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聊经济:从周赧王到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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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篇:从三家分晋看英国脱欧31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为什么司马光要从这里开始写起呢?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三家分晋。

晋国曾经是春秋时代的庞然大物,占据今天山西、河北一带的形胜之地,俯瞰中原,堵住了秦国东向的扩展,压制住了楚国北伐的野心,并且“携天子以令诸侯”——因为周朝仅存的领土洛邑就处在晋的三面包围之中。假以时日,可以想象,最后一统天下的很可能不是后来的秦,而是晋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诸侯,却在战国时代还未拉开帷幕之际早早退出了竞争舞台,这是为什么呢?

三家分晋的根源要从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说起。晋献公宠爱骊姬,为了立自己所生的奚齐为太子,驱逐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但是后来几经波折,公子重耳重新回到了晋国,成为春秋一霸晋文公。从晋献公之后,晋国不再分封公子、公孙为贵族的传统却被继承了下来。不过政权总是要有人执掌的,不分封宗室,就只能分封外姓。于是赵家、魏家、韩家、范家、中行家和智家逐渐地架空了晋国国君,掌握了晋国实际的权力,称为“晋国六卿”。

晋国可以看作历史车轮从封建时代向皇权时代行驶过程中的一次失败尝试:封建时代以血缘为纽带,天子分封自己的亲戚为诸侯,诸侯分封自己的亲戚为大夫,等级的高低意味着血缘的亲疏……这样的优点在于无论怎么政变,政权总是在同姓的手里,而缺点也很明显,任人唯亲毕竟比不上任人唯贤,国家会有更大的可能在这种血缘的传递中逐渐衰落下去。

相比之下,后世的皇权时代则大多优待宗室但是不赋予其实权,采用推荐或科举等方式来选拔职业官僚,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任人唯贤。缺点是太有能力的大臣可能会造反,于是皇帝们把权力切割得很细,让这些官僚之间相互制约,从而减少挑战皇权这类情况的发生。可惜晋献公之后的统治者防住了自己的亲戚,却分封了异姓卿大夫,等于把自己国家一部分的治权、军权和财权交给了其他人,久而久之,卿大夫之间便通过合纵和吞并的方式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晋国国君这一系却得不到支持,反而沦为卿大夫家族的附庸,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

分晋的三家也就是后来战国七雄里面的赵、魏、韩。公元前403年,三家的“掌门人”分别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即赵烈侯、魏文侯和韩景侯。这一年也被司马光作为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又过了半个世纪,韩和赵瓜分了晋国最后的领地,韩国的相国韩玘杀了最后一任晋国君主晋静公,至此,晋国彻底灭亡。

故事讲到这里,有人会从咏史的角度来感叹当年的巍巍大晋落得如此田地,有人会从励志的角度来研究三家是如何一步步从晋君一臣走到现在的,有人会从宏观上分析周天子威权的没落(司马光就是其中一个),还有人也许会大开脑洞,想着自己如果穿越到了晋静公的时代,将如何帮助晋静公逆天而起,多难兴邦……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三家已经掌握了晋国的实权,并且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地拥有如同诸侯一样的权力,为什么还要分晋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司马光对三家分晋的理解。

司马光在对这件事的评论中,对“名分”大发议论,认为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就是周朝衰落的开始,因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周天子册封三家,是“天子自坏”名分。我们理解司马光作为儒学大家的痛心疾首,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他很有可能把因果关系颠倒了。

司马光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周天子册封三家(可观察)→坏了纲常名分→周朝逐渐衰落(可观察)

上面的“可观察”表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没有这三个字则意味着一切只是概念上的推理。所以在司马光的理解中,坏了纲常名分是周朝逐渐衰落的原因。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周天子的领地被三家三面包围,恐怕不是周天子心血来潮自坏名分,而是被时势逼迫不得不追认既成事实罢了。也就是说,周天子承认三晋并不是周朝衰落的原因,而是周朝衰落的结果。所以,逻辑链条更可能是:

周朝逐渐衰落(可观察)→周天子册封三家(可观察)→坏了纲常名分

对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出司马光逻辑链所存在的问题,从而重新梳理逻辑链条,得出更加贴近现实的结论。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很多同时或者先后出现的现象,这时是不是还能在乱象中找到相对正确的理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譬如说,在一个二手车市场上,所有成交的车辆都是质量较差的,是否就能得出这个地区的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结论?或者他们对某一类车有特殊的偏好?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完全有可能是市场出现了逆向的淘汰,没有一个良好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导致好车混同于差车卖不出好价格,所以好车的车主都不愿意在该市场出售自己的汽车,故而能够成交的都是质量较差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经济学的原因。数据本身并不能说话,数据告诉我们的是一系列的事实和关联,而从这些事实中穿针引线,找出其中的逻辑和因果,排除巧合,就是经济学家的工作了。

接着说回本节的问题——为什么三家要分晋?政治上的好处自然无需多言,成为诸侯的一员毕竟名正言顺,手下的“从龙之臣”也可以各自高升。从经济上讲,三家分晋之后,和一个晋国有什么不同呢?探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可以将此与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的决定相对比,因为两者都是从一个大的联盟团体中分离的行为:

首先,三家各自划定了疆土,就加强了对自己属下民众的约束权,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如今这样完善的签证和边境管理制度,但是在重要的两国交界的关隘处,“分晋”前因为是晋国内地不需要派兵把守,“分晋”后则须重兵把守盘查,无形中就增加了人员和资本流动的成本。如此,虽然不利于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但是有助于保持本土的人才。如果进一步分析,大商人和游说列国的策士(如吕不韦、苏秦、张仪等)也许不会被国境线挡住,但是小的商人和底层劳动者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图片来源:https://nuestrascharlasnocturnas.wordpress.com/2013/01/30/reino-unido-quiere-es-pantar-inmigrantes/

