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之特征，史家之个性——《中古文学史论》的“史论”特征与王瑶的学术个性
高恒文
史著有“史述”“史论”“史考”之别，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以“史论”标题，正是此书之特色[34]；史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是也，而“史论”尤其在于“识”焉，《中古文学史论》史识惊人，朱自清称赏不已，“小说与方术”是为一例也[35]。然而“史识”当从“史”出，观乎《读陶随录》《读书笔记十六则》诸篇，可知《中古文学史论》之由来也[36]。王瑶评林庚《中国文学史》，有“诗的”与“史的”之说[37]，当即歌德自传所谓“诗与真”之意，此亦可知《中古文学史论》作者“史的”意识之理论自觉也。以上数端，乃笔者阅读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之体会，曾概乎言之曰：“史的”杰作，“论”之精确。现不揣浅陋，略作申说如下。
一
尽管《中古文学史论》出版之初，作者曾说“名为《中古文学史论》，是沿用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的习惯的称法，并没有特别的意思”[38]，但我以为，标明“史论”二字，既体现了著者的“史”的追求，即意在描述著者所谓的中古“这一期文学史的诸现象”，更在于“论”的自觉，所以作者更大的学术追求在于“对这一期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出“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39]。虽然历史的叙述中必然包含着对历史事实发生、经过和结果的解释，并且直接地或隐含地有着著者的价值判断，但《中古文学史论》的显著特征在于，相对于现象的描述而言，著者的努力更在于对中古文学形象的发生、发展、变化和特征进行“审慎的探索和解释”。更进而言之，虽然本书是对中古文学的整体的研究，但著者又显然是通过对重大现象的揭示来突出中古文学的总体特征的，而对于次要现象和个别情况，则是在重大现象和总体特征中处理的，甚至有所忽略：比如谢灵运与谢朓的山水诗的不同的艺术技巧、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的不同的文学观、《文选》与《玉台新咏》的不同旨趣等等，至少也是重要的文学现象，但著者显然没有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并且像后人津津乐道的“魏晋文章”中如嵇康与阮籍的论文的异同高下，乃至北朝文学以及南北朝文学之间的关系，也阙而不论；更有意味的是，正如著者批评林庚《中国文学史》完全以今天甚而“西洋的文学观念和文艺派别来处理中国文学史”以致“貌合神离”[40]，《中古文学史论》中所论诗、文、小说，在“文”这一方面，关注的显然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散文，而于当时几乎同样重要的表、疏、启、奏、书、传、赞、碑、铭等，却没有给予同样的地位，是否合乎历史实情？对此可以从“潘陆与西晋文士”“徐庾与骈体”二章中论述文章，得到证实。虽然说“是沿用刘师培《中国文学史》的习惯的称法”，并且也可以看出与刘著的师承关系，但两者的“文学”观念显然大有区别。刘著“文学辨体”，辨乎“文”“笔”之别；所论“文学”及“文章”，文体概念，殆同乎刘勰，抒情之文与应用之文并重[41]。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古文学史论》较刘师培《中古文学史》，“文学”之观念更是现代的文学观念，即“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亦今人之“文学现代性”之所谓也。
所以，《中古文学史论》是以现代的“文学”之观念论述“中古文学史”的“史论”著作；是“史论”，而非“史”，没有径称“中古文学史”是大有讲究的。明乎此，可见《中古文学史论》乃名实得体的“史论”之作，著者命意与是书特征也正在于此。
这样，关于“小说”，特立“小说与方术”一章，主旨仅仅是论述“小说”与“方术”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就文学史而言，关于小说，常规的写法应该从小说的兴起、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叙述其思想和艺术的特征，并且还要在总体叙述中突出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特色，然而本书的这一章则是由“小说”与“方术”的关系考证“小说”兴起的原因，进而在此基础上论述其思想、内容的特征[42]，却对这种“小说”之艺术形式的特征和变化，几乎没有正面论述，我们最多只能由“小说”与“方术”的关系意识到这种小说的传奇性可能决定了这种小说的奇特的想象和突出的夸饰等叙事特征。通常的“史”的性质的历史叙事自然是不能这样仅仅只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而论述的，应该有其关于“小说”的必要的完整性历史叙述，只有“史论”才可以这样。事实上，后来的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在论述小说时，大多更关注“志人”和“志怪”两个类型及其各自的内容、主题和艺术形式的特征，描述其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样似乎更能具体描述小说的思想特征和形式演变的历史发展风貌。本书仅仅论述“小说与方术”，是因为小说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的文学现象，更因为这一现象的发生尤其是与“方术”这样一个一向被忽视的原因有着最重要的关系，并且这个原因又是与本书别处所论述的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密切相关的，作者措意于此，正是发挥“史论”的写法，以达到全书所追求的“对这一期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之目的，重在对“现象”的“探索和解释”，而不是如“史”之于现象本身作全面、完整描述为重点。
