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85年
1984年3月，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赵清泉在其老部下甄金才（1971年9月至1973年5月任柏各庄农垦区党委书记）陪同到唐海县，到十里海区域参观后，同老书记张逸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佟立勋达成联合开发唐海滩涂养虾的意向。县委要求新成立的滩涂开发公司继续同黑龙江方面磋商联系。
这时我已任滩涂开发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人们还都是直接称呼我为“小王”。同年10月初，佟立勋和垦丰公司副经理张玉池要我按照建设高标准精养的总体思路，拿出一个虾场规划草案。我接到任务既高兴又有压力。高兴的是，历经十年，终于有了大面积配套开发的机会，领导将如此重任交给我，压力是凭自己的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有负领导期望事小，耽误开发事大。但无论如何不能“掉链子”，于是咬牙接受了任务。
经过几个日夜奋战，一份施工草图摆在领导的面前。参照我亲身经历建造十里海1斗梭鱼池、2斗虾池的做法，设计在3～8斗每斗中间开进水渠（南进水），两侧呈“非”字形排池，单池面积50～70亩，排水闸在进水闸的另一端，排水渠北排水。按每立方米/秒250～300亩配套供水设施；设计沉淀池面积4000亩；每场设1000立方水体育苗室1座、1000吨储存冷库一座、5000吨饵料加工厂1座。
垦丰公司经理办公会通过我的规划草案。佟立勋找来县里设计水利工程的高手，按照规划草图进行扩初设计；饵料厂、冷冻厂的设计详图交给工业局。育苗室的设计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毕竟搞过几年育苗，还可以求助业内相关人士。我和唐山市水产局杜占林工程师熬了几个通宵，绘制出育苗室草图，找大清河盐场设计室的专业人士绘成详图。当一套精美翔实的设计图摆放到佟立勋的办公桌上时，他大喜过望，连连说“想不到、想不到，小王你还真有本事。”
1984年10月，唐海县领导邀请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刘文举局长等来商合作适宜。11月27日签署《联合开发滨海滩涂，共同经营对虾养殖业的协议书》。双方商定，自1985年至2000年16年间，对唐海县第一农场境内的“八里滩”和第五农场境内的“十里海”两大鱼虾养殖基地联合开发，共同经营对虾养殖业。开发面积20万亩，形成养殖水面13.9万亩。自1985年始，除对现有水面实施改造外，分期对南部尚未开发的13万亩滩涂进行围埝，1987年完工，至1992年全部实现精养。
双方合作建立海龙（代表唐海县和黑龙江）沿海联合开发公司，各派4人组成董事会，董事长、秘书长、名誉董事长等分别由双方轮流担任，董事会下设总经理、副总经理。首届董事长佟立勋，总经理张玉池，副总经理为黑龙江方面委派两名。总投资双方各负担50%，黑龙江方面负责全部土方工程并以此作为投资；唐海方面负责提供工程规划、计划任务书，并负责全部水文工程的施工及费用。收益分成，已围滩涂部分，从1986年起，按提成比例从当年纯收益中提取土地资源费交唐海，其余各半分成。国家农牧渔业部农垦局为合同仲裁单位。
1985年1月5日，黑龙江农场总局216台推土机、挖掘机，820名机务人员全部进入施工地点。霎时，沉寂的海滩机声隆隆，“铁牛”奔突。唐海县各路施工队伍也同时到位，数千名施工人员撒向茫茫海滩，展开一场不同寻常的战斗。两路人马吃住在滩涂，海风吹，严寒袭，淡水缺，条件异常艰苦。春节期间，黑龙江轰隆隆的机器一台不停，唐海县施工队伍离家咫尺，也很少有人回家。工程在飞速进展，各种问题也接踵而来，最紧迫的当属资金问题。由于工程没有列入国家和省市计划，唐山市、省农垦局都无力解决，由于中央信贷政策的变化，各级银行对计划外项目也不予贷款，想办法筹钱是工程顺利进行的关键。
时年60岁的佟立勋要张玉池留守唐海主持公司工作，他外出“借钱”。曾先后到唐山市政府、省滦管局、市水利局和供电局等单位，向“主事”的老同事、老战友痛陈利害，请求他们助一臂之力。市政府王明华副市长和省滦管局局长帮助从省建行贷款200万元；唐山市供电局答应帮项目引电，施工费用和电费作为养虾股金；时任省委常委的杨泽江到唐海县视察，答应帮助解决部分贷款。这几笔款项暂时支撑住了局面。
佟立勋又到北京，通过北京的亲戚找到总参谋部申请借款200万元。等佟立勋风尘仆仆赶回来，县里却已经是非议满天。一些中层干部以偏概全，责难种种。此时，我和8名同志受命到山东购买亲虾，经多日奔波，购得亲虾1.6万尾，分陆路（6车）、海路（12船次）回运。一路颠簸加上照料经验不足，途中死亡加暂养死亡超过50%，又让一些看热闹的人们有了“话柄”。当时，恰巧有省某新闻单位记者在唐海采访，听到这些议论，写了一篇题目为《唐海县养虾盲目上马陷入困境》的“内参”报给了省委，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要唐山市委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时任县委书记吴兆贤态度明朗，立即组织召开县委常委会分析研究，表示再困难也要搞下去。县委对“海龙公司”的工作给予肯定，鼓励佟立勋顶住压力，放开手脚，继续前进。县委顾问陈维山和公司副经理张玉池代表县政府前往北京总参谋部办理借款手续，申明这是地方政府同军方的行为。双方到唐山市公证处为合同办理了公证手续。后来，唐海县又从总参借款200万元。佟立勋为养虾事业顺利进行，累计筹款达900多万元。资金紧张问题有所缓解，物资紧张凸显。钢材、木材、水泥等都是国家计划生产的物资，佟立勋又四处奔波，先后联系水泥近千吨、钢材百余吨、木材上百立方，老书记张逸生联系买回水泥300吨，及时满足了工程之需。
