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总论

中国神话，作为迄今人们所熟知的一种体裁，乃是由从上古到晚近的民间神话、道教和佛教的秘密传说和仪式构成的体系。这些神话传统中的每一种都有其固定的系统，而且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的。道教神话广泛利用了古代神话的形象。晚近的民间神话，人们通常将它定义为混合的神话。它积极吸取道教和佛教的观念和形象。

中国人的古代神话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神话本身只保留在简略的、零碎的残篇中。复原中国远古神话是十分复杂的工作。中国上古神话的原初意义，通常被后世的层累所歪曲，受各个时代的哲学、历史观点影响而变形，而神话本身只是被约略提及。大量的古代神话人物，在一些冬烘先生的笔下早已变成了古代似乎真实存在的“历史”活动家。这一过程促使中国人对周围世界由神话解释很快转向理性解释，这种理性解释可以在拒绝“怪、力、乱、神”的儒家的学说中得到鲜明的表达。

我们可以借助历史、哲学著作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复原（《尚书》，前16—前11世纪的古代内容；《易经》，前8—前7世纪的古代内容；《庄子》，前4—前3世纪；《列子》，前4—4世纪；《淮南子》，前2世纪；王充《论衡》，1世纪）。大量的神话资料包含在《山海经》（前4—前2世纪）和《楚辞》中，后者是屈原（前4—前3世纪）和其他楚国诗人的作品总集。

中国古代神话的鲜明特色之一是神话历史化，在儒家理性主义世界观影响下，神话人物很早就被解释为远古的历史人物（这种痕迹至今尚存）。最重要的神话人物化为君王，次要的人物化为官吏等。神话的历史化还促使形成中国神话中典型的人物人神同形化过程。在晚近的民间神话中还持续着这一过程。图腾观念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比如，殷人认为玄鸟是图腾，夏人则认为蛇是图腾。蛇逐渐演化为龙，龙能呼风唤雨，同时与世俗权力保持联系。鸟显然演化为了凤凰，这是一种神鸟（它通常翻译成“凤凰”），是女性统治者的象征（龙则是男性统治者的象征）。

关于无形的巨大之物——混沌的神话，显然属于最古老的神话（从“混”和“沌”的字形来看，这个概念是以水混乱的形状为依据的）。在一系列神话先祖身上都可以发现未曾分割的特征（并生的脚趾和牙齿）。依据《淮南子》的说法，其时还没有天和地，无形之物迷茫于混乱之中。在混乱中产生了二神。原初的混乱也反映在“开辟”这个概念中（从字面上看，它指“世界开端”，即天地的分离）。徐整（3世纪）《三五历纪》叙及，天地浑沌如鸡卵。天地分离，导致了与天地同样体量的盘古产生。他同自然现象相联系，他吸气产生了风和雨，呼气产生雷电，他睁眼白天即到来，闭眼夜晚即到来。他死后，他的肢体和头变成五岳，他身上的毛发变成草木，身上的寄生虫变成了人。[20]盘古的神话证明，在中国存在着典型的古代的宇宙起源学体系，它将人体比喻为宇宙，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相协调（在上古晚期和中世纪这种神话观念也在与人相关的其他知识领域得到了加强：如医学、骨相学、面相术等）。可以设想，这样的神话产生于与汉族人有亲属关系的南方部族。就发展阶段而言，不断演变的生殖始祖女娲的系列属于更古老的类型。女娲是半人半蛇（或龙），被认为是创造一切事物的女神（但尚未见她创造世界的神话）。一则神话说，她以泥土造人。在更晚的神话变体中，她又与婚礼的确立相联系。盘古没有创造世界，他自己随着天地的分离而发展（只是在中世纪的木刻中才描绘了他手持凿子和锤子，分出了天和地）。女娲是很有特色的工匠。她修补崩塌的天穹，她斩了巨鳌的四足，用来补天的四极，用芦苇的灰来阻止水泛滥（《淮南子》）。不妨设想，从来源来看盘古和女娲从属于不同部落的神话，女娲的形象或者产生于古代中国的东南区域（德国研究家В.缪克），或者产生于四川西南部的巴文化区（美国学者艾伯华），而盘古的形象产生于中国南部。

关于文化英雄伏羲的传说也广泛流传，他显然是夷部落（中国东部，黄河下游）的始祖。伏羲被认为是渔网和八卦的发明者。他教人渔猎，烤肉。夷人的图腾是鸟，伏羲作为夷人的第一个文化英雄，他应该是半人半鸟。后来在进入公元之际，在中国神话体系形成的时候，伏羲被描画成与女娲是一对夫妻的样子。在山东、江苏、四川等省的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的石棺画像上，伏羲和女娲被描绘成人体相连的一对，他们的尾巴（龙尾）纠缠在一起，这象征着夫妇的交媾。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四川采录的汉族人的代代相传的神话中，伏羲和女娲是兄妹，逃过大洪水的劫难后，他们结婚，以恢复被毁的人类。在书面的文献里（从2世纪开始）只是偶然提及女娲是伏羲的妹妹，只是11世纪的诗人卢仝[21]才将她称为伏羲的妻子。

