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互联网星系”的横空出世与新形势下的媒介分析

自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问世以来，转眼五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当年风靡一时的“麦克卢汉热”已成为历史。电视也已不再是传播媒介中最引人瞩目的最新成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更新的传播媒介——被比喻为“信息高速公路”的电脑互联网络已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迅速崛起，并引发了且正继续引发人类社会信息产业及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新变化。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因特（互联）网已被称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这三大新闻媒体后的“第四媒体”。“互联网星系”一词已被执教于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的著名西班牙裔学者卡斯特尔用来指称基于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崭新的传播系统。

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界对传播新科技及基于此的传媒新变迁的关注热情，一再被激活：先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后是Web 2.0技术及基于此的社交媒体的风靡全球等，更有移动终端上网的异军突起。凡此种种，无不激发了研究界的关注。世界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媒介技术发展的核心所在。继1993年9月美国克林顿政府宣布“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并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当作重大的跨世纪工程推行后，世界各国相继做出积极响应，纷纷提出自身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学术界对传播新技术、传媒新变迁的关注热情，在这种世界各国竞相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再度进入高潮。再后来，Web 2.0和Web 3.0技术及基于此的一系列网上传播新现象，尤其是社交媒体的风靡全球，再度增加了对基于数字化信息传播高新科技的传播新变迁的学术关注。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因特网在全球普及之势有增无减，移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结出了新的果实——移动互联网异军突起，一个又一个数字化传播新形式在互联网络平台上和移动互联网络平台上被推出，为数字化时代的媒体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紧密联系传播新技术及基于此的对传播新现象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国内传播学界的一个新动态。举例而言，在国际上，坐落在美国的国际传播学协会的专题分会（当前为25个）中，早已包含“传播与技术”分会，每年年会中均有这一专题的分组会议。在国内，中国新闻史学会下于2009年起设立了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现每年召开年会。而“中国网络传播论坛”则于2002年起，即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建议下，由全国数十家新闻传媒网站共同发起举办。本节主要探讨上述新动态，并且将简单讨论奈斯比特对高科技力量不断增强的社会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的新探索。

一、国际传播学界的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研究热：基于学术刊物和会议的透视

学术会议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个窗口。1995年5月，国际传播学协会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首府阿尔伯克基市召开了第45届年会。笔者正是通过参加这一学术会议，首次直接感受到国外传播学界高度关注传播高新技术及传媒新变迁的研究动态。此次会议分19个专题讨论小组宣读论文，会上，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宣读了700多篇论文。此外，会议期间还按同样的专题分类，展出了200多篇论文，“传播与技术”即是讨论和展出的专题之一。在为期4天的分组、并组会议中，共有14次分组与并组会议涉及“传播与技术”专题，其中有8次会议的全部论文均围绕“信息高速公路”“电脑空间”“以电脑为媒介的传播”以及“电脑技术（在医学、商业等领域）的应用”这几个课题展开。在这14次分组和并组会议上，学者们共宣读了56篇有关“传播与技术”这一专题的论文，约占会议期间所宣读的论文总数（715篇）的7.8%，显著超过各专题小组的论文数在总数中占的平均比例。实际上，除了这14次讨论外，其他专题小组宣读的论文中，也有不少探讨传播新技术的。例如，在“组织/团体传播”专题小组的讨论中，有的论文探索了妇女在国际电脑互联网（Internet）中的地位，有的论文阐述了妇女、社区和以电脑为媒介的传播之间的关系……会议期间，当然也不乏学者们在会后、饭前三五成群地闲聊并相互交换电子邮件和通信地址的场面。在这些场合也可一再听到关于传播新技术的谈笑。这一切都反映出，面对传播新技术的浪潮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迅速发展，当初国外传播学界正以传播新技术为研究热点，力求在理论上对新技术的发展及由此引发的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做出阐述。

