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第一篇
时代先锋

第一章 不忘初心

信仰：一心追随党，历经磨难矢志不移

1949年就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入党时年过半百……一心向党的冯理达，为了入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

作为冯理达的入党介绍人，今年80岁、曾任海军总医院传染科党支部书记的于利华老人说：“介绍一个国民党重要将领的女儿入党，有风险，却也是自己军旅生涯中一件很光荣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冯理达作为首批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学院攻读免疫学。那时，她向中国留学生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1951年，冯理达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当时留学生党支部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她的愿望未能实现。

“文革”期间，冯理达一家受到冲击。母亲李德全被扣上“中国第一号老爷”的帽子，受到批判；她的丈夫罗元铮被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失去自由；儿子罗悠真被下放到钢铁厂当高炉装填工，她自己也被打成“双料特务”，剥夺了工作权利。

重重磨难，却丝毫没有动摇冯理达对党的信仰。

1973年，冯理达到海军总医院工作的第一年，就先后5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每个月都主动向党支部汇报思想。

张杰是冯理达的另一个入党介绍人，她们同一年到海军总医院工作。当时，张杰只有21岁，在军校已经入党；而冯理达已经48岁，和张杰的母亲同岁。

“她工作上加班加点，任劳任怨，每天擦玻璃、拖地板都抢着干，比我们年轻人还积极。按她的表现早符合入党条件了，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及时批准她的申请。但她从不灰心，从无怨言。”张杰说。

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要求入党？迫切入党又图什么……面对组织的考察，冯理达袒露心声：“当年父亲追随共产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为此还献出了生命。1958年，母亲在62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永远跟党走是我坚定的人生信仰。”

在冯理达家里，张杰看到了一页发黄的纸张，那是冯理达在母亲入党那年写于苏联的一份思想小结：“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像飘零多年未有依靠的孩子，真正回到了母亲身边，感到党的慈爱、党的伟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更感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时代变了，人也变了的意义……”

“我今年只有48岁，比我母亲入党时年轻多了，我只要活着，就要入党。”冯理达的话，深深感染了于利华和张杰。

“那时候有人说介绍她入党要担当风险，我心里说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愿意介绍她入党，而且我坚信的没有错，她确实是一个好党员。”于利华说。

1975年12月23日，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日子，对冯理达而言却是一生中难忘的一天。从那天起，她终于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她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拳，眼含热泪向党宣誓……”30多年过去了，张杰仍忘不了冯理达宣誓时的场景。

那一天，冯理达刚刚过完50岁生日。

那一天，她在日记本上写道：“生我者是母亲，育我者是党，做了党的人，就要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追求：一生热爱党，胸怀祖国情系人民

换过多次办公室的冯理达，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上那张她与父母在美国旧金山海边的合影照片。

儿子罗悠真曾问她为什么非要挂这张照片，冯理达没有回答；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曾问过她，她总是摇摇头，不说话。

直到冯理达去世后，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了她写于2007年7月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天看着爸爸、妈妈和我在旧金山海边的照片，妈妈那么慈祥，爸爸那么伟岸，嘱咐着我要关心祖国，关心群众，好好学习。亲爱的爸妈，女儿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大海，带给冯理达的，还有一段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

1948年8月，因反对内战与蒋介石发生分歧，举家被逼到美国“考察水利”的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冲破美国政府和国民党特务的层层阻挠，冯玉祥全家终于登上了从纽约去苏联再回国的“胜利”号轮船。

在甲板上，冯玉祥感慨地对冯理达说：“我一生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回国以后，我愿意到解放区，为了新中国，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做起。”

谁也没有料到，当轮船航行至苏联敖德萨附近海域的黑海上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让冯理达永远失去了她最敬重的父亲和可爱的妹妹。

无边的大海，从此成为冯理达心中永远的痛。

然而，无论是吞噬了亲人的黑海，还是黎明前的黑暗，都无法遮掩年轻的冯理达探寻光明、向往真理的眼睛。

从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时，面对校方的真诚挽留，冯理达说：“我是中国派来的，我要用学到的知识报效我的祖国。”

归国后，冯理达先后作为中央、国务院和卫生部防治传染病工作组负责人，29次带队奔赴浙江、湖北、湖南等血吸虫病、流脑、霍乱、浮肿、痢疾等重疫区一线，以及邢台地震中心区，挨家逐户救治病人。

