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城

格林威治村 GREENWICH VILLAGE

华盛顿广场一笑

灰狗停在42街。

纽约，已是一城花。

铺张、聒噪、孤单，一见如故。

穿过时报广场，穿过春天。

正午，从第五大道向下城走，慢慢安静了。高楼、长路、烈日、影子、车声、人流。建筑庞大笔直，“之”字防火梯，像钉在万丈砖石上的黑色蕾丝。重复，不停。窗子密布，填充着光芒、天色、流云，街对面的另一扇窗、窗里的人。无数幻象。

走过人行道破碎的白色，一些炎热的东西：路口、钟表、镜子、大门、密码锁上的数字。流淌着的出租车的黄色。凡·高，狂妄的笔触，麦地、向日葵。屋顶花园，一棵张望的树，叶子的声音。云端、绝壁、深谷。大风激流繁花。烟的影子。满街的听众。沙子样的话。不明的芬芳。潜行的仪仗。一条慢慢燃烧的光线。一些漂泊不定的东西。坦白的东西。不洁的事物。粗野匮乏的细节。不可重逢的注视。光浸泡的脚印。一块偶然踢到的石子。遥远的警笛，一针一针缝合着这座城的伤口。星条旗傲慢的红与蓝，纽约，都是醒目的，都是寂寞的。

走向格林威治村。

格林威治村，纽约人昵称“村子”（The Village）。在下城，四条边界，东至百老汇大道，西至哈德逊河，南至休斯敦街，北至14街。

19世纪，格林威治村还是优雅的。许多美好的房子、富足的居民。

诗人、作家来了，村子有了心灵。

这里流逝过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

亨利·詹姆斯的第一声啼哭。

爱伦·坡在沙龙聚会上读着他的《渡鸦》，读着“永远，永远不再”。

欧·亨利走在乱巷子，遇见荷兰式小窗、墙、常春藤和它最后一片叶子。

惠特曼的诗行带着油墨香。

马克·吐温讲着故事，一只《卡拉维拉斯郡著名的跳蛙》。

19世纪末，移民来了。大量的贫困、挣扎，席卷了下城，菌集不去。

耻辱是心照不宣的。村子地价跌了。可，有人喜欢它的破落迷人。那些不能再穷的文艺青年。他们来了，村子的血统混入强烈的波希米亚成分。从此，不可拆分。

1897年，德莱塞初到纽约，初到村子，住在25美分一夜的小旅馆。3年后，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

1915年，尤金·奥尼尔来了，他称自己的房间“垃圾公寓”。他沉溺其中，写《渴》《东航卡迪夫》。他说：“无论你跌得多低，直落瓶底，也总有一个梦会留下，最后的那个。我知道，因为我看见它了。”

1917年，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走进村子，带着绝美的诗和真正的放荡不羁，无数情事，与男人、与女人。她说：“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走向格林威治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众徘徊巴黎的美国作家，被斯坦因唤作“迷惘的一代”。其中康明斯、多斯·帕索斯、哈特·克兰在短暂“流放”后，回到格林威治村，成为1920年代重要的文学村民。

1922年11月《日晷》杂志第一次在美国刊登了艾略特的《荒原》。

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25年写完了《曼哈顿中转站》，被戴·赫·劳伦斯称为“关于纽约的最好的现代书”。男主角，记者吉米·赫夫与帕索斯本人一样，就住在村子。

托马斯·沃尔夫于1923年年底开始在纽约大学教授英语，住在村中的阿尔伯特酒店，这段生活就是他的《时间与河流》。

大萧条来了。村子，粉墨荒芜，车马锈了。

可是在街尽头你还是可以遇到激动人心的阿娜伊丝·宁。在帕特辛街的一个房间里，朱娜·巴恩斯大声寂寞着。

战争来了，战争过去了。

1940年代末，爱德华·阿尔比搬进村子时只有20岁。他做过侍者、唱片销售员、信使，报馆杂工。9年后，他在公寓厨房晃动的桌子上写了《动物园的故事》。后来，又写了《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

走向格林威治村。

光辉岁月来了。

威廉·柏洛兹、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格里高利·柯索来了。

绝对有什么垮掉了，也绝对有什么在建造。

画家来了。杰克逊·波洛克、威廉·德·库宁、马克·罗斯科、弗兰茨·克莱恩，流连在雪松酒馆，痛饮、争吵，孵化着抽象表现主义。

歌者来了。爵士、摇滚、蓝调、乡村、民谣。纳·京·科尔、约翰·柯川、比莉·霍莉戴、艾灵顿公爵、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着忧伤。

1961年1月，20岁的鲍勃·迪伦从明尼阿波利斯来到格林威治村。犹如滚石，暴雨将至。

还有，尼尔·扬、吉米·亨德里克斯、史蒂夫·汪达、芭芭拉·史翠珊、贝蒂·米勒、保罗·西蒙和加分科尔、地下丝绒、妮娜·西蒙……

演员来了。

1946年，马龙·白兰度在纽约学习表演，和一个俄国提琴手合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

1943年，罗伯特·德尼罗在格林威治村出生，10岁时，在《绿野仙踪》里扮演狮子。

1963年，阿尔·帕西诺第一次在小剧场登台，无措得失声痛哭。

还有，比利·克里斯托、坎迪·达琳、丹尼·德维托、摩根·弗里曼、乌比·戈德堡、黛安·莲……

电影来了。

《后窗》，希区柯克把詹姆斯·斯图尔特的公寓设在村子里。

1957年奥黛丽·赫本出演了歌舞片《甜姐儿》，她的角色就在村中的一家书店工作。10年后，她在另一部恐怖片《等到天黑》中扮演一个盲女，她的家就在村中的圣卢克斯广场。

2000年，阿尔·帕西诺拍摄了独立电影《中国咖啡》，场景是格林威治村的1982年。

2013年，科恩兄弟拍了《醉乡民谣》，剧情发生在格林威治村，获了第六十六届戛纳影展评委会大奖。

电视来了。

《老友记》中著名的公寓在这儿。

《欲望都市》中莎拉·杰西卡·帕克的家在这儿。

走向格林威治村。

走向太多非凡的街、房间、小馆儿。

道格拉斯街、贝里克街、琼斯街、帕特辛街、克里斯朵夫街……

在黑兔子酒吧地下室，华莱士夫妇把第一期《读者文摘》寄给读者。

在白马酒馆，狄兰·托马斯已喝下第18杯威士忌。

在帕特酒馆，欧·亨利的杯子空了，纸满了，满是《麦琪的礼物》。

在樱桃巷剧院，大幕打开《欢乐时光》，打开萨缪尔·贝克特的荒诞。

在“煤气灯”，鲍伯·迪伦第一次唱起《战争大师》。

在小咖啡馆“哇”，伍迪·艾伦絮叨着单口喜剧。

在小咖啡馆“雷吉奥”，摄影机转动，场记板回声，写着：《教父》。

走向格林威治村。

它是——

家、客栈、床、街头、国度。

有太多——

到来、离去、厮守、终了。

太多辉煌者——

前卫的、另类的、优雅的、不羁的、迷惘的、垮掉的、呼喊的、细语的、聚集的、孤立的、刚唱罢的、才登场的……

还有，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光芒万丈的无名者。

此时此刻，春天，午后。站在第五大道尽头。没有怜悯的余地，没有柔肠百转的角落。

强烈花粉、植物的味道，以及由此带来的无端的旺盛欲念。

穿过1895年伫立的古典风格的拱门，这象征着，走入了格林威治村，站在华盛顿广场。

这里，原初是一片湿地，后来是坟场，埋葬奴隶和死于黄热病的人。有两万尸骨还在地下。1850年代，这里成为华盛顿广场。

广场是无条件的空间，民主的，煽动性的，也是暧昧含混的，重要的是，聚集了成群的陌生人和大量孤独。充满慰藉的可能。

艺术家热爱这一点。

摄影师安德烈·柯特兹曾长久拍摄华盛顿广场的冬天。

长椅提供某种程度的稳定，可以安静地与时间一起流逝。1888年，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来美国寻找治疗结核病的药物，他与马克·吐温在其中一张长椅上有一场交谈。

广场也是舞台。1950年代末，“垮掉的一代”统治了华盛顿广场，他们朗读、争论。

摇滚乐先驱巴迪·霍利无所事事时会来这儿听人们演唱，帮助吉他手调整和弦。

1960年代，鲍勃·迪伦和一众民谣歌者，在星期天下午聚集于此，弹琴，表演各自的作品，这一经典方式叫作“Hoots”。

广场在电影中。在《当哈利遇到莎莉》《为你痴狂》《超完美谋杀案》《我是传奇》……

广场也是《老友记》反复插入的纽约街景之一。

华盛顿广场西北角，街对面，一幢旧楼，华盛顿广场酒店（Wash-ington Square Hotel）。1902年开张，那时叫厄尔旅馆（Earle Hotel），是一间收容饥饿艺术家的低等小客栈。1918年5月，18岁的海明威曾在这儿住过10天，身份是志愿者，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司机，急切盼望着奔赴欧洲前线。1950年代，狄兰·托马斯和妻子卡特琳入住“厄尔”，他们喜欢这里随意的气氛。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形容“厄尔”：“就在华盛顿广场，一个美丽的广场……”鲍勃·迪伦在格林威治村最初栖身之地也是厄尔旅馆，房间号305。琼·贝兹、芭芭拉·史翠珊都在这里住过。

华盛顿广场西南角。铺排着国际象棋桌，被称作曼哈顿的“棋特区”。年轻时代的斯坦利·库布里克常来下棋。1994年，电影《天生小棋王》在这儿取景。树下，一局棋才开，赌注3美金。

徘徊着，骄阳，草地，梧桐，玉兰落了大半，人面桃花。一地粉笔涂鸦。名字、岁月、甜蜜的话、面孔、希望，轻描淡写。有赤裸上身跳舞的人、骑独轮车的卖艺者、静默者、读书的人、情人、衣冠楚楚者、流浪的黑人姑娘。等待、相遇、分手、擦肩而过。水声、琴声、稠密的低语、滑板轰鸣。喷泉边奔跑的潮湿的孩子，半空一缕脆弱彩虹。

每个人对每个人都熟视无睹，都不可或缺。

他们分享着一种迷人的消磨。

一个无所事事的女人，喂鸽子，向某个过客微笑。

雷蒙·费德曼一定也看到了这样的微笑。所以他写了《华盛顿广场一笑》，一本难以卒读的书。在这部实验小说，这个“说是又不是的爱情故事”的开场，男女主角穆瓦诺和苏塞特无端地相遇。他是这样写的：“华盛顿广场。没错，那便是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萍水相逢，相视一笑。”

华盛顿广场[1]（Washington Square）

村民鲍勃·迪伦

黄昏了，哇咖啡馆（Cafe Wha?）还没有开。门板上，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头像表现出丰富的细节。一块小黑板，写：8点。

麦克道格尔街（MacDougal St）的光不属于白天，也不属于夜晚。带着某种告别意味，大量倾倒在人的头发上，在他们的行走之中，在店铺敞开的窗、招牌每个单词的每个字母深处，都是，无比漫长。

麦克道格尔，村子最重要的文艺街道。菌集过最狂妄的酒肆、咖啡馆、夜店、秀场、写小说的人、戏剧人、诗人、画家、歌手，一代一代的浪子。如果你只有一夜，一定要给这条街。

一行霓虹灯亮了，有什么跨过了边界，有什么降临了。那是一家刺青店：“纽约墨水”。

一块屏幕：变幻着头骨、玫瑰、十字，穿透面孔的钉子。几级向下的台阶，通向地下室，几把空椅子，等着客人用疼痛平复另一种疼痛。

多年前，这儿是“煤气灯”（Gas Light），一个卖艺的所在，戏称“篮子房”，演出是不卖票的，散场时，艺人拿着篮子向观众讨要小费。

1958年，“煤气灯”开张时，金斯堡、柯索一众“垮掉派”诗人在此诵读。之后成为民谣俱乐部。它的隔壁是另一间夜店“壶鱼一锅粥”（Kettle of Fish），演员就来回串场。邻近还有一间书店“民俗中心”（Folklore Center），是圈内音乐人的据点。

“煤气灯”有个古怪地方。因为窗外是公寓的通风井，一鼓掌就扰民，惹来警察。所以，鼓掌是不允许的，观众就以打响指代替。

比尔·科斯比、斯普林斯廷、欧蒂塔都是这儿的歌者。1967年，亨德里克斯和埃里克·克莱普顿曾一起唱爵士。鲍勃·迪伦的《战争大师》就是在此首唱。

“煤气灯”1971年关门。1982年，这儿成为一间叫“报废”的酒吧（The Scrap），是“枪与玫瑰”的聚会所，许多色情明星出没。

2005年，哥伦比亚公司发行了一张唱片：《“煤气灯”现场1962》，其中有鲍勃·迪伦早期演唱的10首歌。

眼前，没有一点痕迹了。

酒香起时，脂粉夕阳。此刻，麦克道格尔街有一根火柴划着了，“车厢外”（Off the Wagon）酒吧，一杯黑啤的泡沫正在大面积破碎；犹太小馆“马蒙”（Mamoun’s）一只法拉非（Falafel，油炸鹰嘴豆饼）满得像花园；一旁小薄饼店，一张可丽饼已裹成襁褓……

走进雷吉奥咖啡馆（Caffe Reggio），露台上的女人注视着今天第一千个陌生人。

一间1927年的小馆儿，一个旧世界顽固的影子。

暗，土色、蓝色、紫色，纸烟熏过的调子、旧桌、黑白照片、青铜小像、古典油画，隐约老曲子。所有都蒙着一层层时间。

1920年代初，那个把卡布奇诺引入美国的人，就是“雷吉奥”的第一任老板多米尼克·帕雷西。

从麦克道格尔街散场的歌手都喜欢来这儿喝一杯。鲍勃·迪伦、亨德里克斯、斯普林斯廷……

肯尼迪竞选时曾在“雷吉奥”门口演讲。

“雷吉奥”是许多1970年代的电影场景，1971年的《杀戮战警》、1973年的《冲突》、1975年的《下一站，格林威治村》、1976年的《邻家帅哥》……

1974年，《教父Ⅱ》也曾在“雷吉奥”拍摄。

每张“雷吉奥”的桌子都不一样，石头或者木头，沉着、可靠。不惊不喜。

客人也随馆子，都是旧模样，神色、目光、头发、衣裳颜色、首饰，都搭得起，都是看得见岁月的人。

不能错过的是那台1902年造的埃斯派索机，它是帕雷西在开张时买的。之后，一直都在。复杂的雕花装饰，苦涩也是洛可可式的，配得上“一番滋味”这个词。

点一杯双份埃斯派索罗马诺+杏仁（Double Espresso Romano with Amaretto）。

往日也可以非常浓烈。

转上布里克街（Bleecker St），一条村子重要的文艺街道。住过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诗人马克·范·多伦。罗伯特·德·尼罗在这条街上长大。它出现在德莱塞小说《老罗格姆和他的特里萨》中，也被德里克·伍尔科特写成诗《布里克街，夏天》。1973年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伍迪·艾伦的小饭馆儿“快乐胡萝卜”就在这条街上。《老友记》也有不少布里克街景。作曲家吉安·卡洛·梅诺蒂为这条街写了著名歌剧《布里克街的圣者》。西蒙与加芬科尔1964年第一张专辑《星期三早晨，3点》，有一首歌叫《布里克街》，有这样的唱词：“语声从伤心咖啡馆滴漏/微笑的脸试着去了解/我看见影子触摸它的手/在布里克街……”

也是，灯火混着夕阳。

昔日菌集的夜店已了了。

“结局”（The Bitter End），1961年开始，是纽约城最老的摇滚俱乐部。那时，每周二晚是“民谣之夜”，一众传奇由此诞生。1975年夏天，在踏上“奔雷秀”旅途前，鲍勃·迪伦与帕蒂·史密斯、鲍比·纽沃斯等一起在“结局”登台演出。

“结局”还上演脱口秀和戏剧。伍迪·艾伦、比利·克里斯托、乔·斯图尔特都在此表演单人喜剧。

50年，一众传奇。芭芭拉·史翠珊、史提夫·汪达、尼尔·扬、杰克逊·布朗、兰迪·纽曼、肯尼·罗杰斯、诺拉·琼斯、Lady Gaga。

现在，每晚都有现场音乐会。上演摇滚、蓝调、爵士、乡村、另类、嘻哈、放克、诵读音乐、无伴奏合唱等。每周一及隔周的周日是即兴表演时间，面向新人和有天分的歌者。有一句话：“在‘结局’你永远不知道你将听到什么，他（她）是谁。”

此时，客人还没有来，夜色还不够深。

“结局”对面，曾是阿哥哥咖啡馆（Café au Go Go）。1964年开张，拉来一众外百老汇的歌手与对面的“结局”打擂台。这里是感恩而死乐队在纽约的第一个舞台。里奇·海因斯的“蓝色计划”每周在这儿表演。现在，已夷为平地。

路口，路牌：汤普逊街（Thompson St），一代唱片店（Generation Records）依稀的冷光和涅槃乐队《漂白》的歌声。空荡荡的，大量朋克、硬核摇滚老唱片，那一代的。看店的青年带着和海报歌手类似的表情，绝望而不妥协，对着空空荡荡。沉溺一会儿，翻找着，抽出一张雷蒙斯的《雷蒙斯》，多年前的气息。听一支老歌是怀念，呼吸一张老唱片是重逢。

游荡，跟从偶然与巧合。一次转向车灯、一段不明的香水味、一次他人的眺望、一扇徒然打开的窗。

已是一条短暂的街，名叫“琼斯”（Jones）。

在一个极低的角度，看着镜头中的这条街。

1963年2月，一个黄昏。摄影师唐·汉斯坦从一个极低的角度，看着镜头中的琼斯街：光是稀薄的。仿佛纸。一街冰雪。冻住的车轮、脚步，四面八方。强烈的寒冷让一切都缩紧了。有一种无端的怜悯。来自玻璃的反光和太阳沉落时无所不在的玫瑰的联想。黑色防火梯像格威治村洗旧的蕾丝，贫穷而性感。街边，停一辆大众迷你巴士。波希米亚人的马。遥远的浅蓝色，沉着安静，等着随时都会扑面而来的万水千山。走向照相机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非常年轻。男人只穿单衣，只系着最上边两枚扣子，手插在牛仔裤口袋中。鞋子也是薄的。不合时宜的着装表明了某种决心。比如，他必须无视这个季节，必须看起来一意孤行。相反，挽着他左臂的女人穿了厚重的大衣和半长的皮靴，都带着不讨人喜欢的皱褶。他们走向唐·汉斯坦。男人并不看按快门的手，只看路，女人偶尔会看一眼，或者微笑。显然，男人要有更多的镜头经验，他更知道怎么对付照相机，对付那些将看到这些照片的人。

他们这样反复地走了几次。偶尔交谈。男人抽了一支烟，女人头发有点儿乱了。

黄昏太短暂了。摄影师只拍了一卷彩色胶片和几张黑白的。后来，其中一张成为《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唱片封面。里面有《答案就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

女人叫苏西·罗图洛，1943年出生在布鲁克林，意大利裔，父亲是美国共产党员。高中毕业后，她热衷民权和反核运动，与姐姐卡拉一起进入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圈子。

1961年7月，在一场河滨教堂举行的民谣音乐会上，苏西第一次与鲍勃相遇。她17，他20。

鲍勃·迪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从一开始我就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是我从未见过的尤物……遇到她就像走进《天方夜谭》的童话。她的微笑足以点亮一整条街的人群，可爱至极，一种性感，一件罗丹的活的雕像。”

说时，进入镜头的人已不可计数。回家的人，投奔夜色的人。一条太寻常的街，停满令人厌恶的汽车。终于，没有摁下快门。

街尽头是西四街的灯。

走一分钟就是161号。辗转睡朋友们的沙发一年，鲍勃·迪伦得到了第一张唱片合约。他租下了这个三楼的两居室公寓。面向街，租金每月60美金。

在这儿，他开始与苏西同居。苏西用二手店的家具布置了这个狭小空间，在墙上挂了自己的作品。迪伦做了书架和用来放旧电视的柜子。这一时期，他录制了第一张唱片《鲍勃·迪伦》。

当迪伦声名日盛时，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苏西写道：“鲍勃充满魅力，他是信标、灯塔，同时也是一个黑洞。我无法持续地给予他需要的支撑和保护，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需要这些东西。我不再能应对所有压力、绯闻、真相、谎言。我找到不到一块坚实的领地，我处于流沙之上，非常脆弱。”