七年以后，国际传播学协会的第52届年会（2002年年会）于7月中旬在韩国汉城召开。在为期5天的年会上，举行了共计约280场分组会议、专题研讨、全体会议等各类会议。其中，“传播与技术”分会的小组会议有26场，其中绝大多数与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应用、新传媒，尤其是因特网有关。“传播与技术”专题小组的讨论主题有：“数字化差异/鸿沟的性质”“在网络传播研究中融入‘文化’研究”“因特网在世界上的扩散、使用和影响”“研究印刷版和网络版报纸”“理解万维网上的受众活动”“网络时代社会的、政治的和传播的议题”“亚洲的国际网络传播和国家政策”等。此外，“信息系统”分会的10场分组讨论会，也大多涉及信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应用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新的信息系统。被评为“传播与技术”分会最佳论文的三篇论文，篇篇同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社会应用有关，题目分别为：《试析电子商务的阻碍因素》《网络使用的满足和网瘾的满足》和《美国家庭视频游戏业的结构和竞争》。被评为该分会最佳学生论文的四篇论文，也都聚焦于网络传播等信息传播新手段，其题目分别为：《互动对于网上小组的影响测试》《网络传播背景下的社会行动和设计》《社会背景和因特网连接性》和《并联的电脑声音是否能显示多个人类信息源》。被评为“信息系统”分会最佳论文的四篇论文中，也有两篇是直接关于新传媒的，题目分别为：《为网络广告的反应和记忆定向》和《新传媒时代的逼真性的效果》。还有不少涉及网络传播的论文，被安排在其他小组会议、专题会议以及全体会议上宣讲。不难看出，传播学界在继续关注关于新传媒尤其是因特网的各种研究课题。

那么，最近这几年来的情况又如何呢？让我们透过国际传播学协会最近的年会，即2013年在伦敦召开的年会的议程来对此进行考察。

在伦敦召开的2013年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的规模与盛况，远超过上面梳理的2002年的情况（2002年是本书初版之年）。在2013年国际传播学协会上宣读的论文，达2300篇以上。在这届年会上，媒介分析范畴的课题广受关注。根据荷兰学者彼得·克尔诺夫（Peter Kerk-hof）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对该届年会议事日程的研究，论文宣讲和各场会议的题目中，仅是“提到诸如‘社交媒体’‘脸谱网’‘推特网’、博客和‘YouTube’之类语汇的”，就有180多个。[40]可见传播学术界对社交媒体等数字化媒体新现象的关注度之高。

我们在该届年会后对其议事日程进行了梳理，发现“传播与技术”专题分会共召开了46次分组与并组会议，学者共宣读了193篇论文，论文的主题自然无不属于涉及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应用、新的传媒环境、媒介转型等的媒介分析领域，社交媒体、移动通信技术的应用和移动媒体等纷纷被纳入论文的研究范畴。例如，有一场题为“传播与技术”的分组专题会议围绕着“社交网络、社会资本与动机”展开，会上的几篇论文篇篇涉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分别为：《社交媒体和高中学生的大学志向：一种社会资本的视角》《召集所有“脸谱网”朋友：关于脸谱网上传播的动员之探索》《以移动电话为中介的社会互动之动机及其社会资本结果》以及《荷兰学生及教师对脸谱网特色文章的使用：动力效应与代（generation）》。

此外，2013年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上其他专题小组专场会议的论文中，也有不少与之相关。根据我们的梳理，“大众传播”的分组专场会议中共有180篇论文，其中有13篇涉及本书中所说的媒介分析，约占此专题分组会议论文总量的7.2%；社交媒体、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媒体等的应用及社会影响尤其受到关注。例如，有一场“大众传播”专题的分组专场会议围绕“新媒介扩散研究”的主题展开，会上的论文有：《对几代媒介的概念化思考：印刷、网络和个体化媒介》《成功扩散的神经先兆：运用神经想象与情绪分析考察高度热情的观点分享》《“江南Style”：论社交与数字化媒体时代的病毒式宣传》和《中国的数字化不平等：关于因特网使用的社会统计学特征的调研》。

