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宋建陽刻本《六臣注文選》卷三九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開篇“昉啓”二字下[596]，吕延濟注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録之，”[597]又下文“昉於品庶”之“昉”下校記曰：“善本作‘君’字，”[598]又下文“昉往從末宦”之“昉”下校記曰：“善本作‘君’字，”[599]（以上三處見圖1）
朝鮮藏宋明州本六臣注、日本重刊天聖明道本六臣注三處文字皆同，今覆核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李善注《文選》卷三九此篇，三處文字分别作“昉啓”“君於品庶”“昉往從末宦”（見圖2）[600]，胡克家《胡氏考異》卷七“昉啓”下曰：
圖1 《六臣注文選》書影，中華書局影宋本
圖2 《李善注文選》書影，中華書局影胡克家本
嘉靖元年（1522）金臺汪諒校正新刊本李善注三處文字亦同於胡克家所據宋本，然考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卷一〇曰：“‘昉’字李善本作‘君’，吕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録之，’未詳孰是，”[603]則彭叔夏所見李善注本《文選》“昉啓”確實如胡克家《考異》所説的本作“君啓”。
由以上比勘可知，自宋本李善注、五臣注開始，三處文字已然經過宋人校改，致使今天所見傳本既非寫本卷軸時代李善本原貌，又非五臣本之舊，那麽，這裏就出現一個問題，何以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在三處“昉”暨“君”的地方會有如此的錯亂呢？
究其情實，任昉當日在上蕭太傅（按即蕭子良）的原啓中自然應當書作“昉啓”“昉於品庶”“昉往從末宦”，逕稱己名，以示夤敬，但正如胡克家所考，就吕延濟注之語意可以推斷，吕延濟於唐開元間所見《文選》李善注寫卷實作“君啓”，吕延濟解釋這是因爲《文選》録文所據文獻出處爲任昉之家集，而家集諱“昉”名不書，改“昉”作“君”，故《文選》撰次亦“因而録之”。
在這個問題上，吕延濟之注極應引起重視，吕氏此注除了校勘意義之外，更有切要的文化史意義，即揭櫫了中古寫本時代文集的一大特點：“家集諱其名，”所謂家集，即文士作品結集後由子孫後代保存的寫本，一般被外界認爲是作者文集的權威底本[604]，至於避家諱，則其來久遠[605]，在中古尤爲謹嚴，而作爲寫本的家集，所避自然包括國諱、家諱，六朝隋唐文集例皆藏於家以傳家學，集主在撰文時自然不必避自己名諱，但子孫在整理、傳抄、謄録父祖家集的過程中，却需要直面寫本文集中集主（父祖輩）的名諱問題，六朝隋唐，也就是文集的寫本時代，尤重家族門第，禮法容止，因此，尊譜學，謹家諱，自是這一時期題中應有之義，如陳寅恪先生所云：“東西晉南北朝時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嚴避家諱等），言論演老莊之自然，”[606]可以肯定的是，中古時期的士人在整理父祖手澤或傳寫父祖家集時，遇到父祖名諱必然不可能逕自照抄，甚至他們聽到父祖名諱，都會痛哭避走，劉義慶《世説新語》嘗載，桓玄（父即桓温）“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嗚咽，”[607]清金埴嘗謂：“私諱古人所重，聞觸父名則往往足不及履，徒跣而走，”[608]所舉謝超宗、王亮二事亦可證六朝之重家諱，顔之推《顔氏家訓》亦曰：“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609]諱聞父祖之名，既與人的自然情感契合，也有着悠久的禮法淵源，倘桓玄、顔之推等人整理乃父祖之家集，落筆之時，自然不會直書桓温之“温”字、顔協之“協”字，此點洵可以斷言。
到了“姓氏之學，最盛於唐”的李唐時代[610]，也特别注重避家諱，唐政府在制度設定時便顧及了世風對家諱的鄭重，《唐律疏議》卷一〇曰：“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
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611]翰林院也曾規定，翰林學士起草制書時，“如當制日遇將相名姓與私諱同者，即請同直替草”[612]，又比如學界常徵引的錢易《南部新書》丙卷云：“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便’），即託疾，下將息狀求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613]均可看出唐代之於家諱避之唯謹，在這樣的中古文化史背景下，寫本時代的家集是如何實現避諱父祖之名的呢？儘管如今寫本古集僅存吉光片羽（敦煌所出，日本所傳），而家集原本更渺不可尋，但吕延濟“家集諱其名”一語却爲我們打開了一扇通過傳世刻本文獻進窺寫本家集諱名義例的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