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开小灶与一般均衡

虽然对收铜这事，贾谊没有说服汉文帝，但是他的经济建议倒也不止国有化银行这一条。他对谷物和铸钱的做法着实让人眼前一亮，这里面隐藏了现代经济学很重要的概念——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其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提出的概念。

我们平常看一个特定的市场、特定的问题时，都会假定环境中的某些变量是不变的，比如我们会假定某个行业的企业数在短期内不变，某个产品的成本价格不变等。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价格是有实际作用的，比如一个人的收入不变，而商品价格上升，那么他购买该商品的数量可能就减少了。

但是在一般均衡的世界里，瓦尔拉斯告诉我们，绝对价格只是数字，真正对资源的分配与社会的生产起作用的，是物质的相对稀缺性。

让我们跟随贾谊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传说中的一般均衡。

贾谊可谓是汉朝第一青年才俊，少年得志，二十一岁就被汉文帝授予了博士学位（汉朝的博士是官职，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和顾问），不久又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一时在朝堂上风光无两，各种各样的目光，或羡慕或嫉妒，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贾谊感念汉文帝的知遇之恩，也尽心竭力地帮助汉文帝出谋划策，各种政令法规不断在贾谊的参谋下，以长安为中心，颁布到了大汉朝的四面八方，效果还都不错。

汉文帝越来越觉得贾谊人才难得，当“哈耶克”遇到“瓦尔拉斯”，自然有惺惺相惜之感，于是要提拔贾谊做公卿。若顺利提拔，贾谊便要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做到部长级别的实权官了。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在大汉朝中央顾问委员会上，辅汉的大功臣，当年单骑入营夺军权、诛杀吕氏安天下、大力扶持汉文帝上位的绛侯周勃说话了：“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贾谊这个人啊，我看还是要谨慎使用……”，汉文帝还未说话，另一位拥立功臣懿侯灌婴也不阴不阳地抛来一句：“有些人就是外表忠勤，内里祸乱朝政，陛下不可不查啊……”曾经大破匈奴的东阳侯张相如等也频频点头。

汉文帝看元老重臣这边阻力太大，提拔贾谊这件事情就此搁置了。反对派发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精神，使汉文帝提拔贾谊受挫后，就开始在汉文帝身边说贾谊的坏话了。终于有一天，汉文帝宣贾谊进宫，说：“爱卿在机关做了很久了吧？”

贾谊恭恭敬敬地说：“回陛下，有四五年了。”

汉文帝呵呵一笑：“哦，有四五年了，也该锻炼锻炼了。现在长沙王那里有一个太傅的位置空缺，朕想派你去，回来必有重用，你看如何啊？”

贾谊心知肚明，这可不是前途无量的“基层锻炼”，而是皇帝耳根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但他又能说什么呢？只能调整好表情，叩谢文帝恩典。

汉时的长沙可远远不是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的长沙，当时又潮湿又闷热，卫生条件也不好。而贾谊是标准的北方人，老家在河南洛阳。南方的东西吃不习惯，于是贾谊决定在太傅府里开个小灶，做烩面给自己吃。

那么这个只有一位顾客的贾氏烩面馆，老板是贾谊，厨师是贾谊，顾客也是贾谊。作为厨师的贾谊有自己对工作和休闲的偏好，通过在贾氏烩面馆的劳动获得工资，然后顾客贾谊再用这份工资来买烩面吃。在这个封闭的环里面，烩面的价格和厨师贾谊的收入分别是多少呢？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不就是自己给自己做面吃吗？自己给自己付钱有意义吗？还真的很有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如果把做烩面一般化为工作，把烩面馆一般化为公司，那么从宏观上看，世界经济也不过就是生产物质、劳动力与金钱在公司、个人之间的循环而已，而公司本身又由个人组成，所以我们如果把“贾谊”看作一个生产者个体的代表，那么这一个小小的自产自销的烩面馆，其实也就是我们整个经济的缩影。

是否有些许“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的禅意？让我们收起文艺腔调，回到稍显枯燥的逻辑中。

均衡时必须满足的条件，至少有两点：首先，所有烩面的价格总量，应该等于厨师贾谊所有的工资——因为贾谊的工资只能购买烩面一种物品；其次，贾记烩面馆卖掉的烩面数量，应该等于顾客贾谊吃掉的数量。

那么烩面的价格怎么确定呢？可以随便定吗？答案是“可以”，也可以是“不可以”。绝对的价格自然是随便定，你可以把一碗烩面的价格定为一亿钱。听上去，似乎面馆老板能获取暴利。

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工作和闲暇分别能够分配到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烩面的绝对价格很高，闲暇的绝对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工作所创造的价值与闲暇所带来的愉悦感之间的比值依然是恒定的。

事实上，工资本身就是用来购买闲暇的代价，所以贾谊——一个厨师的角色，其所获得的工资也会成比例增加。那么贾谊作为老板，去雇用厨师的成本也会很高。最终，只有相对的价格才是有意义的。

总而言之，在这个简单的循环中，厨师工资、面馆利润、烩面价格之间的比值完全是由做烩面与闲暇的相对稀缺性来决定的，而最终当闲暇和劳动的时间不再变动，便是均衡的时候：必然是多增加一点闲暇；贾谊如果觉得饿了，便会多劳动一会儿；而多劳动点儿，贾谊又觉得没必要，因为做多了也吃不下。

有道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上面假想的故事中，贾谊有休闲和劳动两样东西相互替代，其比值决定了相对价格。那么由此回到之前讲的汉朝老百姓铸钱与务农的选择上，当时流通稀缺，铸钱毫无疑问是一件高收益的事情。于是从宏观上来看，允许百姓铸钱其实是减少了百姓务农的时间，与此同时，铸出来的钱无法直接消费参与到流通中，又让粮食的价格进一步上涨，而这在短期内，确实会造成大汉朝粮食的进一步短缺。

但是从长远来看，当铸钱足够多、粮食价格变得足够贵的时候，铸钱会变得无利可图，一部分人便又会转向农业。从而当务农的人不再减少、铸钱的人不再增加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形成一个普遍的利润率，也就是无论务农、铸钱或者经商，其平均利率都差不太多，人们再也没有动机来回地跳槽，这个时候会达到一个暂时稳定的均衡，大家各自守业。而在历史上，这个平均利润率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告诉我们了，是百分之二十。38

应该说，在汉朝的时候，能总结出十九世纪西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是非常先进的。之后中国知识精英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通的看法，直到宋朝才恢复到这种水平。说贾谊是大才子，可谓是实至名归。他在给汉文帝的谏言中体现出的这种一般均衡思想，与汉文帝自己的“哈耶克精神”相得益彰，可以想象，当时的辩论应该非常精彩。

当然这些已经不可考了，我们所知道的，是哈耶克取得了胜利，汉文帝最终将铸币权交予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