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看人

要求人类学家从自身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容易把自幼习得的行为当做全人类都自然的、在各处都应有的。

——弗兰兹·波亚士

传说里常提到盘古开天的神话。故事说，最早的年代，天和地是不分的，像一个大鸡蛋，盘古在大鸡蛋里孕育着，呼呼地睡觉。有一天，他突然醒了，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心里一生气，抓起一把大板斧朝着黑暗的混沌一划，大鸡蛋裂开了，轻而清的东西冉冉向上，成为天，重而浊的东西沉沉下降，成为地。天地分开以后，盘古生怕它们合拢，于是顶天立地，天每天增高，地每天加厚，盘古每天增长……孤独的盘古后来需要休息，终于要死去，临死的时候，周身突然大变，他的气成为风云，声音成为雷霆，左眼成为太阳，右眼成为月亮，手足与身躯成为大地与名山，血液成为江河，筋脉成为山脉和道路，肌肉变成田土……盘古创造了我们的世界。

许多古老神话传说，叙述着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初始状态，而盘古开天的神话传说，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神话传说意味浓厚，故事总是将世界的“生育”与人的繁衍连在一起，令人觉得世界的黎明是混沌，那时人与天地、星辰、野兽、草木之间的界线模糊，人在成为人的过程中，人在离开我们赖以生存的天地、生物同伴和自然界，人在获得自身文化的历史中，感受着百感交集之情。神话传说成为探究不同民族的世界观的依据，它是人的自我认识的最早表述，它带着丰富的想象表述着人对自身的起源和本质的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自从人的神话传说时代伊始，人类学的知识追求就出现了。神话传说既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又是人类学的原始前身。然而，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终究不同于神话传说，它是近代产生的现代学术研究门类。

人类学是一门西学，这个名称来自希腊文的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不用多解释，是后来结合了古代文字来代指研究人的学问。像神话传说一样，人类学对人最初始的生活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它却不像神话传说那么神奇。建立于近代科学观念基础上的人类学，期待在人类的自然特性和人类的文化创造这两个方面客观地——也就是容不得主观想象地——认识人，避免神创论的影响，实证地探讨人类的由来与现状。于是，广义地说，人类学这门学科划分成几大块，包括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考古人类学（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及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广义的人类学，在欧洲曾盛极一时，但现在已被看成过去，现在的欧洲人类学中，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各自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从人类学中分化出去了。除了个别的例外，欧洲人讲的人类学，指的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这在德语、俄语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又曾被等同于“民族学”（ethnology），即对不同民族进行的社会类型的比较研究。广义人类学，还活跃地存在于美国今天的大学中。美国人类学的研究，也分化得很严重，但美国人类学的传授，长期运用比较广义的定义，包含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其中，“体质人类学”，现在又称“生物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的生物属性的分支领域；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被包含在“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之中，指对人类的文化创造力展开的研究。

1　人怎样成为人

曾兴盛一时的体质或生物人类学，既强调人与动物界之间的连续性，把人看成是动物的一部分来研究，又主张在人与物之间延续性的分析中，展示那些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特征。这方面的研究，一度被人们称为“人体测量学”“人种学”“民种学”和“种族学”的研究。从16世纪到20世纪前期，欧洲存在对不同种族的体质差异的兴趣，那时人们关心一些今天听起来古怪的问题：为什么黄种人的鼻子那么扁？德国人的头发那么金黄？黑人的额头为什么那么低矮？为什么有的种族多毛、有的种族少毛？这些种族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四五百年前，开始有人用仪器来测量种族差异。到19世纪，在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的影响下，原来从事人类种族的体质测量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人类身体的进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有关种族差异的研究，一时也转向了从动物到人的进化的研究，尤其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及人在环境适应过程中形成的体质差异。