“新闻学研究”分会的分组会议共宣读了139篇论文，其中有20篇和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应用、新的传媒环境、媒介转型等相关，约占此专题数量的14.4%。而其中一些专场会议的主题本身就直接与之相关。例如，有一场名为“新闻学研究”的分组专场会议以“新闻编辑室中的新实践”为主题，会上的5篇论文篇篇涉及我们所说的媒介分析，分别是：《新闻编辑室2.0：数字化时代一家日报的组织文化和管理的变迁》《半岛电视台英文在线》《看不见的巨人出现：社交媒体与全球通讯社中的职业文化》《移动电话与新闻：对于移动电话在英国广电生产与呈现中的使用之研究》和《论参与式新闻网站的分类》。

名为“政治传播”的分组专场会议共宣读了153篇论文，其中有22篇和我们所说的媒介分析相关，约占此专题分组专场会议论文总数的14.4%。例如，有一场“政治传播”的分组专场会议以“变迁中的媒介环境，变迁中的媒介使用型式（patterns）[41]”为主题，论文包括《数字化时代的媒介使用与信息灵通的公众》。又如，另一场分组专场会议以“新媒介环境中的议程设置”为主题，论文包括《你富有吗——数字化媒介环境中的传媒选择及议程设置》。

名为“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分组专场会议共宣读了104篇论文，其中有23篇和“传播与技术”相关，约占此专题的分组会议论文数量的22.1%。举例而言，该专题的分组会议有一专场以“媒介行动主义图景”为主题，论文有：《社会运动网络与因特网：韩国反G20运动组织的网站分析》《由抗议者和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产生的集体意向》和《穆斯林媒体监督：媒介行动主义和穆斯林社会变迁舞谱（choreogra-phies）》。

……

甚至在名为“（传播）哲学、理论与评论”的分组会议论文（93篇）中，也有十来篇涉及我们所说的媒介分析，其中包括：《数字化忏悔、性别与宗教》《论数字化宗教雄辩术》等。

2013年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按照惯例还有一系列主题式专题会议（themed sessions），其中有一场尤其值得我们在此处关注。该场会议直面当下传媒转型、融合现实对传播与媒介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挑战，围绕“挑战传播与媒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国际传播学协会2013年年会的议程对该场会议的描述将40年前的传媒现实（当时的媒体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向全国的大众受众传播）同当下的传媒现实（“老媒介”同40年前不存在的大量新媒体共生共存）相比较，指出：在新老传媒互动的今天，它们均对当代时间范围内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起到了促成作用，并均促成了社会认同政治的再配置（reconfiguring）。在传播领域不断变迁的情况下，认同的意义、公共生活的性质以及全球连接性的影响始终是传播领域持续的关注点。该场专题会议对学术界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下的看法以及未来可能的看法进行了讨论。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2013年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上还有大量分组的专场“正式会前会议”（pre-conference sessions），均为由发起方赞助的会议（sponsored sessions），正式年会期间也有若干此类会议。此类会议共举办了87场次，宣读了156篇论文。与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应用、新的传媒环境、媒介转型等媒介分析论题相关的论文有32篇，约占20.5%，其中有27篇在会前会议上宣读，其余5篇在正式年会期间宣读。

学术刊物也是展示学术界最新动态的窗口。在撰写本书初版时，笔者浏览了1997年下半年至2005年年底国际传播学协会的核心刊物之一《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7，No.3—Vol.55，No.4）的内容后发现，在这34期刊物中，除去讨论媒体解读能力（media literacy）教育的专辑，讨论不确定性、评估和传播的专辑以及讨论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的关系的专辑这三期专辑，其余31期中，除了1997年第3期、2000年第1期、2001年第4期、2003年第6期和2004年第4期外，其余均刊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网络传播的论文。在这26期每期刊登文章总数（不包括书评）为7—13篇不等的《传播学刊》上，此类文章分别为1—4篇不等。“传播高新技术”及基于此的“网络传播”研究在世纪之交的岁月中在该刊物中的受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该刊作为国际传播学协会的核心刊物之一的地位，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关注点在国际传播学界具有代表性。

