业学校之间，联络和发动同学到街上宣传“毋忘国耻”，散发传单。各校学生还分别组成小队到出售日货的商店劝告他们抵制日货，然后将检查到的日货送到湖滨公众运动场去焚毁。夏衍曾带领一部分工校同学到城站南洋烟草公司门市部去示威，抗议出售日货。

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使御侮图强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也使这批热血青年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自己肩负的重任。这年暑假之后，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政治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宣传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大量出现。在杭州，以第一师范为中心的学生中间，经过写稿和社会活动，分散的进步力量逐渐组织了起来，形成一支目标比较明确的新文化队伍。九月间，省立一中的学生查猛济、阮毅成等与工业学校的汪馥泉、蔡经铭、沈乃熙（即夏衍）等一共十来个同学开始集合起来，出版一个倡导新文化、鼓吹新思想的刊物的计划孕育成熟。经过不到十天的筹备，一张铅印八开的报纸《双十》出版。第二号印出前，一师的进步同学施存统、傅彬然、俞秀松、宣中华等加入进来。在浙江省教育会的一间小屋子里，一个包括了三校二十多名进步学生的编辑部组成。讨论结果，觉得原来的刊名不适当，决定从第三期起改名为《浙江新潮》。十天（旬刊）一期太慢了，便改为四开一大张的周刊。浙江的第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刊物的创刊号，就这样于1919年11月1日问世。

现在我们翻开这份当年由一些中学生办的报纸，一股热辣辣的战斗气息迎面扑来。那一篇篇短小而锐利的文字，向着尊孔、愚孝、迷信、包办婚姻以及形形色色的旧道德、旧文化，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响亮地提出要用暴力改变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东西，建设自由的、互助的、劳动的社会”。在有的文章中更明确地将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提出“须得挂起 ‘赤’色的旗子。去改造那不适合时代的社会”。一群刚从封建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做的战斗气概，使刊物带着鲜明的革命色彩，很快便风靡全省，成为宣传新思想的一面耀眼的旗帜。这份小报一出现，就如同它的刊名一样，在两浙思想文化界激起了浪花。

夏衍在这个新生的刊物上表现出青年革命者的战斗姿态，他在《双十》上用“宰白”的笔名撰写了批评杭州四家报纸的文章；后来又在《浙江新潮》第一期上刊出了两篇“随感录”:《印刷物也要管理么》和《你没有看见么》。当时，新文化思潮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忌恨和敌视。北洋军阀政府恃着手中的权力，对所有带有进步色彩的舆论和报刊实行蛮横的镇压和摧残。内务部在一份提案中提出，“查近来新思潮之传播，几有日盛一日之势，而印刷物实为其媒介”，为了“维护治安，预防隐患”，便制定了印刷物管理法，规定所有出版的“文书图画”，及“著作人之姓名、籍贯，印刷人之姓名、住址记载之，于发行或散布时须禀报该管警察官署”，如有违反，就要惩处。反动当局以为靠了这一法规就可任意查禁进步刊物，抑制新思想的传播。夏衍在《随感录》中对此加以激烈抨击。文章写道：

我今天在报纸上，看见北京通信，说什么内务部定了一种印刷物管理规则。他的规划对于报纸杂志，统统监视得非常严厉。说出版物在排印之前，必定要把原稿送警察厅查阅，他准你印，你才可以去印，否则照章处罚。咳！中国究竟是什么政体？在清朝专制时代，尚且没有这种办法。中华民国约法上注明的人民言论自由，莫非已经消灭了么？咳！你们要卖国，那是少不得有人要骂的，怕人家骂，那么也不必卖国了。又要卖国，又要不准人骂。你也想得太便宜了呢。

这篇杂感统共不到二百字，却言简意明，谴责了北洋军阀政府奉行专制主义，压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暴行，指出这是和政治上的卖国阴谋相联系的。他们丧权辱国，叛卖民族利益，又害怕老百姓知道真相，因而便要费尽心机钳制舆论。然而事与愿违，他们越是这样做，便越是要遭到无情的揭发！文章以“你也想得太便宜了呢”一句作结，既是抗议，也是警告。

杭州当时的报界是很黑暗的。像《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这几家报纸，顽固地坚持维护旧文化的立场，对于新文化竭力加以排斥，有时表面上也骂几句迷信鬼神和贪官污吏，实际上在新旧文化之间采取折中的态度。同时报纸上更是常常充塞着“野鸳鸯捉将官里去”一类乌七八糟的黄色新闻，以及陈腐不堪的八股滥调。夏衍在《随感录》第二则中写道：