“文论的发展”一章也是如此。首先论述由汉至魏的经学的衰落从而导致了文学的发展，认为“由此而逐渐引导至重视著作和重文的趋势，就已开了魏晋文学和文论的先导”，同时东汉“清议”到魏晋玄学和人物评论则直接影响了文论的发生，这是论述文论兴起的原因。其次论述魏晋文论的特征在于：“初期文论中的内容”，“完全是以作家论为主干的”；“其后才渐渐地讨论到文体的体性风格和文学的一般原理”。再次论述魏晋以后的文论基本上是“魏晋的发展”：“大体上说，南朝的文学和文论，虽都自有特点，但都可以认为是魏晋的发展”；“这些文论的内容仍和人物评论保持着很深的渊源和关系，在发展中并没有摆脱了这一影响”；“真正对于文学理论的建树，也并不多”。[43]可见这一章的主要问题是文论的发生、发展和特征，而对文论的具体内容却根本没有作为主要的论述对象；甚至《文心雕龙》和《诗品》这两部在通常的文学史著作中都是特辟专章或专节给予专门论述的重要著作，也只是十分简略地论及而已，并且还是归结在玄学和人物评论之影响的特征之上加以评论的：“大体上说，《文心雕龙》一书，仍是沿着《文赋》的观点，是玄学的看法，不过更详细严密罢了”；“《诗品》之衡诗为上中下三品，是受了当时人物品评底进一步影响”。[44]这种以特征而不是以内容为主要论述对象的写法，显然也是常规的文学史写作所不能想象甚至也不能允许的，而又只能是“史论”的写法，只有“史论”才可以这样，对于作者所关心、所认为的重要问题或重要问题的主要方面，进行远比一般文学史更加专而深的细致分析。
我们这样认识《中古文学史论》，分析其作为“史论”的写法和特征，并一再说明其与通常的文学史写法的区别，也不仅仅是为了指出这部著作的特征，同时还想说明的是，这种写法也说明了著者的学术追求。王瑶在《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一文最后一节时说：“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本来是件艰巨的工作，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45]说实话，我很怀疑王瑶在写作《中古文学史论》时是否也会有这样一个“志愿”，甚至以为这是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说法。道理很简单，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愈来愈专门化，通史已经不再是史家——尤其是一个优秀或自负的史家——的志业了，而专门史、专题史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与目标，并且这也是所有人文学科的现代发展的基本特征，文学史也是如此。通常意义的文学史和历史学科的一般的通史，都只是常识性的严肃著作而已，基本价值只是大学通识教学的教材。甚至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历史研究》这样曾经轰动一时的著作，今天也沦落为只有思想史价值，而不再为严肃的史学家所看重[46]。证之于王瑶学习时代之三十年代和他写作《中古文学史论》之四十年代，中国现代第一流的史学著作，似乎是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或者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样的公认的杰作[47]；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颇有如陈寅恪、金岳霖诸人的非议[48]；名满天下的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样典型的通史著作，其实只是大学通识教育的教科书[49]；陈寅恪是公认的著名史学家，他三十年代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专题论文，四十年代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是专门史，这些著名的著述，不仅不是“通史”，反倒恰恰是“史论”性质的论文或专著[50]。王瑶心仪陈寅恪，也有所取径于汤用彤（详见本文第三、四节），现代学术史肯定给予他以很大启发。
更意味深长的是，王瑶在五十年代初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一文中，一再自述自己的学术理想是“我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学者”[51]。现代通史著作已经不可能再是《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那样的作品了，因此难免更要进行一般性的常识的叙述，甚至在作者没有专门研究之处不得不沿用别人的研究成果，甚至节制发挥个人的创见而使用一般流行的定论，即使是个人的卓识也只能在一般性的概述史实之中体现，远不如“史论”更加专而深，融考证与阐释于一体，更见功力与卓识，显现“第一流的学者”之风采。王瑶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还说：虽然“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52]。除了政治的原因，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因为写作之初就被设定为大学本科教材[53]，其性质就决定了不可能具有“第一流”的学术贡献和成就。
二
关于《中古文学史论》之论从史出的特征，孙玉石先生《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一文[59]，已有十分深入、细致而精到的分析，兹不赘论。这里只能略述一点由此而来的体会而已。
诚如本文上一节所说，《中古文学史史论》之所以是中古文学之“史论”，而不是中古文学之“史”，就在于它没有并且也不是对中古文学史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完整叙述，而是对“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的论述。我的理解是，所谓“诸现象”，就是指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而不可能是中古文学史中所有的文学之“现象”。很显然，“现象”的取舍，选择哪些“现象”作为研究和论说的对象，就更能体现出著者的眼光和史识了。作者自云曾受到鲁迅“把他拟写的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药·酒·女·佛’”的启发[60]。鲁迅这样理解六朝文学，确实是惊人的历史发现和论述。然而王瑶虽然敬佩却也没有完全慑服于鲁迅的卓识之下，完全照抄、袭用鲁迅的成说，“药”“酒”和“女”分别见诸“文人与药”“文人与酒”和“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三章，而“佛”却没有了，并且还增加了诸如“玄学与清谈”“拟古与作伪”等数端，这显然是同乎所不能不同、异乎所不能不异，来自著者对中古文学史的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如果说“玄学”“清谈”（“玄学与清谈”）、“门第”（“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隐逸”（“论希企隐逸之风”）等尚且是中古史学研究中的由来已久的大题目，那么“拟古与作伪”和“小说与方术”等，则显然是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作中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得到论述，这是著者深入史实所得到的重大的文学史之“发现”，而不是仅仅依靠任何理论所能窥见的，深刻地体现出了著者的杰出的史识。朱自清对“小说与方术”一章的称赏，良有以也。