1962年，苏西和母亲一起去了意大利，在佩鲁贾大学学习了6个月。这段分离催生了迪伦最好的几首情歌：《别多想了，这没什么》《明天如此漫长》《多余的早晨》。

与苏西在一起的日子对迪伦是重要的。她的政见，她对兰波的诗、对布莱希特的戏剧的热爱，都影响了迪伦的创作。比如，《私人的珍妮》的灵感就是来自一场布莱希特的演出。迪伦对绘画的兴趣也源自苏西。

1963年，苏西怀孕，之后，堕胎。非法的。他们的裂痕、迪伦与琼·贝兹的绯闻以及来自罗图洛家庭的敌意，一切都指向分开。

分开在1964年。

迪伦说：“不得不结束了。她在路上转了一个弯，我转了另外一个。”

1967年，苏西嫁给了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电影编导，生有一子，后成为吉他手。苏西以画家身份生活，一生热衷表达不同政见。几十年，极少谈及鲍勃·迪伦。

2005年，马丁·西科塞斯执导了纪录片《无家可归，鲍勃·迪伦》，讲述歌者从1961年到1967年的生活。苏西在片中露面。

2008年，苏西出版了一本书《自由驰骋的岁月：格林威治村60代记忆》。

关于迪伦，她说：“他的面孔是旧时的，他的迷人是零乱的。”

关于那个时代，她说：“在60年代，我们使用的语言是质疑、探寻、反叛，以抵抗整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所造就的窒息与压抑，我们所引起的麻烦都不是以市场作为驱动。我们有什么话要说，而不是有什么东西要卖。”

2011年2月25日，苏西·罗图洛死于肺癌，67岁。

关于1963年的照片，苏西说：“他穿一件很薄的夹克，因为，形象第一。我们的公寓一直很冷，所以我穿了毛衣，此外，我还穿了一件他的大毛衣。之后，我又披了一件大衣。我感觉像一根意大利香肠。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在想自己看起来很胖。”

公寓一直黑着，底楼的色情小店叫“井字游戏”，一团粉艳，灯火迷离。

走过几个路口，之后有一条安静小路米奈塔（Minetta St），有一家墨西哥饭馆“潘奇托”，灯火通明。有一个迷茫的客人，守着一杯龙舌兰，看窗外。

在迪伦时代，这里叫“黑色小肥猫”（The Fat Black Pussycat）。

1958年开张时，它是一间咖啡馆，也是戏院。人们读诗，唱民谣、爵士，喝埃斯派索。

蒂尼·蒂姆、里奇·黑文、谢尔·希尔弗斯坦等一众波希米亚人聚集于此。

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我告诉你答案。他一定在说谎。

1962年4月16日。

迪伦从第4街转上米耐塔街，看着这个乏善可陈的下午。有冬天留下的不洁的味道，有春天带来的不安。看不见，可也有什么在萌芽，从某些残酷的东西之中。比如吉他，比如手指。

走进“黑色小肥猫”，他要了一杯埃斯派索。穿过几个喝咖啡的人，一些散漫的椅子。他坐在窗边。桌子、纸、笔。一边喝咖啡，一边弹吉他。强烈的液体，瓦解了最后几道屏障。他寻找某些旋律和配得上它们的字句。

他写路、大海、沙子、耳朵，写天空、山、自由、哭泣，写行走、飞翔、看见、听见。

他反复写：答案、风、飘荡。

反复涂抹。

这样，操作了几个小时。他写完一首歌。他并没有因此平复，他急于唱给什么人听，无论是谁。

鲍勃·迪伦是“黑色小肥猫”的常客，在这儿，他写了《答案就在风中飘》。

“黑色小肥猫”几度易手改名，1972年，变成“潘奇托”。饭馆老板也曾是“黑色小肥猫”的客人。2006年，纽约市划定格林威治村为历史名胜区时，“黑色小肥猫”没有被圈入。

可说的是，这么多年，小馆儿原初的名字“The Fat Black Pussycat”一直都在。2011年，老字号被覆盖了，引起了怀旧者愤怒，说这是“耻辱”。

现时，西3街有一间冒名顶替的“黑色小肥猫”，叫了一样名字。可以看现场音乐，另类摇滚、雷鬼、嬉哈和喜剧脱口秀；也可以玩飞标、弹子球。

或是，只在点唱机里选一首老歌，听完它。

迷茫的人走了，桌子上是墨西哥卷饼的碎片和一些残酒，他出门，坚决地消失在夜色中。

走在与他相反的方向。

有些地方，明知一无所有了，可还是想去看看。

回到西4街，向东穿行几条街，直到默瑟街（Mercer St）路口。

面对一个沉闷的建筑，不明的光：希伯来联合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一间犹太宗教学院。

多年前，这里属于音乐。

葛德民谣城（Gerde’s Folk City），一座消失的城。

1960年1月，意大利人麦克·波尔科创造了“葛德”并迅速让它成为民谣复兴运动的中心。

滚石排行榜将葛德民谣城、甲壳虫乐队被发现的深洞俱乐部（The Cavern Club）、东村的朋克音乐诞生地CBGB称为三个最好的音乐场。

辉煌时，“葛德”群集了世界级音乐人。皮特·西格、约翰·丹佛、珍妮丝·贾普林、亨德里克斯、帕蒂·史密斯、妈妈与爸爸合唱团、飞鸟乐队……

保罗·西蒙和加分科尔最早登台就在“葛德”，彼得、保罗和玛丽的三人组合第一次亮相也是在这儿。1980年代，“葛德”末期，也有艾尔维斯·卡斯提洛、“音速青春”、“一万个疯子”这样的另类歌手和乐队涌现。

与“葛德”最有渊源的还是鲍勃·迪伦。1961年，他签署第一张《演出许可证》时，请老板波尔科作为自己的法定监护人。在自传中，迪伦称波尔科是“我从未有过的西西里父亲”。那年4月11日，迪伦在“葛德”登台，这是他的第一次职业音乐会，助场是黑人蓝调歌者约翰·李·胡克。也是那年，9月29日，迪伦的表演得到《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谢尔顿的关注，这篇报道直接使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与迪伦签了一纸合约。签在那年10月，为期5年。1962年，迪伦的第一张唱片《鲍勃·迪伦》发行。

回到1962年4月16日。迪伦离开“黑色小肥猫”之后，来到了葛德民谣城，晚上，他第一次唱了《答案就在风中飘》。

6月，这首歌在民谣杂志《唱出来！》（Sing out！）发表，配了迪伦的评论，他说：

有太多的知情者要告诉我答案在哪儿，但我并不相信。我还会说，答案就在风中就像一张飘着的纸片并将落在什么地方……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可以拾起它……而它又飞走了。

这首歌被描述成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主题曲。

许多年，翻唱无数。

电影《阿甘正传》中，珍妮在一家脱衣舞俱乐部，赤裸着弹吉他唱的就是这首歌，配乐版本是1976年琼·贝兹的现场录音。

而“葛德”就是鲍勃·迪伦相遇琼·贝兹的地方。

“我生为天才。”琼·贝兹回忆录《歌唱之声》（And a voice to sing with）的第一句话。

贝兹1941年1月生在斯塔腾岛，父亲是物理学家，母亲有贵族血统。

童年开始弹四弦琴，喜欢节奏布鲁斯，13岁爱上民谣，之后买了第一把吉他。1958年，17岁就在波士顿举行音乐会。19岁录制第一张唱片《琼·贝兹》，被称为正在升起的“民谣女王”。1961年，在“葛德”，琼·贝兹初见迪伦。她对他并没有多余的兴趣，只是喜欢他写的《给伍迪的歌》。而迪伦更倾心贝兹的妹妹“米米”。但他们还是没能绕开对方，在一起了。

1963年起，琼·贝兹和迪伦一起巡回演出。那年8月28日，他们参加了著名的民权运动“向华盛顿进军”，唱了两首歌：《游戏中的棋子》和《夺标》。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之后两年，他们分分合合。

1965年，迪伦去英国巡演，这段情也就不了了之。

直到10年后，琼·贝兹作为歌手参与了迪伦的滚雷演唱会，那时迪伦早已与萨拉结婚。

同样，贝兹在2005年西科塞斯的纪录片《无家可归》中谈论了她与迪伦的关系。琼·贝兹写过三首关于迪伦的歌，最著名是那首《钻石与铁锈》：“我们都明白回忆能够带给我们的/它们给了我们钻石与铁锈。”

1967年，琼·贝兹因和平示威被捕。在关押期间结识了身为记者的和平主义者大卫·哈里斯，次年结婚，生有一子加布里埃尔。1972年离婚。

1983年，琼·贝兹在格莱美奖上露面，并演唱了《答案就在风中飘》，离她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整20年。

1980年代，贝兹曾与乔布斯有一段恋情。乔布斯甚至考虑向贝兹求婚。在贝兹1987年的回忆录中，她曾提及乔布斯。乔布斯死前不久还去看过贝兹。贝兹后来在2011年乔布斯的追思会上演唱。

贝兹出过30张专辑。

她是一个人权与政治活动者。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反越战、反死刑，支持同性恋人权、环境保护，反伊拉克战争、反贫困，2008年美国大选、占领华尔街……她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当代历史事件中。

她说：“社会公义是我生活的真正核心，远远大于音乐。”

在砖石包裹的虚无中，没有往事的位置。纽约，不知怀念，不爱旧人。这是骨子里的。

换一些新路游荡，走不相识的街，穿过没人知道的故事。第二次相遇麦克道格尔街。

经过，92-94号，鲍勃·迪伦在格林威治村的最后地址。

橘色灯下，绿色门口。

雪莉·玛琳·诺金斯基，1939年10月28日生于特拉华州的维明顿。父母是东欧犹太人。20岁来到纽约，美貌是唯一的行李，唯一的通行证。她迅速嫁给一名摄影师，改名萨拉，住进中城的大房子，成为《哈泼时尚》的模特。1961年，她生了一个女儿。萨拉开着丈夫送的MG跑车进入格林威治村，遇到鲍勃·迪伦是在所难免的。

他们都带着不可救药的东西，陷入爱情，时间是1964年年底。为迪伦写传记的人这样形容萨拉，她“有一种吉卜赛人的气质，超越年龄的精明、熟悉魔法、民俗和传统智慧”。

1965年11月，在迪伦第一次美国巡演期间，他们结婚了。萨拉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婚礼在长岛法官办公室外一棵橡树下举行，简单隐秘。迪伦曾一度否认。

之后，他们搬去了上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过着家庭生活，生了三个孩子：杰西、安娜、萨缪尔。

由于缺乏隐私，1969年秋天，迪伦一家搬回村子，买下这幢房子。那年12月，他们的儿子雅各布出生。长大后，他成了摇滚乐手——墙花乐队（The Wallflowers）主唱。

在这个居所，迪伦为他的专辑《自画像》《新早晨》写歌。

贫穷和自在都一去不返了。人们只对被遮蔽的东西感兴趣，比如隐私。忍无可忍的是，有个叫韦伯曼的人长期翻找、收集迪伦家的垃圾。终于有一天，迪伦当街将此人痛打一顿。于是，他们决定离开。1973年，迪伦一家人搬到北加州，在马里布海滩造了新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可以不幸福。1974年，迪伦开始在纽约学习绘画，这是问题的引信。他说：“从那天起，我的妻子从来没有理解过我。这是我们婚姻开始破碎的时候。她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想什么，而我甚至无法解释。”

虽然如此，在一种紧张氛围之中，1975年，萨拉还是陪着迪伦开始了“滚雷”音乐会。这场音乐旅行也是迪伦执导的电影《雷纳多与克拉拉》的现实背景，萨拉就是克拉拉，琼·贝兹是那个“白衣女人”。

到此为止了。

1977年，他们离婚。迪伦付出了价值3600万的代价。条件是，萨拉要对他们曾经的生活保持沉默。

1976年专辑《欲望》中有首歌叫《萨拉》，迪伦写给妻子以及所有的无法挽回。

有美好的地方：“在葡萄牙小酒吧喝白朗姆酒”或是“在滨海萨瓦纳的集市”，有美好的形容：“冬天里的雪上月光”或是“夏天里的一池睡莲”。

无法挽回，即使唱着“请不要轻言别离，永远，永远”。

7点59分。夜色淹没了麦克道格尔街一切不必要的细节。天空、街、店铺、霓虹、人群、酒吧，混为一谈，刺痛了什么，松动了什么。在街角，哇咖啡馆像一堂布景，灯下黑人保安身形庞大，安静、克制。乐队演出是免费的，可你要买酒。

一行台阶，一行黑白海报，旧的。狭长的空间，暗紫调子，密集的桌子，侍者一支支点亮蜡烛。散落了三五名客人，几杯淡酒。一块明亮的银幕，两只麦克风，舞台还空着。

哇咖啡馆始自1959年。金斯堡喜欢在这儿喝鸡尾酒。

1966年，英国摇滚乐队“动物”的贝斯手查斯·钱德勒在“哇”遇到了吉米·亨德里克斯，惊为天人，说服后者到英国发展，并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吉他先锋。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地下丝绒”也都是“哇”的歌者。

年轻的伍迪·艾伦在这儿表演单人喜剧。

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青年感到了灼热。他的手指、琴弦、身体中所有的激流。他并不喜欢感人肺腑的方式，但灼热是不一样的。它来自比这个房间还要昏暗的人们。或者这几支纸烟的反复无常的明灭，某种类似疼痛的东西。来自烟雾的黏稠，让每个人都丧失边界，每句话都走不远。来自酒和越来越多空杯子的回声。那是一首别人的歌。一首歌而已。门打开了，二月的寒风，一个男人进来，像一只走投无路的昆虫。他要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听完了剩下的歌。接着，他身上的冬天突然崩塌了。青年有短暂的静默。也许，没有人因为这个夜晚而改变，至少他们还可以继续成为自己。另外，他并不想取悦他们，可是，在那些几乎一无所有的目光中，他看见了一种不明确的幸福。

他是一个来自明尼苏达的精子，在纽约的子宫里，狂妄地想进入点儿什么，孕育点儿什么。

“哇”的洗手间

1961年1月24日是极冷的一天，鲍勃·迪伦来到纽约，来到格林威治村。他找到哇咖啡馆，老板让他在当晚“乡村音乐”时间翻唱了几首伍迪·格思里的歌。唱完后，他去索要报酬，得到了5美金。

1968年，“哇”易手，改为一家专注以色列及中东音乐的小馆儿。1987年，再度易手，恢复了“哇”的名字。

是时候了。客人不少，像是填补着黑暗的紫色人偶。

弦声。一众歌手上了舞台。乐队就叫“咖啡哇”，1987年开始，成员更替，一直演出，不同的音乐，灵魂、雷鬼、节奏布鲁斯、另类摇滚。他们声称是“纽约最牛的乐队”。

晚上9点半，第一首歌：《帝国心灵》。

“呜……纽约，呜……纽约/在一座到处是电影场景的城长大/永远喧嚣，警笛声无所不在，街是刻薄的……”黑人女歌手金·萨默森喷射状的声音让所有处于边缘情绪的人彻底陷落。

一支一支。歌者听者，水乳交融。

一种经久不息的情感，一种欢娱。

一支美好的乐队，更像是时代的纪念物，像贴在墙上、厕所镜子上的鲍勃·迪伦、吉米·亨德里克斯以及其他人。可是，时代已经走了。

忘了是怎么完结的，但记得随之而来的空白。

回到麦克道格尔街。真正的深夜。

1962年，鲍勃·迪伦第一张唱片第二首歌《谈谈纽约》，讲述了他的到来，冬天的寒冷，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贫穷、孤立，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记得两句词：“很多人的桌子上并没有什么食物，但是他们有很多刀叉，并且他们得切开什么。”

华盛顿广场酒店（Washington Square Hotel）

　　103 Waverly Place

哇咖啡馆（Cafe Wha?）

　　115 MacDougal St（在Bleecker与W 3rd St之间）

煤气灯咖啡馆（The Gaslight Café）旧址

　　116 MacDougal St

雷吉奥咖啡馆（Caffe Reggio）

　　119 MacDougal St

结局（The Bitter End）

　　147 Bleecker St

黑色小肥猫（The Fat Black Pussycat）旧址

　　11-13 Minetta St

（新）“黑色小肥猫”

　　130 W 3rd St

葛德民谣城（Gerde’s Folk City）旧址

　　11 W 4th St

鲍勃·迪伦1961年公寓

　　161 W 4th st

鲍勃·迪伦1969年公寓

　　92-94 MacDougal St

在白马酒馆

跟从侍者穿行米奈塔酒馆（Minetta Traven）。

逼仄、嘈杂、陈旧，弥漫着老会所特有的混乱气质。木头吧台漫长而滞重，如此，才撑得住所有的沉醉。酒一望无际，每只瓶子表面都流淌着这个空间的复杂幻象：食客、高谈阔论、低语、灯、刀叉、乐声、肉香、油脂、黑白格子瓷砖、椅背的绛紫色皮子、锡制天花板。无论如何，小馆儿有一种剥夺不了的迷人。

拣一个角落坐下，点了招牌汉堡，名为“黑色标签”。

禁酒时期，这儿是一间地下酒吧：“黑兔子”。往来文艺客人：约翰·多斯·帕索斯、尤金·奥尼尔。

“黑兔子”把地下室租给了一对夫妇：德温特·华莱士和莉拉·华莱士。他们向亲友借钱，1922年2月，编辑出版了第一期《读者文摘》。印数：5000，定价：25美分。杂志从印刷厂送来时，华莱士雇了酒吧的女招待一本一本包裹，并写上地址，邮寄给1500个订户。1922年年底，华莱士夫妇离开格林威治村。1935年，《读者文摘》的发行量已达100万册。酒馆的厨房就是那时的编辑部。

1937年，米奈塔酒馆开张。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康明斯、狄兰·托马斯，流连于此。

流年轻过。

“黑色标签”昂贵、美味。作为一只汉堡，好不过如此了。

出门，回到街上，麦克道格尔，一条可以喋喋不休的街。

就在那个波希米亚打扮的姑娘消失的路口，一间意大利小馆儿：La Pasta Bistro Grill，昏暗着。

1925年，它叫“圣雷莫”（San Remo Café），是文艺小馆儿。诗人威斯坦·休·奥登、狄兰·托马斯、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爵士音乐家麦尔斯·戴维斯三世、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还有一众“垮掉派”作家，金斯堡、凯鲁亚克、柏洛兹……

这里是格林威治村真正重要的文艺据点。

凯鲁亚克在小说《地下人》形容小馆儿里的人“嬉皮而不油滑，智慧而不老套，他们聪明得要死，知道关于庞德的一切而不做作或是说得太多。他们非常安静，他们非常像基督”。

现在，墙上只钉着一块牌子，简单写着过往，浸泡在夜里。

看一把灯火，满街糖果。窗子亮了，窗子黑了。孤独的遛狗者、角落打鼓的少年、大笑出门的酒客、车轮呼声、花香、轻微腐坏的味道、几缕正在浮现的情欲。有一棵开到尽头的桃树，风过，一地浓烈胭脂。

游荡，到贝特福德街。

一处毫无诗意的房子，另一个沉没的地方——查姆列酒吧（Chumley’s）。

1830年，这儿是一间铁匠铺。美国内战期间，逃跑的黑奴栖身于此，极左人物也在此聚集。

此后是作家委身的小馆儿。薇拉·凯瑟、康明斯、德莱塞、福克纳、尤金·奥尼尔、多斯·帕索斯、斯坦贝克……

2007年4月，壁炉倒了，“查姆列”从此停业，一去不返了。

下一个路口。

贝特福德街与格罗夫街（Grove）转角，一幢公寓楼，石墙、大窗、黑色“之”字防火梯上，有人点燃了一支烟。如此熟悉，因为它是《老友记》中反复切入的外景，是瑞秋、莫妮卡、菲比、乔伊、钱德勒、罗斯的家。他们也是格林威治村民。当初，这部戏有一版工作脚本，剧名叫《西村往事》。而菲比的公寓就在三条街外的摩顿街（Morton St）5号。

剧中，作为据点的咖啡馆“Central Perk”是没有的。现实中，公寓楼下有一间红色小馆儿“小猫头鹰”（The Little Owl），散落着一些爱屋及乌的人，在烛光下，带着入戏的神情，寻找那个也并不存在的橙色沙发。所以，虚构是最大的真实。心向往之的。小馆儿被《好胃口》杂志描述为“一个小饭馆儿……就在街角”。最有名的是“肉丸”。

倚在吧台喝一杯摩卡，恍惚听见乔伊的声音：“How’re you doing?”