我对于杭州的报纸，曾经有点意见，在第一号上发表，后来傅彬然君也有一封信，讨论这件事体。对待这种不要脸的主笔先生，用极和缓的论调批评他。但是十日……半个月……依旧一点影响都没有，仍旧用龌龊的骑墙的说话，在报纸上发表。咳！做主笔的，总该读过几年书的，莫非这一点多不能觉悟么？我总想不至于如此，不过是本刊新出版，你没有看见罢，如今你总可以看见了，我希望你看了之后，赶快觉悟，否则，“口诛笔伐”，我们“义不容辞”了呢。

本文提到的那篇《双十》上的文章已经不易见到，但人们从这一篇随感对于军阀专制和对于折中调和论的愤激之词中，可以清楚地感到一个初上战阵的青年的激情和义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曾发表《<浙江新潮> —— <少年>》一文，赞扬了《浙江新潮》上刊出过的《非孝》和《评杭州的四家报纸》等文章。他热情洋溢地写道：“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他“祷告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扬《少年》（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重点是原有的），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夏衍和他年轻的战友们并没有辜负这个期望。

新兴文化的幼芽的成长是不容易的。她需要培植者加意的爱护和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经受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乃至做出必要的牺牲。《浙江新潮》是由几个学生自发创办的，物质条件不好可以想见。印刷纸张的经费大多由进步学生和一师教员们捐助。参加的人也量力捐一些。夏衍等工校三个同学，每人都拿出一元钱——这对当时的穷学生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至于社务方面，所有工作全由社员承担，夏衍在编辑部中年龄最小，分配的任务是将印好的报纸装进信封，写上地址，然后贴上邮票发出。在教育会楼下那间耳房里，他常常为此而工作到夜深才走回学校。在这一平凡琐屑的工作中，夏衍表现得十分尽责、耐心。这使人不禁联想到后来他在抗战烽火中创办《救亡日报》、编辑《新华日报》时那种踏实、精细的工作作风。显然，这同他早年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浙江新潮》的大胆的言论和彻底的革命思想，在反动统治者看来，自然就像洪水猛兽一般可怕，因此不久，他们就将魔爪伸了过来，妄图加以扼杀。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段祺瑞政府发出查禁《浙江新潮》的电报，以“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等罪名，强令封闭《浙江新潮》。第二期被全数封存，第三期到上海排印始能出版。镇压的风声传来，二十七人黑名单已送到省会警察厅，就要对社员动手逮捕。施存统这时不得不潜离杭州避难。工业学校的几个同学曾秘密商议去日本或苏联，可是路费一时难以筹集。于是夏衍他们下决心准备“硬挺”，决不在专制的镣铐面前退缩。在一个冬天的傍晚，这几个年轻人各人穿上了破旧的大衣，在校门口的会客室里等待官厅前来搜捕，准备为了真理去尝铁窗风味！大概是军阀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害怕事情无法收场，最后仅以指令校长加以一番“训诫”而告结束。然而，到毕业的时候，夏衍还是受到了处罚：尽管考试成绩优异，但“品行”却列入“丁”等——不及格。

“真理是在漫长地发展着的认识过程中被掌握的”。五四运动在夏衍心中点燃起追求真理的火焰，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起点，然而，要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是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的。当时夏衍只有十九岁，毕竟还很年轻，他当时所接触的大多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某些有关社会主义的评介著作，极少是革命导师的原著。而在阅读这些书籍的同时，深深吸引着他的也还有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等无政府主义读物。正如他后来在回顾中所说，那时他还不清楚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富国强兵、个人奋斗的意识还在鼓舞着年轻的探索者，因此工业学校一毕业，他便同意由学校用公费保送到日本进工科大学“深造”了。

在去向确定之后，许炳堃校长找夏衍谈话，他严肃地说：“学校保送，钱是国家出的，为的是培养人才，培养工业人才，……要好好用功，不要再干那些与学业无关的事了。”工业救国的思想，这时还在吸引着年轻的夏衍，因此对出洋留学他欣然同意，可是，不管怎样，他总是受过五四运动的激荡，因此对于不干那些“与学业无关的事”却很不以为然。他当时下了这样的决心：熊掌与鱼，都要，试试看吧。事实上，这是难以办到的。同许校长的愿望相反，祖国的苦难，时代的洪流，冲激着、催促着夏衍越来越积极地去从事学业以外的活动，终于很快走上了漫远的波涛起伏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