传统的体质人类学比较容易理解。你参观一家人类学博物馆时，会看到它有人类进化的主题展览，展示了系列性的泥塑群和古人类的遗骸（主要是牙齿和头骨），用雕塑和考古文物讲述着一种人的进化史。你形成一种印象：这些遗留的骸骨，向我们展示了人怎样逐步站了起来，变成“直立人”，而不是四脚着地的动物，变得比动物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人怎样在必然和偶然之中，发现火的用途和重要性，变成吃熟食，而不再像野兽那样生吞活剥，等等。人的直立行走，为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经典课题。体质人类学家认为，直立行走使人扩大视野，提高了与其他动物的竞争力。不仅如此，直立人与动物相比，可以更真实地看到他们的同伴，更容易形成相互的认识、相互的欣赏与群体的纽带。人类学家也相信，人吃了熟的东西，脑的结构会变得比动物复杂，为自身的文化创造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这些表现人的创造和身体演变之间关系的展览，大体上讲还是体质人类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尤其是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人类身体进化的历史图景：约在五百万年前，东非大草原是人的最早祖先的生活场所，那里的南方古猿由公猿、母猿和子女组成小群体，他们狩猎动物，用最原始的石头、骨头和棍子来与其他动物争夺生存的空间。这些初步直立的类人猿，手变得越来越灵巧，智力得到逐步的增进。大约在一百六十万年前，南方古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熟的直立人，他们广泛分布在东半球，如中国和爪哇。他们的脑容量增大了，使用的工具也得到进步，制造的工具和武器逐步精致化。十五万年前，人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他们有了系统的语言和原始的艺术，初步形成了社会的道德风尚，但仍然不能生产食品。到一万五千年前，人类社会产生了“农业革命”，食品生产社会出现，人开始不完全依靠自然界的果实、野兽、鱼类来生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存状况。

研究人类的身体变化，主要的证据来自牙齿和骨骼的化石，而前者的地位很高，因为它表现出了进化的矛盾色彩。人类学家说，古人类的牙齿越锋利，他生活的年代就越久远。越古老的人类，越需要依靠锋利的牙齿来与其他动物搏斗，来咀嚼粗糙的食物。随着人类智力的发展，他们可以用人造的工具和武器来代替自然赐予的身体器官，于是牙齿越来越不需要被动用，变得越来越脆弱。牙齿的弱化过程，也是脑容量增大、脑结构复杂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界之间“斗争”的能力越来越依靠智慧。人类学家将这种后生的智慧定义为“文化”。于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成就，不单在论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时常也与“文化”这个概念相联系。人类学家认为，越原始的人类，人口的密集度越低，人与人之间相互形成默契的需要也越少，人可以发挥他的本能来争取生存。可是，随着人的进化，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容易，人口多了，就不仅要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心理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说的“本我”（ego），逐步要受到作为处世之道的“超我”（super-ego）的压抑，这样社会风尚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仁”——社会关系的文化表达——才能发展起来。

2　文化中的人

体质人类学像纯自然科学的研究，采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但它却又曾是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曾影响了整个世界，它的“物竞天择”之说，曾为种族与种族、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甚至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竞争提供依据。意识到进化论的社会思想背景以后，一些人类学家逐步主动地舍弃种族差异的研究，主张将体质人类学变成关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连续性的研究。后来，随着社会生物学（social biology）的产生，体质人类学逐步转向人性的遗传学研究。由社会生物学促发的新体质人类学研究，注重探讨人的自我意识的长期传承，从生物遗传学来探讨人自我生存欲望的历史延续性。过去三四十年来，分子人类学家更利用人类基因组和遗传信息来分析人类起源、迁徙的历史，提出若干有新意却亦有争议的“猜想”。

然而，古人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人类的成长历程，基本上是文化的历程，是雕琢和学习的历程。用“文化”这个概念，来相对于“体质”，原来只是为了区分研究领域。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的生物面、自然面，而文化人类学则指的是对人类所有的创造物——产品、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社会关系——的研究。不过，人体的进化，经常又与文化的进步互为因果。因而，也有人认为，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基于这一事实，一些学者认为，“人的科学”不单是科学本身，还表达着我们对人及其文化的看法，因而人的研究务必特别关注通过人的语言、行为和造物表达出来的文化。

文化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文化”的意思大体说来就是“教化”。而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基本上不带有“教化”的意思。作为学科定义的基本概念之一，“文化”指的是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所有造物和特征。例如，人创造了工具、盖起房子、懂得做饭，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这些人造的东西，都是动物没有的，人类学家称它们为“文化”。这里的“文化”，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的。从我们的头上往下数，眼镜、衣服、鞋子都是我们的人的创造，从我们的家居到商店、工作地点、娱乐场所等，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些东西，我们业已司空见惯，因而不怎么注意，但它们却是人有别于动物的特征。人类学家一度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异主要在于人是直立的，而动物因没有直立，而没有获得能用工具的手。这样看人类的特性，曾经被广泛接受，随着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家意识到，这样单纯看人，是不充分的。甚至有人讽刺说，“直立人”的理论，有点像是把公鸡的羽毛拔掉，再让它站起来，说这就是人。话说得有点过分，但意思是明白的：人如果脱离了人造物，就不再具有人的性质了。主张专门研究人的文化层面的学者，反对局限于人的体质，而主张从作为人的基本特征的文化入手来研究人。