此次本书修订，笔者刻意选择在2013年最后一月更新这部分内容，为的是透过该刊当年全年的内容，考察国际学术界对此类研究的关注度。通过对2013年《传播学刊》全年6期的内容梳理发现，这6期中，第一期为聚焦于“减少健康差异的传播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Reduce Health Disparities）的专辑，其余5期中，每期刊登学术文章8—10篇不等（不包括书评）；每期中有关数字化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数字化高新传播技术新应用的文章分别为2、2、3、4、3篇。而甚至在关于“减少健康差异的传播策略”的专辑中，也有一篇同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健康介入相关的文章。不难看出，国际学术界对相关研究的关注有增无减。

二、当下传播新技术、新媒体、传媒转型等问题的研究特点

从麦克卢汉引起的媒介研究热，到当前国外传播学界的“传播高新技术”、传媒转型、数字化新媒体及相关论题研究热，约五十年间传播学科的建设已有不少发展。因此，当前国际传播学界关于传播新技术、新媒体、传媒转型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很自然地并非对“媒介即讯息”论指导下的媒介研究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新起点上的新研究，它具有如下特点：

1.重视人类社会对于传播新技术的运用、管理，不是一味强调传播新技术本身的性质特点和夸大它们的社会影响。当年麦克卢汉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学者的媒介研究，是以将焦点放在媒介本身的性质、特点上而著称的。麦克卢汉倾向于过分强调传播媒介的作用，而对社会环境对媒介应用的影响缺乏深入讨论。当今传播学界对传播新技术的研究，则大多着眼于社会及其成员如何将这些传播技术转化为传播系统，如电脑联网系统、电子邮件系统、视传系统等，以及社会及其成员对这些传播系统的运用与管理如何引发社会的变化。这从1995年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上宣读、展出的“传播与技术”专题论文的内容中，可见一斑。例如，此类论文中有一大部分着重关注社会传播系统的规划和建设的方针、策略，对传播新资源的利用，对传播新方式的管理，计算机联网服务业的形成与社会传播方针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牵涉社会因素的问题。此外，这批论文的题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有关传播系统建设的“信息基础结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而不是任何描述传播新技术本身的词汇。又如，在2002年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上，“传播与技术”小组讨论的主题有：“数字化差异/数字化鸿沟的性质”“在网络传播研究中融入‘文化’研究”“因特网在世界上的扩散、使用和影响”“印刷版和网络版报纸研究”“理解万维网上的受众活动”“网络时代的社会的、政治的和传播的议题”“亚洲国家的网络传播和国家政策”等。这些主题显示出传播学术界运用了宽广的社会视角考察传播科技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不是仅限于关注传播高新技术的作用。再如，在2013年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上，“传播与技术”分会的分组专场会议研讨的主题包括：“不平等与数字鸿沟”“媒介素养与互联网使用”“大数据和传播学研究：前景、危险、联盟和影响”“社交网络、社会资本与动机”等，宽广的社会视角同样得以凸显。