关于大洪水的神话在文献中的记载早于其他神话（《尚书》《诗经》，前12世纪—前11世纪），但从发展阶段看，它不属于最早的神话。可以设想，大洪水的神话产生于淮河、钱塘江（安徽、江苏）的中国人的部落，然后流传到现在的四川地区。美国汉学家波德指出，中国的大洪水神话中没有对人类的罪过的惩罚（只是在现代伏羲、女娲神话的现代变体中才能看到），只有水患的一般性的观念。这里讲述了农民同水患做斗争，以便种庄稼（开荒）和灌溉。在《尚书》中，鲧试图靠从最高统治者那里偷来神奇的自生土（息壤）来抵御水患（可以设想，这个形象居于这样的古老观念之中，即在创世之初要扩大土地，创世伴随着制服洪水的神话，而洪水则会在神话中留下地球上生命发展新阶段的痕迹）。但是战胜洪水的是鲧的儿子禹。禹开挖沟渠，整理土地，清除土地的污秽（清除污秽是文化英雄的特征），为农业创造条件。

因为古代的中国人把创世看成是天地逐渐分开的过程，所以神话中会述及，开始时可以借助特殊的天梯登上天。后来出现了对古老的天地分离观念的另一种解释。按照这样的说法，最高统治者派自己的孙子黎和重截断天和地之间的道路（前者上了天，后者入了地）。[22]与天梯观念相伴随，在昆仑山（所谓的世界之山的中国版）神话里有天路的说法。昆仑山连接天和地；其上有上帝居住的下都。这些神话的基础是关于“世界之心”的概念，这不是普通的山，而是高耸在山上的都城——宫殿。另一种垂直宇宙的观念体现在太阳神木——扶桑这个形象里，它的基础是世界之树的观念。在扶桑里住着10个太阳——10只金色的鸟。他们都是住在东南海里的羲和之母的儿子。据《山海经》说，太阳先浴于水滨，然后升上扶桑，从那里走上上天之路。它渐渐飞到最西边，落到另一棵太阳树——若木上。若木的颜色照亮大地（多半是晚霞的形象）。与多个太阳观念相联系的是自然的宇宙平衡被破坏的神话，其结果是同时出现了10个太阳：可怕的旱灾到来了。天上派来的后羿射出箭，射落了多余的9个太阳。

月亮的神话显然比太阳神话更平淡。《山海经》说，在大荒中有日月山，它是天轴，太阳和月亮在其边缘降落。就像羲和一样，嫦羲洗浴自己的孩子，即月亮。只有屈原不把月轮称为月母，而是月亮的车夫（在太阳神话系列中母亲自己驾驭儿子——太阳）。人们对一个特别的角色望舒则所知甚少。假如说太阳会联想到三足乌，那么月亮则会联想到蟾蜍（在后期的观念中它是与三足蟾蜍相联系的）（见《淮南子》）。通常认为，在月亮里住着玉兔，它在捣不死之药（中世纪的作者认为蟾蜍代表阳，玉兔代表阴）。月中的蟾蜍和兔的形象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帛画上，这是1971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的。假如太阳神话是与后羿相联系的，那么月亮神话则是与他的妻子嫦娥（也称姮娥）相联系的。嫦娥偷了后羿的不死药，吃了后飞到了月亮上，孤零零地住在那里。另一种传说是，在月亮上住着吴刚。他被发配到月亮上砍巨大的桂树，斧头砍的痕迹第二天又长上了。这个神话显然形成于中世纪道教的氛围中，但月亮树的观念形成在更早的时期（在《淮南子》中就有了）。

五个星宫的概念对理解中国神话具有重要意义。五星宫以太一、青龙、朱雀（或朱鸟）、白虎、玄武来象征中、东、南、西、北五方。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有相应的星宿，有相应的形象。在远古石棺画像上环状描绘青龙星宿诸星，其旁会画上一条青龙，玄武被描绘成龟蛇相缠（相交媾）的样子。某些星宿被认为是神仙或他们居住的地方的人格化。大熊星座（北斗星）和它上面的神仙可预测生死和命运等等。但是在神话传说中人格化的不是这些群星，而是个别的星宿，如在天穹东边的商星、西边的参星。