人类学家为了研究“文化”，将自己置身于考古资料、语言学资料和社会习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之中，试图以专业化的形式来深入地探讨。根据资料性质的不同，文化人类学分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及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器物把人类文化分为“旧石器时代”（以石头相互撞击出来的工具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为代表的时代）、金属器具时代（又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不局限于物质文化，而广泛涉及久远历史上人类生存、生活方式的总体情况。他们中有大批学者专门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我们知道，与金属工具出现的同时，出现了文明。我们今天经常用“文明”来形容人的风雅，而在人类学中文明指的是与“原始时代”（即石器时代）相区别的社会形态，其核心表现为文字、社会阶层和国家的出现。考古人类学家对于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兴趣浓厚，认为研究这一时期，能使我们理解当今人类生活的历史面貌。在文明的研究中，文字的研究很重要。文字能记录久远的往事，能使人与人、群体之间交流更为便捷，也为王权的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文字同时能赋予某些人特殊的权利，使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来，成为有地位的人。当然，其他的工具也很重要。例如，如果没有金属工具的出现，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生产和战争，而缺乏大规模的生产和战争，古代帝国的体制是不可能发展出来的。这些事实表明，考古学上的“文明”，既含有文化进步的意思，又易于使人想到一些负面的进程，如人类的分化、相互猜忌斗争及暴力。

用语言来沟通，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于是，人类学家也关注语言问题。语言是怎样兴起的，现在还是一个谜。人类学家研究语言大抵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研究语言的分布和历史形成，称为“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这种方法与我们中国的方言学有些相近。中国的方言很多，有些地方过了一座桥就说不一样的话。语言分布的复杂性和历史形成过程，深受历史语言学家的关注。另一种叫“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是比较新派的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语言人类学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对语言的社会意义的研究，特别关注语言的分类在道德风尚、社会结构及信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有人综合语言学和仪式研究，来探讨言论与观念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有人侧重研究语言在社会认同的构成中发挥的作用。

如前面提到的，文化人类学的第三个分支，半个世纪以前曾叫“民族学”，现在中国、法国、日本等地还部分沿用。“民族学”分成描述的民族学和比较的民族学，前者或称“民族志”（ethnography），后者或称“比较社会研究”（comparative sociology）。“民族志”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一段时间内，比较民族学又与比较社会学并称，关注不同民族之间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后来，德国和英、法之间的人类学产生了理论分歧。德国（北欧、俄罗斯等国）保留了民族学这个概念，注重研究物质文化背后的民族精神（ethnos）和文化，而在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英、法则靠的是“社会”（society）这个概念。德国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中保留了君主立宪制度，同时十分重视国内全体人共同享有的“文化”，它的民族学即是以研究大众共享的文化为特征的。这种思想后来由犹太人传到了美国，在美国形成了与英、法不同的人类学风格，称为“文化人类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特征。在英、法，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很多因素结合了起来，被改造成“社会人类学”，分专业研究社会组织、经济、政治制度和宗教仪式等。经一段时期的融合，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为标准区分的研究风格，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

3　一样的人，不同的文化

人们经常将风俗、礼仪的不同，与种族的不同联系起来。但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说明这两种东西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种族差异，其实都是表面的。人类学家曾经致力于种族差异的研究，最初根据皮肤和毛发的颜色、四肢和骨骼的差异来分析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后来，有人从血型的比较分析来为种族差异理论寻找依据。到最后，人类遗传学的发展，则使我们看到，全人类的基因是基本一致的，种族的差异是表面现象，不可能导致种族之间的“智力”“性格”和文化的不同。那么，怎么解释不同民族之间的诸多习性、为人方式、世界观、态度、道德、政治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呢？这些差异是不是巨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文化与文化、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之间无法沟通呢？或者说，这些差异是不是微小到可以被忽略不计，以至于我们可以提出某种普遍性的人性论呢？