2.研究者在提出概括性结论、预言时态度审慎。麦克卢汉在其媒介研究中，语出惊人地提出了一系列概括性的观点，除了“媒介即讯息”外，还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分为“冷媒介与热媒介”、电子传播媒介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等。受他影响的其他学者，也曾提出“电子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将使人类社会变得类似古代渔猎社会”、人们在社会角色方面将实现“平均主义”“电视将取代原有的传播媒介”等预言。而当前国外传播学界大量有关传播新技术的研究，却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并且重视实证研究提供的证据。例如，在探讨电子邮件时，美国传播学者中一再有人提出，虽然现在办公室自动化设备日益增多，但是纸张的消费仍在继续增加。据T.福斯特的研究，在美国商业界，大约95%的商业信息仍印刷在纸张上。[42]从20世纪最后25年起，传播学界已逐渐观察到由于传播新技术的渗透，大众传媒业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兼具电子与印刷媒介特点的网上电子版报纸、杂志（网络报纸、网络杂志）的发行；具有大容量、高速度，查询检索功能强，集文字、图形、图像、声音于一身的CD式电子读物的问世及后来Kin-dle等电纸书的崛起；观众可以参与节目选择与编排的互动式电视的开发；不同种类的社交媒体的迅速流行并凭借电脑互联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平台迅速扩张等。然而，他们却并未像当年有人预言电视将取代原有的传播媒介那样轻易地对新一轮的媒介转型下斩钉截铁的断言，而是审慎地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概述。例如，著名美国传播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等人提出，以多媒体电脑为核心的一系列传播新技术的问世与发展，使人类社会增添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它兼具人类社会两种现存的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一系列特点，却又并非简单地等同于两者之和或两者的延伸；在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中，信息流通的形式是“电子对话式”。这种形式将和“对话式”（人际传播中信息流通的典型形式）、“独白式”（大众传播中信息流通的主要形式）并列成为人类社会传播活动中信息流通的三种基本形式（对相关观点的讨论将在本书第五章中具体展开）。[43]又如，尽管随着互联网的应用日益渗透到新闻传媒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新媒体对传统传媒业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社交媒体的大行其道更是如此，业界对“日报”等印刷媒体的“江河日下”之悲叹声常常可闻，但是国际学术界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依然较为审慎。以研究媒体领域的垄断现象著称的美国学者本·巴格迪基安（Ben H.Badgikian）在其著作《新媒体垄断》的新版（2004年版）中，在概括了报业在互联网诞生和迅猛发展后遇到的种种挑战和关于城市日报“终结”的“前赴后继”的“断言”后，依然指出“报纸还没有消失，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大可能消失”[44]，并且在美国的社会语境下分析了原因，尤其是其中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即报纸同其他媒介竞争者相比在社会功能方面的独特性——“它对美国当地市民的生活意义重大，而这一点，又是美国政治体系中具有独特性的一部分”[45]。再如，当下，移动终端上网异军突起，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就移动互联网对电脑互联网的挑战轻易下断言式的预测，而是正在对这两种平台上的传播现象进行大量研究。

3.研究较为多样化，大量研究课题具体、细致，但也不乏在宏大叙事式的框架下展开的研究。当年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是从跨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出发的，泛泛而谈各种媒介的特点、分类等，而且对一些概念如“冷媒介”“热媒介”等缺乏科学的界定（当然，也许拥有文学专业学科背景的麦克卢汉，本就更擅长于以比喻等修辞手段阐述心中所思，更热衷于语出惊人，而不是把新颖的语汇当作需要下科学定义的术语）。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关于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研究，尤其是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的文章，针对的都是某种具体的传播新技术手段、新方式、新现象，如录音传送（voice mail）系统、视传（videotext）系统、电脑网络上的讨论小组、网络版报纸、网络社区、电子邮件系统、某种社交媒体如“脸谱网”等，或某种（些）传播新技术的某方面的社会影响以及网络传播的某一方面等。以对电子邮件系统的研究为例，传播学界就细致地分析和探讨了许多具体问题，如电子邮件系统的发展过程、电子邮件系统的独特作用、电子邮件系统的长处和局限性、电子邮件系统的管理方针制订中应考虑的主要问题等。与此同时，视野开阔、宏大叙事式框架下的研究同样引人注目。例如，在2013年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上的论文中，就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芬兰、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新闻工作者对社交媒体的采用》《网上隐私和社交满足：关于社交网站隐私管理的跨文化研究》等将多个国家的情况相比较的论文。当然，论文与著作在篇幅上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同研究问题的范围大小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量的论文研究课题具体、细致是自然而然的。就著作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媒体的发展等媒介分析领域的不少著作，相对麦克卢汉当年的著作而言要具体得多。例如，近年来问世的著作中有针对“自媒体”的《自媒体：民治、民享的基层新闻业》（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Gillmor, Dan，2006），有针对影像伦理在数字化传播新技术时代受到的挑战的《数字化时代的影像伦理学》（Image Ethics in the Digital Age）（Gross, Lary P.，et.al.，2003），有针对社交媒体的不同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社交媒体市场销售书》（The Social Media Marketing Book）（Zerrella, Dan，2009），《以社交媒体教育教育工作者》（Educating Educators with Social Media）（Wankel, Charles, ed.，2011），《国际博客：认同、政治和网络化的公众》（International Blogging：Identity, Politics and Networked Publics）（Russell, Adrienne, et al.eds.，2009）……即使是典型的宏观研究的著作——卡斯特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也在各分卷中包含了大量阐述具体实例、分析数据的资料和文字。