1959年至1966年，冯理达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了《北京市肝炎侦检及防治措施研究》《02弧菌对不同药物耐受情况》和《湖北江陵县地区流脑发病及防治措施的研究》等14篇学术论文，被卫生部转发用于指导全国防疫工作。

1978年，冯理达组建了海军免疫中心，组织力量研究抗疲劳、抗严寒、抗饥饿等课题，登舰船、下海岛，多次深入部队为官兵进行免疫调理和治疗，为海、陆、空官兵进行卫生健康知识授课500多场次。

1999年，不再担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职务后，许多亲友和冯玉祥的老部下一再邀请冯理达到国外安度晚年，她都婉言谢绝：“我的事业在中国，我要为祖国贡献力量。”

一颗对祖国的拳拳之心，让她的人生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我想，人活着总要留下一点金钱之外的东西，那么，还有什么比爱国主义更有价值呢？”2007年7月29日，82岁的冯理达与儿子罗悠真交谈到深夜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天与悠真谈到爱国主义，他谈得很好，很有见解，爱国主义有了后代传人，我特别高兴。”

多年来，在每个冯理达认为值得纪念的日子，她都会在日记里写出自己的所思所念、所感所想。而翻阅冯理达留下的75本日记，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党”“祖国”和“人民”这几个词。

2005年，在母亲诞生109年纪念日，她写道：亲爱的妈妈，您的女儿理达每日都在想念着您，努力做一个你们希望中的女儿，将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人民。

2006年7月1日，党的85周年纪念日，她写道：先进性常在，生命力永存。

一年后，党的86岁生日，她写道：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永不忘党的教导，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

“八十春秋一瞬间，岁月沧桑未等闲。少小即怀报国志，毕生几曾敢息肩。”这首冯理达写的《八十抒怀》，道出了这位一生爱党爱国老人的心声。

品质：一贯忠于党，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在冯理达心目中，党的地位是那么高、那么远。对党，她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牢骚怪话，也听不得任何有关党和国家的负面问题，即便说这话的人是她最疼爱的儿子。

“和母亲聊天时，我经常就中国的医改、教育、腐败和房地产等问题发些牢骚。可每当这时候，母亲都会从正面、用非常光彩的东西教育我。”罗悠真回忆，“母亲举例说，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同时举办奥运会、世博会？那都是竞争出来的，共产党要是没有能力领导好这个国家，中国要是不好的话，人家能让咱们办吗？”

春秋代序，寒暑易节。海军总医院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但不管哪一任领导，提起冯理达，最佩服的就是她的党性本色。

医院原政治部主任张允说：“冯理达的组织观念很强，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每次开完政协会议，就抱着一摞文件，像个小学生一样向我们汇报……”

医院原政委龙连模说：“冯理达经常叫我党代表、老政委，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如她。有段时间我们探讨苏联为什么解体时，她说着说着握着双拳就站起来了，接连说了4遍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医院原院长杨晔说：“我当了10年的院长，她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医院现任院长段蕴铀说：“当院长8年来，冯理达每次出国回来，都会自觉向我们汇报思想情况……”

严格按照规定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主动向组织递交自我鉴定、外出时间超过两周都会以书面形式汇报——从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直至去世，冯理达整整坚持了59年。

冯理达的办公室里，一本《毛泽东选集》中夹满了用纸条做的书签，书页上写满了心得批注；她翻阅了多遍的《邓小平文选》，书的边缘都磨破了；一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满是圈圈点点、各种标记；一本《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她随身带，反复学。

熟悉冯理达的人都知道她有一个习惯，每次党代会召开后，她都会用毛笔正楷恭录修订后的党章全文，送给医院的领导和身边的党员。从十四大到十七大，她一直坚持这么做。

在冯理达身边工作了24年的陈淑英曾问她：“冯老，您为什么要抄党章？”

冯理达说：“读8遍不如抄一遍。一个党员选择什么？应该追求什么？答案都在党章里。”

罗悠真清楚地记得，当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后，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3天，不停地抄写党章，为的就是在那里找到真正的答案。

