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首届大中专考试
1977年末，我国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大中专招生考试（史称“恢复高考”）。这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领域发生的一件历史性大事件，也是我国走向全面改革开放的前奏曲。作为亲历者，仅从个人角度，回忆我所经历的这次考试。
1966至1969年，我国大中专院校均停止招生，初、高中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大中专院校名存实亡。1971年，部分院校试行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入学。由于不进行文化知识考试，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有资料反映，“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学历的占20%，初中学历的占60%，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这样的文化基础，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文革”使我国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各领域人才严重匮乏断代，难以为继。“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四个现代化建设最亟需的就是人才。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针对文革“左”的错误及四化建设的紧迫需求，他强调高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并以此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标准。当时教育部设想，1977年用一年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对此，邓小平指出：看准了的事，不能再等，要打破常规，立即从1977年底恢复高考。为了破除改革障碍，邓小平对这次高考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亲身参加了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予以大力推动。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恢复高考。文件确定，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全国各地一片沸腾，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了！
国家恢复大中专考试的喜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农场参加生产劳动。当时正是秋收过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季节，清淤挖渠、平整土地，劳动异常繁重，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们这群年轻人深受震动。
“文革”期间，中小学实行“五二二”学制（即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受“停课闹革命”“红色造反大串联”“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工学农劳动”等政治运动的干扰，教学课程大幅删减，按工农业生产需要，主课变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政治课程以反帝反修时政为主；语文内容以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样板戏剧本为主；外语是俄语，为适应战备需要，选学对敌宣传喊话的词语短句。
我们高中生毕业后，除了应征入伍的几位同学，大部分人按照当时政策回到原籍参加劳动，即“回乡知青”。由于我原籍为国营农场，回乡后又称为“农场知青”，经劳动部门注册后可自然增长为农场职工。我回队劳动后，曾在小学代课，并担任兼职的宣传报道员、理论辅导员，在艰苦的劳动和抗震救灾重建中，度过了三年蹉跎岁月。
1973年，邓小平曾主张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在小升初、初升高等环节，引入文化知识考试和淘汰机制。我们1973年初中毕业升高中时正赶上这次考试升学，初中几个班一百多名毕业生，按照学习成绩考入高中的仅有25人，成为六农场中学历史上人数最少的高中班，也是学生文化素质较好的一届毕业生。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统称“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统称“大中专毕业生”，统一由国家招录，毕业后分配工作，身份为国家干部。因此，大中专生在毕业分配、使用、待遇方面差别不大，只是大学生参加工作后高定一级工资。至于大学生内部还有“本科”“专科”之分，当时我们不懂；“硕士”“博士”研究生更是改革开放多年之后才出现的事情。
首次恢复大中专招生考试，各省情况千差万别，加之临近年底时间匆忙，来不及组织全国性考试和招生，只能下放给各省分别进行，考试内容和时间并不一致。有的省是大中专一张考卷、按分数段选录，有的是分别进行。河北省采取的办法是大中专分别考试和招录。考前，由考生选择报考大专或中专院校（只能选择其一）；允许填报三个志愿，一个批次统一录取。