一切烟消云散。

贝特福街完结了，转上格林威治街（Greenwich St），向北，走几个街区就到班克街（Bank St），一条寻常巷陌，文艺居所。9号，1913年到1927年住过薇拉·凯瑟；11号，1924年时是约翰·多斯·帕索斯写《曼哈顿中转站》的地方。1985年，“恐怖海峡”主唱马克·诺弗勒买下36号。1979年2月2日，“性手枪”的贝斯手席德·维瑟斯因吸毒过量死在63号。劳伦·白考尔17岁时，曾住在75号。1968年帕尔·贝利搬入109号……

“我应该生在纽约，我应该生在格林威治村，我属于那里。”

约翰·列侬说的。

1970年，甲壳虫乐队解散。

1971年，列侬和小野洋子从英国来到纽约。10月底，搬入了格林威治村，面前的班克街105号。

“站在街角/只有我与小野洋子……”

约翰·列侬唱的。

这个街角。

公寓有两个大卧室，明亮的天窗，锻铁楼梯通向小的屋顶花园。

那时，列侬刚发行了专辑《想象》。他们热衷于政治与和平运动。组织音乐会宣传政见。公寓菌集着访客，其中既有金斯堡也有黑豹党的头目。

在村子的日子并不快乐。

1972年，尼克松当局针对列侬的反战和反政府行为，采取了所谓的“战备反击方案”，试图将列侬驱逐出境。公寓也在联邦调查局（FBI）的监视之下。

列侬心灰意冷，一度沉于海洛因。尼克松再度当选之夜，绝望之下，列侬在朋友的聚会上与一个陌生的女人做爱，声音之大让隔壁的客人都听到，包括洋子。

那一年，他们还遭遇了一次抢劫。

1973年2月，列侬与洋子搬往了上西区的达科他。

几级台阶、黑门、橘色灯、树、风声，往事而已。

向南折回一条街，西11街，307号是一处靠近路口的公寓。1950年代，杰克·凯鲁亚克曾住在这儿，修改他的《在路上》。一个饮者的选择。

出门，向左，走一分钟，就是白马酒馆（White Horse Traven）。

话音未落时，就到了。

在哈德逊街与西11街的边界，漫长尖锐的角度中，黑白门面，强烈灯火霓虹。狭长的露台，像泼溅的发光的句子，盛满纵酒的人。

“从前有一间小酒馆——”

这是吉恩·拉斯金的歌《过去的好日子》第一句，唱的就是“白马”。

1880年时，它只是个码头小酒吧。1950年代初，每个星期日的下午，以诺曼·梅勒为中心的一众人就在“白马”聚集。梅勒的理由是，如果你请人到家里就很难把他们请走。而“白马”是不错的所在，有愉快的氛围，属于地道的“村子”。《村声》周报的办公室就在几个街区外，编辑们就在这儿讨论稿子。诗人狄兰·托马斯、德尔莫·施瓦茨，歌手鲍勃·迪伦、吉姆·莫里森来此喝酒消磨时间。凯鲁亚克自是常客，醉了，也不止一次被踢出门外，更有人在厕所墙上涂写了“回家吧，凯鲁亚克！”

昏暗，地面马赛克的细碎，墙模糊的界限，锡顶天花板的不平坦，吧台木头的磨蚀，足够铺张的酒和瓶子的光影，恰到好处。酒馆要小，才有张力，在酒客之间，在酒客与空间之间，才能挤压出什么。此时，酒保还是不动声色。吧凳上酒客不满，低语稀薄。他们绝不是诗人。

我的生日始于水/鸟和展翅的树木之鸟飞翔我的名字/在农庄和白马之上/我起身/在多雨之秋/在我所有日子的阵雨中外出……

1953年10月20日，狄兰·托马斯来到纽约。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病了。还在英国时，狄兰就有胸疼与痛风的症状。出发前，也曾两次昏厥。他戴一个呼吸器帮助呼吸，情绪忧郁。

他是来读诗的——《牛奶树下》。组织者是美国诗人，希伯来青年男女协会“诗中心”（Poetry Center）主任博瑞宁。

这一年春天，博瑞宁的助理丽兹·赖特尔与狄兰有过三周情史。在肯尼迪机场，她见到狄兰，震惊不已。“他看起来苍白、脆弱、颤抖，没有了往日的健壮。”狄兰告诉她，这个星期坏透了，还有，他非常想她，想和她做爱。这是一种让丽兹充满疑虑的关系，不过，她照做了，共度了一天一夜。在切尔西酒店。

狄兰第一次排演了《牛奶树下》，之后，他们来了“白马”。纵酒。

第二天，他们出去逛，狄兰感觉不好，就回了切尔西，一下午在床上。丽兹给他吃了苯巴比妥，陪他度过一整夜。

10月23日晚。一个叫费尔德斯坦的医生给狄兰注射了两针，之后，他坚持完成了两场《牛奶树下》的诵读。但，马上就瘫倒了。

10月27日晚。狄兰参加了他39岁生日会。一个小时后，他感到强烈的不适，回到切尔西。转天，在“16电影院”（Cinema 16），狄兰去了题为“诗与电影”的研讨会，到场者有阿瑟·米勒和实验电影导演玛雅·黛伦。

1953年11月，纽约城经历了一次严重雾霾，到月底有200人死于相关疾病。

坏天气让狄兰胸疼加剧。

11月3日，他一整天在床上喝酒。晚上，他又去了两个酒局。回到切尔西后，狄兰在深夜2点再次出门，来到“白马”继续喝。

深夜2点，总是惊心动魄的。对此，酒保深信不疑。

这个反复到来的威尔士诗人，这个庞大虚弱的孩子。在吧台上，以告解的姿态举杯，切近那个他想通向的地方。一次一次，绝不气馁。

有什么东西凌驾了这个时刻。

他的杯在夯击桌子，他的纸烟上空飘着花朵、血、流沙、热望，浸染它们的光，有附着在水晶烟缸上虚假的星星，无法判断方向的嘀嗒声，他人的呼吸、静默，所有表明时间已流逝的瓶子，凋谢的情欲、幻觉，某些词一边挣扎一边败坏着，一只橙子正在剥开黑暗，灰烬连成道路……

这个空间，玫瑰烧着了。

都是失效的边界。

无能为力。

第17杯。

在诗人对面，镜子中有正在碎裂的布娃娃，也有难以察觉的破晓时分。

凌晨3点30分。狄兰离开白马，回到切尔西酒店。

他对丽兹说：“我喝了18杯威士忌，我想这是一个纪录。”

酒馆儿纵深有另一个房间，开阔松弛些，如果吧台边适于纵情，这里就适于沉沦。比如窗边的青年，他的神色、姿态、围巾裹缠的方式、身上沾染的夜光，都配合着这个房间的趣味。想明白了所有事，又绝对地无能为力。所以喝酒。他的将干未干的杯子上方，挂着大张的狄兰画像，无论你站在什么角度，诗人都将直视着你，惊奇、激昂、天真。

11月4日，狄兰取消了一个在新泽西的活动。之后，他与丽兹又去了“白马”，再度不适，返回酒店。那天，费尔德斯坦医生来了三次，注射了不同药物，最后，注射了吗啡。

11月5日午夜，狄兰呼吸艰难，面孔变蓝。1点58分，狄兰被救护车送进圣文森医院急诊室。他陷入昏迷，医疗记录写：“酒精中毒引起大脑损伤，病人无反应。”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次日，狄兰的妻子卡特琳飞到纽约。到医院后，她的第一句话是：“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死了吗？”她极度愤怒，扬言要杀死这次美国之行的始作俑者博瑞宁。她完全失控了，被强行穿上拘束衣，送往长岛一家精神病院。

11月9日中午，狄兰·托马斯死了。

尸检表明，致死原因有三个：肺炎、脑水肿、脂肪肝。狄兰是喝死的。但他并没有肝硬化症状。据“白马”老板和侍者说，狄兰那天最多喝了他吹嘘的一半。

谁杀死了狄兰·托马斯？背负骂名的是：博瑞宁、丽兹·赖特尔、费尔德斯坦。其中，费尔德斯坦的误诊、大剂量吗啡的使用都受到多方指责。

狄兰的遗体被送回威尔士，葬于拉恩（Laugharne）乡村墓园。

卡特琳死于1994年，葬在狄兰旁边。她在自传中描述了纵酒对于诗，对于他们关系的毁灭性影响。“我们的故事是关于酒，而不是爱。我们唯一的真爱是酒。酒吧是我们的祭坛。”

点了传说中的威士忌和欲罢不能。一饮而尽时，午夜刚过。

这是我去天堂的/第三十年，站在夏日正午/而下面的小镇铺满树/十月的血/噢，愿我心中的真理/仍在这/转变之年的高山上被歌唱。

米奈塔酒馆（Minetta Traven）

　　113 MacDougal St

圣雷莫咖啡馆（San Remo Cafe）旧址

　　93 MacDougal St

查列姆酒吧（Chumley’s）旧址

　　86 Bedford St

《老友记》公寓

　　Bedford St与Grove St转角

列侬旧居

　　105 Bank St

凯鲁亚克旧居

　　307 W 11th St

白马酒馆（White Horse Tavern）

　　567 Hudson St

如果没有麦琪的礼物

人群中显现的容颜/潮湿的黑色树枝的花瓣。

地铁，一号线，西14街站。正如庞德的诗。

就在格林威治村的北缘。阴天，抵挡了这个高歌猛进的季节。不见影子不见花。

游荡，走上西13街，152号的大门是一种褪色的胭脂红。1899年的建筑，百年前，这是先锋文艺杂志《日晷》所在地。1920年代，它凝聚着一众文人，庞德、朱娜·巴恩斯、哈特·克莱恩、约瑟夫·康明斯，也刊登凡·高、雷诺阿、马蒂斯、欧姬芙的画作。1922年11月，《日晷》第一次在美国发表了艾略特的《荒原》。

向西，走两分钟。

一间咖啡馆：“狼”，法语名字“Café Loup”，小门面，蓝色。招牌别致，手影之下，圆月狼首。

一个敞开的大房间，黑白底色，灯的暖调子。错落了一墙照片。吧台朴素极了。没有过多的戏剧性和噱头。某种简单克制。

《巴黎评论》主编洛林·斯坦因说：“一个作家消磨的去处，这儿是我所知道的最有旧时做派的地方。”

事实也是。作家、学者、编辑来了几十年。保罗·奥斯特、苏珊·桑塔格。特别是，“狼”对于苏珊·桑塔格就如同“花神”对于萨特。

直到今天，客人多带着某种来自知识的烙印，低声絮语，高谈阔论。

临桌的女人点了蜗牛、法式双炸薯条配第戎蛋黄酱，一个人吃。

在吧台边，喝一杯店家自制的鸡尾酒，唤作“圣日耳曼”的，为这个低回的午后。

从第六大道向南，倒数至西10街。

有一条小径，小到只许擦身而过。帕特辛街（Patchin Place）是一条死胡同。短暂、寂静，有明确的尽头。只有10座房子，都建筑于1848年。此后，它们成了文艺居所。

欧·亨利、约翰·曼斯菲尔德、庞德、德莱塞、马龙·白兰度……

黑铁栅栏，小门开着，无人问，大树、丁香、石路，白窗格子、10个号码。

目睹了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约翰·里德从俄国回到纽约，住在一号公寓，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

1923年，诗人康明斯搬入4号，住了40年，到死。

朱娜·巴恩斯是1941年搬来的，住在5号的一间小公寓。遗世独立，极少出门。康明斯总会从自家窗子向外喊“朱娜，你还活着吗？”她活着，在此也住了40年，到死。

一分钟可以走完的地方，却可以住一生。

帕特辛街从没有改变过。还有19世纪的煤气灯，是纽约仅剩的两处之一，也是唯一可以点亮的街。最后一盏，在街尽处，倚墙静立，像等着什么人。

之后一段路，都沾染着帕特辛的寂静。屋宇的质地、天空的枪械色、车窗上的花影，还有这幢1850年代的希腊复古式房子，它的柱式、门灯、台阶、故事。

西10街14号，绰号“死屋”，是纽约一处灵异之地，据说前后有鬼魂22个。马克·吐温1900年搬来，只住了1年。1930年代，一对母女声称在窗边见到马克·吐温，他说：“我的名字是克莱芒斯，我在这儿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接着，就消失了。

一听，一笑吧。

穿过第五大道，西10街改名东10街。纽约的东、西都是以这条大道为界的。下一个路口，大学街（University Place）东南角，一幢恢宏而陈旧的大楼，并不清澈的玻璃，极小的门，旁边，一树梨花。

“在阿尔伯特饭店的酒吧见我。”

一句台词，希区柯克1954年电影《后窗》，詹姆斯·斯图尔特对凶手雷蒙·布尔说。

面前就是。

阿尔伯特饭店（Hotel Albert），1887年开张，从此就是格林威治村的文化符号。来了无数作家、艺术家。客人名单极其漫长：路易斯·史蒂文森、马克·吐温、惠特曼、霍顿·福特、福克纳、尤金·奥尼尔、阿娜伊丝·宁、罗伯特·洛威尔、萨尔瓦多·达利、杰克逊·波洛克、马塞尔·杜尚、艾莎朵拉·邓肯、安迪·沃霍尔、吉姆·莫里森……

马克·吐温在这儿讲座。诗人哈特·克莱恩在他的房间里写《大桥》。它是托马斯·沃尔夫《时间与河流》中“利奥波德酒店”的原型。妈妈与爸爸合唱团在阿尔伯特写了歌《加州梦想》。《阿甘正传》中，阿甘在越南的大雨中给珍妮写信，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重庆森林》中，王菲也哼着它的旋律。

“树叶变黄，天空灰暗，我散着步，在一个冬日里……”

大学街很短，向北完结在联合广场。商铺、饭馆的主顾多是纽约大学的学生。

雪松酒馆（Cedar Tavern）就沉没在这条街上，缓慢而彻底。没有挽回的余地。

1866年开张，“雪松”是个小馆儿。便宜、清静了几十年。

1950年代，画家来了。杰克逊·波洛克、威廉·德·库宁、马克·罗斯科、弗兰茨·克莱恩等一群画家流连于此。于是，“雪松”成了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重要孵化器。

“垮掉派”也染指小馆儿。金斯堡、凯鲁亚克、柯索一班人马。诗人奥哈拉说：“我们的时间，一半在作家酒吧‘圣雷莫’，一半在画家酒吧‘雪松’。在‘圣雷莫’，我们争吵和传递流言，在‘雪松’，我们一边听画家们争吵和传递流言，一边写诗。”

他们也在“雪松”打架，有时口角，有时动手。

一次，波洛克因为把厕所门从铰链上扯下来掷向屋里的弗兰茨·克莱恩，被赶了出去，不许再来。同样不受欢迎的还有凯鲁亚克，他向烟灰缸里小便。

鲍勃·迪伦和彭尼贝克、鲍勃·纽沃斯在此见面策划拍摄《别回头》。

“雪松”有两个地址，24号和82号，刚走过的，都是公寓和店铺。刚走过的，都是汹涌的青春。

街尽了，徒然，身陷联合广场的“绿色市场”。棚亭菌集，浓重的烟火世相，浮生若梦。穿过一些苹果、樱桃、蓝莓、覆盆子和结了浓雾的葡萄；穿过大捆的向日葵、玫瑰、百合、勿忘我；穿过养蜂人的蜜，烘焙师傅的全麦面包；穿过土豆、南瓜、玉米、番茄、胡萝卜……因为都是有机作物，样子不漂亮，可是踏实。市场边缘夹杂着艺术家的摊子，一画布的颜色，混搭着。阴云下，叫卖声、泥土瓜果香、万紫千红时。

联合广场，在格林威治村的西北边界。建于1815年，具有所有广场的属性，历来的集会、游行之地、是非之地。辨认出几座塑像：华盛顿、林肯、甘地。

这个蔬果集市，每周有25万纽约人前来，享受平民的快乐。

戏剧性的是，一切都在高楼大厦的缠绕之中，比如，在广场西侧的这一座建筑，第6层，曾是安迪·霍沃尔的“工厂”。1968年6月3日，激进女权主义作家瓦莱里·索拉纳斯揣着枪进入这幢建筑，向沃霍尔开了三枪。她的代表作品《泡沫宣言》中宣扬“推翻政府，消除金钱系统，机构自动化，消灭男性”。因为“男人是行尸走肉，不懂给予或接受快感与幸福”。

开枪的原因是她认为这个男人窃取了她的作品。沃霍尔大难不死，侥幸活下来。

田园风格迅速结束了。走上东17街，走过另一个烟消云散的地方——麦克斯的堪萨斯城[2]（Max’s Kansas City）。

“你知道，即使是那些混蛋，某一天也会出名的。它就是这样的地方。”摇滚歌者斯蒂夫·泰勒说。

“麦克斯”1965年12月开张，迅速汇集了大量音乐家、诗人、艺术家、画商、评论家、政客，成为一个身份复杂的地方。

德·库宁、巴尼特·纽曼一班“纽约画派”，金斯堡、柏洛兹、雷内·里卡德一众“垮掉派”。一大群音乐人：斯普林斯廷、鲍勃·马利、麦克·贾格尔、大卫·鲍伊、伊基·波普、路·里德、吉姆·莫里森、列侬与小野洋子。帕蒂·史密斯和摄影师男友梅普尔索普，从1969年到1970年代早期，几乎每晚都在“麦克斯”。

沃霍尔说：“‘麦克斯’是波普艺术遇到波普生活的地方。”他和他的追随者，占据私密的内室。这也是“迷惑摇滚”的基地，“地下丝绒”的秀场，包括他们在1970年夏天最后的一些演出。

可以寻欢作乐，可以彼此温存，可以痛不欲生。

1974年，“麦克斯”开始在艺术圈失宠，风头已过。同年12月关门。

1975年，“麦克斯”换了主人，重新开张。成为朋克的地盘。催生了“纽约娃娃”“帕蒂·史密斯组合”“电视机”“自杀”等乐队。席德·维瑟斯离开“性手枪”之后在这里表演。1981年，“麦克斯”再次关门。1998年，“麦克斯”在西52街三度开张，但很快又关了。

孤单汹涌的地方总是速朽的。伤感的力量还没有成熟就消解了。比如你不会记得上一支烟花的样子，因为下一支已经开了。

所以纽约，所以孤单，所以繁花似锦。

一无所有，一步不停。

但也总会有难以磨灭的地方。

就在，向北一个路口，东18街。

“老城”（Old Town）——1892年的酒吧，从来没有变过，安静在时间的角落。

不张狂的店面，门开着，隐约一堂酒客。

不变的，马赛克地面的细碎、锡顶的华丽、酒柜的斜角、桃花心木与大理石吧台。覆盖性的镜子。

椅子下的暗格，是禁酒令时期，警察来袭时客人藏酒的地方。

老式升降机还在神秘动作，菜品往复。

没有酒保招呼，要买酒就说话。

三号桌，摆着一本《安琪拉的灰烬》，弗兰克·麦科特的普利策奖作品。他在书的护封上写：“大爱！纽约酒吧之王！一个你依旧可以说话的地方！”

《醉一生》是皮特·汉米尔的回忆录，在书的护封上，他写：“致仍然可以让我饥渴的一间酒吧。”

1995年，获诺贝尔奖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也在这儿喝一杯。

伍迪·艾伦喜欢那些看得见过去的地方。于是，在这儿拍了《子弹穿过百老汇》。当然，不只是他。还有许多片子：《迪斯科末日》《欲望都市》《为你疯狂》《法律与正义》《犯罪现场调查》。年轻时，麦当娜还在这儿拍了MV《坏女孩儿》。

这儿的确是撒野的好地方。

东18街还有一间老店。一条街外。129号，一幢红砖旧房子，一处铺张酒肆，黑底金字招牌：帕特酒馆（Pete’s Tavern）。露台上散落了两三酒客，守着杯子和这个无法处置的下午。灯在白天亮着，照着于事无补的坏天气。有侍者出来，倚着围栏吸烟，不停抬头，看着空荡荡的高处，像盼望一场大雨。经过他的风，吹落一段长烟灰。

