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渔村改革
我是1969年初中辍学到老家当记工员，白天劳动记工，晚上还到大队文艺宣传队拉二胡、排节目。1972年我18岁，被从小队提升到大队当记账员。1975年入党后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直到2014年底，60岁的我从村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下来，42年中在原大队、村党支部工作了35年，其余7年在镇村联办企业（对虾苗种孵化场）当管理人员。弹指一挥间，一生工作的时光就过去了。回忆一生，最欣慰和骄傲的，还是应属我经历的渔村改革。
我的家乡是柳赞二村，原属河北滦南县，现划归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渤海湾北岸，是一个靠海吃海的渔业村。现在叫村，计划经济年代叫大队，从大队到村转变的时间节点在1984年冬天。那一年，柳赞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换成了柳赞乡人民政府。我们大队管委会也要改称柳赞二村村民委员会。当年我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成立新的村委会是通过支部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两个候选人当选一人。大队组织工作人员拿着流动票箱挨门串户由全村18岁以上有选举权的社员投票产生新的村委会班子。30岁的我被选为了第一届村民委员会主任。
1984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6个年头了。6年里沿海渔村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把能种水稻的耕地按人口分到各户，大队组织各生产小队安排有技术的劳力负责给各户水稻育秧、放水管理，农活由妇女劳力各干各的，收成归自己所有。男劳力各队统一安排，劳力分工有上船捕捞的、有在堡上搞渔货加工的、有为各户种水稻放水的。当时8个生产小队16条机船，每个队两条机船，每条船上安排10人左右（现在两三个人就能驾船出海生产了），堡上安排十七八个劳力（现在一两个人就能把渔货加工销售变成现钱了），捕捞生产上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更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社员劳动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但矛盾问题也更加尖锐突出了，全村劳力被捆绑在16条船上，人浮于事，懒汉作风越来越严重。虽然个别有胆识的劳力自己外出跑单帮，但已经不再被批判为资本主义了。习惯了吃大锅饭的渔民们，敢于另谋生产生活门路的还是极少数。
在这样的的背景下，我当选为第一届村委会主任，比我年长20岁的支部副书记担任了支部书记。村主任就是生产大队管委会的大队长。把8个小队的队委会班子组建好，带领大家投入新一年的生产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和支书一起整个冬天走门串户把8个小队的指导员、队长、驾长（即船长）、把头（即渔货加工组长）、农业队长、水稻技术员等队委会班子成员都组建好。村民们对我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
然而，1985年春季的雨水季节已经到了，按节气海上渔民应该推船下海捕捞生产了，但8个小队都迟迟按兵不动，原来是搭配劳力出了问题。
妇女劳力经营自家分的稻田地，不用队里安排就业了。男劳力队里要包分配，要分上船捕捞的、上堡渔货加工的、在家农业放水的。上船的在海上漂流、下划子倒网、风里雨里的有风险，劳力们都不愿意去。最好的工种是在堡上，渔货到港后，堡上加工员从船上把货挑下来，炸货晒场打包销售，没有任何风险，又有海鲜吃。农业上吃不到海鲜，整天和泥水打交道，也就是劳动之余挑些黄蓿菜和苦菜吃。
队委会班子搭配劳力犯难了。这海要不能下了，船不出海全村2000来口子人吃什么？当时的确让我这个新官“上火”了。我想起当时公社党委的田书记就曾到我们村谈过：咱沿海渔村为了解放生产力，破除大锅饭，改变几百口人就依靠这两条船、每人三分地的苦日子，就应该把这两条船卖掉，把稻田分到户，让剩余的劳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开辟新的生产致富门路，这样渔民的生活会好起来的。
可当时我们一起讨论田书记的想法时，包括我本人都理解不了。脑子里总有疑虑，我们渔村从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集体生产就攒下了两条船，它比农村的两匹马一套车价值要高出几十倍上百倍，把它卖给社员个人，那不是基本生产资料私有了吗？那还叫社会主义吗？难怪当时小道消息有人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没有明确指示，只有公社书记个人的意见，我们得再等等。
