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中原

20世纪5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现1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尔后，欧亚草原风格的倒钩铜矛不断在黄河流域诸多古遗址中被发现，其中包括山西博物院征集品1件、山西工艺美术馆征集品1件、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品4件（其中3件调拨至安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市博物馆征集品3件、安阳市考古研究所发掘品1件，共计11件。讨论如下：

1959年12月，吉谢列夫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现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回国后，他在《苏联考古学》1960年第4期刊布了这件铜矛的线图（图1-12：2），并提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密切相关。[47]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博士寄来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照片（图1-12：1），可知吉谢列夫所绘倒钩铜矛不够准确，铜矛上单系耳的单环误画成双环，矛头的钝刃误绘成尖刃。[48]其后，我们对这件倒钩铜矛进行了检测，其成分为红铜。[49]此外，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的双系耳铜矛（图1-12：3），与罗斯托夫卡墓地8号墓出土双系耳铜矛（图1-15：1）一脉相承，可惜以前一直被误当作西周之物。[50]

2013年12月，北京科技大学梅建军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所作的学术讲座中展示了在他在山西博物院调查时所见的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现藏山西省工艺美术馆）。从器形看，它正是太原铜业公司刊布过的一件倒钩铜矛（图1-13：1）。[51]这件铜矛的矛叶中部原来残缺一小孔，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胡东波教授指导学生对其做了修复。这件铜矛通长34.6厘米、叶宽10厘米、銎口直径2.9厘米，銎柄根部有三道凸弦纹，倒钩残长1.6厘米、宽0.8厘米。从残存部分看，倒钩一面为弧形，另一面为平面，可见铸造时只在上面的范上刻了槽。经尼通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成分分析仪检测，这件铜矛的成分为红铜，只含少量锡。

2013年12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刘瑞赴太原调查山西博物院藏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时，又在该院保管部找到一件以前不知道的倒钩铜矛（图1-13：2）。[52]铜矛呈柳叶形，有銎柄，通长36.3厘米。矛头扁平，有凸起的中脊，最宽处12.8厘米，厚度均匀，厚约0.5厘米。銎口直径约3.2厘米，銎壁厚度不均，銎柄一侧有倒钩、系环各一。倒钩位于矛头根部，已残缺，残缺处倒钩宽0.8厘米、最厚0.5厘米，从残余部分看，倒钩一面为弧形，另一面较平，铸造时应仅在上面的范上刻槽，銎柄根部有两道凸弦纹。经尼通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成分分析仪检测，这件铜矛的成分为锡青铜。从器形看，山西博物院藏倒钩铜矛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青海沈那遗址出土的倒钩铜矛不尽相同，倒钩与单系耳皆在同一侧。这个特点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典型器相同，只是筩部顶端两股叉消失，可考虑归类为Ab型铜矛。

山西省工艺美术馆藏倒钩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器完全相同，金属成分为红铜，或为欧亚草原直接传入黄河流域之物，可归类为Aa型铜矛。山西陶寺文化流行于公元前2500至前1900年，但此文化中晚期（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才开始出现冶金术[53]。如陶寺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砷青铜容器口沿残片、铜环、含铜量近98%的红铜铃和砷青铜齿轮形器（图1-13：3～6），说明夏代以前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业已掌握了冶金术。[54]在中国青铜文化遗存中，砷青铜最早见于齐家文化遗址和陶寺文化遗址中。目前齐家文化铜器经过科学检测的，总数达98件，其中至少6件为砷铜。有学者推测，齐家文化冶铜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可能存在一个使用砷铜的阶段，而非经由以往认为的“红铜-锡青铜”的演变历程。[55]目前陶寺文化遗址共发现4件铜器，其中两件为砷铜，砷含量分别为4.08%和2.06%。[56]山西博物院藏倒钩铜矛的器形介乎于塞伊玛-图尔宾诺典型器与青海沈那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倒钩铜矛之间，但成分为锡青铜。由此推测，陶寺文化冶金术很可能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发源地——盛产锡矿的萨彦-阿尔泰山。

2008年12月，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铜矛，均长37厘米、宽12.5厘米。[57]铜矛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与青海西宁沈那遗址采集的铜矛形制完全一致。H181开口于西周中晚期地层（第④B层）下，打破龙山地层（第⑤层）；坑内堆积分上下两层，上层表面出土西周中期楚式鬲，上层内部堆积和下层堆积内部仅见龙山陶片，铜矛出在H181下层坑底界面上。[58]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邀请有关专家观摩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一件倒钩铜矛（图1-14：1）。李水城教授认为，与它类似的器物曾在俄罗斯黑海（他后来更正为俄罗斯鄂木斯克州州府附近罗斯托夫卡）地区出土4件，[59]在阿尔泰地区出土1件，其文化性质属于欧亚草原地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年代大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当。但也有学者认为这4件均铜矛属于商文化。[60]