“在帕特酒馆顾客们弯曲的手肘上，可以找到纽约的脉搏。”作家米基·怀特在他的书《杀戮时尚》中这样形容。

酒馆1864年开张，之后，一直营业。就是在禁酒令时期也没有冷落过。那时，酒吧装扮成一间花店。当多数酒吧只提供标准的酒吧食物时，“帕特”提供意大利美食。虽然菜单根据客人的胃口在不断地演进，可是精雕细刻的酒吧台，深色木椅，灯饰、家酿啤酒，从第一天起就是这样。

老酒馆都是模糊地带，昼夜、季节、时刻、过去、未来，无法分辨。马赛克地面、锡皮屋顶、深沉的壁板、灯，都裹着时间的油脂。酒是唯一清晰的东西，明确的价值观。昏暗中满是站立喝酒的人，他们并不喧哗，可是有一种黏稠的躁动。吧台对面是真正吃东西的人，陷在类似包厢的座位中，互相隔断。穿行往返的侍者，将零乱的一切编织完整，成为场景。喝下第一口啤酒时，来了下一位酒客。

一个男人从联合广场走来，穿行一些冷杉、烤栗子的气味，黄昏，走进帕特酒馆。

小馆儿里外都是黑色，檀木吧台、深色勃艮第红天花板，表明这是一间男人的酒吧。的确如此。昏暗。黑色座椅靠背很高，顶端都有帽钩，挂黑帽子或空着。雪茄烟雾。交谈，天气、政治、钱、女人。

门边，第二个座位。

他要了一瓶威士忌。他得写点儿什么。

街上都是被生活消磨殆尽的人。一种静静的绝望。步伐中有不得已，目光中有不停沉没的东西。岁月都是脂粉潦草，都是衣服的褶皱、鞋上的污点。绝没有新的可能了。他们倾其所有，他们是没有远方的人。可是，也有另一种令人动容的东西，在全部厌倦、顺从之中，静静地，足以席卷地狱的东西。

那是他要说的。

而，相信的人有福了。

桌子上是笔、纸、酒。他写，美国文学史上一段最温柔的关系。

三个小时。

故事写完了，叫《麦琪的礼物》。

而，三天之后就是圣诞节了。

1902年，欧·亨利来到纽约，40岁。此前，他已经历了无比复杂的人生：3岁丧母，父亲是酒鬼。他寄人篱下、辍学。从北卡罗来纳到德克萨斯，做过药房学徒、牧羊人、厨师、保姆、歌手、戏剧演员、药剂师、绘图员、记者、出纳。

1887年，他结婚了，转年生下儿子，又在襁褓中夭折。

1989年，他有了一个女儿玛格丽特。

他少年时想当画家，21岁时改变主意，开始写作。办过一份失败的杂志，名为《滚石》。1896年，他由于盗用公款遭到起诉，后逃亡至南美洪都拉斯。因妻子病危回国，妻子死后，他被判5年徒刑。在囚室写作，为掩遮犯人身份，起了笔名：欧·亨利。

1901年，他出狱了。来纽约是因为离出版社近。他生活在下城区，以格林威治村为中心。

他写作速度极快，极少修改。他说：“一篇小说一旦开头，我就非得一口气写完。”7年中，他写了381篇短篇小说。

他总是在最后一分钟将小说写好。

1905年12月21日，这一天，欧·亨利还欠《纽约世界杂志》一个故事。出版人派了一个插图师去找他索要。他已经忘了，什么也没有。他看了一眼住的地方，让插图师画一个家具很少的贫困的房间，再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坐在一起。他说会以此编一个故事。之后，他来了帕特酒馆。

门边，第二个座位。一个美国姑娘大口吃着薯条，无视挂在她上方的那张旧报纸，它的日期，插图中褪色的男人、女人，文章的标题。

1906年，小说集《四百万》出版，包括经典作品《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二十年后》。

1907年，他与少年时的恋人莎拉结婚，但婚姻只维持了一年。

欧·亨利的写作活动是与挥霍、赌博、纵酒同时进行的。简单地说，自毁。1908年，他健康恶化，已影响到写作。他经常前六天喝酒、赌钱，第七天写一篇小说。即使如此，他还是在这一年写出了《最后一片常春藤叶》，场景是格林威治村。

1910年6月3日，他动笔写最后一篇小说《梦》，没有写完。6月5日，欧·亨利死于肝硬化，归葬于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

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成年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也曾短暂从事写作。1927年去世，埋在父亲身边。欧·亨利的母亲、妻子、女儿均死于肺结核。

酒馆的口号：“因欧·亨利而著名的酒吧”。作家的照片、酒瓶、纪念物，在不经意的角落，提醒着文字曾有过的力量。

门边，第二个座位空了。看那张报纸，直到最后一段：

在这儿，我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现今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受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他们就是麦琪。

岁月流转，人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欧·亨利式结尾”。可，如果，世界从来就没有一份《麦琪的礼物》……

打动我们的往往是那些简单的情感，与深刻无关的东西，甚至与真实也无关。

越来越多的酒客，像黄昏的飞蛾。雨还没有消息，将要来临的又是一个覆水难收的夜晚。

欧·亨利说：

打开窗帘让我能够看到纽约。我不想在黑暗中回家。

狼咖啡馆（Café Loup）

　　105 W 13th St

马克·吐温故居

　　14 W 10th St

雪松酒馆（Cedar Tavern）旧址

24 University Place

阿尔伯特酒店（Hotel Albert）

　　23 E 10th St

麦克斯的堪萨斯城（Max’s Kansas City）旧址

　　213 Park Ave S

老城酒吧（Old Town Bar）

　　45 E 18th St

帕特酒馆儿（Pete’s Tavern）

　　129 E 18th St

东　村 EAST VILLAGE

如何面对一条消失的街

如何面对一条消失的街？

一个问题在纽约地下奔行，一站，又一站，逐渐变成了焦虑。即便此刻，在东村笃定的太阳下，依然无措。

如何面对一条消失的街？

格林威治村东面，就是东村。具体疆界：西起第三大道、包厘街，东至东河；北起14街，南至休斯敦街；属下东城。

17世纪，这里是一片农场。19世纪，大量德国移民涌入，形成了除柏林、维也纳外第三大德语社区，绰号“小德意志”，是美国第一个外语社区。之后来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一望无际的贫困、挣扎，许多年，持续的底层景象。

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来了，这儿是金斯堡、凯鲁亚克的居所，有了文艺血统。之后，大批画家、音乐家、嬉皮士追随而来，建立新的栖息地。

1967年6月5日，《纽约时报》第一次以“东村”（East Village）称呼此地，明确了某种文艺身份。东村逐渐成为纽约反文化的核心地带，许多艺术运动的策源地。最刺目的是朋克的诞生以及新波多黎各文化运动。1980年代，东村的画廊还催生了美国的后现代艺术。当然，东村也是抗议和骚乱的起点。

路牌：“圣马可街”（St.Marks Place）。它是第8街的一段，第三大道与A大道之间的部分，整个东村的中心街道。曾经的朋克们的街。

如何面对这条消失的街？

满眼市井。

2号，一间刺青店，也卖杂乱、伧俗的小东西：塑料首饰、眼镜、丝巾……

1962年，这儿是爵士俱乐部“五点”（The Five-Spot），塞隆尼斯·孟克、查利·帕克、查尔斯·明格斯的秀场。后来成了衣服小店“晚间秀”，纽约娃娃乐队是其著名的顾客。嚣张的朋克歌手GG阿兰也曾住在楼上的公寓。

4号，小店“垃圾与杂耍”（Trash and Vaudeville），与名字相配的不洁。橱窗有晴空也有头骨。白天的霓虹灯，有点儿艳情，有点儿血腥。

1950年代，它是一间剧院，名叫“桥”。涉及实验戏剧、音乐、舞蹈、独立电影。小野洋子曾在此表演。

1967年，这儿成了服装店“凌波”（Limbo）。那时，嬉皮顾客热衷二手的李维斯牛仔裤。可，货源不足。店主就把新牛仔裤直接拿到洗衣店去洗。做旧了，达成类似穿过的效果再卖。这一手法迅速风行。此后，店主又找来东村的艺术家把牛仔裤加上补丁、纹样及其他饰件，再以200美金卖出。它被公认为第一家卖预洗的、做旧的和印花牛仔裤的店铺。

“凌波”拣选的货品，从复古风格衣裙、军装到印度丝绵质料的原创服饰，都与1960年代的文化表达契合：摇滚乐、激进政治、东方精神、性解放。在“凌波”的推动下，服装成为文化批评的新介质。也是这家店使“中性服装”的概念得以确立。

1968年，《眼睛》杂志评论：“‘凌波’远远不止是一家服装店。它是一种社会的、知识分子式的娱乐体验。面向所有人，无论年龄、种族、信仰、肤色和政治派别。”

“凌波”反复出现在《柯梦波丹》《生活》《时尚》杂志，成为纽约城“反文化者”的衣橱。珍妮丝·贾普林、吉米·亨德里克斯、吉姆·莫里森、“地下丝绒”、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都是小店的常客；还有安迪·沃霍尔和他的“超级明星”尼可、维娃、伊迪·塞奇威克；纪梵希来纽约时，也要去“凌波”看看；拉尔夫·劳伦和汤米·席尔菲格的设计也曾受到这家小店的影响。

1975年“凌波”转手，改名“垃圾与杂耍”，继续与各种反文化运动紧密缔结，特别是朋克摇滚。小店现在依然是电影明星和摇滚乐队的衣橱。

小店有楼上、楼下。朋克、摇滚、哥特衣裳，如衣裳一样的看店的姑娘。T恤上的歌手、偶像、煽动性的字句、进攻性的手势、与世界违抗到底的决心。各种配饰，铁钉、尖刺、皮革，极度黑暗、极度闪亮。许多故意破碎的，美得千疮百孔。性感极了。灯下，没有声音，却无比喧哗、躁动。没有一件令人平静的东西。一个哥特装扮的老女人在试一条皮裙子，无论如何，决不老去。

隔一道门，6号，有两个买卖，一处可以喝啤酒、吃汉堡、玩街机游戏，另一处可以唱卡拉OK。

此前，这里是一间音像店，卖电影、唱片。

再往前，1979年，这是新圣马可浴室（New St.Marks Baths），一度号称世界最大的同性恋浴室。出于对艾滋病的恐惧，1985年，浴室被纽约卫生部门关闭。

街对面，15号，一家吃面包和寿司的小饭馆。多年前，它是保罗·麦克格雷格理发店（Paul McGregor’s Haircutter）。麦克格雷格发明了“Shag”——短且蓬乱的发型，第一个剪此发型的顾客是简·方达。

从19号到25号是一连串面目全非的号码。

建筑本身叫阿灵顿堂（Alington Hall），一个有来历的地方。1895年，西奥多·罗斯福在此演讲。1914年，意大利黑帮和犹太黑帮在这个地方火拼。后来，它成了一间饭馆“多姆”（Dom Restaurant）。摇滚乐队“富格兹”（The Fugs）在此表演。1966年，安迪·沃霍尔把饭馆改造成夜总会，上演他的多媒体秀“不可避免的塑料爆炸”。包括“地下丝绒”与尼可的演唱、沃霍尔实验电影、玛丽·沃娃和伊迪·塞奇威克的舞蹈等多种形式。接着，这里变身电动马戏团夜总会（Electric Circus Nightclub），音乐、灯光秀、马戏、实验戏剧，混搭着来。老板声称，在这里人们“玩游戏、穿奇装、跳舞、呆坐、默想、调适”。“地下丝绒”、“感恩而死”、欧曼兄弟都在这里演出。“电动马戏团”代表了纽约1960年代夜总会文化的野性与创意，它的享乐主义氛围影响了后来的迪斯科文化。

之后，人们厌倦了嬉皮。加上，1970年3月22日，一颗黑豹党的炸弹在这里爆炸，伤了15个人。1年后，“电动马戏团”关门。

面前，是一处坊间超市，卖柴米油盐、瓜果梨桃。

25号，门外飘一面米字旗，女王像，一根别针穿过她的嘴。“搜寻并摧毁”（Search and Destory），乱七八糟的二手小店。空间逼仄，强烈的气味，如山的旧衣服，朋克皮衣、T恤、鞋、配饰，混搭着裸体捆绑的塑料模特、形容诡异的麦当劳叔叔、米老鼠、骷髅、毒气面罩、玩具、无数老娃娃……左右来去，翻找、触摸，无比复杂的手感。蓦然，一个桃色头发、黑色蔻丹的日本女孩就在面前。一句“嗨依”，惊耸、性感，原来是看店的姑娘。对朋克有乡愁的人尽可以来，年代散了，还有那时衣裳。

喝一杯街头咖啡，没有糖，没有奶脂。艳阳下，圣马可街充满各种各样的平庸。漫延在路边的廉价商品，低等比萨店、杂货铺、小饭馆，浮夸的颜色、广告词。所有属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像任何一条别的街。重要的是，行走的人们和他们止水样的目光。

还有，这只正午的空杯子。

继续，这个无聊的对比游戏。

57号，一家精神健康中心。进出的，是些形貌异样的人。地方本身，无关美感，经不起一句描述。

这里，本是一间波兰教堂“圣十字”。1970年代末，行为艺术家安·马格劳森把它的地下室变成57俱乐部（Club 57）——东村文艺青年据点。麦当娜、辛蒂·罗波、德国另类歌剧演员劳斯·诺米、卡芭莱歌手约翰·塞克斯、嘻哈音乐先锋“妙手佛迪”、变装皇后露波、街头艺术家凯斯·哈令、最初将流行文化符号注入科幻场景的画家肯尼·沙佛、最先在纽约地铁非法作画的涂鸦者斐图拉2000（Futura 2000）……

演戏、歌唱、读诗、放电影、开画展、大规模群聚。

新的波希米亚人，新的艺术、新的疯狂。

“在57俱乐部充斥毒品和淫乱，这是一个放荡的大家庭。那时，我看看周围，说：‘天呐！我已经跟这个屋子里的所有人上过床了！’那就是时代的精神——在艾滋病到来之前。”肯尼·沙佛回忆：“每个人都是这样，或者在一起生活，或者在一起睡觉。”

他并不喜欢“57”，可他还是来了。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1960年12月22日生于布鲁克林。四个孩子中的第二个，有两个妹妹。父亲是海地人，母亲来自波多黎各。

他聪慧，艺术天分极高。4岁学习读写，11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及西班牙语。8岁时在街上被车撞了，手臂骨折，并最终摘除了脾脏。在康复期间，妈妈给他一本格雷的《解剖》，这本书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年父母离异，他和妹妹由父亲抚养。

11岁时，母亲被送入精神病院。15岁时，巴斯奎特第一次离家出走，睡在东村托普金斯广场公园的长椅上，被警察抓住送回父亲家。此后，他从高中辍学，父亲也把他赶出家门。他混在布鲁克林的朋友处，以卖T恤和手工的明信片为生。

1976年，巴斯奎特和友人阿尔·迪亚兹一起开始在曼哈顿下城涂鸦，签名为“SAMO”（Same Old Shit的缩写）。他们写下一些具有诗意、哲思的句子或符号。最有名的：“SAMO是个免责条款”。

1978年12月11日，《村声》杂志发表文章介绍SAMO的涂鸦。1979年，巴斯奎特与阿尔·迪亚兹产生分歧，他在苏荷区的建筑上涂写了“SAMO已死”的字样。

之后，巴斯奎特组建了一支噪音摇滚乐队“格雷”，并开始在夜店演出，游荡在“麦克斯”、CBGB、穆德俱乐部。

1980年，他在一间饭馆与安迪·沃霍尔相遇，他展示了一组作品的小样，沃霍尔惊为天人。那一年，他第一次参加了群展——时报广场展。他在一面墙上以涂鸦方式作画，引起关注。之后，他离开乐队全力进行绘画创作。1981年3月，他的第一个个展举行，大获成功。12月，评论家雷内里卡德在《艺术论坛》上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光芒四射的孩子》。

1982年，巴斯奎特真的光芒四射了。他在纽约、洛杉矶、苏黎世、鹿特丹举行了多次展览，迅速成名。

那一年秋天，他的情人叫麦当娜。她叫他：“我脆弱的情人”。

多年后，麦当娜回忆：

我并不确定遇见他时是在画廊还是一个夜店，但在那些日子，这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出现像电影明星，我为他疯狂。在到处是油彩的阿玛尼套装口袋里，他揣着一卷一卷揉皱的钱。有钱让他觉得有罪。他总是把钱分给穷朋友。

我记得他的标记SAMO，总是配着一个小皇冠。我想他是天才，他是。但，对此他并不心安理得。

我记得所有姑娘都爱他，有一天晚上，我从他工作室的窗户看见，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孩正在把他的作品投入一大堆篝火。我想阻止她挽救那些画，但他并不介意，他说那是它们的命运。

我记得他在夜里三点起床，梦游到一块空画布前。他站在离它几英寸远的地方，开始画小小的人。他画得美极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惊愕，目瞪口呆。

我真正忌妒的人没几个，他是一个。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有多好，他没有安全感。他总是说他忌妒我，因为音乐更容易被接受、影响更多的人。他厌恶艺术只属于精英群体的说法。

当我和他分手时，他让我把他给我的画还给他。并不是因为我不值得拥有它们，而是他坚定地相信我会把它们卖了。

他是偏执狂。当然，我非常伤心，不过，我还给了他。

1983年年初，他们就分开了。之后，巴斯奎特成为国际艺术家，麦当娜发行了《犹如处女》。

也是1983年，57俱乐部关门。安·马格劳森离开，组建自己的乐队，许多艺术家去往更大更贵的场地。

再走，两个数字倒置一下，75号，假日鸡尾酒廊（Holiday Cocktail Lounge）。麦当娜著名舞曲《假日》，灵感就是来自这间小店。推一道窄门，店堂黑着灯，来得太早，酒还在瓶中，杯子倒扣着。

转身，相邻的77号，老公寓楼，红砖、黑梯子、反复交错的影子。底层，一家饭馆“La Palapa”。米色店面，一树梨花。

1939年1月，奥登和同性恋人衣修伍德持临时签证来到纽约。1939年4月，衣修伍德去了加州，此后的岁月，他们只是间断性地见面。那时，奥登遇到了诗人切斯特·卡尔曼，做了他两年的情人。1941年，卡尔曼结束了他们的肉体关系，因为奥登坚持一种相互忠诚的关系，这一点他无法接受，但在奥登此后的人生中，卡尔曼始终是他的伴侣。

在纽约，奥登先是住在了布鲁克林高地，构成了一个艺术中心，绰号“二月房子”。

1948年，奥登以长诗《焦虑的年代》获普利策奖。场景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纽约酒吧，四个人物：昆特、玛琳、罗塞塔、安布尔，在酒吧中探讨人生、孤独和希望。

恐惧成为必然，而自由却穷极无聊。

我们被征询过意见吗？我们是否根本/不堪闻问。

伯恩斯坦为这首诗写过一首交响曲——《焦虑的年代，一首巴洛克牧歌》。

在美国和欧洲漂泊辗转10年之后，1953年，奥登搬入圣马可街77号，两层的公寓。托洛茨基曾在同一建筑的地下室里印刷《新世界》。

奥登生活在与东村的喧嚣完全相反的平静之中。他的起居室很小，没有窗子，到处乱着书、唱片、手稿。皱褶丛生的床。一间小厨房，还有另一个房间，也是零乱的，从那儿可以看到圣马可街。他与东村诗人没什么瓜葛，虽然他也曾表示被金斯堡的诵读所打动。可作为信徒，他常去教堂，也与邻里的店铺相熟。

直到1973年，奥登在维也纳一次诗朗诵后，因心脏病去世。

我们随着/巨轮的转动前行；革命/影响无所不在，无论是世事浮沉/还是商业买卖……这个愚蠢的世界/精品巧器主宰一切，我们喋喋不休/说东道西，却仍旧孤独/存活却孤独，归属——在哪里？——像无根的野草一般。

焦虑从未过去。

即使此刻，也焦虑着：如何面对一条消失的街？

圣马可街St.Marks Place

　　8th St, between 3rd Ave and Ave A

“麦克索雷”小故事

之后，是一场无端的雨。

第7街，撑开了第一把伞。那种在感伤的爱情故事开始时出现的伞，像一个美好的借口。雨落在石墙、梯子、植物和来不及收场的阳光上。

也落在这四只酒桶，这间黑色小馆儿，格子窗，若有若无的玻璃、开了一半的门。

躲雨，在麦克索雷的老艾尔啤酒屋[3]（McSorley’s Old Ale House）。一间1854年的爱尔兰小酒馆，是纽约最老，也是最后的“男人酒馆”。

160多年，酒、故事，不可拆分。

打开一盒时光罐头。矜持的光，迷人的黑暗。尘埃酿造的味道。地板铺了锯末，有沙子的错觉，一步温柔，一步陷落。墙是看不见的，被大量老照片、画、旧报纸、旗帜、信、纪念物覆盖，像这个房间滚滚的记忆、意识流、心灵史。木吧台、桌椅旧成了证据，不言自明的岁月。一只黑铁炉子一声不响，存着无数冬天的灰烬。