回答这些问题时，体质或生物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各自有各自的办法和观点，前者更注重人类遗传学的研究，而后者则大多数诉诸文化的解释。未来科学的发展，能否证明人类的文化来源于我们的基因和神经系统的构造，现在还不得而知。就目前的证据来看，人的主要特性是社会性，因而，人类学家主张，人的研究应有别于动物的研究，反对将人当成非社会的动物来看待。在这一前提下，人类学越来越脱离那种非社会、非人类的“自然科学”轨迹，而转入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来寻求解释。这样一来，注重体质或生物人类学研究的那批学者，也就越来越专业化，加盟于动物学、生物遗传学和神经病学等领域中去，而其他的大多数人类学家，则保留了他们对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关怀。“人类学”这个名词，一般指作为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人类学，通常不需要以“体质”和“文化”来区分。所以，当一个学者告诉你“我是一位人类学者”时，你就知道他也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家。

在世界上众多的人类学家当中，可能由于社会观念、理解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分化为不同取向和风格的人类学。有些人类学家注重研究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创造性，他们以展示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己任，他们的成就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人文学追求。另外一派的人类学家则更像社会科学家，他们有的注重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某种一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有的认为经验事实如果脱离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推理便无法解释。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文学传统的人类学与社会科学传统的人类学两派之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影响极为深刻。两派学者的争论，其实是由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的一致性这两个不同概念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这个矛盾还会长期延续下去，但不阻碍人类学家同时关注文化的相对性和一般性。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生前说的一段话值得一引：

这个新学科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各种文化形态当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有关人文社会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这种做法，这样的知识，是别的学科所不及的，因而造成人类学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优越性。^[4]

4　价值观

一门科学，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理论，都要追求反映事实本身，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求真”。研究人类及其造物的人类学，对于人类的“真相”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地加以关注。在这门现代学科中，从自然科学延伸出来的论述很多，人类学家曾用物理学的解释模式来看待社会构造，也曾用生物学的解释模式来推论人的身体与社会有机体的发育历史。可是，与真实的人接触得越深、越密切，人类学家对于从研究物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认识论模式就会越来越失去信任。人类学研究的是人，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对其他人的“真相”下定论？从学者个人的层次看，这个问题牵涉到人人平等的伦理观如何在人类学中得到尊重的问题；从学术的文化传统层次看，这个问题又牵涉到研究者所处的文化传统能否被用来推论出一个普遍的人性论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的人性论经社会科学规范学科的“普及”，已经深深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最近写了一篇长论，号召人类学家对西方人性论展开“考据学的揭示”。^[5]在这以前的人类学当中，并非不存在不加反思地推延西方人性论的做法。可是，更多的人类学家也能像萨林斯那样，对于近代文明的世界进程采取审慎的态度。经过漫长的跨文化旅行，人类学家通常能回过头来思索一个逐步被淡忘的问题：在人生活的社会中，什么时候“真”的东西真的离开过人们对于善和美的追求？当真离开善和美的时候，我们人类是不是真的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抵达了一个自由王国？如果说对纯粹“真”的追求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几百年历史中被普遍化了的西方式信仰的话，那么，人类学家所要指出的，正是对纯粹的“真”与置身于社会的善和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在极不正常的社会中，这三个东西才是分离的。

说“真善美”三位一体，不等于说我们要用道德和艺术来取代学问，而无非是要指出：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真、善、美的结合方式构成不同的解释模式。过于强调人类学对于“真”如何决定善和美——社会中的道德伦理体系和文化创造体系，会忘记一个真正的事实：对于“真”的追求，往往与犹太—基督教的“恶”的人性论难以分割。而追求纯粹的“善”和“美”，同样使我们忘记社会中的道德伦理体系和文化创造体系，隐含着值得我们去认识的真相，它们是人的造物——世界先于我们存在。怎样面对人类历史那数百万年以来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难以解答的问题？优秀的人类学家在他们的体会式理解中寻找着一个深刻的教诲：尽管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文明的冲突，但如何采取一个“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来观察我们人自身，是我们接近人的“真相”的必由之路。如果能这样理解人类学，那么，我们对“人类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会有一个妥当的理解。

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他们要同时关心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和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怎样使这样的学问同时进行真相的揭示、道义的延伸、创造的显现？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家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一不算太短的时期里，人类学家以为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够暂时满足那个尚未实现的愿望的“窍门”，他们沉浸于深深的思索中，用一种对不同文化的富有意味的描述来表达人的面貌。我们将这种思索叫作“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而且认定这种学问是人类学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