先后15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支部书记的冯理达，一生获得无数荣誉和证书。每一份荣誉，每一张证书，她都细心珍藏。甚至，一张1988年3月5日由海军总医院颁发的“学雷锋积极分子”荣誉证书，也被她保存至今。

冯理达最喜欢的歌曲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最喜欢的植物是兰花和翠竹，并曾作诗《兰竹颂》咏之：芝兰幽且香，竹虚节亦强；人向颂兰竹，学它品高尚。

歌为心声，诗以言志。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品质尽情袒露。

情怀：一切献给党，毕生践行党旗下的誓言

冯理达属牛。家中收藏的7尊牛摆件，一一摆在最显眼的置。

她自勉：“我要像牛一样，活着干，死了算，一辈子就知道傻干。”

海军总医院原传染科护士李永妹记得，1974年冬天，医院收治了一名中毒性痢疾患者。有天晚上11点多，病人把被褥和床上弄得到处都是大便。冯理达二话没说，抱起病人就开始换衣服，还打来热水帮他擦洗身体，一直忙到凌晨。

1995年，13岁的北京女孩王惠身患结核性脑膜炎并发脑积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冯理达为她进行辅助治疗后，专门请来脑肿瘤专家进行手术。为了减轻小王惠的家庭负担，冯理达安排她住到自己的办公室，并为她买来食堂就餐卡。两个多月后王惠痊愈，冯理达又出资让她学习计算机知识。

冯理达是专业技术二级职务，享受高级领导干部待遇。可直到80岁之前，除了参加公务活动，她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直到2004年上班途中被汽车撞伤，在医院领导的一再劝说下才坐上配给她的专车。

多年来，冯理达的住房面积一直没有达到规定标准，可她从未提起。2000年，医院按规定标准增补给她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可她却说：“房子够住了，请组织把这套房子分给住房困难的同志吧。”

从1988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之日起，冯理达即担任了常务理事。每逢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她都结合自身特殊经历和深切体验，宣传“一国两制”方针，积极推动海峡两岸民间交往。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冯理达每年都深入社区、部队和机关调研，参政议政。

“每次开会时我去得都够早的，没想到冯大姐比我还早。讨论《反分裂国家法》时，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平常不大鼓掌的委员们，那天集体为她热烈鼓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海淀区法院法官尚秀云回忆说。

就在冯理达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每天的工作仍安排得满满当当。在她办公室里，一块白色记事板上，蓝色的水笔字迹依然清晰：

1月13日，修改健康健美讲课稿；

1月14日：听取北京市抗癌乐园工作人员的工作汇报；

1月15日：接待广东从化市市委书记，联系广州中医药城落成签约事宜；

1月16日：与衡水市委书记商谈社区健康健美长寿活动开展情况；

1月18日：去领“迎奥运科学健身奖证书”——这是冯理达一生中最后一个获奖证书。这一天，住院中的冯理达病情恶化，出现昏迷状态。

“她是累倒的！”冯理达住院期间的治疗组组长、海军总医院干部病房一科主任朱晓法掩面而泣，“冯老的病症是老年肺间质纤维化改变伴感染，主要是由于长期受凉、劳累后不休息，每次感染都没有彻底治疗好引起的。”

弥留之际，冯理达拉着儿子罗悠真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她留给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悠真，你爸爸想我了，我要走了……”

2008年2月8日18时10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冯理达老人静静地走了……

（新华社北京2008年7月2日，合作者：陈万军。）

义无反顾地背负起学者的时代使命，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捍卫着马克思主义的尊严与活力

“如果按计划去体检，高鸿咋会……”闻讯赶来，72岁的毕文波把严高鸿的头紧紧地抱在胸前，泪如雨下。

同为哲学教授，两人知己般的交情全院皆知。许多人眼里晦涩枯燥的哲学和理论问题，两人聊起来却酣畅淋漓、异常快乐。毕文波的老伴记得：“多年来，两个人在书房里一坐就是大半夜，常常为一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在毕文波的印象中，严高鸿像个战士一样，不断出征。

上世纪80年代初，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严高鸿以《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等两篇文章，凭借充分的说理，修正了一些知名学者对于经典原著的误读。

这场普通人看来风轻云淡的笔墨争锋，在哲学家那里，却是含糊不得的是非之辩，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时，严高鸿和同事们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推出“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等系列讲座。

