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群行为是进化的产物
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在这共同的历史中，沿着时间轴回溯，我们各自的故事会慢慢接近，直到最后汇聚到一个共同的祖先。也许只要回溯几代，我们就属于同族，也可能要回溯1000代。那将是很久很久以前，甚至早到史前时代——20多万年前，这在地球历史中不过是一瞬间。现代人类都起源于1万代前生活在非洲平原的共同祖先，那时候有1万名母亲生下了1万个后代……与如今一个中型小镇的规模相当。
对人类来说，这一点有两个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启示是：人类拥有共同的特征。从阿拉斯加到塔斯马尼亚，从最接近南极的火地岛到北极附近的斯瓦尔巴群岛，所有人都同属一族，是拥有共同祖先的生物物种。第二个启示是：人类拥有的共同特征都是进化的产物，都是我们的祖先历经磨炼而形成的。有些特征经历了长久的进化，比如我们与类人猿，尤其是非洲类人猿等同科物种都具有的特征；而有些特征可能近期才发源，由我们的直接祖先在适应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形成。这些特征并不特殊，因为人类只是动物物种中的一种，但正因为拥有了它们，人类才变成独一无二的物种。还有些特征赋予了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正是文化这一人类思维的伟大产物，使我们可以成为人类，这些特征让我们超越了生物本能，让人类历史得以发生。
然而，我们在对人类文化的奇迹津津乐道时，常常会忽略我们的行为到底多大程度上源于生物进化。人类思维无疑是自然世界的奇迹之一，但它有时候看起来也十分平庸且具有局限性，使人察觉不出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到底有何不同。我们如今生活在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巨大都市圈里——这也算得上人类文化的产物之一吧，然而就在10 000年前，人类才住进村庄；在整个20世纪，人类的城市都还只和孟买、里约热内卢一样大。这些都是令人称奇的创新，是人类创新的产物。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却停留在几十万年前的样子。每个人认识的人，可以信任的人，与自己有情感联结的人，不超过150个，这个数又被称为“邓巴数”。自人类诞生以来，这个数值就一直是150。人类的心智能力也无法将这个数字变得更大。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也是自身进化历史的产物。
我对进化的兴趣可能缘于我的奶奶，她是极度虔诚的长老会传教士，同时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她对科学足够精通，一直以来痴迷于人类进化。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套讨论自然界各种神奇现象的奥杜邦协会（audubon Society）的小册子，上面还附带着邮票。其中有一本就是在讲进化，从恐龙一直讲到人类。从那时起，我迷上了人类进化的故事。几年后，我在学校的图书馆偶然发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很有趣，但我那时候并没有理解透彻。后来，我对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也认识到科学并不是我的使命。
再后来，作为一个研究生，我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达尔文的世界。我一直在野外从事猴子的行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非洲做了几年田野调查。当时，行为科学的进化理论还比较松散。1975年年底，我们从埃塞俄比亚的田野间返回时，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爱德华·威尔逊刚刚出版了他的《社会生物学》，理查德·道金斯也将出版他的《自私的基因》——这两本书改变了我们所有人。一夜之间，我们不得不用更加严谨的方式思考进化。几十年来，和大多数中世纪的有机生物学理论一样，有关进化的观点日益变得随意，甚至常常变成了投机。而这两本书出现后，我们被要求回归更加严格的达尔文主义。当然，这两本书并非横空出世。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用精巧的细节表明：进化生物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得到了发展。
这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巨大转变在于，主流观点从认为进化是物种的进步，变成了认为进化是携带某种特征的基因的发展，无论这种特征是生理方面的还是行为方面的。这并不是说行为是天生的，也不是说行为是由遗传的基因决定的。然而，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一种特征的好处会因其对特定基因在下一代中出现频率的影响而被抵消，这让我们更接近达尔文最初关于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脱离了幼稚的“基因决定一切”（genes-determine-all-behaviour）的论调。我们从这种常常会扰乱思考的论调，转向认为每个人无论遗传了什么基因都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同时也可以在达尔文的框架下去理解个体。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进化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研究大爆炸。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收获颇丰。回顾过去，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体会到当时那种兴奋了。当时被认为是创新的东西，如今已成为公认的事实。
