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与中国黄金艺术的发展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封赵烈侯赵籍为诸侯，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而赵国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赵国以北为中山、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分布区。中原军队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在与北方胡人骑兵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于是，赵武灵王十九年进行军事改革，实行“胡服骑射”。

西周末年，华夷之辨渐兴，从事农业的中原人士往往视北方游牧人为“戎狄”。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逐渐形成一种崇尚中原农业文化、轻视北方畜牧文化的华夷观。因此，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初，遇到很大的阻力。为实现军事改革，赵武灵王首先要求朝中大夫改装。《竹书纪年》记载：“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鄂尔多斯地区），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此后，赵军一律改穿胡服。

《战国策·赵策二》引赵武灵王的话说：“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实际上，赵武灵王从未强迫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中原官兵的衣服是根据步战和车战要求做的，而胡人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马，动作灵活方便。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赵国百姓纷纷效仿朝中大夫和赵军服饰，于是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中原人士穿裤子、佩带钩就源于胡服骑射。

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北部西沟畔牧民在野外放羊时发现一批风沙吹出的文物。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实地调查，这批文物出自一个古代墓葬群。工作队清理了其中3座墓。这三座墓的形制相同，只是随葬品不尽相同。2号墓以金银器为主，3号墓以青铜器为主，而1号墓仅残存几件难以辨别器型的铁器。西沟畔3号墓出土的青铜刀剑，与内蒙古毛庆沟战国早期墓同类器物相同，当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前在“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地区）游牧的楼烦人古墓。西沟畔2号墓出土了大批动物纹金银器，金牌上马纹的后蹄呈180度翻转，与新疆阿拉沟木椁墓，以及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墓出土文物上的动物纹相同，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123]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7件虎头银节约（图2-12），皆刻有战国文字，包括“少府二两十四朱”“□工二两二朱”“□工二两廿一朱”等铭文。铭文中“斤”“两”“朱”为战国时期计重单位，而“□工”为赵国工官之名，前一字不确定，但是其名无疑相当于秦国的“寺工”或汉朝的“考工”，为皇家手工业机构“少府”的属官。[124]尽管“少府”见于战国晚期秦、韩、魏、赵等国，但是这些银节约上的文字属于赵国文字，当为赵国工匠打造。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击败在鄂尔多斯草原游牧的林胡。然后“礼服”楼烦王，征集他们的军队。这样，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土地被赵国兼并，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赵国还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的赵长城，以巩固北方疆土。这批虎头银节约用铸造工艺制作，传承了商周王朝铸造金银器的传统，但装饰纹样却是游牧人喜好的动物纹，显然是赵国兼并楼烦后专门为胡人打造的。

2-12　虎头银节约，西沟畔战国晚期墓出土

西沟畔2号墓还发现两块虎噬野猪金饰牌（图2-13），背面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五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气”等战国文字。据黄盛璋考证，这两件虎噬野猪金饰牌是秦少府工匠打造的。[125]战国晚期，匈奴人南下鄂尔多斯，楼烦王一度归降匈奴。秦灭六国后，大将蒙恬收复“河南地”。此后楼烦游牧之地并入秦国版图，那么西畔沟2号墓或为秦国兼并“河南地”之后楼烦的贵族墓。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刻写战国文字的金银器采用中国传统的黄金铸造工艺，而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墓出土动物纹金冠（图2-14）亦采用铸造工艺。[126]从制作工艺看，二者皆为中原工匠的杰作。近年，西安北郊战国晚期铸工墓的发现，进一步解开了战国晚期中原工匠铸造黄金艺术品之谜。

2-13　西沟畔出土虎噬野猪金牌、背面文字线图及西安战国晚期铸工墓出土模具

2-14　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墓出土动物纹金冠

1999年12月，陕西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北郊北康村发现一座战国晚期墓葬，从中发掘出一批铸造动物纹牌饰的模具，发掘者推测此为战国晚期铸铜工匠之墓。[127]2006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林嘉琳（Katheryn M.Linduff）教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冶金史大会上提出，西安北郊康村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动物风格青铜铸造牌饰，以及其他器物构件的25件铸铜陶模具尤为重要。这个发现说明秦人为草原游牧人生产器物，而且金属工业就像地方经济和外交政策一样，成为秦国经济、政治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秦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128]

2009年，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马健博士进一步分析了西安北郊战国晚期墓的铸工模具。他认为，在这批动物纹模具中，长有枝蔓状鸟头鹿角、后蹄翻转180度的马身神兽造型，应是根据阿尔泰鹿形格里芬改造而来。这种题材的牌饰在中原本地并不多见，而在甘肃庆阳、宁夏固原以及鄂尔多斯等地的戎、狄部族中广为流行。由此推测，这位工匠生前铸造的青铜或金饰牌可能是向北方草原民族输出的。这种农业定居民族为北方草原民族制作金器的现象并不罕见，欧亚草原西部斯基泰古墓出土金器中，有许多就是由黑海北岸的希腊工匠专门制造的。[129]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六点结论：

第一，中国与西方青铜文化有着共同的起源，但是二者后来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西方青铜文化以锻造工艺为主，而中国青铜文化则以铸造工艺为主。中国黄金艺术的起源和发展，生动反映了东西方两大冶金工艺争奇斗艳的历史过程。

第二，中国与西方黄金艺术的交流是从欧亚草原开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对中国青铜文化影响至巨，如新疆、甘肃、内蒙古、北京等地夏代至早商时代的喇叭形金耳环或青铜仿制品，便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

第三，北京刘家河商代二里岗期墓葬、殷墟晚商墓葬曾发现铸造成形的黄金制品，说明中国黄金铸造工艺于商代中晚期异军突起。

第四，西周晚期黄金铸造工艺得以在中国北方地区推广，山西晋侯墓地、河南虢国墓地、陕西芮国墓地出土的黄金艺术品，不仅制作方法采用中原特有的铸造工艺，而且摆脱了欧亚草原动物纹艺术的桎梏，采用饕餮纹、蟠螭纹等典型的西周艺术纹样。

第五，早在公元前7世纪，亚述文明就对中国黄金艺术产生影响。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M32号墓出土的卷曲雪豹纹金箔，以及该墓地二区M3号墓出土的金箔狮子就源于亚述艺术。古波斯帝国建立后，丝绸之路上开始流行波斯艺术。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木椁墓、吐鲁番艾丁湖古墓出土的黄金艺术品，为研究古波斯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

第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北方游牧人的经济文化交流。鄂尔多斯西沟畔战国晚期墓中，发现了赵国和秦国官府手工业作坊为北方游牧人铸造的动物纹金银器。近年，西安北郊北康村战国晚期铸工墓中还发现了铸造动物纹牌饰的模具。凡此表明，鄂尔多斯战国晚期墓所出铸造工艺制作的动物纹牌饰，是秦国官府手工业作坊在中原铸造，然后输出到北方草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