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府“211工程”、“985工程”的相继出台，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迄今已近20个年头。多年来，人们都习惯于把这种发展称为“跨越式”，意即跨过或超越了某种本来应有的状态或某个本来必经的历史阶段，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以此衡量，其实，百年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此前已经有过两次“跨越式”发展。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比较集中在1921—1926年的5年左右时间。据统计，从1921—1926年，公私立大学由13所增加到了51所，5年间增加了3倍。学生数增加也比较明显，1925年的在校生总数是1916年的2倍多。各高校毕业生数亦呈上升趋势，1926年是1921年的近2倍。可见，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无论学校数、学生数还是毕业生数都快速增长。时人曾这样评论：“中国近年来的大学迷，可以说是发达到极点了；改革的声浪，到处听见；新成立的大学，也如春笋暴发。”高等教育短时期内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幅攀升的数字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数量增加，质量无法保证。尤其是私立高校纷纷设立，以致“盈利大学”、“野鸡大学”充斥各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一个时期，此风仍在继续，何炳松批评说：“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二三年间实为我国大学教育史上最活动最复杂的一个短时期，比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和民国十二年两次的大学运动还要热闹。”社会上“大学教育破产论”、“大学教育崩溃论”沸沸扬扬，于是有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大力整顿。整顿工作以“限制数量、提升质量”为目标，包括取消单科大学、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高校（包括教会高校）的控制与管理；调整院系结构，注重实用科学；提高教育效能等方面。经过五六年的努力，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才逐步稳定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教育教学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第二次“跨越式”发展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称之为“教育大革命”或“教育大跃进”，具体而言是1958—1960年的三年左右时间。195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是229所，至1960年扩增为1289所，当时的一个响彻云霄的口号是“县县办大学”，是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100%，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扩大远远超过前述20年代时的所谓“春笋暴发”。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大力压缩，至196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回落为407所。后人在总结这次“跨越式”发展的教训时认为，“在三年教育革命中，教育的发展严重地脱离了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可能，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造成了学校布局和专业设置的不合理。”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两次“跨越式”发展，且不论它们前后相隔了30多年，世易时移，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不去探讨它们各自兴起和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原因有多少不同，就其结果而言，应该说是高度雷同的，那就是都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挫折，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迎来的第三次“跨越式”发展，潮头似乎已经过去，它所导致的中国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用不着列举一大堆数字，也足以让60年代的那次“跨越式”自惭形秽而望尘莫及。时至今日，关于最近的这次“跨越式”发展所带来的一切积极的方面，人们如数家珍，已经列举出许多。但是我总感到，也许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目前的评价总难做到比较客观、全面，而且显得匆忙了点。当然，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应该说是从未间断。因为，现在的大环境，毕竟与30多年前大不一样了。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内涵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一些词汇，如“大跃进”、“大革命”、“迎头赶上”、“跨越式发展”等，会成为不同时期国人从上到下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这种现象是否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近代以来的屈辱地位有关？是否与我们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角色有关？40多年前，每当读到康有为写于19世纪末的这段话时，总让人感到热血沸腾，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劝告光绪皇帝：“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知识的积累，慢慢悟出诸如此类的话语更多的是维新志士或改革家、政治家们带有宣传、鼓动性质的口号，更多地具有理想化色彩，社会的发展不大可能是这样的，更遑论文化教育的变革更新！

现在回到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走向一流的历史轨迹——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办学制度文献选编》。最近20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有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大量涌现、层出不穷。这些成果从不同层面推动着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其中的许多成果为政府决策、高校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跨越式”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重要作用。但是，综观这些成果，多为对各国现行高等教育政策、中外著名高等院校（包括民国时期我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现状的介绍与对策性研究；较少从历史上分析考察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和中外著名大学走向辉煌的内在原因，揭示这些大学具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的活水源头。众所周知，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的体现，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形成和出现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都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都凝聚着这所大学几代校长的治校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考察著名大学形成、发展和走向辉煌的历史轨迹，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对我们实现“建成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发展目标，或许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得到一些启迪。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的几位同仁，从2010年开始，酝酿编辑一套体现上述想法的资料书。经过多次讨论，大家达成如下共识：

第一，本书的编写目的，是选择、整理世界和中国的著名大学在走向一流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重要足迹；不是编辑这些大学的校史资料，更不是编辑这些大学的创办者（或其他教育家、政治家）的教育论著集。

第二，有鉴于此，对于入选的人物而言，我们选择的是他们在办学过程中（或教育生涯中）所发表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所主持的学校或他们所在的国家（民族、地区）某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言论和著述，强调原创性。

第三，对于入选的学校而言，大致是两个侧重点。一是在这所大学走向一流的几个重要“节点”上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的那些文献，换言之，如果没有了这几份重要文献，这所大学也许就难以成为我们的入选对象，我们瞄准的是这样性质的文献；二是这些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文献。二者相较，前者更为我们所关注。

全书共四册，分为中国卷和外国卷，各两册。上册分别是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政治家）有关高等教育和大学办学理念、治校方略的内容；下册是著名大学的相关文献。

据我们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了解，学术界迄今为止还未曾提供过一种比较系统地收集有体现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政治家）办学理念、中外著名大学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形成的重要规章制度等重要文献的资料性出版物。应该说，对于从源头上深入研究、汲取、借鉴中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以为现实服务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而对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而言，这更是一项亟待加强的基础性工作。为了迎头赶上或跨越式发展，熟知、把握学习对象的今天固然十分重要；而为了步子稳健、少走弯路，了解、认识她们的前天和昨天同样重要。因为今天的她们是从前天、昨天一路走来的。

我有幸参加了全书的酝酿、策划和前期工作，深知在目前学术环境下编辑、出版此类资料性成果的艰辛。如果这套书能像一块小小的铺路石子，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一流的漫长进程中，提供一点方便、发挥一丁点作用，作为教育史工作者，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是为序。

田正平

甲午年中秋节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