当然，达尔文并非进化论的发明者。在达尔文的母亲尚未孕育他时，欧洲生物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至少持续了一个世纪。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在他的一本畅销书里早已对进化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如果要对进化论进行表彰，功臣当属18世纪伟大的法国生物学家们——居维叶（cuvier）、布丰（Buffon）、拉马克（Lamarck）等。但他们仍被中世纪的思维方式所禁锢——这种思维方式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并且受到基督教修士（一群建立了现代基督教神学核心原则的中世纪神学家）的很大影响。受到希腊先辈的影响，居维叶等人认为进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每个物种都在“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上缓慢而坚定地往上爬——从原始生命形式到上帝身边的天使。而上帝，至少对他们而言，就是这个链条的顶峰。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摒弃了人们自柏拉图以来创立的“阶级自然”（scala natura，拉丁语）或“伟大的存在之链”的核心思想。达尔文提出了一种考察自然世界的全新思维方式，他认为自然世界的历史是生物成功繁殖的需求所驱动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达尔文颠覆了传统，有关进化的新观点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对既定世界秩序的信念。根据他的观点，不仅英国人不再是进化的制高点，连上帝都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识到自然选择是驱动进化的力量。通过这一认识，达尔文将进化论从中世纪的泥沼中带到了现代社会。他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脱离一个创世者来解释地球上的生命进化。同时，这一机制还可以解释某个物种为什么以及如何能进化出某些特定的特征，这些特征往往能提高某种动物的繁殖成功率。
与所有的科学思想一样，达尔文的理论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和完善。他自己也将自然选择的概念拓展到了性别选择等方面，主要指能提高性吸引力的性状的自然选择。达尔文还将他的思想应用到了新兴的心理学中来研究音乐、语言、情绪和身体的吸引力，最后甚至扩展到了人类的进化。
1882年，达尔文去世后，其理论的发展并未停止。他的拥趸仍在继续研究进化。我们现在了解的进化论已经超出了达尔文本人的成果，但是，现代进化理论的核心和许多衍生知识仍然坚持着达尔文最核心的论点：有机体的行为方式总是倾向于提高基因成功遗传的概率。
正是在这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中，身为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年轻研究者，我感到求知若渴。我们面对时代的机遇欣喜若狂，新达尔文理论的融合对我们的研究有着强有力的指导作用，也使得我们可以提出前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回溯这几十年，我们成了如此与众不同的一代人。我们目睹了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我们的思维方式由此改变，就像达尔文颠覆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一样。有关动物行为和进化方面出现了新理论，它挑战了我们长久以来对世界的假设，我们开始将这些思想运用到人类行为的研究中。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尽力传达这种时代变革带来的兴奋感。我要讲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我自己或我的研究团队的成果。还有一些非常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则是在过去十几年里对我有所启发的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为什么人类会有某种行为，这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
用广告语来说就是：我现在邀请你，跟我一起探索自我吧！去探索无论多么爽口的啤酒都无法触碰到的那部分自我：你有多少朋友？你的大脑更像你父亲还是你母亲？晨吐是否会对准妈妈或宝宝有好处？为什么奥巴马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的胜利是一个定局？为什么莎士比亚是个天才？盖尔语（Gaelic，在苏格兰和爱尔兰部分地区使用的语言）和乳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人会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考察宗教在人类进化中扮演的角色，讨论欧洲大多数人居然都有一个著名祖先的事实，探讨男性和女性从来无法在颜色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我将从进化论和达尔文的伟大见解，以及能让我们思考科学自身基础的东西出发，来解释这些问题。首先要说的就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核心——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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