1860年2月27日，亚伯拉罕·林肯有点紧张。与这场雪无关，也无关寒冷。他要做一场演说，向陌生纽约的陌生民众，他要说，奴隶制度是恐怖的，他要告诉他们，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紧张，也无关他中西部农民的样子，只是，对于这个充分虚荣的城市，他并没有把握。无论如何，他去了下东城，走进库珀广场30号的建筑，他穿过人群和他们的审视。

那天，有1500人听见了他的话，漫长的七千字，他光辉的“库珀学会演说”。

之后，有几个人拉他去了一街之外的小馆儿。

门开时，雪还没有彻底停。

几个顾客穿了正装。中间的男人个子很高，燕尾服有些皱了，不是本地人，面色中夹杂了憔悴以及更鲜明的坚定。他们围着桌子坐下，要了啤酒。高个子男人，环顾了一下酒吧，房间中心的炉子很温暖，也有忙碌热络的爱尔兰侍者。他喝了一口酒。他累极了，如释重负。一年之后，这个人成了美国第16任总统。

林肯之后，酒客中还有三位总统：格兰特、老罗斯福、肯尼迪。

“兄弟，要点什么？”

“酒。”

酒保和酒馆一样老，极热络，仿佛与所有人相识，早已见过了。昨天，去年，上个世纪。

老酒保打酒，一大扎，黑色液体。

酒是麦芽酒，有大麦烤煳的焦味。

没有别离的酒馆是不完整的。

显然，吧台边的几个大兵还不想走。空杯子里的泡沫还在不停破裂，另一杯就又要喝光了。他们的面孔和军装一样崭新、聒噪。说的是女人、电影、歌、流言。除了战事，他们说不出什么。喝酒也喝着夜色、灯以及纽约一部分灵魂。一个大兵掏烟的时候，一张照片从皮夹滑出，姑娘的肖像。因为，它过于崭新，什么也攀附不住。她，在这个脆弱的只有男人的空间，坠落着。那个大兵，迅速抓住了她，迅速放回皮夹，照片有了第一道折痕。这个夜晚，也出现了第一次痛苦的表情。他点了一支烟，掩盖了这个非凡的细节。

那时，第一个人把许愿骨挂在了吊灯上，之后，每个人都这样做了。一支烟的时间，一个随便的游戏。没有人当真的。

可是，他们真的必须得走了。

离开“麦克索雷”，他们去了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

当时，“麦克索雷”为开赴前线的士兵提供啤酒和火鸡。吃剩的鸡骨成了许愿骨，挂着是等他们回来再取走的。

杯底最后几个苦涩的泡沫熄灭了。

唤酒保打了第二杯，站着喝。散落的几桌酒客和这个不紧不慢的雨天。

凡来喝酒的人，被小馆儿浸染着，有了旧时模样。

旧时的三教九流，声色犬马。

某个晚上，一个男人不停地玩着一副手铐，锁住自己再解脱，再锁再解脱。

之后，醉了，忘了带走他的手铐，他的道具和生活。

他是哈利·胡迪尼，那个魔术师。

一个下午，另一个男人来，喝酒，写诗。

题目就叫《在麦克索雷》，有这样的句子：

令你永远不会变老的爱尔啤酒。

诗人是康明斯，他喜欢酒，还有小馆儿的气氛，他形容为“舒服并且邪恶”。

有作家。

亨特·斯托克顿、布兰登·贝汉、阿米里·巴拉卡。《纽约客》的作家，约瑟夫·米歇尔写了一本小说集：《麦克索雷的美妙沙龙》。

有歌手。

某个午夜。当这个男人出现，当人们唱着：“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这片土地是我的土地……”

他是伍迪·盖瑟瑞，他写出了美国最著名的民歌：《这是你的土地》。

许多年后，走进来的歌者是约翰·列侬。

有电影，故事中的故事。

《美国往事》第37分16秒：少女黛博拉在犹太餐馆的仓库练习跳舞，少年“面条”正从厕所的一个缝隙偷看。黛博拉发现了他，却脱去了衣裙。她告诉老板“厕所里有蟑螂”。之后，“面条”在街头质问黛博拉为什么骂他“蟑螂”，她不屑地走开了。这时，“面条”的死党找到他，一起去执行“臭虫”交给的任务，教训那个不交保护费的报亭。他们穿过喧哗的人群，偷偷地向报纸上洒着汽油，之后，划着了火柴。全烧了。

44分18秒：“面条”三个兄弟走进了小酒馆。

灯光昏暗，人声鼎沸。几个男人已经醉了。

侍者掏出一块钱晃着，要打赏他们。

“面条”没有接，他转了一圈儿，打量那些酒客。

侍者：“你疯了吗？”

“面条”：“‘臭虫’说或者我们拿一块钱，或者抢个醉鬼。”

所以，他们物色着目标。侍者：“就抢那个小个子醉鬼。”

因为，他刚刚拿出一块精美的怀表。

小馆儿就是“麦克索雷”，电影中的黑帮据点。

之后，他们在街上埋伏好，盯着那个醉鬼，等待时机。

47分03秒：麦克斯坐着马车出现了。

记得一句无关的对白，电影最后，当“面条”得知了真相，他对麦克斯说：“我们永远猜不透你在想什么。”麦克斯问：“这是你报复的手段？”他回答：“不是，这是我看待事情的方法。”

说远了。满了第三只杯子。老酒保莫名得意，喊着“麦克索雷”的口号：“好啤酒，生洋葱，没有女人。”

一句话持续了一百年。直到1969年1月9日，两个女人径直走进小馆儿。

她们挑了一张最显眼的桌子。

敌意在瞬间就成熟了。不过，男人们还是沉着的，不动声色。女人相视一笑，“两杯啤酒！”她们喊。侍者走来时，他的身上已被所有人的目光灼伤了。“对不起，我们不招待女人。”他说。女人们无视他的克制。她们反复提着要求，再反复被拒绝。松动来自这个走过来的男人，他端了酒过来，请她们喝一杯。她们说，味道，妙不可言。但，来不及回味时，她们已被轰出了店门。那个男人也被扔了出来，满脸是血。

两个女人：卡伦和弗斯，她们是律师，也是“全国妇女组织”（NOW）成员。她们把“麦克索雷”告上法庭，一路打到联邦法院。1970年，她们赢了。当年8月10日，酒馆向女人开放。16年后，店内加装了女卫生间。现在店内的口号有两条：“规矩点儿，要么就走”和“在你出生前我们就在这儿了”。

旁边，一桌酒客的奶酪拼盘中，仍有生洋葱。

老酒保在门口，看一眼天，又转回。

“麦克索雷”是一颗钉在激流里的钉子。

酒尽，一地流沙，雨过天晴。

1910年开始，人们留在墙上的纪念从未被取下。

脚边栏杆，胡迪尼的手铐依然锁着。

吧台上方，吊着铜灯，一边一盏，像两颗丝绒糖果。灯之间，横架上一排裹着油脂灰尘的骨头，没有取走的，每一根都是一个回不来的青年。

那把椅子，林肯坐过的，还在。那时，他刚说完那句著名的话：“我们要坚信正义即是力量，并且在这个信念的指引下，敢于照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把我们的责任履行到底。”

走了。

“麦克索雷”的故事，一场雨的时间。

麦克索雷的老艾尔啤酒屋（McSorley’s Old Ale House）

　　15 E 7th

圣殿必然坍塌

此刻，圣马可教堂（St.Mark’s Church）空空如也。没有祭坛、没有十字架、没有基督、没有忏悔者、没有听告解的人，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穿透彩色玻璃的光，高而辽阔，一地充满宗教感的斑斓棉花。除了，这个黑人舞者；他的肢体传达的爱，孤独、情欲、恐惧与战栗。他反复练习，每一遍都有细小的不同。一个人让整个殿堂充满了情感。

这是一间1799年的天主教堂，曼哈顿最古老的教堂之一。重要的是，它与艺术的缔结。1922年，邓肯在这里跳舞。1926年，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圣马可礼拜日讨论会”发表演说，之后多年，发言者有艾米·洛威尔、爱德华·斯坦陈、卡尔·桑德堡、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还有，被称为“美国舞蹈源头”的露丝·圣·丹尼斯。1964年，著名的外外百老汇“创世记剧院”在教堂成立。同年，上演了山姆·夏普德的两部戏：《牛仔》《石头花园》。1966年，“诗人计划”在此诞生，在40年的时间里，它是新诗与实验诗歌的道场。金斯堡、奥登都在此朗诵。

1971年11月，帕蒂·史密斯在蓝尼·凯的吉他声中诵读，成为史密斯组合成立的某种标志。

1974年，“舞空间”（Danspace）安家圣马可教堂，成为纽约一个现代舞据点。一直到今天，此刻。

教堂的职能依然在，不过，所有仪轨都在需要的时候才出现，平日，空空如也。

此刻，那个练舞的青年，像一个真正的福光的孩子。

轻轻关门。转身，东10街，骄阳似火。几步外，120号，一幢石头房子，有几级若无其事的台阶，一卷没有打开的报纸。1971年7月26日，摄影师戴安·阿巴斯走进了这道门，走进她的公寓，吞下大量镇静剂，在浴缸中，用剃刀割开了手腕。

她说：“摄影是关于一个秘密的另一个秘密，它告诉你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少。”

走完下一个逆光的路口，转上第二大道，这一带在20世纪早期是“意第绪语剧院区”，早已落寞了，但不经意处仍有犹太的熟食店和面包房。

穿过圣马可街，遇见“欧菲姆”（Orpheum Theatre），一间299座的外百老汇剧院。

1904年，它是意第绪语戏院。1920年代改演过电影，1958年再恢复舞台演出，第一出戏是《小玛丽阳光》。之后演过卡尔·波特的《百无禁忌》、田纳西·威廉斯的《你自己的事》、艾略特的《鸡尾酒会》。

欧菲姆的秀叫“Stomp”。这是一个结合了打击乐、舞蹈、情境喜剧的表演。他们用日常物品，如扫把、垃圾桶盖、打火机、破铜烂铁发出节奏。1991年，两个英国音乐家对Stomp加入新的创意，1994年进入纽约百老汇系统，演出超过5000场。

裹挟在一片嘈杂店铺之中，欧菲姆打出一句口号：“去吧，享有你生命的时光”。

正对面，街角，一间书报亭，叫“吉姆斯巴”（Gem Spa），1920年就在这里了。

由于它的杂志递送总比纽约城其他报亭早半天，由于24小时营业，“吉姆斯巴”历来是东村文艺青年的据点。1950年代的“垮掉派”，1960年代的嬉皮。在这儿，能买到诸如《村声》这样的“地下报纸”，反主流文化的，独立出版的，林林总总。《村声》杂志叫它“东村的官方乐土”，金斯堡叫它城市的“神经中枢”，写进了诗。在1960年代末，它所在的位置正好在两家经典演出场所“菲尔莫东”和“电动马戏团”之间。1973年，“纽约娃娃”以“吉姆斯巴”为背景，为乐队的首张专辑拍摄了封底。1982年，让·米歇尔·巴斯奎特也以“吉姆斯巴”命名他的画。

如此前情也不敌岁月。“吉姆斯巴”乱了血统。夺目的是小店里的彩色帽子、箱包、墨镜。书报只在暗处。门口，一个大木头盒子，站着算命的“印度人”。门里站着看店的伙计，明显的异乡人。卖的是各种各样的杂货。唯一有气派的是插放杂志的铁架，老东西，格子之间露着刊物名字和美女面孔。

这里也是纽约城著名的传统饮料蛋蜜（Egg Cream）的诞生地，号称“纽约最好”。

要了一杯。异乡人机械地操作，以塞尔策矿泉水，加入几乎要冻结的牛奶以及巧克力汁。甜与凉罢了。

向南，第7街路口，走过一间犹太烘焙店，卖自家做的面包，打开一段麦子香。不到第6街，半空有旗，蓝底色上一只红苹果。一家名为“苹果”的银行。外墙钉一块牌子，“菲尔莫东旧址”。正是门开时，一架ATM机发出钱的声音。

之前，这里也是一家意第绪语剧院。1968年3月，“菲尔莫东”开张，迅速成为“摇滚乐的圣殿”。当家乐队是欧曼兄弟乐团。感恩而死乐队在这儿演出了43场。还有一大群非凡的名字：“谁人”、平克·弗洛伊德、“齐柏林飞船”、尼尔·扬……1969年最后一天，亨德里克斯在这儿录制了专辑《吉卜赛乐队》。1971年，在安迪·沃霍尔的力推下，约翰·列侬、小野洋子与弗兰克·扎帕的发明之母乐队，在这儿联袂演出，现场录音收录在了《某时在纽约城》。

还有，“大门”。

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吉姆·莫里森。

他是在大幕升起的瞬间冲上舞台的，他穿了紧身皮裤，攀附着幕布不停上升，已经非常高了，他突然放手，掉落。片刻，他跳起来，抓住麦克风，大声尖叫，背景光一片血色——《音乐结束之时》《门后的男人》《五对一》《破碎穿越》……

不停有水仙花被掷上舞台，莫里森把这些花捡拾起来放在乐器上面。他开始唱《点燃我的火》，拿着一大把花挑逗鼓手约翰·登斯莫尔，在他的鼻子下面摇荡，接着用这些花抽打他的头。

1968年3月22日和23日两晚，“大门”在“菲尔莫东”有四场演出。票价5美金。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点燃了所有人，也传说多年。他们首次播放了短片《无名战士》，并现场演唱这首歌。在“菲尔莫东”的演出被认为是“大门”最好的演出之一。最后的返场长达一个小时。而，人们在来的路上拔光了汤普金斯广场的所有水仙。

1971年5月6日，《村声》杂志，第45页，刊登了比尔·格兰汉姆的一封信，宣布，将关闭“菲尔莫东”，并列出七个原因。简单说，因商业化带来的不可挽回的价值败坏而心灰意冷。他写：“对于所谓‘音乐工业’我并不买账。对于众多音乐家委身其中，我非常失望。并且我震惊于百万计的大众支持这个‘工业’却从无质疑。我不确定未来的情况是否会有好转。”无论如何，他写“菲尔莫东将成为往事”。

6月27日，“菲尔莫东”关门。6天之后，吉姆·莫里森死于巴黎。

“我并不疯狂。我只是热爱自由。祝你好运。”他说。

换不一样的路，乱行，东村的纷纷正午：一个流浪者和他的行李——十字路口唐突的神甫，黑色袍服硕大的十字架——警笛声——墙角涂鸦中一个少年的忧郁——洗衣房门口充满慰藉的气息——一只不停融化的冰激凌——公用电话没有放回去的听筒——许多飞逝着的影子——苍白的少女和她就要崩溃的妆容……

之后，是包厘街（Bowery），有间窄小又深不可测的店铺，光天化日下的黑色。

核对地址，没错，是CBGB旧地。

“之后我拿出剃刀片/之后我做上帝禁止之事。”

歌词出自朋克乐队“雷蒙斯”的歌《第53街与第3街》。唱的地方就在CBGB门外。

回到1973年。CBGB开门，四个字母分别代表这间俱乐部的音乐倾向：乡村（Country）、蓝草（Blue Grass）、蓝调（Blues）。然而，由于它所在的“包厘”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社区，历来就是醉鬼、小偷、吸毒者、被抛弃者的聚集地。所以，这几种音乐类型的乐迷都不愿靠近这里。当时，没有签约的乐队很难找到表演原创音乐的场所，CBGB就成为这些音乐人的秀场和避难所，逐渐成为美国朋克和新浪潮乐队的重镇。

雷蒙斯合唱团、“格格不入者”、帕蒂·史密斯、“独裁者”、“金发美人”、琼·杰特、传声头像，都在CBGB起步成名。

此刻，这是服装设计师约翰·瓦维托斯的店。这是CBGB的废墟。衣服、鞋子、配饰，都放荡不羁、精致入骨，所以，昂贵。朋克调子，与朋克无关的堂皇。墙上挂着曾经的海报、歌手肖像。有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在街头，在深夜直视你的女人。她是，帕蒂·史密斯。

安慰有很多方式，CBGB是一种。它的气息，朝生暮死，蛊惑人心。

梅普尔索普从照相机里看着这四个字母和苍白的光。

一个纽约的孔洞。

它不是建造的，而是被蛀空的。

而他，是陷入的。

无数碎片构成的房间，涂鸦、字句、面孔、细小的纪念物，连成墙皮、屋顶。每一片都是垃圾，拼接在一起就是祭坛。

灯光中有不明确的快乐、危险的思想、神秘的液体与粉末。有酒、烟雾、黏稠的喘息、晃动的手和身体。有某种沸腾的东西，尖锐的质地、正在毁灭的事物。有纯真的暗流、诗、自足，一种迷人的绝望之情。

而这一切，下一刻就有可能全部消散。

舞台似乎一直在沉没，音乐使它漂浮。那些用力划桨的乐手，他的姑娘就站在上面，像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祭司。

“帕蒂、帕蒂、帕蒂……”

她唱：“基督为某些人的罪而死，但不是我的——”

她可能看见他了，可能没有。

无论如何，今晚，人们会像悲伤一样涌出这个地方，消失在夜色中。

上帝给了我们一双翅膀/给了我们一个胃/我们要么飞翔要么呕吐。

帕蒂·史密斯，1946年12月30日，芝加哥制造，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爱尔兰血统。母亲是“耶和华见证人”，帕蒂有一个充满宗教感的童年，但十几岁时就背弃了《圣经》，她说所有的教义“是人造的规则，你可以决定遵守还是违背”。她热爱诗，热爱兰波，视为情人。高中毕业，1964年，帕蒂进入一间工厂当工人，非常痛苦。1967年，她生下一个女儿，但选择了让别人领养。

1967年，她来到纽约。

“那是一个好天气。没有人盼望着我。一切已等待着我。”

在打工的书店遇到了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他们立即陷入一种剧烈的情感关系，混着爱欲、梦、理想主义、毁灭。他们一起抵挡着贫穷，一起面对梅普尔索普的同性恋倾向，如醉如痴，痛不欲生。

有些日子，灰色的雨天，当布鲁克林的街头美成照片，在莱卡镜头的每面窗子，风景都带着静默的颗粒。我们拿起彩色铅笔和纸，画，像粗野的流浪的孩子，画，直到深夜，直到精疲力竭，我们陷落床上。倒在彼此的手臂之中，依然不自在但是快活，令人窒息地吻着对方，直到沉睡。

从童年起，我梦想着去有诗人和艺术家的地方。兰波、阿尔托、布朗库西、加缪、毕加索、布列松、戈达尔、让娜·莫罗、朱丽叶·杰里柯，所有人。巴黎是我的圣城。

1969年，帕蒂和妹妹琳达一度去巴黎流浪，在街头卖唱，也做行为艺术。

回来后，她和梅普尔索普一起住在切尔西酒店，一间最小的房间。他们出没在“麦克斯”以及CBGB。她写诗、演戏、画画、创作歌曲、为杂志写摇滚新闻。1974年，帕蒂染指摇滚乐，建立了自己的乐队。1975年，第一张专辑《马群》发行，融和了摇滚、朋克和诵诗，成为摇滚乐史上的一次突破。而梅普尔索普为她拍了那张著名的封面照片，帕蒂白衣、黑发，直指人心。

“对我来说，朋克摇滚是创造的自由、成功的自由、不成功的自由、成为你自己的自由。它就是自由。”

朋克风行了，帕蒂·史密斯乐队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出。此间发行了第二张唱片《埃塞俄比亚电台》，反响平平。1977年1月23日，在佛罗里达的坦帕，帕蒂从4.6米高的舞台坠落水泥乐池，几块颈骨骨折。一切必须停下。她也必须重新学习生活。1978年发行了她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复活节》，包括她与斯普林斯廷合写的《因为这夜》。

1979年，另一张唱片《海浪》发行前，帕蒂与底特律摇滚乐队MC5的吉他手弗雷德·索尼克·史密斯相遇、结婚。她生了两个孩子，杰克森与杰西。一家人住在底特律北部，过安静的日子。与梅普尔索普相忘江湖。