所以说，《中古文学史论》是对中古文学史中的重大文学史之“现象”的论述，并以此来凸显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发展的风貌、特征和性质，著者的史识之卓越，首先体现在对具有重大文学史意义之“现象”的发现。
文学史“现象”之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数量的原因，即某一现象的重复性和广泛性，更主要的是在于这种现象的性质，即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中所谓的“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61]。
如果说王瑶的史识是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理论修养的，也可以从他这样对“典型现象”的论说中得到说明。王瑶五十年代初自述，早在三十年代的大学本科期间，他就认真研读过哲学和文学的理论著作：一是“唯物论”的理论著作，“譬如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我是花了很大力气读过的，到现在近二十年了，我还能完整地说出他那力量的均衡的公式”；二是“读了当时很多的关于文学理论的书籍”。[62]据此可证，“典型现象”之说，看似出诸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的正统文学理论，其实来自王瑶自己三十年代对哲学和文学的理论的研读。对文学史“现象”有此深刻的理论认识，视之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之“现象”，所以就不至于迷失在错综复杂、纷繁杂乱的文学史的事实之中，以至于难辨史实之主次、轻重和事件之脉络、方向；《中古文学史论》也正是通过论述这样的文学史“现象”，表现出著者的非凡的史识。
“论希企隐逸之风”所论述的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现象”。首先论述从东汉到魏晋，社会动乱和政治迫害是士大夫希企隐逸的两大原因，继而论述“魏晋文人希企隐逸之风，也深受着当时玄学的影响”，然后论述“经过魏晋玄学的洗礼，由抗志尘表的高士又回到了朝隐（引按，指回到近乎汉代东方朔‘以仕为隐’），但除避世全身的消极意义外，又加上了所谓‘崇高怀道’‘心神超越’的追求”。[63]这样就不仅说明了“希企隐逸之风”的十分广泛的社会之普遍性，而且更揭示了它所体现的社会思想、文化的“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这样的“现象”，显然就是著者所谓的“典型现象”。略感论述不够充分之处在于，深受魏晋玄学影响的希企隐逸之风何以走到高唱“朝隐”的地步？著者论述的“魏晋玄学重意的理论，其势必然要发展到这一点，于是就有所谓朝隐的说法了”[64]，固然是关键之处，但恰恰是这个关键之处，论述得似乎不够清晰、透彻，略嫌笼统，没有论及从王弼到郭象的玄学发展的变化，尤其是郭象玄学理论的重大影响。也许著者写作此章的时间，在陈寅恪著名的文章《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发表之前，因而没有能够参照或引用陈寅恪的精彩论述[65]。当然更不可能看到更晚才出版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的相关的深刻论述[66]。陈寅恪文章中的论述，十分著名，这里就不必引述了，且引述余嘉锡著作中的一般读者相对不太熟悉的这样一段深刻论述，见《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二》“嵇中散既被诛”条笺疏：
也就是说，玄学也给正始之后的名士们竟然标榜“朝隐”的理论借口，而郭象正是提供这个理论的发明者。王弼和郭象是玄学理论的两位大家，但一前一后相继出现的这两大理论家却有着关键的不同之处，并且这个不同正是关乎人生行事、出处。参照汤用彤的深刻分析，可以明了余嘉锡对郭象《庄子注》的批判。一方面，汤用彤也深刻地指出了玄学与魏晋名士的人生观的关系：
王瑶的论述与此同意。但另一方面，汤用彤论述的王、郭理论的同异，王瑶的论述中却是忽略了。汤用彤说：
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不同，才有了余嘉锡在《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嵇中散既被诛”条笺疏中对向秀、郭象（按，通常以为《庄子注》作者乃向、郭二人）的严厉批判。
又，《世说新语·政事》“嵇康被诛后”条：“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70]案，“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出典于《易》：“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山涛之言，看似吐嘱典雅，实则偷换概念，以经典文饰其贪恋富贵权位的思想和行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云：
余氏严厉斥责，义正词严，殆同乎“嵇中散既被诛”条笺疏，大义凛然。然则汤用彤发覆其中之隐义，至为明晰：
王弼是玄风初始的理论家，郭象则属继起之第二阶段的理论家，一前一后，大体上可谓分属为魏末为晋初之不同时代的代表性的玄学之大家。王弼“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也”；而郭象则是其玄学思想与立身行事完全归于道家也，并且是彻底调和、混同儒、道之别，完成其十分精致的所谓“朝隐”之人生学说，名教与自然之人生的亦政治的思想冲突，因而完全消失于此。王瑶“论希企隐义之风”一章，与“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玄学与清谈”两章，密切呼应，论述亦环环相扣，至为缜密，此处引余嘉锡、汤用彤之说，略为疏证，以明晰其隐义，诚不足以为王著百密一疏而义有未安之病也。
三
更进而言之，“典型现象”之所以能够是“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文学史“现象”，还在于它与时代的“政治社会情况”，更重要的是与“玄学与清谈”这样的时代之思想、文化，具有深刻联系，所以王瑶在《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一文中说：“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客观满意的解决。”[73]这一段话集中体现了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自觉，和他论“典型现象”一样地深刻而精确。