当滥用资源和破坏环境之风愈演愈烈时，严高鸿于1989年8月在理论界权威期刊《哲学研究》上推出《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一文，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他的论述引起强烈反响，被一些学者称为“严高鸿命题”。

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几场局部战争相继爆发，其全新的战争观念和作战样式在中国军事理论界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头脑风暴”：当代战争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如何抢占未来战争中的思维高地？……

毕文波找来严高鸿：“我们是穿军装的哲学工作者，不深入研究军事思维学说不过去！”

一拍即合，严高鸿立即从熟悉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转向陌生的军事哲学和军事思维学领域，投身到一场持续16年的战斗中。

16年里，两人的《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一届“军事科学版精品名著奖”，最新版本的《当代军事哲学》出版发行……

16年里，他们开设了《军事思维学》《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等课程，以军事哲学、军事思维学为专业方向培养博士生，一批善于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层面思考战争的新型军事人才脱颖而出……

新世纪之初，凭着哲学家的睿智和军人的敏感，严高鸿又把目光投向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上。一本20万字、尚未来得及课题结项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书稿，是他去世前向党和人民交出的最后一份答卷……

义无反顾地坚守着理论和思想阵地，以播火者的情怀护卫着思想世界的一片净土

整理导师遗物时，科研部副部长朱东来含泪打开严高鸿的办公室：墙边，堆放着一摞摞密密麻麻修改过的稿件，一张张发黄的纸页泛着岁月的光泽；桌上，最新一期学报大样上，一行行夺目的红字如火般燃烧……

在学报主编的岗位上，严高鸿倾尽了13年心血：在全国9000多家期刊中，他把这份军队院校刊物，一步步办成了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军事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并获得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首届解放军期刊奖、蝉联“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

当“法轮功”邪教和伪科学沉渣泛起之际，严高鸿毅然在学报开设“坚持唯物论、反对伪科学”专栏，约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共产党人必须是无神论者》首篇专稿，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党的创新理论发展步步推进，严高鸿在学报接连开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等栏目，组稿900多篇进行集中阐述。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道路上，严高鸿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2000年，方永刚给学报投来第一篇稿件。尽管文章稍显稚嫩，但严高鸿觉得这个年轻人是棵“苗子”，多次主动打电话提出修改意见。

年复一年，方永刚成了学报的固定作者之一。

2007年2月1日，就在身患重病的方永刚转到北京治疗的同一天，他的文章《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学报刊发。

“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严高鸿制订的“三不错”标准，全院皆知。每期学报25万字，128个页码，他逐字逐句坚持审阅3遍；出版前，还要请6名不同专业的专家担任刊物第一读者，提出修改意见……

走进严高鸿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有一把长40厘米、两面满是划痕的塑料尺子。

长年握笔写作，严高鸿的手指肌肉严重劳损，必须用无名指和中指夹住笔管。校对时怕看花眼，他就用尺子一行一行地压着看……年年岁岁，那把曾经崭新锃亮的尺子被磨得没了刻度。

“尺子上怎么没有刻度？那上面，分明刻画着一个播火者用生命诠释的人生历程！”朱东来说。

义无反顾地扎根三尺讲台，以崇高的师范书写出一个大写的“人”字

追悼会上，满头白发的胡福明教授泪水横溢，特意来看学生最后一眼。

1974年，严高鸿进入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学习时，胡福明是他的老师。4年后，当胡福明等人撰写的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轰动华夏之际，毕业不久的严高鸿同时接到南京军区机关和筹建中的南京政治学校两份调令。

为了心中的理想，他选择了三尺讲台。

送行会上，严高鸿发自肺腑地说：“经过‘文革’浩劫，国家更需要知识的滋养。教书育人，这个工作有意义，也更有价值！”

一茬茬学子，印象最深的，是严高鸿的“严”。

1996年，正在读硕士的一位学生满怀信心地拿来一篇文章，却被严高鸿泼了冷水：“选题有新意，但华而不实……继续改！”

