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族到人类的10步进化

有两方面的因素不仅让考古学家感到挫败，也令试图阐释化石记录的其他学科的科学家感到沮丧。第一，在新考古学中，传统的叙述方式遭到唾弃：化石记录不是历史本身，我们不能为它附加一个类似历史的故事。第二（这一点其实更为重要），一种观点开始凸显，它坚称如果你没有在化石中直接观察到某种东西，那么你就不应该去想象它。这种“所见即所得”的思想，将人性中的大片领域（如情感和意志）排除在了人类起源的科学研究之外。此举所投射下的阴影，让人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主导下的心理学研究。

心理状态源自心智计算，然而行为主义者却认为，因为心灵本身不能被直接观察，所以它甚至不应该被拿来公开讨论。人类的起源同样如此，许多学者认为，任何高级能力的出现都必须经过严密的论证，不能存在任何疑点。只有早期人类将思想（如艺术或精湛工艺）表达在实物载体上，他们才有可能被纳入现代人俱乐部。

现代人俱乐部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进入了考古学领域，当时，一个新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在文献著作中。这个新词是用来形容那些身体构造甚至是基因与我们相似，却有着不同的行为习惯的人类祖先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既没有艺术也没有基本的建筑物。他们的墓地往往都很简陋，没有殉葬品，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下葬的仪式。在这些墓地中发现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生活地点，要追溯至20万～50万年前的非洲和中东地区。事后来看，成为现代人俱乐部的成员，意味着你同时也是欧洲俱乐部的成员。在欧洲，艺术和精心装饰的墓地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组成部分，对此科学家早就有了解。

但是，我们此处所说的“成为人类”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对一部分人来说，人类只包含那些拥有正式身份的成员：只有那些与我们相似的祖先才具备资格。这也在很大程度将人类的进化限定在了过去的20万年间。然而，在本书中，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种更加宽泛的理解。因为我们是灵长目动物，所以我们与我们的灵长目近亲，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处在同一个进化树中，这个进化树至少需要回溯到数百万年之前（见图0-6）。所有一切都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做出解释，而非仅仅是最近的这一部分。

幸运的是，一个为期更长的历史记录拥有着巨大的魅力。这片在远古历史中扩充出来的领地，就像是考古学家新打开的一张折叠床。在打开床的一瞬间，考古学家才醒悟到自己所拥有的巨量空间。开拓者们拥有无穷的热情和精力，他们的实地考察工作追溯到200万年前的世界，并且吸引了大量来自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参与其中。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考古学领域的，它的各个方面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一些生物学家认为，考古学家只有“几块石器和骨头”。但是，我们只消看看克拉克们在考古学领域所完成的伟大工作，就会发现早期人类纷繁复杂的各类活动早已建立起极为浩瀚的记录，其内容之复杂是任何个体都无法单独掌握的。

在鼓励针对过去和当下进行研究（包括对类人猿的研究）的众多科学家中，开拓者路易斯·利基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也借此重构了我们有关人类进化的知识框架。路易斯于1903年出生在肯尼亚，在非洲接受教育，他对动物和人类在野外环境下的行为有着独特的理解。除了拥有丛林生活的经验外，路易斯还接受过西方的教育，能够研究各个时期的遗址。这不仅包括著名的奥杜瓦伊峡谷（见图0-7），还有维多利亚湖附近的中新世早期猿类遗址，以及位于东非大裂谷的石器时代遗址，包括被命名为甘布尔洞穴的遗址，这真的是非常巧合！

路易斯见识广博，他能够专注于研究动物在大草原和森林中求取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他的个性中也有一些桀骜不驯和特立独行的成分，因此，路易斯常常会惹恼自己的欧洲同行。

路易斯的同事，解剖学家菲利普·托拜厄斯（Philip Tobias）曾经特别称赞了他的洞察力，并指出路易斯抱有一种观点：从来不犯错误的人只会一事无成。路易斯认识到，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利用现代动物来了解已经灭绝的动物，阐释“它们的结构、功能和行为”。在理解猿类所给予我们的启发上，路易斯远远地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些启发并不仅仅是关于猿类自身的，它还涉及人类进化的框架以及天性。

