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约翰·汉克

1999年春天，一个异常温暖的日子，我接到了大学老友约翰·汉克的电话。我当时是《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网站的市场营销总监。“嘿，哥们儿，我来奥斯汀了，”他说，“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我能去你家坐坐吗？”当时，约翰正在硅谷的一家初创公司工作，但他不想在电话里细说这个项目。我向他追问详细情况，但他坚持要在那天晚上过来。“你真的要亲眼见一见。”

约翰和我认识已有15年了。我们同在1985年进入得克萨斯州大学学习，是在大一开学前的周日认识的。我被学校安排住进了杰斯特中心学生宿舍，这个宿舍有一个城市街区那么大，在当时是北美最大的校园宿舍，可容纳3 200名学生，还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它的普通房间和装着荧光灯的看不到头的走廊非常像监狱，对于初次离家生活的大一新生来说不怎么宜居。那天晚上，我在舍监办公室门外贴着的纸上做了登记，表示愿意与金索尔文女生宿舍的一群女孩共进晚餐。

要知道，只有无处吃饭的本科生才会报名参加这样的联谊活动。宿舍的食堂每周日晚上不开门，我们要想填饱肚子，只能自己想办法。对于很多大一新生来说，这意味着要去兄弟会或姐妹会吃晚饭，当然前提是你有办法加入兄弟会或姐妹会。即使你没有加入希腊体系，你至少应该找一位朋友一起点比萨外卖。

从社交角度讲，在舍监那里报名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这基本上等于把你的名字写进了一张可能被叫作“没钱也没朋友的学生”名单里。我的室友，来自得克萨斯州圣马科斯的凯文·布朗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小号手，他加入了长角乐队，并且已经和乐队里的新朋友打得火热。看到名单上的其他五名学生后，我在上面填上了我的名字。

当我同层的舍友在约定时间聚集在舍监办公室门外时，我开始担心了：一个是电子工程专业的韩国交换生；一个是来自哈林根、身材魁梧的男孩；我，满脸粉刺，身高一米九，瘦得像竹竿；还有一个是那个住在离我有八间宿舍远的安静、认真的男生，我不怎么了解他。他是得克萨斯人，长相英俊，中等身材，貌似正在研究如何打理他那撮没什么讽刺意味的小胡子，有点像得克萨斯版的查理·辛。有一次，我从他房间开着的门看到，他有一台样子奇怪的个人电脑。他是我们宿舍楼里唯一一个有电脑的学生。

我曾认真考虑过放弃参加这个晚餐会，可我当时要负责招募本宿舍楼的学生参加，所以我进退两难。那天晚上，在审视了我们这帮人之后，我很担心我们这一层的代表能力。我知道在校园的另一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金索尔文女生宿舍有600名新生，而我已经在那边的餐厅里找了份沙拉台服务员的工作。

于是，在那个炎热的夏夜，从杰斯特出发穿越40英亩校园最终到达金索尔文的漫漫旅途中，我不知何时和这个留着小胡子的内向青年走到了一起。

“你的专业是什么？”我问。

“我读的是计划2。”

“你读计划2？”

“你为什么这么吃惊呢？”

“哦，没有，我只是前两天在校园里看到了那个样子的T恤衫，就是那个上面印着‘我还没有申报专业，但我计划2’的T恤衫。我觉得这句话很妙。”

“哦，他们在迎新会上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但我还没穿过呢。”他笑着说。

“为什么不穿呢？”我问，有点期待他说T恤衫的尺寸或颜色不合适。

“这有点炫耀，你不觉得吗？”这个专业的大部分学生都在校园里自豪地穿着这件有点炫耀意味的T恤衫，因为这意味着你高人一等，是上层学术门第的一部分，配得上这所大学专为那些致毕业告别辞的学生代表和全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者打造的更严格、更独立的课程。众所周知，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本可以去普林斯顿、哈佛或斯坦福大学，但还是选择了得克萨斯州大学独一无二的跨学科专业——“计划2”。

我显然低估了这个人。

“你是哪里人？”我问。

“我家在得克萨斯州西部的一个小镇上。你呢？”

“休斯敦。”我答道，“奥斯汀和你老家挺不一样的吧？”