这一改，就是7年。2003年，这篇关于高技术战争中思维方式的论文，在权威的《中国军事科学》发表，引起巨大反响，并被总部有关军事变革的报告中引用。

一茬茬学子，难以忘怀的，还有严高鸿的“爱”。

几年前，年轻教员袁周经济上遇到困难，一筹莫展时，并不宽裕的严高鸿毫不犹豫地拿出一万元钱，塞到他手里……

军事思维学教研室主任陶军当年和妻子两地分居，再加上没有房子，心情一度很郁闷。严高鸿请他吃饭，陶军醉了，严高鸿就一步一挪地把他背回宿舍……

从教31年，严高鸿先后开设13门课程，门门都是精品课；每年授课超过250课时，堂堂受欢迎；指导培养的15名硕士、23名博士和博士后，个个品学兼优。先后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第二届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等多项大奖。

2008年，作为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群体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严高鸿在发言中曾这样说道：“当学生们像蒲公英一样坚定顽强地走上各个岗位，像向日葵一样永远朝着太阳的方向，那一刻，你会觉得当个老师真幸福！”

严高鸿，就这样义无反顾……

（新华社南京2011年5月29日，合作者：李大伟。）

30年矢志追求心中的梦

巍巍井冈，见证着一位耄耋老人虔诚的脚步。

2011年，建党90周年前夕，南京总医院组织党员到井冈山现地见学，考虑到黎介寿年事已高，一开始没告诉他。他找到医院政委：“作为一名老党员，接受党的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我要去！”

炎炎烈日下，黎介寿和年轻党员一起，爬崎岖山路、走挑粮小道、听传统报告，在信仰之山汲取精神力量。

北山革命烈士陵园有109级陡峭台阶，黎介寿执意不让人搀扶，一步一步登了上去。

松柏环抱的高大纪念碑前，面对聚拢过来的年轻同志，黎介寿心潮澎湃：“共产党人的信念，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

这是一个历经黑暗与光明、逆境与成功重重考验的信仰坚定者，发自肺腑的心声。

64年前的那个春天，正在“国民政府南京中央医院”当实习医生的黎介寿，人生第一次面临走与留的重大抉择：姐姐、姐夫发来电报，已订好去台湾的船票，要他和弟弟黎磊石赶到上海，随母亲一起离开大陆。

走，是一辈子；留，也是一辈子。在那个风雨苍黄的春天，许多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没有犹豫！我们坚定地选择留下来。”对反动派黑暗统治早已失去信心的黎介寿，此时最大的向往就是光明。

南京解放前夜，伴着隆隆的炮声，滴酒不沾的兄弟二人打开一坛酒，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黎明就要来了，当时心里面更多的是憧憬。酒干天亮，秉性刚烈的弟弟把酒坛都摔了……”黎介寿回忆。

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性格温润的黎介寿，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迸发出无穷的激情。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还不是军人的黎介寿主动请战，先后两次参加志愿军医疗团，并担任战地医疗队副队长。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与战友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没日没夜抢救伤员，荣立了他平生最为珍视的战功。

战火洗礼，让黎介寿向党组织靠拢的愿望更加迫切。可是由于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等原因，在很长时间里，黎介寿一直未能迈进党的大门。甚至在上世纪60年代，他一度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农村改造。

“逆境中信仰不能破灭，困难时支柱不能倒塌。”对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信仰者而言，命运的打击，岁月的沧桑，都化作了黎介寿相信党、追随党的不懈力量。

从1949年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1979年加入党组织，30年间黎介寿先后写了27封入党申请书。

“一个医生，怎么这么执着，非要入党？”有人问。

“医生花很大的气力，救治的只是一个人；而一个清明的政治，可以救治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从外强凌辱、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走过来，目睹了新国家的崭新风貌，黎介寿真切感受到，只有国家的强盛，才有个人的精彩。

1979年3月的一个春日，面对一面鲜红的党旗，55岁的黎介寿庄严地举起右手。

“当我一字一句宣读入党誓词时，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我对自己说，这辈子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信仰，对得起这面鲜红的旗帜……”黎介寿说，这个改革开放后的春日，也是自己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起点。