上文曾经提到过王瑶的理论修养问题，这里当随文略谈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王瑶的哲学和文学的理论修养，具有明显的左翼“革命文学”理论的思想特征。“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一语，其中“普遍性”“时代特征”“本质（意义）”和“典型（现象）”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左翼“革命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个思想特征也见诸这里所引述的论“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段话。但我更关心的是，他的这种思想特征的理论修养，不仅没有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理论一度所表现出的那种教条化、机械论的弊端，而且由于严谨的史学训练使得他对“文学史的努力方向”有着完全合乎史学规范、性质的深刻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认识。“文学史的努力方向”，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史研究的方向；他的这种理论认识，深刻而准确地表述了他的文学史研究之所以是“史的”之思想，语言的表述方式和概念的使用，虽然具有明显的左翼“革命文学”理论的特征，实则融汇、贯通了此外的思想成分。我以为，他这段话中所谓的两个“（必）须”，何尝不可以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这句名言的现代表述？王瑶是很赞同刘勰的这句名言的，他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说：
其实不仅论玄言诗，《中古文学史论》全书都贯彻了这个思想，并且很有意味的是，“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玄学与清谈”两章，不仅统领全书以下各章，大体上可谓是与各章所论述的重大文学史现象密切相关的“世情”和“时序”；更进而言之，即使这两章也是从“世情”和“时序”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
“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一章，既是论述了“政治社会情况”和“文士地位”这两个问题，也是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首先，从汉魏战乱到魏晋险恶的政治环境，再到东晋以后各朝偏安江南的内乱外患，深刻地影响了文士的生活和人生，也同样影响了文学的兴废和新变；虽然在这一章中没有直接论述到对文学的影响，但实际上此下各章在讨论不同的文学史现象时，都会回到这一章所论述的问题上来，或者说这第一章就是此下各章论述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论建安文学，其“慷慨”“任气”之特征，是因为汉魏战乱之社会特征，此自不待言，而即使山水、田园乃至宫体之南朝诗，又何尝不是因为各朝偏安江南的外患内乱不已的社会、政治环境？个人、家族、政权均是朝不保夕，风雨飘摇，因而有此特殊的人生追求、躲避或沉醉；尤其是宫体诗所表现的对艳异、软媚的病态甚或变态的迷恋，这种唯美趣味之极端颓废的实质，就在于明知危在旦夕而只好得过且过式的苟安于一时之享乐、麻醉。其次，“政治社会情况”的影响，自然是对文士的生活和人生的外在影响；而文士出身，则又受东汉豪族到魏晋以下世族这种门阀社会状态的制约，寒门之士固然“才秀人微”，士族弟子如谢灵运、谢朓也身不由己，难逃士族与皇家的政治漩涡，不免死于非命。著者指出：“门阀本身即是文化的保存和继承者”[75]，“即使文义之事，寒素之士也是很难和豪族争强的”[76]；世族“一门能文”的现象很是常见，“文义著作，至少也不失为寒士进身入仕的一种手段，很多人都是以此刻苦显名的”[77]。并且进而这样论述：
这样，世族的小圈子里互相推赏、彼此唱和，形成一种流行的文学趣味、风气，而寒素之士只能追随、模仿，于是一个时代之文学的总体特征、风格十分明显，作家之间的风格差异却因此而很小。中古文学虽然有不同时代、朝代的文学，但这却是中古文学的总体特征之一。也不是说个性特立的作家完全没有，然而情况只能是特例而已。要么如西晋的左思，诚如《潘岳与西晋文士》中说，“这样的人，还没有登入了像潘、岳一样的生活圈子，自然和他们的作风也就不同了”[79]；要么如东晋之陶渊明，放弃仕进而归隐田园，他的诗“平淡自然”，迥异于当时富丽、雕凿的诗风，后人称赏不已，然而《诗品》视之为“中品”[80]。
可见正是因为“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社会和思想文化相联系”，《中古文学史论》才不仅是“史的”而不是“诗的”著作，而且作出了对文学史的真切的历史分析和论断，从而体现了著者的卓越的史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识之卓越与否，也是体现在史论是否切合历史的真实，对历史现象的分析是否如著者所谓的“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一再以《中古文学史论》之外的书评或自序等材料，来论述、验证本书的“史论”的特征和方法，固然是有“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之理据，但也应该指出，就在《中古文学史论》之中，恰恰也有与本文所引著者书评、自序中的议论意思一样或相近的话。比如“文人与药”有云，“明白了这种情形，才能了解当时人的心境，才容易理解当时的作品”[81]；“论希企隐逸之风”中说，“明白了这些现实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魏晋文人为甚么那样希企着隐逸的生活”[82]；等等。这不正是强调“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之意吗？
然而，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也好，所谓“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也好，如果仅就其理论言说本身而言，似乎偏于注重文学的“外在的”分析和论述。验之于著者的论述，则《文心雕龙》有创作论和文体论，其实是并重文学的“内在的”分析和论述的。那么《中古文学史论》呢？