“我们走着不同的路，但走在彼此的目光之中。”

在CBGB演出有两条原则：一是必须表演原创音乐，二是必须自己搬运器材。翻唱乐队是不能在此演出的。俱乐部名声日盛，开始吸引纽约之外的乐队。1978年10月20日，由史汀担当主唱的“警察”乐队在美国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这儿。

1980年代后期，除了硬核朋克之外，CBGB的演出还包括“后朋克”“金属”和另类摇滚，也加入了各种实验音乐。

1990年代，在CBGB演出的场内外发生过一些暴力事件。老板不再允许“硬核”表演。

1989年3月9日，梅普尔索普因艾滋病死于波士顿。帕蒂与他一直分享着某种深沉的情感。2011年，她出版了自传《只是孩子》，称梅普尔索普是“我生命的艺术家”。

“我们正走向喷泉，活动的中心，一对老夫妇停下公开地观察我们。罗伯特很喜欢被注意，他深情地握紧我的手。‘哦，给他们拍张照，’女人对茫然的丈夫说，‘我想他们是艺术家。’‘哦，算了吧，’他耸耸肩，‘他们只是孩子。’”

1994年，弗雷德·史密斯因心脏病去世。不久，帕蒂的哥哥托德意外身亡。之后，是史密斯乐队键盘手理查德·索尔去世。

诗人艾伦·金斯堡和一众好友说服帕蒂·史密斯复出。

“最后，在海边，上帝无所不在，我慢慢被平复。”帕蒂说。

在儿子年满14岁的时候，帕蒂·史密斯重回纽约。1995年12月，她与鲍勃·迪伦有过一次短暂的巡演。1996年，帕蒂录制了歌曲《关于一个男孩》，献给自杀的科特·柯本。此后，她录制了新的专辑《安静与噪音》。她回来了，像一次巴洛克式的落日。

2000年之后，CBGB陷入一系列地产使用权问题。2006年，传奇终结。

《纽约邮报》引用死亡男孩乐队吉他手奇塔·可欧姆的话：“整个曼哈顿已向金主出卖了灵魂。”说的是CBGB，另一个证据。

必须说，约翰·瓦维托斯是有杀伤力的。追忆几度中断，因为一双鞋子或是一只皮手环。一个舞台样的角落，有吉他有鼓，背景有无数喇叭。

店堂故意保留了CBGB的痕迹：一截通风管道、几段墙。金钱消灭了歌，还要染指歌的荣耀。毕竟，往事是最好的调味料。

一整面玻璃背后，一片墙，昔日的破碎：面孔、名字、语词、爱、咒骂、无数心灵突进、曾经属于未来的日期。每一张纸都粘连着不可拆分。慢慢地，玻璃沸腾了，所有破碎静静铺张，生长，拼凑完整，枝叶饱满，弥漫了整个空间。就像从前，一堂人物，歌、酒、琴声、心绪，欲罢不能的午夜……

在不停沉没的舞台上，她已经唱了三个半小时。

灯光简陋、强烈。她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消除了所有显示脆弱的细节。年龄、感伤及其他。

听众喊着她的名字“帕蒂、帕蒂、帕蒂……”

安静之后，她开始唱最后一首，《挽歌》：

我只是不知道今晚要做什么/连喝酒和呼吸都会头痛/记忆像油脂穿过骨头，流逝/今晚我一定会梦到什么/空气中都是你的影子/所有火冻结了我还是这样想，噢，呵/小号、小提琴，我听见它们来自远方/我的皮肤射出一束光，但我想这是悲伤的，这太糟了/朋友们今天不能与我们相聚。

之后，她读一页纸上的一长串名字：理查德·索尔、弗雷德·史密斯、斯蒂夫·巴托斯……

他们曾在这儿歌唱，他们已死。

2006年10月15日，CBGB举行了告别演出，帕蒂·史密斯作为嘉宾，从晚上9点30分开始演唱，直到第二天子夜1点。

她说，这个地方不是什么圣殿，它就是它，它的最美妙之处，是它对待你的方式，你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一个没有人要的烂地方，你找到某个人相信你，你就做你要做的事……

最后的最后，她还是哭了。

她说：“我们记得所有，CBGB，32岁，与基督一样的年纪。”

圣马可教堂（St.Mark’s Church）

　　131 E 10th St

欧菲姆剧院（Orpheum Theatre）

　　126 2nd Ave

吉姆斯巴（Gem Spa）

　　131 2nd Ave

菲尔莫东（Fillmore East）

　　105 2nd Ave

CBGB

　　315 Bowery

波希米亚城

镜头中：

东4街沉浸在一种类似盛夏的天气。炎热，持久的晴朗。郁金香已燃烧到了最后，一团烈焰的味道。一行旺盛的树、一地影子，黏稠、寂寞。台阶上的猫，无比慵懒。咖啡馆露台，几个无所事事的人，带着海滩上才有的坦然和放纵。视觉中永远躲不开的黑色防火梯，关于逃离的想象，一直没有成为现实，一直空空荡荡。

拉妈妈剧院就在长日将尽处。

1961年10月18日，服装设计师艾伦·斯图尔特走进东9街的一个地下室，她租下这个地方。白天，这里是她的小店；晚上，这儿是她的小剧院：“拉妈妈”（La MaMa）。登台的都是新手，无名小辈。艾伦是不看剧本的，她只对人感兴趣，只相信直觉。一出戏能不能上演取决于她对作者的好恶，所谓性情中人。有时，她甚至为潦倒的剧作者提供食宿。

1963年，艾伦为“拉妈妈”定下规矩：“只演新剧”，一周一出。每次开场，她都会摇着铃，说：“欢迎来到‘拉妈妈’，这里属于剧作家和戏剧的一切。今晚，我们演出的是……”

今晚，是日本舞者中马芳子的作品《没有或者全部》。票已售完。

剧院还空着，一整面墙的黑白剧照，入口，一块路牌：“艾伦·斯图尔特路”。

来了第一位观众。

艾伦认为青年剧作家在从业早期必须无惧批评。

所以，保罗·福斯特、山姆·夏普德从这里起步。

罗伯特·德尼罗、丹尼·德维托、摩根·弗里曼、乌比·戈德堡、黛安·莲、艾尔·帕西诺、比利·克里斯托、克里斯托弗·沃肯，都曾是“拉妈妈”的青年，在这间地下室里粉墨登场。

1960年代，外外百老汇有四家核心剧院：西诺咖啡馆、拉妈妈剧院、贾德森诗人剧院、创世记剧院。至今，“拉妈妈”是唯一的幸存者。

剧院也搬过许多次家，1969年4月，定址在东4街，一直都在。除了纽约，“拉妈妈”也在欧洲及世界各地演出。每个演出季有100个剧目，超过400场演出。

艾伦·斯图尔特2011年去世，91岁。

山姆·夏普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艾伦：“我走向她，说‘我有一部戏’。她说：‘我们把它演了，宝贝。’”

“拉妈妈”正对着的是纽约戏剧工坊（New York Theatre Workshop）。它始于1979年，是一间外百老汇剧院，198个座位。另有一个75座的“黑盒剧场”，供排练用。

门面极小，铁皮招牌旧了，锈了，动荡着一枝树影。

1996年1月25日，音乐剧《吉屋出租》（Rent）首演。

舞台：第一幕即将结束。众人涌进生活咖啡馆，针对波希米亚已死的论调，他们跳上桌子，大声歌唱波希米亚的生活。群情激昂：

“敬波希米亚……敬灵光闪现的日子，逃学、无中生有、对表达和沟通的渴求……敬不止有一个尺度，敬渴望有人注意，憎恨成规，憎恨自负……敬那些在正午骑单车的日子……敬水果、敬没有绝对、敬‘绝对’（一种沃特加）、敬选择、敬《村声》、敬任何昙花一现、敬成为我们中的一个，而不是他们！……敬桑塔格、敬桑德海姆、敬任何禁忌、敬金斯堡、迪伦、坎宁汉和凯奇……敬舞台、敬歌、敬佛陀、敬聂鲁达……敬冷漠、敬无序、敬空虚、敬狂喜、哈维尔、‘性手枪’、8BC、敬羞耻，永远不玩儿名利游戏……敬大麻、敬索多玛，在上帝与我之间……”

曲终。灵异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一切冻结了。观众无法呼喊，无法鼓掌，无法表达感动之情。静默，长达30秒。直到，有一个声音说：“谢谢你，乔纳森·拉森。”咒语去除。一切融化了，掌声、尖叫、热泪盈眶。

乔纳森·拉森是此剧作者，他在首演日的清晨去世，几个小时前。

拉森，犹太人，1960年出生，热爱摇滚乐、戏剧。热爱“甲壳虫”“大门”“谁人”，热爱史蒂芬·桑坦和他的《理发师陶德》。吹小号、大号，弹钢琴，出演戏剧。大学时，他开始创作音乐剧。搬入格林威治村一间没有暖气和热水的阁楼，和一群室友过着波希米亚生活，10年间，他平日写歌，周末在月亮舞餐厅当侍者，写无名小戏，过苦日子。这一时期，他写的一部叫《倒数时刻》的戏，曾在“村门”上演。

《吉屋出租》灵感来自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拉森借用了原作的结构、人物。故事发生地从巴黎拉丁区转到了纽约东村的字母城。记录了，一年：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一群人：音乐家、拍电影的人、教师、双性恋舞者、变装皇后，街头艺人……一种疾病：艾滋病，他们共同的阴影。记录了，这群人在这一年中对于这种疾病的抵抗；记录了，爱、贫穷、失去、不可剥夺的纯真。

1991年，拉森着手创作。在剧中加入了他的私人生活细节。比如，他有一个烧木头的非法的炉子；比如，他曾和一个女舞者有过4年恋情，后来，她为另一个男人离开他，最终为了一个女人离开了所有男人。

1993年，《吉屋出租》开始排演。3年时间。1996年1月25日清晨，纽约戏剧工坊，最后一次彩排结束了。几个小时后，拉森突发心脏病去世。在拉森父母的要求下，首演如期进行。

这出戏在外百老汇大获成功，三个月后进入百老汇，在尼德兰德剧院上演。《吉屋出租》获当年的普利策戏剧奖及三项托尼奖。2008年9月7日，此剧演了最后一场，在百老汇演出时间最长剧目中列第九位。

《吉屋出租》之后，戏剧工坊持续推出新戏，年复一年。2001年，“乔纳森·拉森实验剧场”成立，面向如他一样的戏剧青年。

进入，无声，裸露的砖墙、工业感的灯、黑色舞台；零乱，工人们正搭着一堂布景，为一出无名的新戏。

也许，也会有如此美好的歌：

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此外，你还能如何丈量一年的时光？/以日出日落/以午夜以咖啡/以寸以里/以欢笑以争吵/除了以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还能如何丈量一年的时光？/不如就用爱吧/……记得用爱，让一年都是爱的季节。

歌未停，已穿过东村西部边界，已走在大琼斯街（Great Jones St）。英语有一个词：“Jonesing”，形容“深度上瘾”，原意指毒品，现在意思扩展，指日常生活的各种瘾。这个词就来自这条街，曾经的瘾君子出没之地。

一长串不体面的楼、连绵的涂鸦，直到覆盖了75号。

1983年开始，这座米色小楼是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的家、画室。

1985年2月10日，巴斯奎特上了《纽约时代》杂志封面，标题是《新艺术，新钱，一个美国艺术家的市场》。此时，对于海洛因的依赖开始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

1983年开始，巴斯奎特与沃霍尔开始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像某种奇怪的情侣。沃霍尔，有名声；巴斯奎特，有才华。一起工作、谈话、外出。沃霍尔曾试图让巴斯奎特远离毒品。1985年，他们联合举行过一次展览，但反响平平。

1987年2月22日，沃霍尔死了。巴斯奎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抑郁和毒瘾越来越严重。他说：“我有一些钱，我画出过最好的画。我完全深居简出，不停工作、不停嗑药。对人们来说我是可怕的。”

1988年8月12日，星期五。炎热。大琼斯街57号在烈日下。在这座小砖楼里，巴斯奎特在一张巨大的床上沉睡。电视还开着，他沐浴在蓝光之中。空调坏了，极度湿热。浴室的门半开着，一角黑色浴缸，边上有一小堆带血的针管。他的女友，21岁的凯勒·尹曼正在楼下写着什么。她有些担心，巴斯奎特没有像往日一样下来吃早餐。她上楼，开门，热气像一个巨浪。但是巴斯奎特似乎睡得很平静。她再次下楼。几个小时后，她再次上楼，发现他在地板上，姿态像一个婴儿。嘴里流出许多清澈的液体。

巴斯奎特死了，27岁，死因是多种毒品混合中毒。他一直将海洛因和可卡因混在一起吸食，起名：“速球”（Speedballing）。在死前几个月，巴斯奎特称他每天注射100袋海洛因。

多年后，麦当娜说：“当我听说让·米歇尔死了，我一点也不吃惊。对这个世界来说，他太脆弱了。我记得，有一个夏日，我和沃霍尔、凯斯·哈令以及让·米歇尔在一起，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儿。认识他，认识他们所有人。现在，他们都走了。”

说完了，东村的另一次永别。

大琼斯街向东过了包厘街就改名东3街，气氛回到俗常，旧而安宁。

相遇，下一个路牌：A大道（Ave A）。

东村的东南角，北起14街，南到休斯敦街。其间，从西到东，四条主街以单个字母命名：A大道、B大道、C大道、D大道。这就是曼哈顿独有的“字母城”（Alphabet City）。

19世纪早期，这里是东河的一片湿地滩涂。抽干水后，人们在河床之上建造房屋居所。最初是德国移民。20世纪初，大批的东欧犹太人和爱尔兰、意大利移民涌入。生活条件恶劣，没有自来水。那时，字母城沦为曼哈顿的红灯区和最坏的贫民窟，也是纽约城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地铁系统修建之后，人口逐渐外移。20世纪中期，成千上万的波多黎各移民来了。到了1960年代，字母城被称为“Loisaida”，西班牙语，意为“下东城”，是“新波多黎各人运动”的中心。许多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称Loisaida为家园。金斯堡也一度住在字母城。

1980年代，由于“新波多黎各人运动”的影响、低房租和某种创新的气氛，大量年轻贫穷的艺术家搬入字母城，成为新一代波希米亚人。涂鸦者、作家、街舞艺人、饶舌歌手、音乐DJ。这里也是毒品和暴力犯罪的高发地。这就是《吉屋出租》故事里的街区，故事里的人。

A大道，一路向北，浮生世相，店铺小馆儿，嘈杂零乱的下午。走过94号，走过人行道咖啡馆（Sidewalk Café）。

1985年开始，这里是地下音乐重镇，也是美国“反民谣”的一个中心。此外，也有诵诗、喜剧表演。蕾吉娜·史派克特、发霉桃子乐队都在“人行道”起步。

秀场空着，黑着，还不是时候。

一步之外就是第7街，就是一面绝不会错过的墙。涂鸦艺术家“反叛”（Revolt）画的，碰撞乐队的朋克歌者乔·斯特拉莫。配了这样一句话：“未来已经写就。”

墙属于“尼亚加拉”（Niagara），东村的老牌酒吧。极小，像一条黑巧克力，苦涩、敏感。侍者点着蜡烛，照亮一个骆驼香烟的标志，某种怀念。还有致幻的光辉灿烂的瓶子。纷杂，飞蛾般不断涌入的酒客。

杜松子酒配汤力水，一杯。

出门，就是汤普金斯公园。草地、大树、逆光繁花，一些最后晒太阳的人。

公园在A与B大道之间，始于1850年。历来是抗议、示威、骚乱、集会、狂欢之地。1960年代，这里是反越战的一个据点。1980年代，公园里充斥着无家可归者、睡帐篷的人、毒犯。1988年8月，警察试图清场时，发生了暴力冲突，这一事件是纽约1980年代城市问题的表征。到了1990年代，所有流浪者被赶走，公园成为大众消遣之地。最有名的是每年万圣节的“狗巡游”。

拣一张夕阳浓烈的长椅子坐下。

看得见街角，马蹄铁酒吧（Horseshoe Bar）外，一团乱。今天不待客，一群拍电影的人把它据为己有。滑轨、硕大的灯、摄影机、旧扮相的演员，几个场工煞有介事抵挡着路人。

一间1935年的小馆儿。可以叫它7B、“马蹄铁”，或者“瓦扎克”。这取决于你在同谁说话。

1962年，美国作家多恩·鲍威尔在她最后一部小说《金马刺》中，将这间酒吧标记为纽约的东端。7B是纽约城罪案电影最喜欢的景地。1974年，电影《教父Ⅱ》中，麦可·加佐扮演的法兰基·潘坦居利差点在这里被绞死。1986年电影《鳄鱼邓恩》，这个澳大利亚人也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纽约妓女。还有《欲望都市》《冲突》《法律与正义》《情迷拉斯维加斯》……

2005年，《吉屋出租》拍成了电影，7B就是片中的“生活咖啡馆”，是一群人跳上桌子，高唱《波希米亚生活》的地方。

这一阵仗在午夜之前是收不了工的。

做不受欢迎的路人，从小馆儿门口过。一个女演员，沉浸故事，守着无数的酒和空吧台。

离开机还早。

下一路口，右转，东6街。几乎都是安静人家。唯一的戏剧性来自一些无序的树，仅此而已。

站在524号，从这个角度，一半是街，另一半是稠密的公寓，还有四个拱门。同样的场景、构图，印在1974年的一张电影海报上，《教父Ⅱ》，年轻的维托·科利昂坚定地看着这一切，看着1917年的纽约。

他说：“我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他说：“坏消息要尽快知道。”

他说：“复仇这道菜冷了以后才最好吃。”

向南，转上东4街。走过234号的窄门。

1978年，这是麦当娜在纽约的第一个家。租金极低。那时，这个街区到处是毒品、黑帮、无家可归者。几年后，整个流行文化因为她永远地改变了。

再度相遇A大道，游荡，直到东休斯敦街，远远，黄昏中竖直的大招牌“卡茨”（KATZ’S）。

“卡茨”是纽约城最老的熟食店，始于1888年，也是城里仅存的依然手切胡椒熏牛肉和腌牛肉的地方。

一个巨大的食肆，点菜的柜台与餐桌都浩浩荡荡。各色肉食一字排开，一堂浓香，刀声阵阵，大呼小叫，热络、纷乱。大量食客来了走了，侍者往复，伺候没完没了的流水席。

餐厅正中挂着一张纸：“你正坐在当哈利遇到莎莉的桌子边”。

《当哈利遇到莎莉》是一部1989年的爱情喜剧片，由诺拉·艾芙伦编剧，罗伯·莱纳执导，比利·克里斯托和梅格·瑞恩分别扮演男、女主角哈利和莎莉。故事围绕着两位主角对于男女关系反复地探讨和争论来展开，提出这样的问题：“男人和女人真的可以只是朋友吗？”

一份牛肉，切大片，极入味，啖食，有江湖快意。

休斯敦街是一条康庄大道，东西贯穿整个曼哈顿。走的这一段算是东村边界，以南就是下东城。不见太阳，只有影子沉入道路。风从东河来，咸腥混着夜幕。徒然满眼灯火，炎热梧桐，无边车流。太宽的路都没有怜悯。

转上C大道，走两个路口，是东3街。公寓、小教堂、停车场的铁蒺、邮局、面包房、一段涂鸦墙、新波多黎各诗人咖啡馆（Nuyorican Poets Café）。

“这间咖啡馆是这个星球上最融洽的地方。”金斯堡说。

1973年，罗格斯大学教授，波多黎各诗人米格尔·阿尔格瑞开始在他东村的家里举行诗人聚会，1975年，他在东6街租下一间爱尔兰酒吧，起名“新波多黎各诗人咖啡馆”。从此，大量诗人聚集，形成一场文艺运动。这间小馆儿成了诗、音乐、视觉艺术、戏剧的舞台。1980年代，咖啡馆搬到现址。阿尔格瑞说：“我们必须倾听彼此。我们必须尊重彼此的习惯。我们必须分享真相与正直，这些来自诗人慷慨的声音。”这间小馆儿一直保持着赛诗会的传统，不断有新的诗人来自新的岁月，他们是拉美文艺在美国的传奇。

不明的灯，墙上画了庞大的面孔，更为庞大的忧郁。另有一些穿白风衣深沉的来者，就像不停进入这道黑门的来者。就要开场的，是星期五的赛诗会。

拥挤着，在掉漆的吧台向黑人姑娘要一杯龙舌兰。

之后，墙是赤裸的，方寸舞台、一盏明灯、一只话筒。有酒，有爵士，有恰如其分的黑，有杯子边轰然掉落的盐；有人席地而坐，有人静立，有人跳舞；有人已醉一半，有人在灯下打开第一页纸……