一辈子一根肠子走到底

一根肠子，一生心血。

从医60多年，黎介寿在肠道疾病研究领域先后取得了46项高等级成果，创造了诸多世界领先、亚洲第一。

肠瘘治疗是世界公认的医学难题，我国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死亡率极高。

1968年夏天，医院把一名重度肠瘘患者交给黎介寿救治。

“如何把瘘口补起来？”黎介寿天天坐在病人床前观察病情。肠瘘病人身上经常会发出呛人的恶臭，谁见谁躲，只有他浑然不觉。

“能不能用胶水粘合？”黎介寿决定在自己身上开刀试验。他关上房门，把事先准备好的胶水、碘酒、药棉、纱布等放到桌上，拿起锋利的手术刀，咬牙在左大腿上划开一条两寸多长的血口，小心翼翼地将调剂好的胶水，一滴一滴涂抹在刀口上……

几天后，伤口奇迹般愈合了——从那时起，这种成功应用于肠瘘辅助治疗的“胶补法”，一直沿用至今。

“肠瘘补好后，肠子营养问题解决不了，就搞营养支持；病人肠子切掉了，就搞短肠研究；短肠不行，就搞肠移植。”在“九曲回肠”的世界里，黎介寿一口气衍生出29个课题，形成了以“肠营养支持”为主的肠瘘系列疗法，引领全球发展方向，为患者撑起一把日渐繁茂的生命保护伞。

浙江女患者陈航仅有30厘米小肠，为正常人的十五分之一。在黎介寿治疗下，她靠肠营养支持生下健康女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依靠肠营养支持怀孕生育的“无肠女”。

1987年冬天，人们把一个因腹腔大出血、整个小肠被切除的13岁小姑娘抬到黎介寿面前。当时，小肠移植是个世界性难题，一些发达国家也刚刚开始探索。

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花季少女离开人世，却无能为力。作为专门研究肠道疾病的医生，黎介寿把自己关在一间空荡荡的病房里，放声大哭……

“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做；外国人做不到的，中国人也要争取做到。”擦干眼泪，黎介寿暗下决心。

当时，肾、肝、心、肺等器官移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因小肠内含有大量淋巴细胞与细菌，移植手术面临排斥反应和感染两大难题。

科学研究的每一步都艰辛异常。仅动物手术后存活24小时这一难题，黎介寿就苦苦钻研了近一年。每天晚上，他都守在猪圈，大年三十也不例外，被人戏称“猪爷爷”。

1992年2月14日，历经1000多个日日夜夜，黎介寿终于取得亚洲首次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也结束了4年多与猪“相依为命”的日子。

两年之后的3月12日，黎介寿为短肠综合征患者杜新平成功移植250厘米异体小肠，打破亚洲小肠移植“零”的纪录，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因此成为世界上能做小肠移植术的24所医院之一。

世界知道了黎介寿，国际医坛也越来越多地响起中国声音。

著名外科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瑞克评价：黎介寿先生是世界上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我们敬佩他！

国际权威学术机构、欧洲肠外肠内营养学会主席森格教授称赞：黎介寿开创的事业，对治愈肠道疾病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14000多个感谢的见证

做过两万多台手术的黎介寿，一生中唯一收下的患者礼物，是黑龙江“无肠农妇”马秀兰为他缝制的一双鞋垫。

打动他的，是鞋垫上绣的那对燃烧的红烛。

“黎老经常告诫我们，医生是为病人而存在的，医者最大的医德是爱病人。”在黎介寿身边学习工作了20多年的普外科主任医师李维勤记得，一次抢救病人时动作稍慢了一点，患者一口浓痰堵在喉咙里，经全力抢救才脱险。事后，黎介寿卡着秒表，让全科人员憋气两分钟，体验病人的感受。

2007年年初，黎介寿带学生到南昌出差，约好第二天返回南京为一名病人手术。不料突遭暴雪，当天航班取消，火车票也已售完。学生劝他推迟一天再走，或者换个医生做手术。

黎介寿正色道：“病人托付的是生命，万万耽搁不起！”

在火车站，他让学生做了个牌子举着：“危重病人等待手术，急需两张南京车票。”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们挤上火车，经过10多个小时的颠簸，连夜返回，按时为病人实施了手术。

一次出诊，来自浙江农村的李典举，小心翼翼地把一张核磁共振片子递给黎介寿，低声问：“大夫，用其他医院拍的片子行吗？”

黎介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说：“怎么不行，这张片子拍得很清晰啊！”