路易斯的许多工作都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包括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对黑猩猩的研究，黛安娜·福西（Diane Fossey）对大猩猩的研究，以及蓓鲁特·高尔迪卡（Birute Galdikas）对红毛猩猩的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古人类学研究处于一片喧嚣的热闹之中。在这一领域，大型国际考察探险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科学家的关注点主要落在了非洲，也正是在那里，我们将有关人类起源的翔实知识追溯到了400万年以前，寻觅到了我们与猿类的最后一位共同祖先。

路易斯的儿子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以及在南非出生的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见图0-8）开拓了东图尔卡纳的广阔区域；弗兰西斯·克拉克·豪厄尔（F. Clark Howell）和哈佛的研究小组在奥莫以北开展研究；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哈达尔，唐·约翰森和莫里斯·塔伊布（Maurice Taieb）领导的探险队取得了惊人发现，也将古人类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他们发现了露西以及露西的南方古猿阿法种亲属。古人类学家蒂姆·怀特（Tim White）和他的团队在同一地区的发现也异常丰富，许多化石的潜在意味仍旧在等待着进一步的阐明。考古发现也并不仅仅局限在非洲：科学家对欧洲也重燃热情，随后便是远东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发掘工作都贡献了许多关键性证据，并促使我们构建出了人类进化的剧本大纲。

经过一个世纪的化石搜寻和细致入微的实地考察工作后，人类进化的故事已经浮出水面。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类的进化故事以及博物馆藏品的分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我们在不断地获取新的知识。现在来重述科学家的发现史似乎不合时宜。然而，我们的确有必要在此时，依据已有的知识来简述人类的故事，尽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无疑将会随着新化石的出现而改变。然而，就当下而言，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图0-6（第30页）和表0-2所概括的内容，围绕着它，我们将建构出接下来几章的内容。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我们与非洲大猿，尤其是与黑猩猩的最后一位共同祖先，这大约是在700万年以前的事情（见图0-9）。我们并不知道这位祖先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关于它的化石。它未必就会是黑猩猩那个样子，因为和我们一样，自最后一位流浪在中非森林中的共同祖先算起，黑猩猩也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进化了700万年。我们只有极少的证据能够揭示这位共同祖先在之后200万年间所发生的事情。

近期，在非洲东部发现的少量骨骼化石以及在非洲西部撒哈拉沙漠边缘发现的一块引人注目的颅骨，就是我们现有的全部证据了。这些化石表现出的特异性是它们直立起来时的姿态——两足动物在行走时独特的站立姿态。所有其他的猿类和猴子在行走时都是四肢着地，猿类有着独特的身体特征，它们臂长腿短，为的是便于在大森林中爬上垂直的树干。人类的血统似乎正是从直立起来的身体区分开来。我们的双腿更长、双臂更短，这使得我们可以大步穿越森林间的空地。尽管最初的古人类并没有如我们如今这般优雅的体态，但他们仍旧具备了这种辨别性的特征。事实上，直立行走是将人族动物与其他类人猿真正区分开来的唯一特征。

然而，从大体上来说，我们所面对的仍旧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猿类。但是，它们是分散在各类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中的猿类。对现存的猿类来说，当时的生态环境并不适宜居住，因为水果和柔嫩的树枝在极端干燥或潮湿的环境中都是无法存在的。它们包括拥有厚重牙齿的粗壮型南方古猿，下巴和牙齿都更为细小的纤细型南方古猿，以及身材更为轻盈，也许更多才多能的早期人属。与猿类相比，它们可能更依赖于块根、块茎、坚果、种子和动物蛋白，这些猜测都已经由现代同位素研究和显微镜研究所证实。有关它们饮食习惯的细节也正处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