1984年就这样过去了。1985年我这个第一届村主任要干不下去了，海下不了了，生产崩溃了，怎么办？我又反复回想田书记当时说的被我们忽视的一句话：咱渔业村的船只是比农业村的车马价值高，但都属于生产工具的性质，不能认为是基本生产资料，渔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农村的土地一样是大海、是海滩。
正在这时，滦南县南堡工委的李书记来我村了，给我们带来了东北辽宁沿海渔村把集体渔船卖给社员个人的经验材料。他们把这个做法起了个名字叫“一竿子插到底”。这时我们的思想才算解放了。我提议和支书一起去乡里，找新任的乡党委书记谈卖船的想法。乡党委董书记说，东北的经验材料我也正在学习，具体村里怎么办，你们可以和生产队班子商量，党委先不拿意见。
书记我俩回村随即召开全村党员、各队队委会班子成员大会。学习外地经验，谈村两委的想法。当时8个小队中6个小队默认支持，两个小队干部持观望态度。
在大多数生产队支持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筹备了那个年代非常新鲜的工作方案：船网渔具堡台作价定标的、制定公开公正投标办法、起草中标村民与村委会签订的买船合同。那个年代投标、标的、合同这些都是新鲜的词汇，是农村管理工作的改革创新，我们没有依靠别人，全靠自己摸索，有条不紊地实施完成了。
1985年春天，我们渔村把集体的渔船卖给村民个人标志着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被彻底打破了，成为历史了。
1985年卖船，是渔村改革的一个重大历史节点。这一重大改革，我经历了、参与了，这是我青春一段难忘的回忆。
船卖了，生产队解体了，劳动力解放了，仿佛过海的八仙，可以各显神通。前任书记大队长开创的滩涂海水养殖也成功了，沉睡千年的盐碱荒滩被唤醒，千百年来制造沙尘暴（我们渔民叫大腊土）的海滩变成了聚宝盆。过去在下海捕捞中的劣等劳力变成了海水养殖能手。海水人工养殖一业兴，带动百业兴。
捕捞业中的次等产品被作为养殖饵料卖了好价钱，人工合成饵料加工和滩涂养殖自然饵料业兴起，运输业和海产品冷冻冷藏加工业都在不断发展。近年来又发展了大量水体的工厂化海水养殖场，养殖品种从单一的东方对虾向海参、牙鲆鱼、河豚、梭子蟹等多样性的名贵海鲜转移，传统的渔村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作为一名生活和工作在基层的党员、村干部，我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实践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沧桑巨变、由穷变富变强的见证者：“土疙瘩房，草编笆，锅里煮的黄蓿菜，灶下烧的马粪渣。”“鱼皮蟹骨臭潮沟，污泥浊水遍地流。”“下雨难出门，烂泥咬脚跟。”这些昔日流传在我们渔村的顺口溜，是反映过去的渔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真实写照，由于严重缺粮少柴，女人们不得不将分到的一些鱼货或加工的虾油，推着独轮车，一出几十里去农村换些粮菜来充饥，男人不得不冒着寒冬冰雪，一出几十里去荒滩拾些柴草做饭取暖……
改革前后对比，我们的渔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柳赞二村的渔船，从改革前的16条已经发展到现在的128条，人工海水养殖虾池从1983年初期开发的120亩已经发展到5335亩。现在建设工厂化海水养殖厂11座，养殖水体5.8万多立方米。全村各业生产总产值从不足300万元，2017年跃升到21991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从改革前的不足500元猛增到2017年的15918元。广大渔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取得了改善和提高：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干净宽敞的平房或楼房；48条昔日低洼不平的街道如今全部实现了路面硬化，交通工具逐步提升，由原来的手推车、自行车发展到摩托车、电动车，有不少人家开上了小汽车。精神食粮也随之丰富起来了：家家户户除有彩电、智能手机外，渔民们还像城里人一样，到设备齐全的文体生活广场打球、唱歌、跳广场舞、扭秧歌……
作为一名年逾六旬的共产党员、村干部，在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使我更加体会到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我相信，今后我们的渔村会越来越好！
冯恩树，1954年8月生，曾长期在柳赞二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