在自然诸神和自然现象中，雷公显然是最古老的。最初他被表现为半人半神的样子。他很可能被视为始祖伏羲之父。

在古汉语中，“震”这个概念本身在词源学上同“孕”有联系。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古老的概念的遗迹，根据这些概念始祖们的诞生伴随着雷鸣，也有“咆哮的龙”相伴。“震”这个汉字也表示家中的长子。在进入公元前后，曾存在过关于天上的龙——雷公的概念。中国人把彩虹想象成卷曲成彩虹状、两端都有头的龙。这种形状在汉砖中是很常见的。从文献记载看，可以分为牡龙（以明亮调子为主）、牝龙（以昏暗调子为主）。曾有关于神话化的君王舜的母亲因大虹（大概就是龙）而得灵孕的传说。风和雨也人格化为风伯和雨师。风伯被想象为狗身人头（参见《山海经》），另外的说法是，他同鸟、彗星有关系，也跟长着鹿身、鸟头、蛇尾、豹纹的神话人物飞廉有关系（参见4世纪诗人晋灼的作品）。

在中国神话中的大地的世界首先是指河与山（可比较中世纪的词，“江山”指“国家”；“山水”指“风景”）；森林、平原、草原和荒原实际上不发挥什么作用。在远古的文字中“地”作为象形字是表示堆砌的土，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与大地和山相同的。山神被描绘成不对称的形象（或一只眼、一只脚，或三只脚），通常的人的特征会翻倍（两个头），或者将人和动物的特征相结合。大部分山神的奇怪形貌证明了它们与土地的自然力量可能发生联系。关于泰山（位于现代山东省内）是司生死之神（即某种地狱神）的住所的传说，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旁证：这是在大地之下的世界，即从山顶上的入口进入到深深的山洞里。水神大部分是具有龙、鱼和龟特征的动物。但是在纪元之初，水神常常是人格化的。水神既有男性（如淮河神河伯），也有女性（洛水女神洛神、湘江女神等）。人们以女神来纪念各种被溺水者，如洛神，可以被看成是对神话人物伏羲的女儿的纪念，这就是被淹死在洛水中的宓妃。

中国古代神话的基本人物（文化英雄）是——远祖，他们在上古的历史化的典籍中被表现为远古的现实的君王和臣属。他们是作为文化财富和文化物品的创造者而突出出来的：伏羲发明了渔网；燧人氏发表了火；神农发明了耒，创造了农业的基础，挖掘了最早的井，确定了草的医用价值，组织了易货贸易；黄帝发明了运载工具——船和车，他还发现了制衣的材料，他开始建设公共道路。与他的名字联系的还有纪年法（黄历），甚至还有文字（据其他传说，是长着四只眼睛的仓颉创造了文字）。制造各种陶器、甚至乐器，这在远古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化活动，这通常会被归在所有神话性的远祖的名下。同一种活动会被以不同的神话记在不同的人物的名下。这表明，文化活动同一定的人物的关联不是一下子就确立的，不同的民族都把发明记在自己的英雄的名下。在古籍《管子》中，黄帝曾钻木取火，可是在古籍《河图》中则是伏羲，而在《易经》系辞传和哲学著作《淮南子》中则是燧人氏（从字面上讲，他就是“钻木取火”的人）。在后续的文化传统中由于这些人物发现火，这一最重要的文化功绩得到了巩固。

所有这些文化发明，不管是记录在哪一位远祖名下的，它们反映的远不是神话英雄创造这些事物的最早的观念。他们发明、发现物品的更古老的方法，通常是盗窃，或从主人，或从另外的世界获得神奇之物。只是还保留了这类神话的残迹，比如关于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不死药的故事。后羿造访西王母是与中国古代关于冥间的神话相联系的，可以解释为从阴间获得了灵药。在这里可以发现中国神话思维具有同后来的道教学说相协调的特点。道教学说以寻找养生和长寿之道为其目的。在《山海经》中已经记载了许多生活在遥远的奇异地方的仙人。西王母与其他特点分明的文化英雄有区别，她是另一类神话人物，她显然具有神魔特点。在古代的文献中她具有明显的兽形特点：豹尾，虎牙（参见《山海经》），她主持天庭的惩罚。根据另外的传说，她播撒海水，传播疾病。她具有虎和豹的特点，她还居住在山洞里，这些都令人设想，她是山灵，是母系社会双面性的形象。

