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山虽然在新疆吃尽了苦头，但对新疆的山川和人民却又怀着念想之情。1979年4月，他重访新疆。他去了昆仑山，又去了南部维吾尔族聚居的喀什城。他在喀什城最重要的收获，是创作了《喀什老人》。有一天，李山带着画夹，走过一条小巷。下午的阳光照着一座古老的民房的大门，一位维吾尔族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那出神的眼睛正陷于回忆之中。他的古铜色的脸像是经受了几十年风霜雨雪所雕饰的岩石，记载了他艰辛的一生。李山在《往事如烟》中写道：“我在神州大地上见过太多这样勤劳了一生的老人，他们的汗水养育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但是喀什老人身上的旧衣、头上的旧帽，都强烈地对比着这与他一生的辛劳付出是多么地不成比例。这是一幅神州大地劳动人民的缩影。老人紧锁的双眉、几乎冒出火花的眼睛、握紧如拳的双手，使我似乎听到了心中愤慨不平的思潮。这种思境是当时那个时代弥漫于神州大地的普遍心境。”李山动情了，他必须对着真正的喀什老人画写生的肖像画了。李山自己也认为他的肖像画《喀什老人》能够使他自己也使所有看这幅画的人“回忆起当时这一代的历史”。在《往事如烟》的末节，李山写道：“《喀什老人》——它反映了中国大陆一代历史中人民的心境。”并对“什么是艺术”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一）表达了社会的或历史的深沉的感情；（二）或表达了自己的深沉的感情；（三）或表达了对自然的深沉的感情。笔者在发表于《外西湖时代》一书的《李山人物画引发的点滴思考》中，曾对李山的人物画作品作过以下的评价：

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认为李山的人物画应该是当代中国人物画健康发展的一条可行的新路。他画上的人物形象真实而生动，生活味很浓，每一个都是这个时代的有个性的人物。从画法上看，在吸收西洋画单纯化（按：此语出自林风眠）的写实造型的基础上，贯彻了形神兼备、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中国画学古训；在画风上与西洋画拉开了距离（按：此主张由潘天寿提出）。书法入画的笔墨与人物的造型、传神、达意、抒情、不露痕迹地融合在一起。在整个艺术性上似乎达到了林风眠老校长关于个性与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主张，又似乎在贯彻另一位老院长潘天寿先生对中国画与西洋画要拉开距离的要求。在写意人物画小品盛行的当代，我以为李山人物画的技艺，既能够为当代人物当面传神写生，又能够构筑人物众多的大场面的风俗画和历史画。所以说，它是发展当代中国人物画的一条新路。

看到李山的人物画，又想到了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基础教学。在这方面，林风眠先生是很重视学生们造型能力的培养的。林风眠认为：“中国画之所谓中国画，在过去的若干年代，最大的毛病，便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然”“十之八九，可以说是对传统的保守，对于古人的模仿，对于前人的抄袭”。因此，林风眠认为，“绘画上的基础练手应以自然现象为基础，先使物象正确”，然后谈到“写意不写形”的问题。也因此，他说：“绘画先学素描。”当代的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对于中国画的造型教学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有人说，学中国画的学了素描有碍于民族风格的发展，我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画中国画有数十年，早年也练过短期的素描，现在看来我的素描学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曾有补习素描的打算，可惜晚了。”当然，学习用色，练习书法，都与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有关。如果我记得不错，李山在我院（按：指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期间，其习作的造型基础是相当扎实的。所以我认为李山人物画后来在艺术上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可能既与他的书法入画提高了笔墨技巧有关，又与他原有较为坚实的造型基础有关。

另外，我感到李山中国人物画在艺术性上有一点是很突出的，就是写实与写意、单纯与深刻、情感与思想诸对立因素在人物形象和整个画面上处处和谐渗透。你看《麦收场上》一画上的两位老人，笔笔都在笑；《喀什老人》全部都在忧郁和深思之中；而《哈萨克小姑娘》则到处是美和生命的活力。我甚至想说，李山的画，笔笔有情、有意、有神、有美。从李山的画上我们显然感受到了画家对生活、对真善美的热爱和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