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每门科学在开始时都曾是一粒隐微的种子，很多时代里它是在社会公众甚至当时主流的学术主题的视野之外缓慢地孕育和成长的；但有一天，当它变得枝繁叶茂、显赫于世时，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公众，都会因其强劲的学科辐射力、观念影响力和社会渗透力而兴奋不已，会引起他们对这股巨大力量的深入思考，甚至会有疑虑和隐忧。现在，这门科学就是神经科学。神经科学正在加速进入现实和未来；有人说，“神经科学正在把我们推向一个新世界”；也有人说，“神经科学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个新世界的革命，在思想和情感上，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和未雨绸缪！
脑损伤造成的巨大病痛，以及它引起的令人瞩目或离奇的身心变化是神经科学发展的起源。但这个起源一开始也将神经科学与对人性的理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早期人类将灵魂视为神圣，但在古希腊著名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超越时代的见解中，这个神圣性是因为脑在其中行使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人类应该知道，因为有了脑，我们才有了乐趣、欢笑和运动，才有了悲痛、哀伤、绝望和无尽的忧思。因为有了脑，我们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有了智慧、获得了知识；我们才看得见、听得到；我们才懂得美与丑、善与恶；我们才感受到甜美与无味……同样，因为有了脑，我们才会发狂和神志昏迷，才会被畏惧和恐怖所侵扰……我们之所以会经受这些折磨，是因为脑有了病恙……”即使在今天，希波克拉底的见解也是惊人的。这个惊人见解开启了两千年来关于灵与肉、心与身以及心与脑无尽的哲学思辨。历史留下了一连串的哲学理论：交互作用论、平行论、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中立一元论、行为主义、同一性理论、功能主义、副现象论、涌现论、属性二元论、泛心论……对于后来者，它们会不会变成一处处曾经辉煌、供人凭吊的思想废墟呢？
现在心智研究走到了科学的前台，走到了舞台的中央，它试图通过理解心智在所有层次——从分子，到神经元，到神经回路，到神经系统，到有机体，到社会秩序，到道德体系，到宗教情感……的机制来解析人类心智的形式和内容。
20世纪末，心智科学界目睹了“脑的十年”（The Decade of the Brain）,随后又有学者倡议“心智的十年”（The Decade of the Mind）。现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相继推出了第二轮的“脑计划”。科学界以及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脑与心智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或神经科学）将在医学、健康、教育、伦理、法律、科技竞争、新业态、国家安全、社会文化和社会福祉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例如，在医学和健康方面，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迫近，脑的衰老及疾病（像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帕金森综合征、亨廷顿综合征以及植物状态等）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负担。人类迫切需要理解这些复杂的神经疾病的机理，为社会福祉铺平道路。从人类自我理解的角度看，破解心智的生物演化之谜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有可能使人类有能力介入自身的演化，并塑造自身演化的方向；基于神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人造智能与自然生物智能集成后会在人类生活中产生一些我们现在还无法清楚预知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很可能会将我们的星球带入一个充满想象的“后人类”社会。
作为理解心智的生物性科学，神经科学对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辐射和“侵入”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了：它衍生出一系列“神经X学”，诸如神经哲学、神经现象学、神经教育学或教育神经科学、神经创新学、神经伦理学、神经经济学、神经管理学、神经法学、神经政治学、神经美学、神经宗教学等。这些衍生的交叉学科有其建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所蕴含的意义已远远超出这个学科本身，它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自身多元存在层面——哲学、教育、法律、伦理、经济、政治、美、宗教和文化等——的神经生物基础的理解。没有对这个神经生物基础的理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以教育神经科学为例，有了对脑的发育和发展阶段及运作机理的恰当认识，教育者就能“因地制宜”地建立更佳的教育实践和制定更适宜的教育政策，从而使各种学习方式——感知运动学习与抽象运算学习、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传授式学习与自然式学习——既能各得其所，又能自然地相互衔接和相得益彰。
“神经X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侵入”和挑战既有观念和方法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这个情感的方面包括乐观的展望，但同时也是一种忧虑，即如果人被单纯地理解为复杂神经生物系统的过程、行为和模式，那么与生命相关的种种意义和价值——自由、公正、仁爱、慈悲、憧憬、欣悦、悲慨、痛楚、绝望——似乎就被科学完全蚕食掉了，人文文化似乎被此新一波神经科学文化的大潮淹没，结果人似乎成了一种生物机器，一具哲学僵尸（zombie）。但事实上，这个忧虑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生物性从来只是人性的一个层面。相反，正像神经科学家斯蒂文·罗斯（Steven Rose）告诫的那样，神经科学需要自我警惕，它需要与人性中意义性的层面“和平共处”，因为“在‘我’（别管这个‘我’是什么意思）体验到痛时，即使我认识到参与这种体验的内分泌和神经过程，但这并不会使我体验到的痛或者愤怒变得不‘真实’。一位陷入抑郁的精神病医生，即使他在日常实践中相信情感障碍缘于5-羟色胺代谢紊乱，但他仍然会超出‘单纯的化学层面’而感受到存在的绝望。一个神经生理学家，即使能够无比精细地描绘出神经冲动从运动皮层到肌肉的传导通路，但当他‘选择’把胳膊举过头顶时，仍然会感觉到他在行使‘自由意志’”。在神经科学中，“两种文化”必须协调！
从社会的角度看，神经科学和技术在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铺平道路的同时，还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它可能带来广泛而深刻的人类伦理问题。事实上，某些问题现在已经初露端倪。例如，我们该如何有限制地使用基因增强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读心术和思维控制必须完全禁止吗？基因和神经决定论能作为刑事犯罪者免除法律责任的理据吗？纵观历史，人类发明的所有技术都可能被滥用，神经技术可以幸免吗？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可承受神经技术滥用所带来的后果？技术可以应用到人类希望它能进入的任何可能的领域，对于神经技术，我们能先验地设定它进入的规则吗？至少目前，这些问题都还是开放的。
2013年年初，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设立了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以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品质，鼓励学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通过策划出版一批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学术影响的精品力作，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经过前期多次调研和讨论，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将神经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研究列入首批资助方向。为此，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物理系交叉学科实验室、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积极合作，并广泛联合国内其他相关研究机构，推出“神经科学与社会”丛书。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更好地在神经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镜鉴、相互交融的桥梁，从而在一个更完整的视野中理解人的本性和人类的前景。
唐孝威 罗卫东
2016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