“嗯，杰斯特差不多是我家那个小镇的三倍大。”他告诉我。

“哈！”我惊讶地大笑起来，然后对在我们前面几步之外的学生说：“嘿，你们听，我们的宿舍区是这个伙计老家的三倍大！”而约翰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我对那晚和我们在科南斯比萨店共进晚餐的女孩们几乎没有什么印象。男孩们坚持坐在桌子的一侧，女孩们则坐在另一侧。但我确实记得我和约翰聊得多一些，在发现彼此都是常有负罪感的天主教徒后，我们还计划在晚餐后去大学天主教中心参加晚间弥撒。我甚至还取笑了他的小胡子。

“你留胡子多久了，约翰？”

“差不多有一年了。”他承认，“对我买啤酒很有帮助。”

“我还以为只留了两周呢！”我笑着说。

他刚咬了一口比萨，听了这话，他笑了起来，还朝我竖了中指——大学男生间的友谊信号。

不管还买不买得到啤酒，等我第二天在上课的路上遇到约翰的时候，他的小胡子已经没了，但它不会就此被遗忘，因为它已经被永远地印在了他的学生证上。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证件每天差不多都要掏出来四次。他的学生证从此成了我的一大乐子，成了令他难堪的东西（不过我很确定他现在还留着呢）。

约翰的家乡是得克萨斯州的克罗斯普莱恩斯（当时的人口是893人）。我觉得他似乎不怎么愿意提起他的家乡，但原因并不是他为自己出身农村感到难堪，恰恰相反，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乔经营着一个小型牧场，同时是镇邮政局的局长；他的母亲埃拉·李是一个在当地天主教会和商会非常活跃的人物。克罗斯普莱恩斯代表了某种让约翰引以为豪的东西，也是他悉心维护的东西。我很快就了解到，约翰自己可以和别人谈论他这个只有一个红绿灯的小镇，谈论镇上每周五晚上以冰雪皇后冷饮店为中心的社交活动、四健会的牲畜展以及镇上的橄榄球队，但别人谈论或取笑他的家乡就不行。奇特的是，该镇最著名的居民是罗伯特·欧文·霍华德，一位身处西得克萨斯的荒凉世界却创作出了“野蛮人柯南”系列中的奇妙新世界的作家。

而我则是在休斯敦的一个人们眼中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接受的是普普通通的家教，只有一些细节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是家里8个孩子中最小的，并且有6个姐姐。我是个计划外的孩子，我家排倒数第二的孩子也比我年长7岁之多。我的父亲是个和善的波士顿人，从事石油行业的广告工作，在1983年我读高中时就去世了。所有这些让我成了一个勤奋的孩子，打了很多份零工来支撑自己读完大学。但对约翰来说，我是来自大城市的人。与克罗斯普莱恩斯相比，休斯敦完全是个国际大都市。我们很快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从政治（都是进步主义者）到体育（我们一起参加得克萨斯州大学的橄榄球赛），从音乐现场到我们的天主教背景。我们很快变得形影不离。

在第一学期结束时，约翰和我成了密友。我们是如此亲密，寒假里，约翰、我的室友凯文·布朗和我一起开车旅行，去科罗拉多州的温特帕克滑雪。那是约翰和我第一次一起旅行。

在去科罗拉多州的路上，我们在克罗斯普莱恩斯（在阿比林以南约半小时车程）待了一晚，和约翰的高中好友一起打篮球，造访了镇上那家冰雪皇后，见到了他的父母和姐姐葆拉。父母通常都会以自己特别出色的孩子为荣，而乔·汉克和埃拉·李·汉克对他们领养的孩子约翰的自豪感更为明显。见到约翰把大学同学带回家做客，他们非常高兴。由于长年累月在西得克萨斯的太阳下牧养红安格斯牛和其他牲畜，约翰父亲的脖子晒得黝黑。他打量了凯文和我一番，用浓重的南方口音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这些孩子以前这样出过门吗？”

我能感觉到约翰的父母和镇上的很多人一样无法理解约翰的志向和干劲：他是高中班上22名学生中的毕业生代表，还是学生会主席、全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者。他开始编写自己的共享游戏软件，并通过个人电脑杂志出售。在他的数学老师的指导下，约翰参加了贝勒大学的计算机编程竞赛，他所在的队伍最终拿了全州第三名。对他的家人和朋友来说，他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他的高中英语老师——一个名叫克拉内尔·斯潘塞的正派农场主——首先注意到了约翰的才华。斯潘塞太太联系了约翰在奥斯汀西湖高中任辅导老师的姐姐，两位女士偷偷计划帮助约翰申请得克萨斯州大学。