据实而论，《中古文学史论》著者的努力，似乎略偏于更重视对文学的“外在的”诸方面的论述。“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玄学与清谈”“文人与药”“文人与酒”诸章，显然是从文学“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的角度进行论述。这个特征也更清楚地表现在论述诗、文和小说诸章。“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三章，合而观之，事实上几乎就是整个中古时期的诗歌史的完整呈现，然而即使这样，这三章对诗歌的论述，主要的也是重在对重要现象的分析，尽管对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和特征，有着清晰、准确的论述，但对诸如五言诗的成熟及其格律化的演变过程和它走向唐代律诗的趋向，这些诗歌史研究中的显学性的问题，著者似乎不太关注。尤其是“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和“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两章，似乎更是如此，其中几乎没有分析“隶事”“声律”的具体的艺术技巧本身，而是着重论述为什么重视“隶事”“声律”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原因。“永明声律说的特点是什么呢？”著者这样提出问题来进行分析，先由沈约的议论来说明“声律说的原则是‘宫羽相变，低昂互节’，方法是所谓的四声八病的规律”，接着说明“音韵学的发达，文人们对于音乐声律的爱好”和陈寅恪所谓的“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等方面的“促成当时四声八病各种规律凝聚的因素”[83]，却对四声八病之声律理论的具体内容没有分析和论说，并且声明“我们这里并不想一一诠释，只须知道四声八病的用意是在尽量趋避十字内声调及双声等音韵上相同的因素，使声音的变化繁多错综而已”[84]。当然，著者更没有论述诗歌创作中究竟怎样讲究声律的艺术实践和形式特征。很显然，著者所关心的是诗歌走向声律的“音韵学的发达”“音乐声律的爱好”和“转读佛经至声”等外在的原因。这样论述“永明声律说的特点”，是从正面展开论述的，即从沈约的议论开始的。后文又从钟嵘在《诗品》中对声律的批评谈起，从反面进行论述，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样从“对于诗的欣赏方法，便由‘唱’转变为‘吟’了”角度，来论述“齐梁人热衷于数典用事和声律的形式美”的原因之一，确实是一个深刻而确实的阐释。但我们也可以说，这仍然是从诗与“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之“联系”来论述的，是“外在的”论述，而不是对隶事之技巧、声律之形式的分析。
虽然我这里的分析，借用了现代文学理论所谓的“外在的”与“内在的”文学研究之说[86]，但却不表明我同意此说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只是借以指出《中古文学史论》的一个方面的特征而已。“外在的”研究自有其与“内在的”研究同样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和方法。我倒是更相信左翼“革命文学”的唯物论之理论修养及其影响，可能使王瑶更偏重于相信“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并落实在其中古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之中，这才是《中古文学史论》更重视“外在的”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四
强调“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这种明确的文学史研究意识，对影响、制约文学的“外在的”诸方面因素的重视，却没有单纯地突出经济状况、生产力水平和阶级关系，而是广泛考虑“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历史视野更为开阔，思想也更为通达。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古文学史论》中引述陈寅恪的论断达四五次之多[87]，是引用现代学者之学术成果最多的，超过了对鲁迅、刘师培诸人论述的引用，十分醒目。王瑶晚年《治学经验谈》述及师辈的学术影响时说：朱自清之外——
书里的引述和书外的自述，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文学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多方面的“联系”，这三点合而观之，陈寅恪的影响当为王瑶所受到的最大影响，至少不在鲁迅之下。陈平原《重刊<中古文学史论>跋》亦言及书里的引述和书外的自述，却遗憾“没有材料证明其写作得到过陈寅恪先生的亲自指点”[89]；平原君治学严谨而不拘谨，议论尤为通达，大有养士三千而不拘细故之风，何必执意于此“亲自指点”之一端耶？
“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论述社会情况，指出曹氏集团“统一中原的经济基础”[90]、门阀势力“坚固的经济基础”[91]和豪族“资本的雄厚”对商业的“垄断”[92]，这样的论述，无论概念的使用还是思想的特征，都看似是左翼“革命文学”理论的唯物论、阶级论，实则中古史研究之通例，因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的“政治社会情况”其实如此，否则不足以论中古时代政治社会之实情，陈寅恪魏晋史论如此，沿此思路研究汉魏南北朝史的后辈学者唐长孺、周一良、杨联陞、余英时、田余庆、王伊同、毛汉光诸家，亦莫不如此，可谓中古史研究之最大学术成就之所在，而绝非左翼史学独擅于此。《中古文学史论》发为此论，有此思想特征和研究思路，既是准确的历史观察，亦得之于陈寅恪中古史研究之杰出范例。若更进一解，也许可以说，王瑶三十年代中期接受的左翼理论之影响，又经过了此后的陈寅恪等师辈的史学影响之熏陶、洗礼，终归于其文学史研究之具体实践，从而成就此《中古文学史论》之杰作。
具体而论，窃以为“小说与方术”一章，极具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之“文史互证”神韵。《桃花源记旁证》论述了《桃花源记》的“寓意”，可见作者绝不是不知道小说的文学虚构与寄托的性质，但如果据此而论，仅为文学的研究而已；陈寅恪之史家的历史眼光的独特性在于，以具体的史实来论证作品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乌堡、聚族而居的现象，以及民众群体如何躲避战乱以自保的方式，因此将“文史互证”之独特思想和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拘泥或过于执着于文学或史学的观察，难免有所疑问，高明如唐长孺尚且不免于此[93]，其实是对《桃花源记旁证》的“旁证”之义和陈寅恪的“文史互证”之“真精神”，有所误会，其领悟不免犹隔一间。“小说与方术”论述小说的由来与方术之关系，亦犹《桃花源记旁证》考证文学想象的桃花源世界与历史世界中的聚族而居之乌堡的关系；方术的形成有着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各方面原因，亦仿佛聚族而居之乌堡的形成有着各种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古小说之本体的研究，已不是中古小说史的大题目和新问题，然则“小说与方术”则是大发现和新创获，此乃《小说与方术》发覆千古之未明之史实的学术贡献，能够成此绝大之学术贡献，与陈寅恪“文史互证”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之启发，我敢断言有着直接的关系。