不但各级主管部门经验不足，对广大考生来说，也是匆忙上阵、临阵磨枪。“文革”期间，全国没有统一教材，临到高考时才印发了一份简单的复习提纲。报名后，我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把没有扔掉的初高中课本、笔记找出来，夜以继日地紧张复习，经常是家人睡到午夜，我还披着棉衣，在寒冷的冬夜里复习功课，考前准备只有20多天时间。担心多年累积，当年报考考生太多，顾虑到考试和录取难度，我选择报考中专，三个志愿填报的也是唐山本地招生量最大的三所师范学校，依次是玉田师范、滦县师范、昌黎师范。
1977年12月21日、22日，河北省举行了全省中专考试。柏各庄农垦区生源较其他县区相对少，仅在垦区中学（曹妃甸一中前身）设立了一处考点。考试前一天，我向生产队请假，骑自行车到了总场，与一位同年的表兄寄宿在舅舅家中，并一起参加考试。考试共分四科进行，初高中知识各占一定比例。21日考语文、政治，次日考数学、理化。四科各100分，总分为400分。考试难度在今天看来非常浅显，近似中考。但“文革”时期大部分考生荒废了学业，仅有的一点基础知识也在生产劳动中被消磨掉了，所以考试得分都是非常低的。
印象较深的是语文考试，基础知识40分，一篇作文60分。作文题目是《考试前夕给华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上学时我比较喜欢文科，回队劳动后又经常接触宣传报道、编写黑板报等文字工作，所以感觉写这篇作文难度不是很大。稍加思索，结合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将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四人帮”、使我们这一代青年走上考场、有望通过学习知识为祖国奉献青春年华等内容一气呵成地写成了一封千字长信。
据事后被抽调参加阅卷的刘庆生老师（时为六农场中学教师）说，我写的这篇文章，在省评卷组引起了很大争议。一些阅卷老师认为词句、语式“文革”气息较浓，“极左”时期学生作文的痕迹明显；另一些认为作文语言情真意切，表达了考生的真实感受，且与作文要求贴近，要素齐全无大瑕疵。文章提交复核裁定，最后给了58分的高分。
考试过后大约半个月左右，生产队通知我有挂号信，必须本人前去领取。打开一看，正是渴盼的录取通知书，是河北玉师（今唐山师范学院玉田分校）发来的，按照第一志愿被录取为该校七七届新生，让持户口、粮油关系、体检表于1978年3月8日到校报道。手捧通知书，我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当年那次招生，考试成绩是不公开的。我是入学后偶然得知自己的考分是296分，且有一科不及格。这年中等师范类学校录取分数线为240分，高于卫校、商校、技校等中专学校。同年报考中专被录取的六农场籍学生有3人，柏各庄农垦区被玉师录取的同学共有6人。
据记载，由于“文革”时期全国大中专院校招生工作停顿，社会上已累积3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没有机会进入高校大门。1977年首届恢复大中专考试，这些人中有报考意愿的多达1000万人，实际参加考试的为570万人，最终录取27.29万人，考录比例为29:1，不足4%，低于现在的硕博研究生规模。1978年夏天，国家决定再次举行高考，共有610万人参加，录取新生40.2万人。两次招生仅相差半年，参加考试总人数达到了1160万人，形成了1978年有两届学生入学、报考人数创世界历史最大规模的奇特现象。
“文革”后我们能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在极低的比率中被学校录取，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当时国家办学条件有限，录取新生较少，但这次考试激励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拿起书本，加入到求知求学、立志成才的大军中来。
1978年春天，我们这些幸运儿走进了校园。发现班级同学之间，从三十几岁到十六七岁的都有。年龄差距如此之大，这是中国77届学生独有的情况。不少同学工作或下乡好几年了，生活的磨砺使他们更成熟，应对困难更有承受力。当重回课堂捧起书本的时候，他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用“夺回失去的青春”的顽强毅力，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蓄积着登攀向上、报效祖国的力量。当然，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为了适应新时代对学历、能力的要求，这批人又通过自学考试、电大、函授、进修培训等多种途径，不断提高着自己的知识水平，此是后话了。
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回过头去重新回忆40年前的那次高考，愈感意义深远。在当时背景下，为帮助全党全国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以阶段斗争为纲”、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恢复高考初期选拔的新生，大多数是政治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现在都是改革开放各领域的骨干，已成为如今的社会中坚。这说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确实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个封闭保守、经济贫困的国家，全面崛起、高速发展成为经济总量达到全球第二，科技、文化、社会发展改变着世界格局的现代化强国，成果有目共睹。我们这代人就是40年实践的参与者、见证者、书写者。我们坚信，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选对了路径，必将一如既往地走下去，祖国前程无限美好！
郑卫东，1958年6月生，曾为农场知青，参加1977年大中专考试，毕业后分配到唐山地区直属机关工作，后在唐海县政府办公室、广电局、科技局等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