据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检测，这件铜矛的成分为红铜，[61]而该遗址出土的另外3件倒钩铜矛粘连在一起，经我们检测，成分为砷青铜（图1-14：2～4）。[62]我们还注意到，淅川下王岗倒钩铜矛与欧亚草原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不尽相同，却与青海沈那齐家文化遗址发掘品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属于同一类型。据考古调查，淅川下王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地层多次发现青铜器残片、铜渣或炼铜坩埚碎片。[63]1980年，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第617号灰坑出土的铜器残片（图1-14：5），宽约6.5厘米、残高5.7厘米、壁厚0.2厘米。检测证实其成分为含锡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青铜残片。[64]据考古报告，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二里头三期地层（T15②A：39）出土过一个铜倒钩残件。这件铜倒钩切面呈菱形，与淅川下王岗遗址新出土倒钩铜矛的倒钩相同，那么，这4件倒钩铜矛的年代当不晚于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750年—前1500年）。

2014年1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翔、刘瑞两位研究生对南阳市博物馆藏3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进行了调查。[65]他们的调查结果如下：

第一件铜矛（编号0232），呈蕉叶形，有銎柄，通长34.6厘米。矛头扁平，最宽处约12厘米，厚度均匀，厚约0.5厘米；矛头有凸起的中脊，倒钩与单系耳不在同一侧，銎柄部不带双翅，与罗斯托夫卡墓地出土倒钩铜矛器形不尽相同。经尼通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成分分析仪检测，其成分为红铜，只含微量的锡。

第二件铜矛（编号0233），呈蕉叶形，有銎柄，通长38.1厘米。矛头扁平，最宽处12.5厘米，厚度均匀，厚约0.4厘米；矛头有凸起的中脊，柄部饰三道凸弦纹，倒钩与单系耳在同一侧，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器几乎完全相同，仅銎柄部不带双翅。经尼通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成分分析仪检测，其成分为砷青铜。

第三件铜矛（编号0234），呈柳叶形，有銎柄，通长37.6厘米。矛头扁平，最宽处11.5厘米，厚度均匀，厚约0.2厘米；矛头有凸起的中脊，柄部饰三道凸弦纹，单倒钩，双系耳。罗斯托夫卡墓地8号墓发现过一件双系耳铜矛，只是没有倒钩（图1-15：1）。经尼通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成分分析仪检测，其成分为红铜，我们归类为Ca型铜矛。[66]

2011年出版的殷墟考古报告中刊布了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的倒钩铜矛，[67]出自殷墟一座墓葬（编号M33）的木椁椁盖上，现存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图1-15：4）。这件倒铜钩矛与南阳市博物馆藏第三件铜矛器形相同，唯年代在殷墟文化时期，我们将其归类为Cb型倒钩铜矛。据俄罗斯学者列昂捷夫报道，俄罗斯远东地区后贝加尔湖地区发现过一件类似的倒钩铜矛，可能属于卡拉苏克文化。[68]此外，殷墟妇好墓还出土过一个类似塞伊玛-图尔宾诺铜人的玉人（图1-15：3和5）和一把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的鹿首刀（图1-15：6）。米努辛斯克博物馆亦藏有此类鹿首刀，属于卡拉苏克文化（图1-15：8），生动反映了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与欧亚草原游牧人的文化交流。[69]

关于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人的战争，《易经·既济·九三爻辞》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未济·九四爻辞》又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70]殷墟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玉人和鹿首刀，说明商王武丁所伐鬼方远在阿尔泰山。从文化内涵看，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实乃塞伊玛-图宾诺文化的继承者，如两者皆用兽首刀、套管铜斧等，而卡拉苏克文化与商文化关系密切。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和俄罗斯冶金史专家切尔内赫早已提出过此观点。[71]

关于今天山西北部至欧亚草原之路，先秦文献《穆天子传》有明确记载。穆天子从东都洛阳出发，“绝漳水”，“至钘山”，“北循虖沱之阳”，北行后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北部，再折而向西，到达河套，然后西行至昆仑山（今新疆天山）和金山（今阿尔泰山）。公元前3世纪初，齐王在写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书信中说，若秦军“逾勾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72]。换言之，假如秦国出兵切断山西北部恒山一带的交通线，西域名犬和山西北部的良马则无法输入中原，而昆仑山美玉也无法运到赵国了。这条史前丝绸之路与《穆天子传》描述的路线是一致。据此，马雍先生认为，很早就存在着从阿尔泰山中段的东麓越过山口，再沿黑水（今额尔齐斯河上游）西进的东方商道。[73]

据以上调查，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14件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或仿制品，这些铜矛可以分为A、B、C三个类型。其中，山西省工艺美术馆所藏倒钩铜矛年代最早，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器相同，可归类为A型铜矛，相当于陶寺文化中晚期（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青海沈那齐家文化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两件倒钩铜矛，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南阳市博物馆藏倒钩铜矛等，都可归类为B型铜矛，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含新砦期，约公元前2000—前1750年）。南阳市博物馆藏第三件倒钩铜矛，可归类为Ca型铜矛，年代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735—前1530年）。[74]殷墟出土的两件倒钩铜矛年代最晚，可归类为Cb型，年代在殷墟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300—前1100年）（图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