他不知道，在此之前，李典举已经带着这张片子去了好几家医院，答复几乎都是“需要重新拍片做检查”。然而，重拍一张片子就要1400元。黎介寿一句话，省下了李典举在外打工的儿子一个月的血汗钱。

这些年来，患者寄送给黎介寿的1.4万多件表扬信和锦旗，见证着他的深沉大爱：为解决重症病人术后无意识乱动，他发明了人性化的“约束带”，在全国推广；为减少肠营养患者的奔波之苦，他在国内率先开发出“家庭营养访视车”；为给病人减轻经济负担，他提出“加速康复”理念，使患者住院时间大大缩短，费用大大降低……

2011年5月18日，87岁的黎介寿照例走上手术台，为一名加拿大籍患者动手术。手术中，他突然心律不齐，脸色苍白，冷汗淋漓。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站立了7个多小时，成功完成手术。

患者得救了，黎介寿却晕倒在手术台上！

第二天，他沉重地向学生们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亲手给病人动手术！

“体力和精力已经不容许我再承担一台大手术。不主动做这个决定，没人会催我，但我要对病人负责，做不了就是做不了！”那天，黎介寿抚摸着自己做最后一台手术的柳叶刀，擦了又擦，久久凝望……

多少年来，每当看到病人离开人世的时候，早已看惯生死的黎介寿都会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头沉默，黯然神伤。

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悲悯，也是一个医者对人类医术的伤感。

令黎介寿欣慰的是，他亲自培训了18900多名学生，18名弟子在国内一级学会担任常务理事以上学术职务，50多名学生在全国各大医院担任普外科主任。

站在老师的肩膀上，他们，将会看得更远……

（新华社南京2013年7月21日，合作者：李大伟。）

“越是位高权重，越要在生活小事上防微杜渐”

杨业功生前曾参与筹建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常规导弹旅。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的战役指挥员，杨业功公私分明，毫厘必究，从未在占公家便宜上迈出半步。

在杨业功纪念馆参观，讲解员总会讲起将军生前关于钱的两个故事。

1998年，杨业功年迈的父亲患白内障住进基地医院，院领导提出免除治疗费用，杨业功不为所动，坚持让家人全额交清4200元治疗费，担心“好心人”把发票拿去报销，特意让妻子要来当场撕掉；2004年，他身患癌症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期间，基地在南京的招待所经常熬点汤送去，出院时他专门拿出2000元钱交给所长。

“杨业功在世时常说，越是位高权重，越要在生活小事上防微杜渐。身为基地司令员，他每年研究调整干部众多，过手审批经费数额巨大，无论用人还是理财，杨业功只有一个标准：掌权为公。”杨业功生前所在基地现任领导说。

尽管已过去多年，在第二炮兵某基地仍流传着杨业功“发火”的另一件往事：一位在副团职岗位工作了4年多的湖北籍老乡，找他帮忙想在职务上动一动，杨业功生气地批评道：“有能力不用送，没有能力送多少也白搭。”常委会上，他又专门提及此事，恳切地对大家说：“用人不公就是最大的腐败。平时不能秉公用权，战时如何指挥千军万马？”当年，这名干部被列入计划安排转业。

在杨业功纪念馆，观众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在展出的军大衣、水壶和方便面前驻足，这是杨业功生前下部队时经常随身携带的“三件宝”。

“他生前曾对官兵说，衣能御寒，水能解渴，面能充饥，出差下部队，就不会耽误事了。”93岁的老红军骆学平，坐着轮椅来到纪念馆，看到将军简衣素食，清贫自乐，老人几次语噎：“战争年代缺吃少穿，勤俭节约倒是不难，但在物质充盈的今天，尚能如此，殊为不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在，军队的优良作风还在！”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键要看钥匙给了谁。杨业功为政清廉得民心，这样的领导干部越多，‘老虎’‘苍蝇’就会越少！”黄山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唐晓文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

“家风好，整个社会风气才能好”

走进纪念馆，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那座等比例复原的将军旧居：门楣上是杨业功手书的“携礼莫入”4个大字，将军夫妇睡的是30年前用4个大木箱拼成的双人床，餐桌、衣柜全是20年前自制的，一只搪瓷碗从排长用到将军，从地摊上花60元钱买的夹克衫一穿就是多年，用旧乒乓球拍和拐杖制成的升降台灯陪伴着他走完人生旅程……