提起这些往事，约翰显得很尴尬。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起来，乔检查了汽车的润滑油和胎压，他把加油站地图打开，摊在汽车引擎盖上，给我们指出了最好的路线。当我们向他的父母道别时，我预感他的父母并没有期待他早早娶妻生子，并接管家里的农场。乔和埃拉·李完全能接受儿子的选择。他们，还有镇上的很多人，都想看看他们最喜爱的儿子能走多远。

两天后，我们来到了白雪覆盖的山坡上。气温是零下17华氏度，还刮着风。由于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钱去学滑雪，只能靠滑雪经验丰富的凯文来指导我们。当我们第一次乘坐滑雪缆椅时，我蹒跚着穿过等待的人群，把滑雪杖立在地上，没想到缆椅摇摇晃晃地滑过来，把滑雪杖撞成两段。我只好用坏掉的滑雪杖小心翼翼地从山顶滑下，然后等待下一组指导。

而约翰却径直从凯文和我身边滑过，并且已经有点失控了。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上山滑雪，凯文还没来得及教给我们重要的滑雪技巧，包括如何停下。凯文和我站在那里，先是好奇，然后惊讶，随后惊恐万分，因为约翰的滑雪板正对着下山的方向。

“转向，转向，转向！”看到约翰越滑越快，凯文朝他大喊道。看起来他至少“试着”转向了。但他没有转向，而是交替抬着滑雪板，始终对着下山的方向。他那令人惊叹的滑行不仅以摔倒结束，而且他的滑雪板、滑雪杖以及整个人都飞了出去，扬起一团雪雾。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我的滑雪板，滑了大概10分钟，才滑完了约翰在17秒内滑过的距离。

“喂，你怎么这么慢？”他问。

这就是约翰。他愿意承担风险，这也令他受益。我逐渐了解到，他是一个很有激情、勤奋、雄心勃勃的人。他在克罗斯普莱恩斯经历的某些东西使他把这种顽强的态度带进了生活和工作中。是艰苦的农场生活，还是被收养后的某些感受造就了他今天的性格？多年来，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他的好朋友。我不那么充满激情、雄心勃勃。直到今天，我仍然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努力逗他开心，让他试着放慢脚步，放松一下自己。

在我们的大学时代，约翰拉我参加了学生会领导委员会，帮助我提高成绩，还带我参加安息日弥撒。我则在春假时拉约翰去南帕德雷岛度假，带他参加校内体育赛事，去Liberty Lunch看现场音乐演出。我们还有过一次有点吓人的经历：在一次Replacements乐队演唱会上，约翰被挤进玩mosh的人群中，差点被压在地上，还好我拉着他的领子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毕业后，约翰在美国驻缅甸外事处工作。如果你从得克萨斯州的克罗斯普莱恩斯钻一个洞，打穿地球，洞的另一端就在离缅甸很近的地方。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巧合。他被在世界各地旅行的乐趣和体验所吸引。与此同时，在我看来，约翰变得更加内向，很少谈及他的工作，好似又罩上了一层保护壳。在这些年里，我一直待在奥斯汀，因为我被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和麦库姆斯商学院的双硕士项目录取了。

1991年初的一天，约翰深夜打来电话，在静电干扰的噪声中，他告诉我他已经向他的准新娘霍莉·海斯求婚了，并请我当他的伴郎。霍莉和约翰在华盛顿相识，当时他们都在国务院工作。通话质量很糟糕，以至于我不得不问道：“你确定她说愿意嫁给你了？”一场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举行的半正式礼服婚礼把一批环球旅行者、外交官和来自克罗斯普莱恩斯的家人、朋友这些身份迥异的人聚在了一起。

1993年夏，我们的关系开始从友谊发展为生意伙伴。那年7月，我邀请约翰和另一位朋友卡尔·汤森一起踏上历时9天、艰苦卓绝的加州公路之旅：从蒂华纳沿加利福尼亚1号公路开到塔霍城。我当时刚从麦库姆斯商学院毕业，而约翰刚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学院学习。我记得我把包扔到约翰租来的敞篷野马的后座上，瞥见了一本《连线》杂志的彩色方块书脊。“嘿，你也看《连线》杂志啊？”我问。