拉妈妈剧院（La MaMa Experimental Theatre Club）

　　74 E 4th St

纽约剧团（New York Theatre Workshop）

　　79 E 4th St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最后的家

　　57 Great Jones St

人行道咖啡馆（Sidewalk Café）

　　94 Ave A

马蹄铁酒吧（Horseshoe Bar，7B, Vazac’s）

　　108 Ave B

麦当娜第一个公寓

　　234 E 4th St

卡茨熟食店（Katz’s Delicatessen）

　　205 E Houston St （Ludlow St）

新波多黎各诗人咖啡馆（Nuyorican Poets Café）

　　236 E 3rd St

小意大利/苏荷/切尔西 LITTLE ITALY/SOHO/CHELSEA

教父不在桑树街

突然身陷晴天人海。老房子施了厚脂粉，上了油彩浓妆。都是欢喜颜色。一天旗帜招牌，一地食肆密布。铺张咖啡露台，遮阳伞泛滥的光亮的蘑菇。当街穿行的侍者，热烈的意大利语。有花香、纸烟、冰水，奶酪缱绻、葡萄酒酸楚。剪不断的游客、异乡人的目光。

桑树街（Mulberry St）没有忧伤的位置。

“小意大利”发端于桑树街，起初叫“桑树弯”（Mulberry Bend）。《纽约》杂志描述它是“孤立的那不勒斯村子，有自己的语言、风俗、金融和文化机构”。历史上，这里并不是纽约城最大的意大利社区，却是最穷的。纪实摄影家雅各布·里斯形容它是“纽约贫民窟污秽的核心”。从1900年代开始，有组织犯罪就成为小意大利的一部分。一个世纪，五代黑手党家族操控这里的犯罪活动。1969年，马里奥·普佐把这些人、这些事写成小说。1972年，弗朗西斯·科波拉把这一切拍成了电影，他们用了同一个名字：《教父》。

走，心中配了尼诺·罗塔的音乐。

一间几乎没有标识的教堂，红砖、白十字，朴素极了。小径、野花、浅草、圣像。

教堂名字是“圣血”（Church of the Most Precious Blood），纪念的是圣雅纳略，4世纪时的那不勒斯主教，殉道者，罗马天主教圣人。他的血，至今保存在那不勒斯主教座堂的一个玻璃瓶中。

1926年9月，来自那不勒斯的移民聚集在桑树街，感怀圣雅纳略，感怀传统。于是就有了一个节日——圣雅纳略节，从1天到11天。在最后一夜，圣血教堂的弥撒结束，深夜2点，圣人偶像会被民众举着，一路穿行小意大利的街道。

电影《教父Ⅱ》，在圣雅纳略游行中，维托跟踪并刺杀了唐·法鲁齐。此人的原型是1890年到1920年代操控小意大利的大佬伊纳吉奥·卢波，绰号“狼”。《教父Ⅲ》，老教父维托的孙子，安迪·加西亚扮演的文森特·科里昂，也是在圣雅纳略节，当众杀了对头乔伊·札萨。这个虚构人物身上有三位真实黑手党的影子，包括1980—1990年代早期小意大利的操控者，甘比诺家族大佬约翰·高蒂。

除《教父》外，这一节日还出现在许多其他电影中，包括马丁·西科塞斯1973年的《残酷大街》。

门无声，香烛余味，半空几盏灯。

祭坛也简单，没有多余的辉煌。

角落，许多夸张的假花，一束追光下的圣母像。

只有一个祈祷的人，在一群空椅子尽头，静默。

现在，圣雅纳略节已是一个街头节日，血浅了，教父也只一襟晚照，主角是美食、美酒。

比如此时，这道门外，我面对的桑树街。我等待的路口，这家叫费拉拉（Ferrara）的面包房。它过度装饰的大门、繁复的霓虹灯。人行道，嵌一块精致的砖，上写：始于1892。

小店，一个家族，五代人经营。门口已有咖啡香，一堂甜蜜。玻璃背后都是美丽的点心：提拉米苏、朗姆巴巴、千层酥、比斯科蒂，还有叫“伊莎贝拉”的巧克力蛋糕……

最荣耀的是他家的坎诺利（Cannoli），里根吃过，有照片为证。

买一支薄荷味的吉拉托，冷。

从格兰德街（Grand St）游荡到勿街（Mott St），小意大利的边界，现属唐人街的地盘。一连串失色的店铺，繁体汉字招牌，卖柴米油盐酱醋茶，鲜货干果，味道强烈。太阳混了鱼腥，败坏的海水，榴梿的无辜，烧鸭身上一颗油脂的坠落，苍蝇的厌倦，在一颗樱桃身上渐渐流逝的时光。满眼的不洁和坚忍。

《教父Ⅰ》中，这条街是维托·科里昂被素洛暗杀的地方。当时，维托从杰柯橄榄油公司的办公室出来，走到路对面，停在137号的小店买水果。之后，两名暗杀者出现并向他开枪。

眼前，已是一家华人药房。味道苦涩。一架神秘小抽屉，致幻的名字：半夏、忍冬、杜若、独活、豆蔻、决明子、木蝴蝶……

出来，手中多了几钱“忘忧”。

不远的水果摊掉了一只橙子，沿着街的倾斜滚动，缓慢静止。电影中，维托中枪倒地的镜头是以上帝视角呈现的，画面唯一的暖色是一地打翻的橙子。此后，在《教父》故事中，橙子就是征兆，就是有什么要发生了，比如杀戮。

买下这只橙子，血橙，落荒而逃，逃回桑树街。

没有涂鸦的街区就像没有创伤的心灵一样无趣。倚墙的女招待不屑地掐灭了烟蒂，转身，进了桑树街酒吧（Mulberry St Bar）。

旧时，小馆儿叫“Mare Chiaro”，意大利语，意思是“清水”。从1908年开始，就有着某种社交俱乐部的氛围，从未改变。黑手党猖狂时，酒吧在小意大利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大的地方，墙、锡皮屋顶、壁炉的横棍、镜子，都来自从前。挂了太多肖像与合影，照片中的人以家人的目光注视不停进入的陌生人。厅堂一角，安排着一间电话亭，油腻不语的听筒。看得见隔壁厨房，威武的比萨师傅和真正的炉火。这个时候，只有一桌酒客，消磨不去。

一百年的酒客中有里根、有麦当娜……

一台点唱机，可以听法兰奇·瓦利、猫王、弗兰克·辛纳屈。

电影钟情那些看得见时光流逝的地方，加上它看起来有罪的样子，不发生点儿什么是说不过去的。所以，1997年的《忠奸人》，约翰尼·德普和阿尔·帕西诺在这儿见面。伍迪·艾伦的《影与雾》，德尼罗的《黑夜与都市》，西恩·潘的《魔鬼警长地狱镇》，都有小馆儿的戏份。还有《教父Ⅲ》。

一个神色凶狠的男人走进来，坐上靠门的黑皮凳。姑娘一笑，倒酒。栗色吧台，随着电视屏幕变幻色调，填满纵横划痕。他敲一下手指，杯子就滑了过来，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接着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就像有人刚刚开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单说小馆儿，还是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平民气质。地面有年代的裂纹，墙板也旧了，可是不会让人过分注意，没有故事夸张的烙印，不染功名，不沾暮气。跟从时代，若无其事。尽小馆儿本分，而已。

向北，两个路口，有一条街叫“春天”（Spring St）。街角的德萨维奥小花园，有花、草地、梧桐和奔跑着的童年。很快走过了，就看见新的店铺，墙上的小画，画中的蒙娜丽莎和她手中托着的比萨。写着：微笑，在隆巴迪（Lombardi’s）。

1897年的一间小杂货店。1905年开始卖比萨，号称全美国第一家比萨店。

老馆子必有的热络。一堂客人，守着一个个银盘子。点了最简单的饼，带着烟火、麦香、新鲜番茄、整片的Mozzarella干酪。不说美味，难得是质朴。

乱行。小意大利是一层包装纸，是被观看和被消费的，早已不提供生活了。而，发生过的都是安全的。怀旧就是那种经久不息的燃料。教父是小意大利的修辞，拟人的记忆。

无论如何都要回到桑树街。必须有所了结。

作为“教父”，就一定要在教堂。

面前，太阳直落在老圣帕特里克教堂上。1815年的哥特复兴建筑，教区教堂，重要地标。也是《教父Ⅰ》和《教父Ⅲ》的场景。马丁·西科塞斯1973年的电影《残酷大街》，描述的是小意大利的街头生活。大部分场景在好莱坞，而其中一场罗伯特·德尼罗和哈维·凯特尔的对手戏，却是在教堂的庭院拍的。

仰望，刺目灼热。

有力量的地方都有自己特别的时空。比如教堂。

所有廊柱、长椅的排列，这些坚定的笔直和顶端的弯曲，这些灯和彩色玻璃，影子都是低垂的，视角都是俯瞰的，就像一切处于某种注视之下。

《教父Ⅰ》，老教父维托去世后，麦克就是在这里，在康妮新生子的洗礼上，加冕成为新一代教父。电影中，与这一仪式交替出现的，是敌人们被一一清算屠杀的画面。

彩色玻璃、灯，昏暗平静，恰如其分。

除了祭坛前的科里昂家族，一片空旷。盛满灵魂的空空如也。

管风琴声、婴儿哭声，萦绕。

圣像、烛光。

白衣神甫为孩子施洗礼。仪式。大段意大利语祷文。

神甫：麦克，你相信上帝吗？全能的天父，万物的创造者。

麦克：我相信。

神甫：你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独子，我们的主吗？

麦克：我相信。

神甫：你相信圣灵，神圣的教堂吗？

麦克：我相信。

管风琴声、婴儿哭声、意大利语祷文，萦绕。

神甫：麦克·科里昂，你弃绝撒旦吗？

（史特基家族首领安东尼·史特基从电梯出来时，被彼特·克雷曼沙枪杀。）

麦克：我弃绝。

（拉斯维加斯大亨莫葛林，在按摩时被不知名杀手将子弹射入右眼而死。）

（库尼欧家族首领欧提里欧·库尼欧，离开旅馆时被困在旋转门中，被射杀。）

神甫：包括他所有的作为吗？

麦克：我弃绝。

（塔塔基利亚家族首领菲利浦·塔塔基利亚，在旅馆与女人约会时被罗可乱枪打死。）

神甫：包括他所有的虚伪？

麦克：我弃绝。

（巴西尼家族首领——杀害桑尼的人——艾米利欧·巴西尼，在法院前被艾尔·奈瑞假扮的警员枪杀。）

神甫：麦克·科里昂，你愿意当他的教父吗？

麦克：我愿意。

圣水洒下。

神甫：愿主与你同在，阿门。

钟声……

离开，在倾泻的光线下留一只血橙。

完结了。教父不在桑树街。

始终笼罩这条街的是背景中帝国大厦遥远的伫立。

丰盛密集的意大利符号，红油赤酱，味道十足。整个街区是一枚庞大的纪念章，满是布景、道具、演员，桑树街是空心的，是一个毫无思想不知忧伤的美人，取悦于你。

圣血教堂（Church of the Most Precious Blood）

　　109 Mulbery St

费拉拉咖啡馆（Ferrara Café）

　　195 Grand St

桑树街酒吧（Mulberry Street Bar）

　　176 1/2 Mulberry St

隆巴迪比萨店（Lombardi’s）

　　32 Spring St

老圣帕特里克大教堂（Old St.Patrick’s Cathedral）

　　264 Mulberry St

切尔西的灼伤

切尔西，下着雨。

北至30街（30th St），南至14街（14th St），东至第六大道（6th Ave），西至哈德逊河，整个疆界，都是水的味道、掷打之声，是迷茫。

19世纪后期，这里曾形成一个剧院区，以派克歌剧院为标志，西23街一度是美国戏剧中心。切尔西也是电影默片时代的中心。获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玛丽·毕克馥就曾在26街一座兵工厂的顶楼拍戏。

多年后，当苏荷被奢侈品店入侵，地价飞升，画家群体被驱赶，切尔西收留了他们。此地成为新的当代艺术前沿，许多画室和超过350家画廊。罗宾美术馆（Rubin Museum of Art）以西藏艺术为主题，涂鸦艺术实验室（Graffiti Research Lab）关注街头艺术、行为艺术，纽约生活艺术剧院（New York Live Arts）、乔伊斯剧院（Joyce Theater）是现代舞领地。

切尔西居民成分复杂，也是纽约著名的同性恋区。

西23街，慢慢湿了。相机、取景器、镜头中深渊样的光孔，慢慢湿了，包括它看到的一切：连绵不绝的旧公寓，窗，黑梯子，遥远的水塔，墙，补丁状的色块，呆板的涂鸦，所有建筑底层挨挤的商家，裁缝铺，洗衣房，理发店，蔬果摊。必须在雨中行走的人，举着伞或赤手空拳。慢慢湿了。

一次冗长的红灯，之后，穿过第七大道。

在抵达之前，切尔西酒店（Chelsea Hotel），慢慢湿了。

它是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铸铁阳台，交错的向日葵纹样，已沉浸在一种致命的情绪之中。

“‘切尔西’从未乏味过，哪怕是在最后一天。”

1884年，酒店开张，是纽约第一幢高达12层的公寓建筑。也是第一个有屋顶套房的公寓。250个房间，住过世界无数文艺家。

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才可以听完这份房客名单。

作家：马克·吐温、欧·亨利、狄兰·托马斯、萨特与波伏娃、托马斯·沃尔夫、查理·布考斯基……

电影人：斯坦利·库布里克、美国先锋电影之父乔纳斯·梅卡斯、《飞越疯人院》导演米洛斯·福曼、简·方达、伊森·霍克、乌玛·瑟曼、“花边教主”泰勒·曼森……

音乐人：感恩而死乐队、帕蒂·史密斯、“地下丝绒”的约翰·凯尔、皮雅芙、鲍勃·迪伦、平克·弗洛伊德、吉米·亨德里克斯……

画家：拉夫·吉布森、弗里达与迭戈·里韦拉、威廉·德·库宁……

摄影师：布列松、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在这儿：

凯鲁亚克修改《在路上》，柏洛兹写出了《裸体午餐》，狄兰·托马斯纵酒而死，纳博科夫结束了英文小说《左斜线》开始了《洛丽塔》，阿瑟·克拉克创作了《2001太空漫游》。1962年，阿瑟·米勒与梦露分开后，住进“切尔西”，直到1968年。他写了剧本《沉沦之后》和《维希事件》，还有一篇《切尔西影响》，描述他在酒店的生活。

在这儿：

1966年，安迪·沃霍尔拍了《切尔西女郎》。

1986年，阿德里安·莱恩拍了《九周半》。

1986年，亚历克斯·考克斯拍了《席德与南茜》。

1994年，吕克·贝松拍了《这个杀手不太冷》，以酒店房间作为公寓内景。

2001年，伊桑·霍克执导了独立电影《切尔西墙》，谈论新一代艺术家的挣扎。

2008年，阿贝尔·费拉拉执导了纪录片《濒危的摇滚圣地》，讲述“切尔西”往事。

2009年，一部日本恐怖片就叫《切尔西酒店》。

在这儿：

1978年10月12日，性手枪乐队贝斯手席德·维瑟斯的女友南茜·斯庞根被人用匕首刺死在酒店，维瑟斯受到二级谋杀指控。此前数月内，他们经常聚众吸毒、狂欢。在保释期间，维瑟斯因吸入高纯度海洛因而死于开庭前。

1980年代早期，麦当娜曾住在“切尔西”。1992年，她回到这家酒店，在822房间为她的书《性》拍照。2010年，泰勒·曼森为主唱的漂亮的鲁莽乐队也在同一房间拍摄了MV《让我想死》。

莱昂纳多·科恩在《切尔西酒店2号房间》中唱：“你说你更喜欢英俊的男人，但，你会为我破例……在凌乱的床上，你向我凑过来，而窗外，正是熙来攘往……”

鲍勃·迪伦在《萨拉》中唱：“切尔西旅馆的那些不眠之夜……”

凯伦·安在《切尔西的灼伤》中唱：“我倾尽麻烦/你倾尽名声/街是沙漠味道/因为他们正扑灭火焰/而切尔西的灼伤/切尔西的灼伤归咎于我……”

丹·伯尔尼在《切尔西酒店》唱：“我依然闻得到手指上的烟味儿/我的呼吸挥发着毒品、酒和性的恶臭/我睁开眼就像它们闭上了多年/所以我不会错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道窄门，两片玻璃。大堂，小到留得住故事，藏得下秘密。古董样的前台，倦怠欲睡的门房。墙，多曲折，挂满画，画着马、植物、裸体女人、海岸、欢娱的场面、看起来走投无路的人。浓烈的、清淡的、不可卒读的。来自各种各样相距遥远的心灵。在所有被粉饰的缝隙中，有被容忍的疯狂，正在滴落的时光滋味。

来往的，有一夜过客，比如那个离去的衣冠楚楚者；有长住的艺术家，比如这个走向电梯的散漫姑娘，她对他人意志的漠视，而整个世界的存在只因这一刻她睁开了眼睛。

“切尔西”是最接近焰火的地方。无数灿烂连着无数灰烬，短暂、寂寞、萍水相逢、直接，没有过渡。

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手上有一批漂亮的男女青年，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裹挟在他的“工厂”和所有私人生活中。像一团纽约的欲念，践行沃霍尔的格言：“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他叫他们“超级明星”。

1966年，沃霍尔拍了商业上最成功的前卫电影《切尔西女郎》，当年在美国100多个影院放映，还获了独立电影奖。

毁誉参半。

誉：它是1960年代的文化宣言。

毁：沃霍尔没有什么要说，也没有什么技巧可以用来说。他只是想拍电影。

电影记录了几个住在切尔西酒店的年轻女人的生活。当然，还有作为生活一部分的男人。

一夜，“麦克斯”的后室，沃霍尔在一张餐巾纸的两端写下“B”和“W”，以一条线连起。他说：“我想拍一部长电影，一侧全是黑，另一侧全是白。”黑白既是视觉概念也是内容区别。

那年夏天和秋天，电影在酒店的不同房间和地点拍摄，同时也在沃霍尔的“工厂”拍摄。出场人物大约20个，演员多是“沃霍尔超级明星”：尼可、布里吉特·柏林、杰拉德·马蓝加、埃里克·爱默生等。沃霍尔以平均每周33分钟的速度拍摄。

他们选出最具冲击力的12个片段，以“分割画面”方式，两台16毫米放映机同时放映，将完全不同的画面并置在同一块银幕上。音轨只有一个，由两个片段的对白交错剪辑而成：“白”——生活的光明与纯真，“黑”——生活的阴暗与烦扰；片长3小时15分。地下丝绒的音乐。毒品、死、性、同性恋、变装癖；悲伤、喜悦、冷漠、浮华、迷醉、空空荡荡、消磨。

画面右上角。黑白。烈日下的厨房。镜头晃动。漂亮女人，对着圆形镜子，剪眼睛之上的头发，小心、坚决。之后，她倒了一杯牛奶，喝下。然后，对着相同的镜子，剪同一片头发，梳理、剪、梳理、剪，镜子背面的反光多次让画面成为一片浓烈的白色。她从未满意，不停地剪，享受自己的偏执。仿佛她并非在剪头发，而是剪头发上的光。偶尔有孩子和男人进入画面，说话、玩儿。制造一种家庭气氛，打断她的剪刀，并掩盖着什么。另一次间歇。女人喝水、看杂志；之后，剪同一片头发；之后，她捡拾脸上身上的碎头发、碎光，吹向厨房中看似正常的一切。

女人叫尼可（Nico），原名克里斯塔·帕夫根。

美貌横扫了一切，美貌横扫着一切，美貌将横扫一切。

她，1938年出生在德国科隆。13岁时在西柏林著名的“迪威百货”卖内衣，之后，开始模特生涯。1.78米身高，轮廓分明，肤如凝脂，尼可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超模。流言中，尼可在15岁时曾被一名美国空军强暴。她的歌《秘密的一面》暗指了这次强暴。

