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史實與政治：唐高宗《立武昭儀爲皇后詔》考論

李永

大唐永徽六年（655）十月乙卯，唐高宗頒佈《立武昭儀爲皇后詔》，這標誌着武昭儀晉昇爲后，大唐國母正式易主，一代女皇武則天開始了邁向權力之巔的傳奇生涯，由於詔書主體——武昭儀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重要性，此詔書成爲學界關注焦點之一，陳寅恪曾首揭此詔之重要地位：

此詔之發佈在吾國中古史上爲一轉捩點，蓋西魏宇文泰所創立之系統至此而改易，宇文氏當日之狹隘局面已不適應唐代大帝國之情勢，太宗以不世出之英傑，猶不免牽制於傳統之範圍，而有所拘忌，武曌則以關隴集團外之山東寒族，一旦攫取政權，久居洛陽，轉移全國重心於山東，重進士詞科，拔取人材，遂破壞南北朝之貴族階級，運輸東南之財賦，以充實國防之力量諸端，皆吾國社會經濟史上重大之措施，而開啓後數百年以至千年後之世局者也，[752]

陳氏以武氏立后作爲其攫取政權的開端，進而討論武氏執政對中國中古社會的重要影響，其視野之開闊，結論之宏大，學界實無出其右者，然而，陳氏著眼於宏觀歷史結論之提出，却未對詔書主體——武昭儀在此事件中所實現的角色轉换對其政治生涯的影響和意義進行討論，另外，陳氏對詔書的文本與内容采取回避態度，僅以“高宗此詔以武曌比於西漢‘配元生成’之王政君，奸佞詞臣之文筆固不可謂不妙，然欲蓋彌彰，事極可笑，此文所不欲詳及者也”[753]一言以概之，誠可謂美中不足，陳氏之外，論及此詔者，多對詔書内容進行判斷，或基本相信之[754]，或基本否定之[755]，或僅對詔書加以解釋，並就其中某些内容略加辨證[756]，但大都未對詔書内容的來龍去脈進行全面考察[757]，本文在前賢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審視詔書文本，結合詔書發佈的政治背景，考察詔書内容與歷史事實之間的衝突與妥協，並就詔書對武昭儀的影響和意義等問題，提出淺見，不當之處，還望方家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