同样,脱欧对于英国而言,高端的人才流动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对于欧盟国家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恐怕英国的工作许可门槛就会提高了——其实英国对欧盟的劳动力流动政策不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东欧的蓝领移民不受控制地增加,导致英国不得不减少欧盟外的移民配额。左图是东欧的反移民宣传(英国的天气多么恐怖)。

更深层次上来说,三家分晋也好,英国脱欧也罢,都开启了制度竞争的大门。在三家分晋之后不久,魏国率先开始了李悝变法,成为天下诸侯的翘楚,后来韩国也有申不害变法,赵国则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各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以吸引相应的人才。欧盟内部,因为劳动力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在吸引来有用的人才的同时,也会吸引来很多享受福利的内部移民,久而久之,这种制度上的创新所创造出来的繁荣就会被蜂拥而至的福利移民中和掉,故而国家也没有太大的动力进行制度创新。现在分开且独立之后,虽然贸易上的摩擦多了,但是国家也相应地开始有动机着手“制度竞争”了。

其次,独立的国家拥有完整的货币发行权。三家分晋之前,尽管韩、赵、魏的大夫们已经掌握了实权,但是要发行货币还是得商量着来,并且使用统一的货币。如果魏国经济发达一些,韩国经济低迷一些,在统一货币的前提下,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的货币政策。现在成了独立的诸侯国,各个国家就可以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上改弦更张,这方面做得最极端的是魏国:赵国和韩国用的货币至少样子还和之前晋国的布钱差不多,魏国则彻底将其改成了圆圆的环钱,从形状上与之前划清了界限。英国在脱欧前虽然并没有使用欧元,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很多时候依然要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相互妥协,而显而易见,脱离了欧盟的英国在政策上会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再次,在分家之前,在国际社会上晋国仍然是作为一个国家和其他诸侯打交道的,尽管三家的利益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对外以一种声音说话,出兵的时候也是三家共同出兵,签订国际合约的时候也是以晋国的名义共同签署的。但是分家之后,再签署战和条款的时候,就是各顾各家了。

晋国是强国,合三晋(后世把韩、赵、魏称为三晋)之力,往往能够从秦国、楚国那里得到更好的条款,单独的韩、赵、魏是不是就不行了呢?

这个问题也是要分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确实如上所说,三晋合力肯定比其中任何一方都要强大,更能得到对方的重视。但是另外一方面,三个国家各自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性也增加了,比如魏国和秦国一直在抢夺河西之地,如果三晋在一起的话,赵国显然不可能和秦国保持多么友好的关系;但是现在分开之后,魏国和秦国继续打,而赵国的发展方向是向东打中山国和燕国,那么就可以在战略上单独与秦国建立起更加积极的关系。

在英国公投脱欧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诚然,英国的6000万人口无法与欧盟5亿人的大市场等量齐观,但是之前中国和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迟迟没有结果,未尝不是因为欧盟内部关系错综复杂,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因素。如果英国单独和中国进行投资协定谈判,所谓船小好掉头,或许讨价还价的地位没有在欧盟时那么高,但是却有可能制定出更符合双方国家的条款,达到双赢的目的。

在三家分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三晋依然同气连枝,终魏文侯一世,三晋在重大的军事行动(比如攻齐伐楚等)上依然保持着高度一致。直到魏武侯当政的时候才第一次爆发三晋内战。如同英国脱欧一样,英国和欧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会相互需要,英、法、德的三国轴心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会因为其在不在欧盟而有根本上的改变。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脱欧带来的震荡可能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会不可避免地打上一个或者多个团体的标签。那么作为一个团体的成员,与非成员的区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高尔夫俱乐部会员,消费者通过缴纳年费成为会员,然后获得一张会员卡,该会员卡给会员带来以下特权:每次打球只需要支付相对较低的费用。在这里缴纳会费是团体成员需要承担的义务,而打球费用的折扣则是其所能享受的权利。

那么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消费者说:“我不愿意拿你们俱乐部的会员卡,但是我希望单独签一个合同,每年交给俱乐部同样的费用,然后也可以享受和会员一样的折扣,如何?”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成为不是会员的会员,和正式的会员承担相同的义务,也享受相同的权利。

同样的道理,英国虽然公投脱离了欧盟,但是这仅仅代表英国扔掉了欧盟的“会员卡”,英国要和欧盟商讨的“离开条款”(Leave Package)才是实质性的内容。

可以设想这么一种极端的条款:英国作为欧盟外国家,承担所有之前在欧盟内所承担的义务,缴纳所有之前在欧盟内缴纳的资金,同样也享受所有之前在欧盟内所享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将成为实质上的欧盟编外成员,除了名分之外,欧盟诸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当然,上述情况只是一种极端的假设,事实上很难发生。在英国最为看重的移民问题上,英国肯定不会追随欧盟的步调,而欧盟也不可能给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时的所有优惠,但是“离开条款”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总会让英国和欧盟之间互相妥协,从而使得英国脱欧给英国自身和欧盟带来的震荡减低。因此,从长期来看,脱欧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和名义上的。

公投结束后,很多机构给出了悲观的估计,比如GDP下降、通货膨胀等,但是乐观地估计,英国脱欧也可以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结局:从民众的角度讲,民众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并且得到了尊重;从政治家的角度讲,政治家们依然大体上维持了之前的框架,只是很多条款从技术上进行了改头换面——毕竟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治家们的转圜余地要比“脱欧留欧二选一”时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