三、面对数字化技术的挑战传播学界正在开拓的新研究课题

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以及因特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结合带来的移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可说是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人类传播活动的面貌正再次焕然一新。面对这种新的传播现实，传播学界正在积极开拓和准备开拓一系列与媒介分析有关的新课题，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1.对社会传播系统的格局的新变化和不同传播方式的特点之再认识。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导致新的传播媒介不断出现，改变了社会传播系统的结构。伴随着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的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的传播结构究竟会在传统传媒和新型传媒之间的激烈竞争中，重新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播学界对此议论纷纷。已经提出的预测性观点有：传统的大众传媒消失、让位于网络说，新、旧媒介长期共存说，新、旧传媒互补说等。从传播活动中信息流通的方式这一角度来看，互联网络的兴起及其应用，被拓展至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个不同层次的传播活动，正在改变传统的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一些特点。以往传播学界关于人际传播乃“点”对“点”的传播、大众传播乃“点”对“面”的传播的定论，关于大众传播中的“把关人”现象的定论，正逐渐显得不符合变动中的传播现实。网络传播模糊了点对点传播和点对面传播的界限，并使传播参与者可以不断变换传、受角色，这就要求传播学界更新对各种传播方式、传播媒介的认识，发展传播学理论，使之跟上传播实践的发展。

2.媒介转型与社会转型。这可以说是学术界对电脑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思考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当年，因特网初显咄咄逼人的崛起态势时，传播学界即开始对互联网技术带给社会的挑战和影响，展开思考和研究。在当时的语境下，学术界较多考虑的是互联网的特点及其对既有的传播格局的挑战，以及其社会应用的开拓及与之相应的各个社会领域所受到的或将受到的影响。如下这些议题，即被纳入了学术界的思考范畴：在传播领域异军突起的电脑互联网络，尤其是全球性的因特网，究竟会给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影响？网上虚拟环境与社会现实环境的并存，将对人类的认知方式产生什么影响？传播学界对诸如以下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可通过网络进行的电子商务及其所涉及的信息安全问题、网络文化中英语的语言主导地位及其对发展中国家保持其文化独特性的挑战、上网成瘾对于陷入此瘾的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等。而今，随着数字化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因特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网上传播新方式的不断推出及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移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带来了“连续不断的连接性”[46]，学术界进一步真切感受到了媒介日益转型为以“互联网星系”（借用卡斯特尔所使用的语汇）为主导（形形色色的网上传播方式日益扩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日益融入传统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与运作）的社会现实，以及因“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开始以加快了的速率重新塑造社会的物质基础”[47]而带来的社会转型。传播学界关注互联网传播的社会影响的新努力进一步体现为对与媒介转型及社会转型相关的课题的开拓与研究，如：亦真亦幻的网上虚拟环境对人类认知环境的影响，电子商务如火如荼的发展对实体店的交易活动的影响，社交媒体迅速流行语境下的舆情，等等。

3.社会的整个经济运作方式及社会的信息传播政策对网络的发展进程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下，网上的商机和庞大的数字化市场吸引了不同领域、行业的大小公司、机构营建网站。毋庸讳言，深信网络在创造经济利益方面的巨大潜力，是进入商业化运作的互联网络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为此，许多公司纷纷以大量的风险投资作支撑建设网站。但是，这种支撑能维持多长时间？网络热中有哪些“泡沫”成分？投资收回时间如果遥遥无期，会令多少经济实力较弱的公司无奈退出网上竞争？网络与广告业的关系同传统传媒与广告业的关系有何异同？商业化的驱动迄今已对互联网业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网络的发展方向、进程受到哪些社会决策的影响？……这一切，都构成探讨的话题。

