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试点单位”促我成长

杨居让（陕西省图书馆）

我自1984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至今，在陕西省图书馆工作已有32个年头了，除去在图书馆其他部门工作的5年时间，在历史文献部工作了27年。在此期间，我几十年如一日，心静如饴，认真接待来自省内外的诸多文献研究者，守护着珍贵历史文献，完成了许多专题文献开发项目，闲暇空余，做一些文献整理与研究，兴之所至，写一些新体诗和古诗词，抒发情怀，悠然自得。90年代初期，我也曾热血沸腾，下海经商，亦曾跃跃欲试，意图南下海南，开拓辟新。但终因书生性情，终究如梦云烟。让我真正忙乎起来并感到略有成就的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特别是陕西省图书馆被确认为国家第一批古籍保护试点单位以后的那段时间，我这个不善言辞、默默无闻的历史文献工作者，忽如春风吹拂，生命之树开放出张扬之花，我的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对古籍工作的认识也渐趋成熟。

那是2007年的下半年，受省文化厅和省图书馆领导的委任，我作为历史文献部主任，又兼任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挑起了负责全省古籍保护的担子。然而作为原历史文献部主任的我，习惯了在静寂中的生活和工作，突然之间增加了全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的职责，把行政与业务兼于一身，使我深感责任重大，很难适应。一方面自己水平有限，另一方面我口直木讷，社交能力欠缺。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克服困难。我开始了既是将军又是士兵的工作状态，亲自调研全省古籍存藏以及古籍工作者的状况，制订全省古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安排布置全省珍贵古籍普查，指导普查业务，起草专家委员会章程，组织成立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等等。我的工作面拓宽了，负荷加大了，操心的事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古籍普查实际工作中的版本鉴定，既要有广博的学识又必须具备高深的鉴别能力。我虽然略懂历史，但对版本鉴定却很陌生。面对诸多工作头绪和重重困难，我只能迎难而上。

记得很清楚，就是在2007年的下半年，我开始组织作为古籍普查试点单位的古籍普查工作。在馆领导审批了试点工作方案以后，为了提高效率，方便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和大家一起搬进了善本库，善本库成了我的办公和工作场所。

陕图善本库是在地下二层，号称负8米，阴冷是其主要特点，防虫用的樟木柜和芸香草夹杂一起所散发出的刺鼻味道，是其另一特点；这两大特点形成的阴冷的、刺鼻的气味和环境，让一般人都很难承受，身体孱弱者更是不堪，尤其是还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沉浸其间，克服身心的困难之艰可想而知。但按善本库“书不出库”的管理制度，我要求大家必须在善本库中进行普查登记。我在请示馆领导要求网络技术部在善本库重新布置安装电脑、网线之后，率领古籍整理以及修复组的8位人员，将桌椅、灯具、普查表一起搬入善本库，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善本书普查登记工作。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我和我的同志们工作很辛苦，咳嗽、感冒几乎从未间断。我不断地鼓励大家，并亲自做好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诸如为大家准备口罩、手套、工作服、热水等等，以稳定军心。虽然我鼓励的言辞与现实客观环境相比，显得苍白无力，好在大家看着我和他们在同一环境中工作，心里也都明白：普查的都是珍贵善本书，主任心意已决，除了尽早完成普查善本任务之后才能撤离善本库，别无其他选择。明白了目标任务之后，大家也就苦中作乐，尽心尽力，仔细普查每一部善本古籍，认真填写每一张普查登记表，直到完成作为试点单位善本书的普查任务。

现在每每看着当时拍的一幅幅善本库工作照片，注视着我和大家在一起时身穿蓝大褂，戴着白口罩、白手套，一丝不苟，认真工作的样子，心里就油然涌起一种难以言传的遥远而又亲切的感受。回想着那时工作的点点滴滴，一个个身在其中，甘苦如饴、自得其乐的情景便一一闪现。

除了安排布置普查工作之外，我还需对初涉普查的工作人员给予版本鉴定的指导。版本鉴定是一门真功夫，对一古籍善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准确判定。因为我是室主任，这成了我当然的工作职责。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那时几乎不分白天和黑夜，反复研读了诸多古籍版本方面的论著和论文，并将所学理论和普查中遇到的善本古籍进行相互比对，仔细研究，逐渐掌握了古籍版本鉴定的方法和技巧，并在学习以及普查工作中进行实际运用，以检验结果。我很欣慰我不失时机地补上了这一门专业课，我的版本鉴定水平就是在那段时间有了很大提高和长足进步。在版本鉴定方面，让我感触较深的一件事情是，2007年11月份，我在指导普查著录馆藏明天顺年间的《重刊襄阳郡志记》时，通过查检傅增湘先生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发现其记载信息与馆藏有很大不同。馆藏明天顺年间的《重刊襄阳郡志记》，一向号称孤本，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在普查著录这部书时，陕图所藏书中与《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有同一收藏者的不同藏书印章。钤盖同一收藏者相同的藏书印为“渭南伯文房”“陆时化字润之”。不同的藏书印是：《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所记《重刊襄阳郡志》钤盖有“陆时化印”“檀馨逸民”“慈梦轩”；陕图藏本钤盖“擅壑逸民”“蕉鹿梦”。在两部相同版本书上分别钤盖有陆时化相同和不同的藏书印章。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同一版本不同的两部书，且均为陆时化收藏过。虽然还不知道《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记书之藏地，但陕图所藏《重刊襄阳郡志》如称孤本，则嫌太满。我反复思考，从理论上讲，确凿无疑。为此，我在2008年专门写了一篇《重刻襄阳郡志孤本质疑》，并刊发。我兴奋无比，觉得很有突破。从那之后，我在接待中外来宾参观善本书库时，如实道出原委，并提出慎作孤本之说，合情合理，得到参观者的认同和赞许。