“小说与方术”绝不是特例，“文史互证”的精神和方法，实乃贯穿整个《中古文学史论》，各章略有或显或隐之别而已。著者坚信“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就陈寅恪的学术影响而言，实则“文史互证”之义也。这是本文一再随文论及王瑶文学史思想的几个方面的最后一个方面，亦可谓最后之结论也。
浅学之士，倾心“文史互证”，率尔操刀，纯属学术冒险；没有实学、卓识，难免流于风马牛相及之想当然耳。陈寅恪之所以史识卓然，是以史实了然、史料熟悉为基础的，其文章、专著中的考证，步步为营，有时甚至到了十分繁琐的地步。《中古文学史论》的论证缜密、考证精确，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玄学与清谈”一章，论述汉魏之际和魏晋之交这两个关键时期的学术、思想的转变，论证极为明晰，论断十分明确，可谓要言不烦，极尽文章之妙；其中材料的排比、引证和解释的功夫极为了得，否则行文势必拖沓、板滞；但精确的考证，尤其精彩。且看这个论断：
这个结论看似平常，实则大有识见。严遵、王充乃至桓谭，均为汉魏玄学研究所重视，但扬雄，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此前的现代著述，似乎论及的极少；仅在黄侃和汤用彤的文章中，看到对扬雄的意义十分重视的论述[95]。王瑶对扬雄的重视，是很有眼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不仅引述扬雄的文章，而且每一次都同时以旁证材料加以证实，比如：
下文又云：
以考证来确定扬雄的思想史地位，不是仅仅提及而已，可见是对扬雄的特别重视。这是《中古文学史论》中随文考证的例子。
对于更重要的问题，则是以专门的考证来进行论证，不惜以相当的篇幅。同样是在“玄学与清谈”这一章，著者对荆州儒学与汉魏玄学的关系，别具慧眼。先是详细考证荆州儒学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得出这样的结论：
接着又是经过细密地考证王粲在荆州的学术经历，进一步得出这个结论：
得出这两个结论的具体考证，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能引述原文了。我以为，著者之所以这样详细考证，不仅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十分重要，而且也因为这是此前的玄学研究一直比较忽略或者说是没有充分重视的问题。直至六十年代，牟润孙有所疑议，仅在细节，且文章尚且辟专门一节，以“荆州学派”为题，论述荆州儒学和王粲、王弼学术的特点[100]。有意思的是，和对扬雄的重视一样，恰恰还是只有汤用彤四十年代初曾经论述过荆州、王粲在玄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见《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所谓“王弼之学与荆州盖有密切之关系”“荆州学风，喜张异议，要无可疑”云云[101]，原文的具体论证和考证，兹不引述。荆州之学与玄学的关系，诚如现代学者所论，但王僧虔《诫子书》中所谓“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八袠》所载，凡有几家”[102]，是重要史料，可见齐梁之际曾经就是这样认定的。
王瑶的“史论”得益于陈寅恪史学的启发，自不待言；其重视考证，以求议论合乎准确的史实，亦近乎陈寅恪文章、专著中比比皆是的考证。但是，汤用彤的影响也是确实存在的。不仅上文指出的两点，甚至“玄学与清谈”一章对汉魏和魏晋的玄学发生、发展的论述，都使人想到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那些发表于1939年至1943年的文章[103]。尽管《中古文学史论》中没有引用过汤用彤的文章，似乎也没有人注意过王瑶与汤用彤之学术关系这个问题，但我相信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至少是很接近事实的——虽不中亦不远乎？甚至就此处所论述的考证这个问题而言，似乎也有所取径于汤用彤。陈寅恪常常是大规模地考证，为一个问题而有多方面的仔细考证，且在每一方面又是不厌其烦地同时引证、考释不同性质、来源的材料。比较而言，汤用彤的考证，似乎可以说是精当得多，因而文章也相对要雅洁得多。王瑶重视学术文章的“写法”，“建议镕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104]，那么，甚至考证的“写法”也有取乎汤用彤的文章，并不难理解。
继续讨论《中古文学史论》中的考证这个问题。我对那些散布在各处的具体细节的考证，尤其兴趣盎然。且举几例，在行文结束之际，亡羊补牢，以救本文论说繁琐、文字缠绕之病。其一，考证“服药”与魏晋“重视仪容”时，这样说到何晏：
语言奇峭，语意讥诮，我相信这是毕肖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口吻，鲁迅的影响以至于学术专著中偶有这种演讲、杂文风格的文字，颇堪玩味。
其二，“文人与酒”中说：
“熟读《离骚》”一句，是《世说新语》各种注本都不得正解的一句；“读《离骚》是希慕游仙的”之说，在这一章中的语境中，言之成立，可为《世说新语》补注。
其三，陶潜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的“菊”，尤其是自道学家的《采莲说》以来，被误解为道德化的形象，于是陶潜之“采菊”，就等同乎孔子感叹松柏、郑板桥画竹了。“文人与酒”中除了引述陶潜诗文，还引述六条旁证材料，考证“采菊”原来是为了制作“菊花酒”，饮之可以延年[107]。此说可谓定论，亦足以一扫千古雅兴，令人解颐。吾师任访秋三十年代已在论文中以考证发明此义[108]。两说前后呼应，足证严肃的考证可使千古史实得以昭然，不期然而有相同的真理之发现、史实之发明。历史之客观性，真的能被“后现代”之历史哲学、哲学阐释学等不断花样翻新的各种“新学”彻底“解构”吗？吾不信也，存疑！
五
《中古文学史论》诚然杰作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仍然是中古文学史乃至思想史和史学史研究充分重视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卓然经典也。余英时论述魏晋思想史，陈寅恪、汤用彤等老一辈学者以下，除唐长孺等极个别学者的著述之外，罕有引用、依据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专著、论文之例，然而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这篇著名的长篇论文，却是一再注明“参阅”王瑶《中古文学风貌》《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思想》，达五次之多[109]。逯耀东论魏晋史学，“中国的小说最初出于方术与方士”之说，明确注明依据“王瑶《小说与方术》”[110]。这种在中古思想史、史学史学术领域得到重视的例证，表明《中古文学史论》在文学史研究之外的思想史、史学史研究，亦广受重视。