能人在古人类学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利基和托拜厄斯曾认为能人是人属动物的最初成员（现在已经被其他候选者所取代）。能人被发现于奥杜瓦伊峡谷，与粗壮型南方古猿（东非人，或者严格来说是南方古猿鲍氏种）处于同一岩层，与之一同发现的还有简单的石核和石片。这里的文明被称为奥尔德沃文化（Oldowan tradition）。这些石器的制造者被认为是身型更为纤巧，外貌也更像人类的能人，因此他们的拉丁学名是“手巧之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石制工具的制造开始于50多万年前，但究竟是哪个物种制造了这些石器目前仍未可知。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石器制造者并不一定就是人属动物的一支——毕竟，黑猩猩也是熟练的工具制造者和使用者，我们也无法确定南方古猿就从未制造过石制工具。因为缺乏200万～250万年前的化石证据，人属动物的根源很难辨认，尽管如此，在这段时期之后的丰富考古发现表明，人属的早期历史异常复杂。这段时期的气候演变非常剧烈，伴随着一系列的物种灭绝和物种形成事件，因此要追溯这段时期的进化轨迹并不容易。然而，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珍贵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240万～230万年前，某种类型的早期人属已经确实存在了。

我们发现，早期人属是一个多元性群体，他们生活在距今190万～180万年前，这个群体其中的一个种群——直立人，以其进化寿命来看是非常成功一支。直立人种群，包括当地的一些变种，如非洲东部的匠人和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留下了接下来百万年间的化石记录。他们可能是第一批逃离非洲大陆，并殖民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古人类。

尽管将早期非洲人（匠人）和后期亚洲人（直立人）区分开来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旧大陆上一个高度成功的单一种群的组成部分。这个种群在时间和地域上都表现出大规模的变异性。直立人研制了一组极具特色的工具集，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手斧，这种手斧的设计和功能在之后的150万年里都没有再发生太多变化。这些人属的首批成员与他们的南方古猿前辈有了很大差异。他们身材高大、体形优美，并且，他们的脑容量也明显更大。他们显然更具游动性，身型也更加适应长距离旅行，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他们已经能够进行耐力跑了。这些特征对狩猎活动来说显然大有助益。在直立人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也许可以预见，作为一个不安分的物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会经常性地冒险迁徙，前往非洲和欧洲间的连接地带。

直立人在亚洲一直存活到了5万年前，但是在60万年前，他们在非洲就已经不断进化了。非洲匠人种群的一支发展出了更大的脑容量，也许是历经了一系列短暂的中间物种后，他们进化成了海德堡人。他们以德国的海德堡镇命名，因为第一例化石标本于1907年在那里发现。海德堡人的工具集是直立人手斧的改良版，其中还包括一些初级的复合工具，如将石器绑在木制手柄上，做成长矛。

海德堡人历经了进一步的进化发展，他们在欧洲逐渐变为尼安德特人，而在非洲则逐渐变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智人）。直到6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才离开非洲，并沿着亚洲南部海岸一路进入澳大利亚。尽管，他们在黎凡特（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希腊、埃及以东诸国及岛屿）必然已经遇到过尼安德特人，但也只是在大约4万年前，他们的分支才经由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进入欧洲，也正是在那时，他们才真真正正地接触到了北方的古人类。

当时，尼安德特人已经在欧洲生活了几十万年，并且，他们的身体结构在进化过程中也适应了欧洲严酷、甚至冰冻的环境。尼安德特人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近距离大型狩猎活动为基础，狩猎的对象包括鹿、马、犀牛和猛犸象。尽管这些动物数量丰富且膘肥肉多，但是，要用长矛来面对面地猎杀它们是非常危险的。大约在20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悠久文化的孕育下应运而生，人类工具的重大革新正等待着他们去实现。直到10万年后，我们才能在非洲看到最初的一批精致复杂的工具和艺术品（如项链）。而我们要再等上6万年，才能在欧洲看到丰富的雕塑、骨笛、珠链和洞穴艺术，这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成果，它涉及人类的符号游戏。

也许是在不到4万年前，随着最后一次冰川期冰层的蔓延，最后一批尼安德特人在西班牙的南部地区逐渐消亡。最终，事实表明，尼安德特人在应对北方气候的种种挑战上，并不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更加优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文化上的变通性。到了此时，现代人类已经殖民了澳大利亚，他们正站在白令海峡的边缘，随时准备进入美洲。现代人“开疆扩土”的伟大运动几乎就要完结。只有遥远的海洋岛屿等待着人类这个单一物种去定居，并进而完成自己的全球之旅，尽管这些只是在最近的5000年中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