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致陶亢德函及其他
读2016年9月29日《南方周末》刊出的陶洁先生《鲁迅与我父亲陶亢德》一文，使我想起了当年参加鲁迅书信注释工作的一些往事，以及与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相关的若干史实。
1976年10月，我进入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工作。注释组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注释鲁迅后期的《且介亭杂文》，另一项是注释鲁迅1934—1936年的书信和致外国人士的书信。我参加的是后一项工作。当时还在延续“文革”中流行的“三结合”做法，有两位来自工厂的“工人理论队伍”代表也参与注释工作。1978年4月，注释组安排的访问巴金的任务就是工人代表黄成周先生和我一起去完成的。另一组由林月桂老师与一位康姓女工人代表组成，她们在1977年10月访问了陶亢德。这就是陶洁先生文中所述“两位上海师范学院女教师”到她家访问一事。访问记录整理稿刊载于注释组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这部资料集有1977年10月油印本和1978年铅印本两种，“供鲁迅著作注释和研究”的“内部参考”，但内容并不一致。访问陶亢德的这份记录篇幅很短，油印本中关于鲁迅书信已经只字未提，铅印本还删去了油印本最后一段关于邹韬奋的回忆，因为这与注释鲁迅著作并无直接关联。
陶亢德1983年去世，前一年我单独访问了他。那时注释鲁迅书信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1981年版《鲁迅全集》也已出版。我向陶亢德请教的是他与郁达夫、周作人等交往的往事，还谈到了他保存下来的老舍《骆驼祥子》手稿。陶亢德告诉我，他原藏有一百多封周作人给他的信，“文革”中付之一炬了。我问他当时有无可能作出别的选择？他停顿良久，只回答我一句：“我实在没有办法，当时怕啊。”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可惜，这次访问未留下文字记录。
2013年11月，北京“嘉德”拍卖了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手迹原件，由于这通仅一页的信属于我当年注释工作的范围，所以我很关心。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与陶亢德通信，始于1933年10月18日，止于1934年10月19日，鲁迅致陶亢德函共二十通。所谓“止于”，乃指鲁迅日记明确记载的鲁迅致陶亢德最后一函写于1934年10月19日，这封信未能保存下来。此后，1934年11月21日和1936年7月7日，陶亢德又两次致函鲁迅，但鲁迅日记均无回信的明确记载。
1981年版《鲁迅全集》所收的鲁迅致陶亢德函起讫时间为1933年10月18日至1934年7月31日，共十九通。这十九通书信中，十八通原信保存下来了，其中十四通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一通即1934年5月16日致陶亢德函由绍兴鲁迅纪念馆收藏，22二通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23还有1934年7月31日一通藏于何处待查。此外，就是写于1934年6月8日的这一通不明下落。这通原信历经那么多年风雨沧桑之后终于在“嘉德”拍卖会上现身，实在难得。但疑问也随之产生，《鲁迅全集》当年收入这通信札的依据是什么？
其实，1979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五册就已经公布了这通信札的手迹，只是称谓“亢德先生”四个字加一个冒号阙如，该书目录上也注明了“缺称谓”。这是《鲁迅手稿全集》刊出的鲁迅致陶亢德十九通信札中唯一一通缺少称谓的。那么，《鲁迅手稿全集》又是依据什么收入这通缺少称谓的鲁迅致陶亢德函呢？在此之前，此函有否公开发表过？
答案是肯定的。1949年2月，上海万象图书馆出版了平衡（平襟亚）编辑的《作家书简》“真迹影印”本，其中鲁迅书简继蔡元培、陈独秀书简后排在第三位。鲁迅书简部分收入了十通鲁迅书信手迹，全部是鲁迅致陶亢德函。这十通鲁迅致陶亢德函手迹在《作家书简》发表时，统统都被略去了称谓，而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这一通手迹，正是排列在这十通手迹的末尾。换言之，应该是陶亢德当时向《作家书简》编者提供，这十通书信手迹才得以影印出版，出版时应陶亢德本人要求或编者出于某种考虑，隐去了这所有十通信札的称谓。而前九通由于手迹原件后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入藏，称谓也随之得以恢复，唯独1934年6月8日这一通成了例外。由于这通信札手迹原件一直未能出现，导致《鲁迅手稿全集》据《作家书简》影印件收入时仍“缺称谓”。