4.传播高新技术与传媒业的社会管理。自因特网崛起为崭新一代的传媒以来，网上信息流通的空前自由度备受褒扬，被视为因特网技术的特征之一。将网络与信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自在的流通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已成为讨论网络的思维定式。然而，人类传播发展史显示：传播媒介同一切文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息息相关；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发展史则进一步显示，对于涉及职业传播者同社会的其他部门、其他成员的关系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活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放任自流而不加任何约束、控制。不论人们是否喜欢，传媒技术与传媒业似乎历来与“控制”有一定的联系。互联网络是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崭新媒介，其帮助人类超越传播中的时空限制的能力，远远超过传统的大众传媒，但与此同时在被运用失当的情况下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可能是空前的。网络色情、“垃圾”电子邮件、网上侵权、网上侵犯隐私权、“黑客”、网上诈骗、网上话语暴力、网络谣言等，都显示了对传播新技术、新手段进行适当的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有效管理？人类社会应如何合理地运用传播新技术和新的信息传播资源——网络空间，使传播新技术发挥正功能，形成正能量，避免负功能，避免负能量？这类课题正成为传播学界需要大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新思考

在20世纪90年代高新科技大放异彩的新形势下，在传播学界对一系列有关传播高新技术与大众传播乃至整个社会的关系的课题进行探讨的同时，未来学家、社会学家也在对高新科技的力量迅速扩张的社会的未来走向，进行推测、分析。当然，后者对科技的关注，范围更宽泛。未来学家不是局限于信息传播科技，而是聚焦于对未来的预测。美国著名未来学者奈斯比特1999年与另两位作者合作推出的新著《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就集中探讨了高新科技突飞猛进的世界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该书讨论的主题，奈斯比特在1982年即在《大趋势》一书中略有涉及。然而，1982年他所觉察到的，是高科技与高思维/高情感/高感觉相对应的关系正初露端倪。因此，当初他对高科技和高思维/高情感/高感觉的关系的构想可被简单地归结为“平衡”，“即求得物质奇观与人性精神需求的平衡”。当初，他仅将高思维/高情感/高感觉（艺术、宗教、另类疗法）视为对高科技（电脑、电信科技）的反应，认为美国社会正同时朝高科技和高思维两个方向前进，“科技越多地被引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想寻求高思维的平衡，寻求人性的稳定”。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觉得高科技与高思维/高情感/高感觉二者相对应的关系已有所发展，“现在它代表着科技与文化的结合，而不仅仅是两股独立冲量的平衡”[48]。《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书审视了先进的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尤其是批判地考察了美国的文化和许多人沉迷于科技的“科技上瘾”现象。奈斯比特及其合作者将美国社会视为“科技上瘾区”，并列举了科技上瘾的六种症状：

（1）“从宗教到营养，我们都宁取简易方案，速战速决。”在美国，人们针对一些基本问题向信息科技如电视、报刊、（提供自助指导的）实用书籍、录像带等寻求快速解决方案，如“如何找对象”“如何示爱”“如何在8分钟内快乐起来”“如何与圈外人约会”等。而这些媒介中充斥着的通俗文化，也对介绍对付各种问题的快速解决法乐此不疲，“立即治愈35种症状”“两分钟健康检查”，诸如此类的说法，在美国媒介中比比皆是。

（2）“我们恐惧科技，崇拜科技。”对于科技的力量，深怀恐惧者有之。在这些人看来，科技似乎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能给人类带来大难甚至毁灭人类（例如深恐“千年虫”，担心电脑出错导致飞机坠地、导弹失控、全球经济崩溃、大量机械失灵等）；深深崇拜者也有之，这些人视科技为人类的福音，相信科技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并拯救人类（例如深信人人上网能带来世界和平、保障人类前途、维持世界经济发展）。

（3）“我们不太能分辨真实与虚幻。”虚拟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亦真亦幻的虚拟景象。奈斯比特指出，“在这个科技能制造代理、代用、虚拟、假象的时代，我们愈来愈弄不清楚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他觉得最能说明这种真幻难辨的困惑的，莫过于美国人与各种各样的“显示屏”——电视、电脑、电子笔记本、游戏机、电影、寻呼机——的关系。在奈斯比特看来，无所不在的显示屏为美国人提供指导、信息、娱乐，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了他们。在真幻难辨的困惑中，投射在显示屏上的故事、暴力内容，被说成“虚拟”，轻轻带过，将显示屏显示的内容当作幻象、虚拟从而认为其无害，但后果“非常真实”“祸害甚大”。