“你也看《连线》？”看到我从背包里掏出一本《连线》，约翰和我一样惊讶。

“嗯，是啊，我正给这家广告公司做互动营销呢。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所有客户制作光碟和网站，包括戴尔。”我说。我当时正在帮戴尔制作它的第一个网站。

“你现在开始做网站了啊。戴尔？那可是家大公司。”约翰说。他很熟悉迈克尔·戴尔的故事。戴尔是个声名狼藉的休斯敦小子，他在1984年因为在宿舍里组装、销售、维修电脑而被踢出了得克萨斯州大学的宿舍。

现在看来，我们两人都拿着一本《连线》听上去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在1993年的夏天，《连线》杂志还只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物，那期杂志报道了第一批涌入硅谷从互联网中淘金的科技企业家。请注意，互联网的首个拨号访问在1992年才出现，而诞生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图形网络浏览器Mosaic在1993年才首次发布。Mosaic的发明者马克·安德里森后来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于1994年与吉姆·克拉克一起创建了网景公司（Netscape）。所有这些都为互联网的迅速商业化奠定了基础。在那个时代投身科技行业简直再好不过了。

尽管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但约翰和我过去并没有谈太多科技或商业上的话题。不过在旅途中，我们不停地讨论这些东西——有关商业化互联网的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一年里，他一边上学，一边与另外两名哈斯商学院的学生创办了一家互联网游戏公司，我也不时去加利福尼亚帮他做各种营销项目，如网站、横幅广告、营销文案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这几年我一边挤时间给约翰帮忙，一边在广告公司做全职工作，后来又跳槽到了《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

当约翰在1999年那个温暖的春日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想给我展示一个演示程序时，我满以为他想让我帮忙做另一个与市场营销有关的项目。那天晚上9点左右，约翰和一位名叫布莱恩·麦克伦登的软件工程师出现在我家门前。约翰这时剪掉了之前半长的棕发，理了个板寸。他穿着硅谷初创公司年轻CEO（首席执行官）的标准制服：蓝色西装外套、T恤、牛仔裤，还有一个挎在肩上的邮差包。布莱恩赤着脚，穿着亮黄色的工装短裤。他们一起小心翼翼地将一台巨大的戴尔PowerEdge服务器搬进来，服务器装在通常用于保护昂贵摄影器材的百利能硬保护箱中。很明显，他们公司的未来就装在这台服务器里。我的小狗彭妮跟着这两个人，使劲儿摇着尾巴。

布莱恩立刻打量起我来。“6英尺4英寸，215磅？”

“呃，是的。”

“你家天花板有多高？”布莱恩问。“10英尺。”我答道。他在一旁猛地一跳，勉强摸到了客厅的天花板。“你能扣篮吗？”他问，一边捡起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硬币。“曾经有那么6个月可以扣。”我答道。“和我的感觉差不多。”布莱恩笑着说。结果是，我俩的身高和体重完全相同。

我把布莱恩介绍给当时还是我未婚妻的谢莉。谢莉是洛杉矶人，从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毕业后，为洛杉矶做城市规划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在奥斯汀市中心的一家酒吧里经朋友介绍认识的。

在我们的备用卧室里，约翰不一会儿就把服务器接到了显示器上，并启动了服务器。彭妮走过去，闻了闻这台机器。“好了，进来吧。”约翰对我和谢莉说。“它很有可能会崩溃，但我还是想向你展示一些东西。”

约翰准备好了，他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他把键盘放在腿上，巨大的服务器在他身旁发出很响的嗡嗡声。大老远把这么大一台服务器搬到得克萨斯来，这个演示程序肯定很了不得吧，我心想，有点怀疑这个东西。

这时，屏幕上浮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地球的图片。哦，我想，是一张照片啊，就是印在许多给初中生看的科学图书封面上的那张。这幅经典图片被称为“蓝色弹珠”，是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17号宇宙飞船在执行一次登月任务时，在飞船发射5个小时后由宇航员拍摄的。这张壮观的照片被普遍视为现代环保运动的助推器。