神话英雄的另外的神魔变体是宇宙和社会平衡的破坏者——水灵共工和造反者蚩尤。水灵共工被描写成破坏宇宙规则的动物化的反抗者的形象，他同火神烛龙作战（两种对立元素的斗争是远古神话最常见的主题）。在后来的神话里，多手多足的蚩尤（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古老的大混乱观念的反映）同体现和谐和秩序的统治者黄帝的战争，已经不是描写代表对立自然元素的两个英雄的决斗，而是夺取不同部落统治者权利的斗争，同时也描写了自然元素统治者之间的巫术式斗法（比如，风伯和雨师站在蚩尤一边，黄帝的女儿旱魃则站在她父亲一边）。干旱战胜了雨、风、云，因此黄帝作为最高的神战胜了蚩尤。黄帝和蚩尤的整个战争从类型学上看，同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与巨人神的斗争非常相似，这也可以想象为天神（黄帝）跟地衹（蚩尤）的斗争。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古代理想君主的形象占据重要位置，尤其是尧和他的继承者舜。在日本学者御手洗胜看来，尧开始是鸟身的太阳神之一，后来他变成了地上的君王。

古代中国不同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分散的神话形象逐渐形成了一个唯一的体系，促成这个体系形成的是自然哲学观念的发展，分类体系的发展，其中五行的促进作用尤其明显。在该体系的影响下，世界的四分体系变成了由五行定位的空间五方（大地的四方与中央，或称中心），天上的最高统治者已经被认为是中央之神。在殷商时期（前16—前12、11世纪）的甲骨上已经有了“帝”字，它表示已故的君王的“尊号”，或者是与之相应的“神祖”或“圣祖”的称号（日本学者加藤常贤认为，从词源学来看，“帝”字是对祭天的祭坛的描绘）。配上“上”字，“帝”就表示是上天的主宰（上帝）。

在周朝时期（前12、前11—前3世纪），在古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对作为主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天的崇拜。但是“上帝”和“天”的概念是纯粹抽象的，同时也很容易同具体的神话人物发生联系，所以就造成了神话五帝的观念。可以设想，在古籍的记载里三皇（伏羲氏、遂人氏和神农氏，当然也有其他说法）的概念是同五帝相平行的，这反映了另外一种三分法，导致了中世纪出现三个神话君王的形象——天（天皇）、地（地皇）、人（人皇）。进入神话五帝的有：中央的统治者是黄帝，他的助手是后土，他的颜色是黄色，他的治下有太阳宫，天中央部分的很多星宿都在那里，有大熊星座（北斗）和天星（土星）；东方的统治者是太皞（即伏羲），他的助手是绿色树神句芒，他的治下还有雷公、风伯，有东方的星座岁星（木星），他司管春天，是绿色的；南方的统治者是炎帝（即神农），他的助手是火神祝融，与之相应的南方的星座是荧惑星（火星）；西方的神是少昊（他的名字“少昊”同东方神“太昊”是相对立的），他的助手是白色的神蓐收，与之相联系的是天的西方的太白星（金星）；北方的统治者是颛顼，他的助手是黑色神玄冥，在他的治下有月宫和雨师，有天空北方的星宿，如辰星（水星）。神话的统治者，即世界各方的君主，按照五行学说，他们也是与季节、色彩、动物、脏腑相配的。比如，伏羲对应于木、动物中的龙、色彩中的绿色、季节的春、腑脏中的脾、武器中的斧；颛顼对应于水、黑色、冬、龟、肠、盾。所有这些证明，出现了足够复杂的等级体系，在那里所有因素处于持续的互相影响之中，一种因素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因素，这要借助于不同的“密码”（空间的、时序的、动物的、色彩的、腑脏等的密码）。这里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个复杂的观点体系的基础是这样的观念，即人和宇宙是如何从原初中产生的。古代神话观念的调整也是在总的分类框架中进行的。伏羲被视为最古老的统治者，继承他的有尧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这个等级体系得到了历史学界的借用，而且神话人物继续历史化，尤其是到了汉代（前206—220），起源神话被用于证明在位者的合法性，证明某些宗族的古老的起源。大量神话情节被激活在公元前4世纪和以后的典籍中。而且这种情形持续到这个时期，当时人们相信神话，基本上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的一种形式。屈原的《天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首诗中对古代神话的情节疑惑不解，对其中的矛盾发出了疑问。其后，在1世纪，勇于争论的哲学家王充从朴素的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神话美学思维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但是，古代神话情节的消亡和遗忘并不意味着在民间口头文学中神话创作的停止，也并不意味着新的神话人物不再出现，或不再讲述他们。与此同时远古的人物出现了积极的人形化的过程。比如，在纪元的前后，在文学和艺术中西王母由动物化的形象转化为人形，甚至成为了美人（如在文学中）。沂南（山东，2世纪）的汉砖上在她的旁边描绘了虎——西方神，它接续了她的动物特点（2世纪桓麟的《西王母传》也与此相似）。在汉代，西王母出现了丈夫，他是东方的统治者——东王公。他的形貌模仿了更古老的女性神的形象，这一点在描写他的《神异经》（5世纪？）中更明显（该书是模仿《山海经》的）。在《神异经》中东王公区别于汉砖画像，具有动物的形象（鸟面，虎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