（4）“我们视暴力为正常现象。”这同第三条症状紧密相连。美国的影视节目和电子游戏中充斥着暴力内容，许多人以为故事非真是幻，漫不经心，其结果是久而久之，对此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5）“我们把科技当玩具玩儿。”奈斯比特等人指出美国的文化已被消费科技主宰，电视、电子游戏机、各种高新科技玩具比比皆是，许多人对科技玩具着迷，甚至玩电子玩具上瘾。

（6）“我们的生活疏离、冷淡。”电子通信技术和电脑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崛起，使个人有可能独坐一室而“联络全世界”，其副作用是亲身与人接触、与自然接触的必要性由此削弱。奈斯比特等感到“科技确实已在使人疏离人、疏离自然、疏离自我。科技会造成实质与情感上的距离，把人剥离出自己的生活”[49]。

《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分两个部分阐述和预测了高新科技对美国人的生活和人性的影响。第一部分集中讲述消费科技的影响，认为其极其深远地改变了人们与时间的关系，并警告说在美国人对媒介暴力和社会暴力之间的关系熟视无睹之时，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接受暴力。第二部分关注正在发展中的基因技术，认为这种技术在生理上和精神上冲击着人的变化中的感知。[50]奈斯比特等人指出，他们的研究所看到的科技与人类之间正在展现出来的关系之情形，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担忧。“科技充斥于美国社会，它给人们送来神奇的创新，也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后果。”[51]因此，作者呼吁，应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科技，讨论科技，对科技形成清醒的认识。他（她）们强调对现存科技的价值的评估与对新科技的影响的预测之重要性：评估帮助人们与科技建立正确的关系，预测提醒人们针对新科技“谨慎行事，避免漫不经心或愚昧行事”[52]。

从奈斯比特等人所列举的科技上瘾的六种症状中可以看出，虽然《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书对于高新科技的关注是宽泛的而不仅限于信息传播科技，但信息传播高新科技显然在该书作者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符合世纪之交的社会现实。美国作为全世界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在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高新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十分显著，诚如书中形象地指出的那样，“科技与我们的经济并驾齐驱，我们则只能插上插头、上网、浏览、剪贴，把零碎信息拼凑起来。我们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但没法下达指令修改。上瘾区令人精神空虚、不满而充满危险，可是人无力脱离，除非先明白自己置身此区之内”[53]。在这方面，此书可说是提出了一种警告，提供了一种分析的角度，那就是以人性的角度去思索：“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该怎样去实现这种目标？”[54]这显然是一种人文的视角，这样的观点似乎很难说是奈斯比特及其合作者独创或首创的，但这本书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充分的例证，强有力地突出了这一主题。

奈斯比特和合作者的这本著作，是基于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进行的研究，研究方法的实证性色彩使本书的讨论具有扎实的资料基础。与此显然不无关联的是，书中在对媒介暴力对下一代的冲击、应用基因技术时存在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等进行讨论时，介绍、分析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而并不多做定论。如果说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大约是从对电影、电视、网络和报刊进行内容分析所得的资料中归纳得出，那么，不多做定论则使此书的讨论带上相对审慎的色彩，这正与其内容（预测未来）的探索性特征相符，又同传播学界在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许多研究中对结论的审慎态度相一致。可见，在信息技术革命的热浪席卷全球的当下，国际传播学界和（社会学中的）未来学界都在积极而又审慎地展开研究。

对科技与文化的关系的探索也是著名西班牙裔社会学家、新媒体研究专家、现执教于加州大学与南加州大学的卡斯特尔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中着力探索的主要论题之一。卡斯特尔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当下网络社会的文化模式之特征。对内容极为丰富且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卡斯特尔的新媒体研究成果，我们将用一整章另行阐述，本节中不作专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