到1985年6月，黑龙江方面完成土方772万立方，在4.29万亩滩涂内修建虾池234个，面积2.61万亩。唐海县方面完成2座育苗室的修建，共2500立方水体；建成扬水站两个，共26立方米/秒；建成饵料厂2座，日加工能力200吨；建成各种桥闸涵417座。双方投资总额1725万元。
1985年4月25日，人工育苗正式开始。到5月底育苗结束，十里海育苗室出苗可以基本满足本区域虾池放苗需要。而八里滩育苗室则全军覆没，没有出苗。
这时，黑龙江和唐海县在经营方向上产生严重分歧，唐海方面坚持尽量外出买苗，尽量减少空池，黑龙江方面则认为多放多赔、少放少赔，坚持不买苗。双方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开始各行其是。
放苗刚刚结束，劳累过度的佟立勋病倒了。7月初的一天清晨，他刚刚起床，突然一阵晕眩，一头栽倒地上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家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炕上，老伙伴石长青赶到时，刚刚清醒的佟立勋见到他呜呜大哭，仿佛要把几个月的委屈、愤懑一股脑倒出来。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佟立勋终于同意去医院诊治，先到唐山、后到北京。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为之奋斗的岗位，没有亲身享受到对虾丰收的喜悦。但唐海养虾的丰硕果实中，浸透着他的汗水与心血，说他是唐海养虾的奠基人之一，应该是当之无愧。
合作养虾体制上的不理顺也造成了“政令不畅”。养虾场是第一、五农场的下属企业，公司领导的话在这里“不管事”。农场派出的干部都不愿意在养虾场踏实干下去，有的拒不到职，到职的也要求调回，干部思想不稳定导致职工人心惶惶，工作开展不利。
放苗结束后，唐海县提出双方共同筹措流动资金，黑龙江一分不拿。合同上写明的黑龙江提供加工饵料所需豆饼，也迟迟不见运来。
7月13日，黑龙江农场总局刘文举率下属13个股东农场领导、1名律师来县商谈退出合作。唐海方面首席代表为县委书记吴兆贤，司法局局长刘英为法律顾问。谈判刚一开始，对方就打开带来的摄像机全程录像，致使气氛骤然紧张。
最初双方态度还算友好，随着涉及的问题逐步深入，气氛趋于激烈。每到关键时刻，都会有一方提出休会，通过各自的联络员确定下次会议时间。休会期间，黑龙江方面在县招待所会议室紧张谋划，唐海县方面在县委会议室集体磋商，这场拉锯战一直“锯”了七八天。
7月20日，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唐海县政府副县长刘东波和黑龙江农场总局杨沛霖代表双方签字。按照协议，改双方投资共同经营为唐海一方经营。黑龙江完成的772万土方折款772万元，唐海县每年还本付息148万，10年还清，总计1480万元。随后，黑龙江方面大队人马返回北大荒，“海龙沿海开发公司”宣告解体。
县委常委会一次次召开，讨论养虾向何处去。最后统一意见：就此下马会留下一个乱摊子，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外债也难以还清。唯有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背水一战，才能闯过难关。
最后常委会决议重新组建沿海开发公司，负责养虾的宏观管理和技术服务；将原隶属一农场的“八里滩”和隶属于五农场的“十里海”从所在农场剥离，升格为场级单位，直属县委县政府领导，每场下设若干养殖专业队，选调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担任场级领导；采取自筹、借贷等方式筹资，满足生产阶段的流动资金需求，尽最大可能提高对虾产量；及早查找设施的不足，以便冬闲时间进一步完善设施，为明年生产做好准备。
1985年9月，新的十里海、八里滩养殖场正式组建，九农场党委书记董守一调任十里海养殖场党委书记兼场长，一农场党委书记朱乃儒兼任八里滩养殖场书记、场长，两场领导班子相继到位。随后，两场按照各自的渠系，十里海养殖场组建了8个养殖队，八里滩养殖场组建了6个养殖队，由场党委选派精干、有责任心的干部同志担任支部书记、队长职务。通过健全领导班子和规章制度，逐步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养殖场的管理走上正轨。
终于到了对虾收获的季节，但是由于营销经验不足，对虾没有打开销路，最后只销出一小部分，储存43万公斤。年底决算，两个养殖场15395亩虾池产虾41.52万公斤，平均亩产27.2公斤，总收入223.65万元，亏损总额83.76万元，亩均53元。尽管如此，经营上的暂时失利却并没有打击全体人员继续战斗的信心。
1985年，我县的海水养殖业在历经重重困难后，突出重围，开启虾场建设新的篇章，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为以后养殖业的辉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