令人费解的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收入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此函时，恢复了“亢德先生”称谓，2005年版《鲁迅全集》沿用。24如果说1979年至1981年的两年时间里，《鲁迅全集》编者见到了鲁迅此函手迹原件，当然可以恢复称谓，但我作为1981年版鲁迅书信注释定稿小组成员之一，却了无印象。如果说仍未见到鲁迅此函手迹原件，《鲁迅全集》又凭什么恢复称谓呢？再查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书信集》上册，收入此函时已恢复了称谓，这应是此函在1949年后首次编集，《鲁迅全集》恢复此函称谓应据《鲁迅书信集》而来。但《鲁迅书信集》又据何而来？仍不得而知。在新的证据出现之前，当时《鲁迅手稿全集》据《作家书简》影印件保持“缺称谓”，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结束。195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发表了署名陶庵的《鲁迅先生的四封信》一文以为纪念，陶庵正是陶亢德鲜为人知的笔名。在此文之前，陶庵还在10月4日《新民报晚刊》副刊发表了《鲁迅故乡的台门》一文。在《鲁迅先生的四封信》里，陶亢德开宗明义告诉读者：“我和鲁迅先生通过十几次信，去一信他答一信，无论去的信是讲的什么事情。”然后就介绍了鲁迅写给他的四封信，按引用次序，为1934年6月6日、1933年10月27日、11月2日和1934年5月25日四通。原文均未注明四封信的具体写信时间，我据《鲁迅全集》一一核实。前三通谈的是鲁迅指导他如何学习日语、告诉他如何看待日本后藤朝太郎作的论中国民族性的书和日本文艺批评家长谷川如是闲等的著作。最后一通则是那封有名的鲁迅不愿滥竽作家之名，拒绝“雅命三种”之函。这四通陶亢德都大段大段征引鲁迅原信，有的几乎是原信照录，如1934年6月6日这通。而且，除了1933年10月27日这一通，其余三通均为《作家书简》所未收，他不可能从《作家书简》转引。所以，若以此断定这四通信在陶亢德写作此文之时尚在他手边，他可以大段大段引用，应该能够成立。
不过，此文虽名《鲁迅先生的四封信》，除了上述四通之外，在引用了1934年6月6日这通信之后，文中还写到了鲁迅的另一封信，也即1934年6月8日这一通！值得注意的是，陶亢德不是原信照录，而是用自己的话概述了此信内容，具体如下：
陶亢德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告诉读者，鲁迅“后来”写给他的这封信，他只是“记得”，只能凭记忆综述大概，而不是像其他四通信那样可以大段引用原信。也就是说，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这通信，在陶亢德1956年10月写作《鲁迅先生的四封信》（其实应改题《鲁迅先生的五封信》）之时，或已不在他手边，他无法据原信直接引用。那么，这封信到哪里去了呢？也许还夹在他一时无法检出的某本藏书里，也许已夹在他某本藏书里为补贴家用而变卖了，也许一直保存到“文革”仍不幸被抄走？总之，各种推测都有可能。遗憾的是，我的追踪工作到1956年10月就再不能推进了。从1956年10月到2013年11月，整整五十七年时间里，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的去向成了一个谜，竟毫无线索可寻，直到它的突然再现。
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信手迹被拍卖后，也有论者对其真伪提出疑问，主要理由为《鲁迅手稿全集》的此信手迹影印件（即据《作家书简》翻印者）上，信末“著安”两字之后还有一个小黑圈点，也可视为句号，但付拍的这通信末“著安”两字之后并无这个小黑圈点。这个质疑或可从当年《作家书简》影印时的技术原因所致来解释，但尚未被普遍接受，只能期待方家进一步查考探讨了。
（原载2016年10月20日广州《南方周未》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