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读这样一本探讨死亡的书往往是需要一些好奇，还有一些勇气的。面对死亡，面对生活中的苦难，需要有勇气来坚持下去。勇气是否可以遗传或者是习得？比如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不知道答案。不过翻译完这本书，于我而言似乎是经历了一场修炼，心里安定了不少。作者坦诚、细致、深入的讨论，以及“携死而生”的积极态度，让我相信这会是一本能够安抚心灵的书，值得推荐给读者。

“携死而生”？是的，我造了这个词，原文是第一章题目里的“life with death”，就是人在意识到终有一死之后，对待每一天、对待每一件事情，会按照认真思考后的方式去面对，有的人比如作者艾琳就强调自己会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携”这里是携手的意思，就是当作朋友或者当作向导，“携死而生”指代的是能够在接受死亡的必然性的同时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

这本书的体例也比较特别，是两位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往来的形式，详细阐述了各自照顾亲人或者患者的经历和感受，同时深入探讨了与死亡相关的各种话题。其中艾琳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达特茅斯大学的德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史蒂夫早先是报社编辑，后来转行为按摩治疗师，并创立了一个公益项目，为临终患者提供关爱。艾琳和史蒂夫在人文社科方面经验丰富，而通过两人之间邮件沟通的方式，读者能够清楚体会到他们思考的脉络。书里很少有医学术语或者医学方面具体的描述，这一点和国内已经出版的《最好的告别》（Being Mortal）、《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有所不同。那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医生，男性，比普通人可能更坚强一点，思考也更偏理性，书里面相应的医疗专业内容以及案例的具体细节比较丰富。相较而言，本书的两位作者中艾琳是女性，擅长描述各种内心感受以及结合各种文学作品来讨论，而史蒂夫由于工作在护理第一线，和很多临终的人曾经长期近距离地接触，因此他的出发点和视角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并且态度也更平和、中庸一些。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关注更多的是人内在的感受和思考，另外两本书更着重于医疗养老模式以及反思。

对谈论死亡，美国和中国有类似的忌讳。两位作者希望，虽然他们的书不会给出具体答案，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指引，知道都有什么内容可以去谈论、去思考，并且在附录里面给出了很多后续阅读的参考资料。死亡和衰老的话题在中国可能更加忌讳一些，但是到了人生某个阶段又不得不去面对。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加上以往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人们会担心社会变得太物质主义而缺乏人文关怀，养老和照顾生病的家人成为需要面对的问题。希望本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加从容安心地看待生死，真诚地思考，妥善地处理养老，以及照顾亲人的事务。

其实，除了中老年读者外，年轻读者也能够从本书中得到启发。译者在国内大学任教期间，了解到有不少学生会无法面对选择，无法勇敢地去投入做一件事情，甚至于无法继续学业。设想如果他们能够通过阅读本书或者类似的资料，参悟了“携死而生”的态度，也许就更有勇气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live a full life）。这可能是为什么耶鲁大学给新生就开设了“死亡”公开课的原因之一。

这又回到了开头提到的勇气，怎样才会有勇气来面对死亡，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书中提到许多人认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源自于父母和家庭，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于死亡采取回避态度，孩子一般也是。不过自身的探索也会有很大影响，史蒂夫以自身为例，年少时他和家人一样信仰天主教，但是他后来逐渐对佛教感兴趣，并且逐渐把看待生死的问题转化为哲学方面的思考。由此也可以期待，读者能够经由阅读和思考本书生出一些勇气和智慧，从而更加投入、更加精彩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书里面艾琳提到在面对造成生死的不公平环境时，她没办法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I can not let myself off the hook”，这种类似中文语境中“悲天悯人、济世为怀”的心态，是令人钦佩的。不得不说作为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这句话让我很有同感，也是翻译本书的动机之一吧。

感谢我妹妹周丽娟，在知道我有翻译此书的想法后她帮我介绍了出版合作人谷子暄女士，并做了译稿的第一遍修订；感谢其他家人和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原著作者艾琳和史蒂夫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有关翻译的问题并给中文版作序；感谢《最好的告别》译者彭小华女士回答我有关一些词汇的翻译的问题；感谢达特茅斯大学刘婧文同学认真地和我就译文做的探讨；感谢姚氏版权代理的范根定先生、罗静女士、江文英女士的协助，以及译文出版社的周敏女士帮助回答我翻译版权的相关问题；感谢谷子暄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王华祖先生和孙晓梦女士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尤其王华祖先生非常认真地审阅了译稿并作了第二遍修订。由于在翻译本书之前我一直在高校从事理工科研究工作，文字水平有限，译作难免出现错误和不通顺的地方，还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