“家风好了，整个社会风气才能好。”杨业功的妻子杨玉珍至今仍记得丈夫在世时常说的这句话，“他从当旅长开始就给家人‘约法三章’：不许干预他的工作、不许享受任何特权、不许收受任何钱财和好处。”

杨玉珍曾是驻地一所学校的老师，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从未坐过将军的专车。搬进新家后，旧窗帘不够长，杨业功也不让换新的，她只好用缝纫机加长了一截，锁上一条荷叶边，挂在了窗户上。

在杨业功唯一的儿子杨波涛心目中，自小到大父亲留给他的都是一个严苛的身影：自己军校一毕业就被撵到基层当排长不说，结婚时父亲还专门给他下了“不要声张、不办婚礼、不收礼金”3条禁令。一对新人在屋前种下两棵桂花树作为纪念，整个婚礼只花了832元钱。

杨业功出身农家，即便当上了将军，他的亲属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弟弟杨业平长期在老家一个宾馆打工，几次找他想在基地招待所谋个差事，都被一口回绝；他最小的妹妹杨业理在一所小学干勤杂工，知道这个哥哥“靠不上”，也懒得张口。

“不为休官须惜费，从来简俭作家风。”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很多参观者通过杨业功这座旧居，第一次走近军队高级干部的家庭生活。

“以杨业功为镜，经常照一照、比一比，做人就有底气，做事就会硬气，做官充满正气。”安徽省黄山市委主要领导感慨地说。

“学习不是为了做官，但做官必须要学习”

身为战略导弹部队的一位战将，“上马仗剑、下马读书”是杨业功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在世时常常告诫部属：“学习不是为了做官，但做官必须要学习。”

纪念馆里，陈列着杨业功生前的一笔“时间账”：每天挤出4小时用来学习，节假日抽出一半时间来读书，一年用于学习的时间2000小时左右，共计83天。

2002年，57岁的杨业功报考了军事科学院在职研究生。不管工作多忙多累，他学习任务一项不落，就算后两年重病在身，仍以惊人的毅力修完全部课程，躺在病床上完成了《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应把握的问题》这篇用生命书写的毕业论文。

杨业功在世时家居简陋，却书香满屋。纪念馆里，两排简陋的旧书架格外引人注目：一人多高的书架上，从领袖著作到科技丛书，从军事书刊到唐诗宋词，摆满了杨业功生前喜爱的书籍，很多书脊两端都被磨得残缺破损。

与其他纪念馆不同，在杨业功纪念馆，有一个洋溢着笔墨清香的特殊展厅：杨业功书法展。

生前酷爱书法的杨业功笔下，从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也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每一首都蕴含着他对部队、对国家、对民族的真挚热爱和深沉思考：《满江红·和岳飞词》——“何日请缨提锐旅、决战决胜伏强魔”,《水调歌头·爱阵地》——“奉献为本色、牺牲是豪情”, 《公仆铭》——“斯是公仆、惟吾德馨”……字字句句无不浸润着一个共产党人、一名革命军人的良好修养和远大追求。

一位从河南兰考来黄山旅游的参观者说：“我去过焦裕禄纪念馆，今天再看杨业功纪念馆，领略导弹司令的英姿，对党和国家更加有信心，对实现中国梦更加有信心。”

采访时，许多参观者对记者说，焦裕禄的精神之所以打动人心，杨业功的精神之所以万人景仰，正是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高尚情操。

一批批党员领导干部走进纪念馆，找到了理想信念的“营养剂”，汲取了精神之“钙”；走出纪念馆，也留下久久的思索：当官为什么、进步靠什么、奋斗图什么、身后留什么？

而今，杨业功清廉为将的事迹，已成为军地教育实践活动的共同财富。第二炮兵把杨业功纪念馆确定为首批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安徽省把杨业功纪念馆列为廉政教育基地，黄山市规定把参观杨业功纪念馆、学习杨业功先进事迹作为领导干部、公务员、教师等任职上岗前的“必修课”……

将军已经远行，精神历久弥新。

廉，是杨业功赢得官兵、赢得人心的法宝；廉，是矗立在人们心中的又一座丰碑。

（新华社北京2014年8月4日，合作者：张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