但是，毋庸讳言，《中古文学史论》亦难免可议之处。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在充分重视《中古文学史论》的同时，也指出：
此说自有其立论之依据，自不待言，亦与本文上一节所论王瑶左翼思想修养与文学史思想之关系，似可互相发明。有意思的是，与余英时评论王瑶恰成对照，钱穆致弟子余英时的信中，批评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的不足，其中的第一点，恰恰是余英时批评王瑶时的立论之所在。钱穆说：
也许问题并不在于王瑶论著和余英时文章各趋一偏，而是各有其立论的旨趣。进而言之，我以为，王瑶的这种思想特征，再加上《中古文学史论》写作的历史环境，势必不得不如此也。避难于南国一隅之地昆明，激乎世变，有感于南朝偏安江南，诚如陈平原在《重刊<中古文学史论>跋》中所谓“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六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系”[113]。东晋以下的南朝数国，国力贫弱，不图收复中原，却是君臣共同肆力于玄谈、文学，因而王瑶难以正面肯定晋宋之后的思想和文学，尤其是贬斥齐梁以下雕琢、侈艳的文风，是有其现实原因的。全书第一章“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中竟然出现“所以就如同抗战期间后方‘平抑物价’一样，门阀的经济势力还是巩固的”一语[114]，显然透露出著者写作此书时的现实情怀。
实则东晋以下南朝的学术、文化和文学，成就极大，并且开启了中国唐宋学术、文化和文学的新发展，中国的学术、文化和文学亦由此而至于又一登峰造极之境。章太炎《五朝学》以为世人对东晋以下五朝的指责，乃“是以责盈于后，而网漏于前也”：
所以章太炎进而这样为五朝的“名士”辩说：
并且如此论说五朝的“玄学”：
甚至这样评论五朝的“士大夫”：
《五朝学》的这种高度评价，或不免过誉，亦足以辩证历来史论。
钱穆的长篇论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和《读<文选>》，亦对南朝的学术、文化、文学和门第、士人，给予高度评价[116]，与章太炎之论，似无大异，可参阅，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引述，仅就与这里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者，略作引述。《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这样评论魏晋南北朝门第、士人文化贡献的历史意义：
又云：
即使在“永明体”大盛的梁代，学术、文学之贡献，亦至为盛大；钱穆论萧衍和萧统、萧纲父子一段文字，尤其值得注意：
“风流”“模楷”云云，可谓再三致意，低徊不已。以上议论，都是在列举、考证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绝非一时兴到之论，凭吊故国，抒发思古之幽情。钱穆另一著作《国史大纲》，可为佐证。诚如余英时所说，“《国史大纲》自然代表了他（引按，钱穆）自己对一部中国史的系统见解”[120]；但是此书写作于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有为而作，著者在该书《引论》中甚至认为“輓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121]，然而书中关于南朝门第、士人，却有此结论：
“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之喻，不当仅仅视之以史笔文辞之美，亦可见著者之赏誉；所论如此，亦不当仅以史论而视之，寓意所在，慨叹于今世也。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123]，持论甚严，犹能如此据实而论，对南朝门第、士人作如此“同情之理解”，当为治南朝历史、文化者有所借鉴而且三思也；其所谓“偏狭之抨击”，此之谓欤？余英时认为：“《国史大纲》中‘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三章尤其有绝大的见识，显示了多方面的史学修养和现代眼光。”[124]上文所引文字，正是其中一章的结论。
概言之，《中古文学史论》高度评价魏晋思想、文学，而对东晋以下南朝思想、文学，持论甚严，其可议之处，亦当于著者写作之时代、现实，求得一种解释，而不必执着于其左翼思想特征之一端也。
“论希企隐逸之风”一章，极为精彩，将东汉直至整个南朝的“希企隐逸之风”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进行了清楚而深刻的论述，甚至从政治险恶、社会混乱的角度对士人的希企隐逸思想有着“同情之理解”，例如论潘岳《闲情赋》时说：
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也是十分典型的“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态度，因为历来对潘岳《闲情赋》都是贬斥的批评。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论述中，最后一句虽然看似客观的事实说明，实则隐含着批判性的价值判断。再看这个论断的上下文的论述，前面论述了不能不有希企隐逸之想的社会生活的不得已的原因，后面则说：
这是事实的说明，也是严厉的批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是南朝士人的一部分的思想特征，甚至是大部分士人的思想特征，但同时却也不能完全承认这就是南朝全部士人的思想特征，因为这至少不能说明被钟嵘《诗品》认为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的思想特征，而著者仅仅以片语说明陶渊明“他所写的与其说是隐逸生活的希求，毋宁说是隐逸生活的本身”，“他过的已经是隐逸的生活了”[127]，论述显然是很不够的。我们应当相信，南朝希企隐逸之风中，也确有人因为现实生活的感受而有了真实而深刻的人生领悟，从而达到了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陶渊明是其中的代表，而其他或因为没有留下作品而不为人知，或没有达到陶渊明那样的思想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余英时批评王瑶“未能自士之内心觉想立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所论，在于“汉晋之际”，与这里讨论王瑶主要是对东晋以下南朝士人的希企隐逸思想，论述对象有所不同，似不能以之辩证《中古文学史论》的论点。但陈寅恪、朱光潜四十年代论陶渊明，却是可以参考的。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云：