在馆藏古籍普查中，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我对古籍版本鉴定和古籍普查的兴趣。也是在2007年下半年试点工作普查馆藏善本时，在普查著录清雍正元年年羹尧刻《唐陆宣公集》时研究发现，其实有清一代，年羹尧《唐陆宣公集》的最早刻本是在清康熙年间，而不是雍正元年刻本，只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收录康熙刻本罢了。所谓雍正元年年羹尧刻本《唐陆宣公集》，实际上只是康熙刻本的增补本，只增补了雍正皇帝的一篇序文而已。这个发现让我很受鼓舞。兴之所至，一发不可收拾，我进而查检年羹尧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年羹尧刊刻此书的时间与其主政陕、甘、川的时间进行相互对比研究印证，从而推断此书是南方刻工程际生刻竣于北方陕西，是那种刻工与出版地不在同一地域的典型个案。在沉淀之后，2007年至2008年，我分别撰写了《通过藏书印看陕图藏本唐陆宣公集递藏渊源和收藏始末》《康熙、雍正刻本唐陆宣公集均刻竣于陕》的学术论文发表。

诸如此类的版本细节考订，都是我在试点工作中进行普查登记时思考的结晶，我在古籍普查工作过程中，把这些细节问题经过缜密思考并佐证文献资料，最后得出可凭信的结论，使自己版本方面的学识不断成长，逐渐成熟。

古籍普查使我熟悉了版本鉴定之法，实际工作要求我熟悉并懂得古籍善本价值和业界动态。作为历史文献部主任兼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的我，另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就是负责购藏古籍善本，增加馆藏，避免珍贵古籍散佚。这更要求我必须具备较高的古籍版本鉴定水平，不能走眼，为省图书馆购藏高品质的古籍善本。随着全国古籍保护呼声越来越高，社会大众对古籍越来越重视，咨询、出售珍贵古籍的事情时有发生。曾经一次古籍购藏让我深切体会到了版本鉴定工作的重要性。2011年初春，有位老人拿着一套毛装《乐经律吕通解》抄本求售，我翻阅之后很是高兴，一是书中有该作者门生文孙的题识，有国民党元老张继的题识，抄本书页还有诸多朱笔圈改，更有许多签注夹带其中。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部稿本。经过仔细查检核对文献，知道《乐经律吕通解》是清乾隆时汪绂所撰。书稿完成于乾隆癸亥（1743），癸酉（1753）年重订，同治元年（1862）《粤雅堂丛书》正式刻印，是为此书的最早刻本。除此之外另有三种通行版本：清光绪九年（1883）婺源紫阳书院刻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续修四库全书》选本。因《丛书集成初编》本是据《粤雅堂丛书》刻本排印，《续修四库全书》选本是据婺源紫阳书院刻本影印，实际上《乐经律吕通解》有两种重要刻本，即《粤雅堂丛书》刻本和婺源紫阳书院刻本。我在2011年为陕西省图书馆购藏《乐经律吕通解》抄补本时发现，《粤雅堂丛书》刻本和婺源紫阳书院刻本，是据两种不同底本刻印，内容也有差异。而此抄本实际上就是稿本，是婺源紫阳书院刻本的稿本。为此，我在南京开会时适逢上海图书馆的陈先行先生，就此书向陈先生进行了专门请教，得到了陈先生的肯定。这是我为陕西省图书馆购藏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善本古籍，颇感欣慰。

近10年来，我率领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同事，完成了馆藏古籍30148部328352册普查，完成了其中善本古籍2976部43722册的普查。馆藏的48部古籍入选前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72部古籍入选《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全省157部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616部古籍入选《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完成了《陕西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编辑出版。预计今年内将完成陕西全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回顾历史文献部工作的几十年，说实在的，就是陕西省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普查试点单位这个时期，改变了我的工作状态，激发起我对新工作的饱满热情。我突飞猛进、真正成长起来是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后，近十年的中华古籍保护工作是我工作历程中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经历。只有这盛世举措，让我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