她去了巴黎，为《她》《时尚》等杂志工作。17岁，她得到香奈儿的合同，但放弃了。因为，她要飞往纽约。

在拍了几个电视广告后，她染指电影。跟着李·斯坦伯格学习表演。1959年，在《甜蜜的生活》片场，尼可引起了费里尼的注意，她得到一个小角色，演她自己。

阿兰·德隆与罗密·施耐德相恋时，曾与尼可有一段情。1962年，尼可生下一个男孩“阿里”，阿兰·德隆的儿子。德隆一直否认。

1963年12月，尼可在纽约的蓝天使俱乐部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唱了爵士经典《我可笑的情人》。

是滚石乐队的吉他手布莱恩·琼斯把尼可引见给沃霍尔的。她开始参与拍摄一系列实验电影，除《切尔西女郎》外，还有《衣橱》《日落》《效法基督》。

沃霍尔经营“地下丝绒”的时候，提出让尼可以“女歌者”身份加入乐队。几个男人勉强同意了。他们一起演出了沃霍尔著名的《不可避免的塑料爆炸》。1967年，乐队出了第一张唱片《地下丝绒与尼可》，尼可担任主音唱了三首歌。合作并不愉快。尼可在化妆室超长的准备时间，以及开场前燃烧蜡烛的仪式经常拖延表演，让路·里德愤怒。由于尼可部分耳聋（一只耳朵），有时跑调，也受到乐队其他人的嘲笑。

1967年，尼可单飞了。在鲍勃·迪伦、蒂姆·哈丁、杰克逊·布朗、路·里德、约翰·卡尔一大批音乐人帮衬下，她出了专辑《切尔西女郎》（Chelsea Girls）。

其中，单曲《切尔西女郎》由路·里德和斯特林·莫里森创作。歌中细数了发生在切尔西酒店的一系列丑闻：妓女、毒品、性虐。以7分钟的长度表现了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黑暗面。

在加州，尼可与吉姆·莫里森厮混过一段，莫里森鼓励她自己写歌。她称莫里森是她的“心灵兄弟”。

1969年，她出了专辑《大理石路标》，自己写了词、曲。

1970年代，尼可在各地演唱并参与了法国导演菲利浦·加莱尔的7部电影。他们住在一起，她成为他的电影与私人生活的中心。

1979年，尼可曾一度回到纽约，并在CBGB表演。

此后，她持续漂流着，在欧洲各地演出。

尼可视自己为一个传统的波希米亚艺术家。过流浪生活，在不同国家。不贪恋一地方，不留恋一个人。德国、法国、美国、英国，无论故乡，无论他乡。

尼可的海洛因毒瘾超过15年，也被形容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她不在乎。

1988年7月18日，尼可和儿子阿里在伯利兹度假，骑自行车时死于心脏病。

阿里回忆：“我妈妈告诉我她需要去城里买大麻。她坐在镜子前，在头上围一条黑色围巾。她注视着镜子非常精心地围着围巾。骑车下山时，她说‘我很快就回来’。”

伞闭上的声音，一个男人，一行水印，他选择了楼梯。铜栏杆上湿了指纹。盘旋的台阶总会萦绕着什么。脚步，接着，钥匙、门声。消失的人。到顶，12层，是一块长方形天井，光，苍白，因为雨，因为滴落完全无法把握的节奏。

有一部分影像在《切尔西女郎》中被剪掉了，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的影像。

有的人生来就是为毁灭，除了毁灭，没有别的办法。

1966年3月15日的《时尚》杂志中，有一个新模特，伊迪·塞奇威克。这个女孩迅速成为“当代青年文化”的代表。

伊迪，出身显赫，出身悲惨。

塞奇威克是马萨诸塞州的名门望族。祖上先辈曾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

伊迪生在加州，八个孩子中的第七个。她的父亲是雕刻家、慈善家，经营牧场。在家，他专横、无情、折磨所有人。伊迪极为痛苦。父亲公开与其他女人有染。有一次，她撞见父亲和一个情人做爱。

由于情感问题，伊迪患上厌食症并导致终生的饮食失序。

童年，她在父亲的牧场中成长，几乎与世隔绝。13岁辗转于寄宿学校，由于厌食问题而不停中断学业。1962年来到纽约州，入院治疗。之后，她和一名哈佛学生恋爱，怀孕，接着堕胎。

1963年，伊迪来到麻省的康桥学习雕塑。之后，她连续失去两个哥哥。一个不堪忍受父亲而自杀，一个死于车祸。

1964年，伊迪来到纽约。

“我来纽约看我所能看到的东西。”

她想做模特，她开始吸毒。

1965年3月，伊迪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沃霍尔。沃霍尔立即被伊迪的身世和美艳所吸引，邀请她来自己的“工厂”。她来时，沃霍尔正在拍根据《发条橙子》改编的电影Vinyl。这是一部全男性电影，沃霍尔还是把伊迪加了进去。他已经决定将伊迪打造成明星。为此，他构想了一系列电影，包括《可怜的小富家女》《餐厅》《面孔》《下午》《厨房》。

沃霍尔的电影只在工厂及一些地下剧院放映。伊迪却出名了。主流媒体大肆报道她在电影中的表现。

“我这么演因为我想这么演。如果人们喜欢，很好。如果他们不喜欢，那是他们的问题。”

人们热衷的还有她不一样的时尚品位。伊迪经典形象：烟熏妆、黑色紧身裤、短裙、超大的水晶耳环。她把长发剪短，染成银色，与沃霍尔戴的银色假发相配。

“时尚从根本上是一场彻底的闹剧。操纵它的人都是变态，风格样式被疯子创造出来，一些天生的怪胎。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做模特时周围都是这样的人。

“我给自己做了一个面具，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还是挺漂亮的。这是上帝给我的。我几乎毁了它。我戴上沉重的黑色睫毛像蝙蝠的翅膀，画深色眼线，把头发剪短，我的黑色长发，染上金色银色。

“我并不是反叛。我不过是试图寻找另一条路。”

沃霍尔叫她“超级明星”，两人出入各种社交场合。1965年年底，两人开始交恶。

“说起这个艺术家，无论什么，我都会有点儿紧张。这就像在他的双眼之间钉钉子，但是他罪有应得。沃霍尔真的毁了一大批年轻人的生活。就是在‘工厂’我被引诱染上强力毒品。”

伊迪不让沃霍尔放映她的影片，为《切尔西女郎》拍摄的部分也从片中拿掉了。

1964年12月，伊迪与鲍勃·迪伦相遇。当时迪伦和未来的妻子萨拉住在切尔西酒店，同时与琼·贝兹依然纠缠着。

伊迪与迪伦是好友，传闻他们之间有一段情，但没有证据。迪伦非常不赞同她的生活方式以及她与沃霍尔的关系。他多次试图警告伊迪，沃霍尔非常危险。伊迪一次次不听劝告，迪伦厌倦了，忍无可忍。因为，她自己不肯帮自己。1965年年底，迪伦秘密地娶了萨拉。

1966年2月，在伊迪和沃霍尔的一次争吵中，沃霍尔告诉她，迪伦已经结婚了。而她并不知情。这让伊迪感到来自迪伦的背叛。同时，这次争吵也导致了伊迪与沃霍尔最后的决裂。沃霍尔也感到背叛，来自伊迪和迪伦。

离开沃霍尔后，她开始住在切尔西酒店。许多年后，伊迪的哥哥透露，伊迪曾说他为迪伦打掉过一个孩子。迪伦一直否认他们有肉体关系，只承认他们相识。不过，两方都没有证据。

1965年，伊迪同时进入沃霍尔与迪伦的世界，一年后，他们都走了。尼可取代了伊迪。迪伦与萨拉搬往伍德斯托克。

“你一边孤独地活着，一边创造你的人生。”

曾有算命者给伊迪看手相，告诉她，她的生命线很短。

她说：“没事儿，我知道。”

伊迪开始依赖麻醉镇静剂巴比妥盐。伊迪与迪伦的好友鲍比·纽沃斯在一起了，但最终因为伊迪反常的举止行为和吸毒而分手。此后，1967年，伊迪在拍地下电影《你好，曼哈顿》时健康恶化，进入不同的精神病院。1971年，她嫁给一个病友，也曾一度戒毒。之后，又开始纵酒和滥用毒品。1971年11月15日，在参加了一场时尚聚会后，伊迪宿醉，再没有醒来。死因是巴比妥盐过量及酒精中毒。

“我反复提及‘死’这个字……把它当作……根本的关系，相反地，所以如果我太多谈论‘死’，这意味着我关心的是生活。这是真的。”

鲍勃·迪伦的歌《就像一个女人》写的是伊迪，而《犹如滚石》据说也是以她为灵感而作。在“地下丝绒”第一张唱片《地下丝绒与尼可》中，尼可演唱的《致命女人》，说的也是伊迪。1991年奥立佛·斯通执导了电影《大门》。有一个情节，莫里森参加工厂的聚会，被引领着去见沃霍尔。途中，他被一个美丽的女孩吸引，而这个女孩也毫不迟疑地吻了他。这个女孩就是伊迪。当莫里森与沃霍尔交谈时，沃霍尔给他看一个黄金电话，说：“有人给了我这个电话……我想那应该是伊迪，……而她说我可以用这个电话和上帝说话，但是，嗯……我没什么好说的……所以……这个给你……现在你可以和上帝说话了。”

回到西23街。走远，转身。

“切尔西”在那儿，像一个有着惊心动魄过去的女人，穿了年轻时的衣裳，一袭褪色波希米亚长裙，站在时间的前列。那么迷人，那么无能为力。

雨还在下，单调如尼可低吟的歌声：

现在她们来了/她们在奔跑/现在她们来了/切尔西女郎……她的完美爱情不可能长久/她的未来死在某人的过去之中。

切尔西酒店（Chelsea Hotel）

　　222 W 23rd St

书在路上，人在尽头

1912年4月15日深夜2点20分，泰坦尼克号裂成两半，沉入大西洋。凌晨4点，卡帕西亚号抵达海难现场，救起710人，驶往纽约。3天中，这艘船经历了浮冰、大雾、风暴、惊涛骇浪。18日晚9点30分，在大雨中，在4万人的注视下，卡帕西亚号泊在了切尔西54号码头。

此刻，54号码头，空无一人。

太阳坚硬。哈德逊河漂着枯燥的光和正午的平静。有热风、春水气味。有船过，轮机、汽笛声。有相隔遥远的堤岸。

54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军港，战后用于货运。现在，它是哈德逊河公园的一部分。夏季，码头上有免费电影和音乐会。“切尔西”的码头有一长串，连绵的离别之地。走过10个，从64号码头转身，面向岛屿，走入西23街。

离河不远，旧公寓，防火梯乱影处，是光天化日下的“哈夫金”（The Half King）。

这里是塞巴斯蒂安·云格尔开的小馆儿。这个人是《名利场》及《ABC世界新闻》记者，关注战争。1997年他写出了《完美风暴》。2007—2008年，他加入阿富汗的美国陆军第173空降战斗旅，与驻守在卡林哥山谷雷斯特雷波前哨站的士兵出生入死。“那里没有熟食，没有一般年轻人喜欢的事物，没车，没女人，没电视，什么都没有，只有战斗。他们逐渐学会喜爱战斗。”

2011年，他拍的纪录片《雷斯特雷波》获奥斯卡奖提名。

灯火吧台迷离时。“哈夫金”还尽着知识分子小馆本分。比如，墙上来自普洛米·巴苏的照片，已是摄影展的第32个系列。比如，门边的一纸约定，与一本叫《苦涩布朗克斯》的书和它的作者。

“哈夫金”有出色的露台。凌驾在人行道宽阔的水泥表面，突兀明亮。一群人痛饮咖啡、酒、烈日。时而，咫尺外半空中有轻轨进站，一切开始震荡，杯子、刀叉、盐。下车、上车，人尽了，车也远了。一切平复。

了结一杯双倍埃斯派索。在下一班车到来前，离去。

路口，第十大道。宽阔、无趣，看不见深沉的东西，毫无想象。

除了，高楼底下发光的小饭馆。全金属外壳，就像一盒狭长铁皮罐头。背后墙上写了一个大字：“吃”（Eat）。

“帝国餐车”（Empire Diner），1946年开张，后艺术装饰风格。1976年，整修时在屋顶加上了帝国大厦模型。小的改动引来了文艺人群。大卫·鲍依、斯普林斯廷、麦当娜、伊桑·霍克、茱莉娅·罗伯茨、斯皮尔伯格、芭芭拉·史翠珊、凯特·温斯莱特。餐车也是《曼哈顿》《黑衣人》《法律与正义》的场景。

可惜，那个模型早已不在了。

店堂就是一节车厢，黑白马赛克地板、不锈钢吧台、飞蛾样的灯盏。下午，清淡一刻，只两三个停靠的女人，守着几杯虚无的液体，看窗外的过客，犹如火车飞驶之际。

向南，走过街角花园，一地树影、梨花，散碎金银。奔跑的孩子、空秋千，一种松动。还有，尽头、角落，一面爬满藤蔓的墙，属于“192”——一间以地址为名的独立书店。

“192”，素面朝天，只待知己。

不同于美式大连锁书店的“盒子”感受，这儿更像一个私人图书馆。小而舒适。干净、单纯，书是唯一的主角。定期有画展和作者见面会，不收钱，但要预订。见得到普利策奖得主简·斯迈利，还有写《午夜的孩子》《撒旦诗篇》的萨尔曼·拉什迪。

书掉落的声音，拾起，莫里哀的剧本《无病呻吟》，还给站在梯子上的主人，一笑，放回属于它的空隙。

有书相陪的生活，总不算太坏。

游荡也会厌倦，不过，是非常短暂的情绪，走到西19街时，我已原谅了这条路。

此时，目光的45度角，一个类似厂房的地方，灰色铁门，镂空小字：“厨房”（The Kitchen）。

“厨房”是一处身份复杂的前卫艺术空间。1971年，在格林威治村，视频艺术家伍迪·瓦苏卡、斯坦纳·瓦苏卡夫妇租下“默瑟艺术中心”的厨房，作为放映空间。“厨房”迅速向其他艺术敞开，混搭了舞蹈、音乐、文学、电影、戏剧、行为艺术。1977年，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摄影展，名为《色情照片》。葛林·布兰卡、琳达·伦茨的无浪潮乐队在这儿演出。摄影师辛迪·舍曼、行为与装置艺术家维托·肯锡、画家吉吉·史密斯、实验音乐家罗瑞·安德森、编舞家伊丽莎白·斯特莱布都是出身“厨房”。也说不完。

“厨房”1974年曾搬到苏荷，1987年再搬到“切尔西”的现址。它有一个155座的“黑盒”剧场，一个展厅。

摒弃了多余的曲折、装饰，空间简单切分，黑、白、灰。离开场还早，剧场的黑，空荡迷人。排练的地方，黑色壁板隔开，传来感人至深的对白。一个舞者从幕布后走出，带着超现实主义表情，极富向往。在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萨克斯，响亮、轻率，却找不到出处。

必须有偶然与巧合，不经意又不可避免的一眼，比如，“厨房”对面，我注视着的意外的画廊，庞大玻璃后面某个人极力捍卫的空白。深陷空白的画，看画的人。

一一走过，多为情色。意义明确的、不明的。

找到西20街545号时，太阳出现了怜悯的表情。门，台阶，这棵日本枫树，都显露出丰富的细节。

“一朵花/在悬崖边/向峡谷点头示意。”

1951年1月，凯鲁亚克和第二个妻子琼·哈维特租下了这座红砖公寓的一个单元。在这儿，他艰苦地写着《在路上》。由于需要不停地给打字机换纸，他的思路不停被打断。作家非常恼火。4月初，他想出一个办法，将一张张绘图纸裁切、粘连起来，形成一个37米长的纸卷，装入了打字机。

“第一次遇到迪恩是在我与妻子分手后不久。那时……”凯鲁亚克写。

20天，他不停地写。

在厨房的桌子上打字。在一种看不出季节与昼夜的光线下。

极少睡觉。

哈维特偶尔会出现，带着可以让他醒着的东西：

咖啡、豆子汤、酒。

4月25日，他完成了书的绝大部分。整个手稿12万字，不分段，没有逗号，很少句号。

金斯堡形容这部手稿是“一个长达几个街区的壮丽段落，滚动起来就像路本身”。

这是凯鲁亚克的传说。

事实上，1947年，他第一次长途旅行时，就带着小本子，一路记写。1948年开始，他写了几个最初版本的《在路上》。1957年出版前，书稿也做过大量修改与重写，删除了被认定为色情的性描述，加入某些文学化内容。删除的段落后来形成了另一本书《科迪的梦想》。《在路上》出版时比原稿要短，所有重要人物用了化名。

是的，凯鲁亚克也必须妥协。

1957年，凯鲁亚克曾写信给马龙·白兰度，希望他可以出演迪恩，作家自己出演萨尔。白兰度没有回应。后来，华纳兄弟出价11万美金购买版权，被凯鲁亚克的经纪人拒绝。他们希望以15万的价格卖给派拉蒙，但没有成交。1980年，科波拉以95 000美金买下电影版权，试过多个方案，包括让伊桑·霍克出演萨尔，让布拉德·皮特出演迪恩，但都没有实现。在看过《摩托日记》之后，科波拉决定让沃特·萨勒斯执导这部电影。萨姆・赖利出演萨尔，加勒特・赫德兰出演迪恩。电影参加了2012年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奖提名。

《在路上》影响深刻。

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受这本书启发拍出了《美国人》。

大门乐队的键盘手雷·曼扎莱克在《我的生活与大门》中说：“我想如果杰克·凯鲁亚克没有写出《在路上》，大门乐队也不会存在。”

鲍勃·迪伦说：“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就像它改变了所有其他人的。”

2007年8月，书出版50年的时候，维京出版社推出了手稿版《在路上：最初的纸卷》，恢复了删掉部分，人物用了真名。凯鲁亚克——萨尔，金斯堡——卡罗·马克斯，威廉·柏洛茲——老布尔，尼尔·卡萨迪——迪恩。

回到1951年。

那时，并没有人想出版这本书。6月，凯鲁亚克与妻子分手，搬回了北卡罗来纳与母亲生活。他找到一份铁道轫员和火警了解员的工作，不停穿梭美国东西海岸，谋生。

西20街拉长了影子，静静，等待日落。走，走过房子、树、车流、一部手稿的长度，带着没人听见的轰响。

1968年，凯鲁亚克出现在电视节目《火线》中，谈论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他显然是喝醉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69年10月20日，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早上11点左右，凯鲁亚克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里，喝威士忌，构思一本关于他父亲在马萨诸塞洛厄尔家乡印刷店的书。他突然觉得胃疼，习以为常的事。他冲进卫生间，开始大量吐血，向他第三个妻子喊：“史黛拉，我在流血！”最后，他被救护车送到医院。血持续从他的嘴里涌出。晚上，一场手术试图闭合裂开的血管，但他受损伤的肝已无法凝血。凯鲁亚克死在第二天清晨5点15分。死因是肝硬化引起的内部出血。他被葬在家乡的埃德森公墓。

手稿版《在路上》的编辑乔治·莫拉提迪斯这样介绍这本书：

“首先，这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如果你仔细读，这种失去和汹涌的悲伤写在每一页上。”

突然面对第七大道，滚滚而来的黄昏。

如此，没有酒是收不了场的。问过客，他坚定地指着那个匆匆路口。

“彼得·麦克马纳斯！”

19街角，1936年的爱尔兰小馆儿，是纽约最老的家庭酒吧之一。

伍迪·艾伦在这里拍过《那个时代》。

他说。

橘色光、尼尔·扬的歌、点唱机、静音的电视新闻。吧台是一条旧磁铁，吸着几个锈钉子样的酒客，各怀心事，冷暖自知。这个黑衣黑帽，右眼蒙黑眼罩的家伙，一直盯着鱼缸中游泳的鱼。都是男人，除了在电话间喋喋不休的姑娘，她手中的酒和杯中樱桃。吧台拐角，是个用瓶子喝啤酒的人，他始终看着窗外的街，深陷思想。酒保添酒，收留一桌子的光阴。

喝酒的人来了，走了。鱼游过了大海，樱桃回到了种子。在思想者的空啤酒瓶上，夜幕降临。

潜行，在切尔西。

太阳没了，可是，我有一只打火机。

哈夫金咖啡馆（The Half King）

　　505 W 23rd St

帝国餐车（Empire Diner）

　　210 10th Ave

192书店（192 Books）

　　192 10th Ave

厨房（The Kitchen）

　　512 W 19th St

凯鲁亚克旧居

　　454 W 20th St

彼得·麦克马纳斯咖啡馆（Peter McManus Café）

　　152 7th 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