地球似乎在旋转，正在缓缓地运动。“你家的地址是？”约翰问。“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乔·塞耶斯街5604号。”我答道。他马上敲起了键盘。

奇怪啊，我想。屏幕上的那张照片，就是那个地球，它正在转动！也许这是某种类似QuickTime1动画的东西？但QuickTime动画并没有交互功能，它们是线性的，如果这是一段动画，那约翰为什么要输入我的地址呢？……等等，这玩意儿是怎么放大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屏幕上的图像从外太空拉近到能看清我家房子的15秒里，这些想法从我脑海中飞驰而过。随后，我认出了我家的立缝金属屋顶、邻居后院的蹦床，我那停在门前的红色福特探险者以及房后的阿罗约塞科路。

“我的妈呀！”我叫道。

“太神奇了，是吧？”约翰说。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跟约翰和布莱恩击掌庆祝，大喊着让约翰输入那些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的地址。“试试我妈住的地方，得克萨斯州贝莱尔艾特威尔街807号，还有圣灵天主教学校。”我说，“再试试贝莱尔小联盟体育场。”从屏幕上甚至能看到我从本垒板向中外野的挡墙击球的地方，距离本垒打墙只有几英寸。我几乎能听到球撞在墙上的声音。没有什么比在电脑显示器上看到从太空拍摄的那些地方的照片更能把我带回11岁时的那一刻了。

之后，约翰把镜头拉高，切到了科罗拉多大峡谷上空，并将视角倾斜，来显示三维地形，然后像飞翔的鸟一样来回旋转，飞越大峡谷南缘，又飞入大峡谷中。从屏幕上可以看见一层层鲜艳的粉色、橙色和棕色的沉积岩。我把手放在约翰的肩膀上，我的双腿都有点发软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谢莉说，这让她想起了电影《国家公敌》里的某些片段。虽然同样感到惊叹，但她也很现实。她是个诚实的人，于是，她提了一个问题，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花去了许多人无数的精力以及数百万美元——“但你打算拿它做什么呢？”

约翰和布莱恩可能已经制订了处理这项技术的计划，但我并不清楚。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演示程序，但一个惊人的演示程序并不一定能帮你建立起一家公司。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完成1 0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约翰带着硅谷初创公司CEO所特有的那种自信神气十足地推测道。显然，至少有一位风险投资人看到了这个演示程序的潜力。

“公司叫什么名字？”

“Keyhole（锁眼）。”约翰说，然后又补充道，“至少现在叫这个名字。这其实就是我们来奥斯汀的原因。最终，我们希望用earth.com的域名推出服务。”

约翰和布莱恩来奥斯汀之前已经与earth.com域名的所有者见了面。这个人是在奥斯汀工作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员工，在1992年非常明智地抢占了earth.com域名。他给这个域名开出的价格是100万美元。布莱恩向我简要介绍了这次会面，而约翰却不想提这件事。他们都希望这个演示程序能说服他少要点钱，或者至少考虑用股权置换现金。但看了演示程序后，他依然没有降一分钱。我们在客厅待了一小时，喝了点啤酒，放松了一下，讨论了earth.com的价值，因为他们很快要飞回加利福尼亚，我们又一起仔细地给他们口中的“EarthServer”（地球服务器）打包。

当他们起身走向门口的时候，约翰再次试图说服谢莉相信这个她称为“超人一样的东西”的经济价值。但谢莉没有被说服，这让约翰有些失望。谢莉像一个母亲那样轻轻地拍了拍约翰的肩膀，说她不懂技术，但她确信有无数的行业会排着队来买这种服务的。

不过，约翰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在2000年春季，风险投资家对没有清晰盈利途径的消费型初创公司的热情开始减退。1993年，随着第一个网络浏览器的面世，这列高速前进的网络列车开始逐渐失控，推动了前所未有的投机，估值和开支飙升。但到了2000年初，在途经硅谷的101号美国公路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飞速前行的网络公司正面临着一个严酷的新现实，人们不再关注月活数这类虚荣的指标，转而关注公司的利润和亏损，投资者希望在投资前看到真正的收入。

如果说约翰筹集资金的窗口尚未关闭的话，那它离关闭也不远了。演示程序可能非常出色，但时机无法更糟了：筹集1 000万美元的计划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