此论至为深刻而明晰。由此可见，陶渊明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思想正是魏晋玄学、清谈之发展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结果，其“隐逸”的田园生活，既非“太平政治的点缀”，亦非“士大夫生活的点缀”。
朱光潜认为，陈寅恪所论“极有见地，只是把渊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的哲学或宗教思想”，像一个谨守绳墨的教徒，未免是“求甚解”，不如颜延之所说的“学非称师”；不仅“曲解了渊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在朱光潜看来，陶渊明“在情感生活上经过极端的苦闷，达到极端的和谐肃穆”：
同样是极其推崇陶渊明的思想境界，立论却似乎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谓“灵心迸发”“心境生长成熟”云云，难免夸张而玄虚，明显具有克罗齐思想影响的痕迹。王瑶所谓的“希企隐逸”思想，朱光潜则视为陶渊明心中“理想的境界”；认为陶渊明“所景仰的‘遗烈’固然自成一境，任他‘托契孤游’；他所描写的桃花源尤其是世外乐土”，其意义在于：
此论亦不免有些玄远，实则试图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陶渊明思想和人品的卓越。我们知道，萧统、颜延之等同时代人十分欣赏陶渊明诗文、人品，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诗风虽然不合时代风气，但他的思想、人品也不是完全孤立绝世的，萧统、颜延之等人的欣赏，表明那个时代的思想，并不完全是消极、颓废的，似不宜如《中古文学史论》论东晋以下的南朝思想、文学那样严厉批判，孤立地突出一个陶渊明来予以肯定。朱自清在为萧望卿《陶渊明批评》一书作序时说：
可见玄言诗还是具有成就了陶渊明诗的重要意义，完全否定玄学、清谈和玄言诗，是不能说明陶渊明诗的杰出的思想、艺术的成就和特点的。
论东晋以下的南朝思想如此，论东晋以下的南朝文学亦当如此。
《中古文学史论》对东晋以下的南朝文学，批判甚严，集中批判其作品所表现的避世、颓废的思想和讲究辞藻、典故、声律的技巧，并且像论南朝思想只是孤立地肯定陶渊明的思想那样，孤立地肯定谢灵运、谢朓、庾信、鲍照与同时代创作风气的不同或差异，却不是把这些作家的成就看作超越时代的同时也是时代风气演变的结果。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山水”“声律”二事为例，略作说明。
“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一章，对齐梁诗的批评极其严厉，开篇即云：
并且认为：
这是对“山水诗”和“永明体的声律说”的批评。然而，从宋之谢灵运到齐之谢朓，他们的山水诗，发现自然、书写自然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开启了中国诗的一个广大的艺术新天地。对此，文学史研究已有基本的肯定，兹不必一一引述，且引朱光潜论中国“自然诗”时的论述：
朱光潜这里所谓的自然诗，就是六朝的山水诗；而其所谓“从六朝起，中国诗才有音律的专门研究”，就是正面肯定永明体诗讲究声律在中国诗的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这段论述，可以说是对东晋以下的南朝诗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总论南朝文学云：
刘师培所论南朝文学特征与历史变化，辨析至为清晰而简要，这是和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大体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评价：刘师培和王瑶一样批评南朝文学“渐趋缛丽”“多侈艳之作”“数典而逐句”，但他却同时下一转语曰“然文词雅懿，文体清俊者，正自弗乏”“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这则是王瑶所没有肯定的。并且，刘师培在这个总论中还充分肯定了“声律说之发明”和“文笔之区别”的“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的文学史意义。刘师培对“声律说之发明”进行了专门论说，其结论云：
这是对齐梁声律论的精确之论，后来学者多有论说，然则似未有出乎其右者也。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论“声律”，析义精审，对沈约的声律说有所批评，而没有全部否定：
此诚通达之论。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亦云：
此说似沿袭黄侃之论而来，而“唐人律体，沿之遂生”一语，可补黄侃之论尚未明言之义。要之，中国诗于齐梁时代讲究声律，是中国诗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使得后来律诗得以出现[138]，故不足以其流弊而论也。并且，黄侃、刘永济之论，都肯定了钟嵘对沈约声律说的批评，可见即使是在齐梁时代，有识之士也不是认同并遵守声律说的。至于刘勰，如黄侃推论：“彦和生于齐世，适当王沈之时，又《文心》初成，将欲取定沈约，不得不枉道从人，以期见誉。”[139]然则《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开篇，其命意，如刘永济所谓：“盖自然妙道，非圣不彰，圣哲鸿文，非道不立，此舍人以《原道》冠冕全书之故也。纪昀谓‘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语至明确。学者所当深思明辨者也。”[140]按，引述纪昀评论，或有不当；虽然“语至明确”，但刘勰之“道”，非纪昀之“道”也。黄侃于此特加辨析曰：“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141]刘勰的文学思想，也是迥异乎当时唯美、形式之风尚的。
诚如是，则《中古文学史论》所论，自有其深刻之处，亦不免苛责古人也欤？
然而，以王瑶先生的博雅和精审，说他对时贤所称道的这一切会无认识，难免妄下雌黄之讥。或许，同样经历了艰难的南渡而又得以北返的王瑶，对东晋南朝士大夫之唯美而颓废的人生态度和形式至上的审美趣味，委实有切肤之痛，所以他虽然尽可能地给予“同情之理解”，但实在难以予之发自衷心的首肯吧？
作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