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城乡:上海松江改革田野调查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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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国种田角力

钱袋子魔咒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一年,最引人注目的公众话题,不是美国房地产业的次贷危机,它的杀伤力,还要再过一阵子才会被广为知晓。当年更多人关注的是自己的钱袋子,因为物价上涨得有点厉害。

当年12月,国内一家财经媒体的封面文章报道《通胀考验》, 《财经》杂志,2007年第25期,总第200期,2007年12月10日。说:


今年8月至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5%、6.2%、6.5%,8月和10月更是连创11年来的新纪录。

2007年,食品价格引领的物价上涨,已然让很多人感受到了生活成本的骤然上升,普通三口之家每月多增的开支,一般超过其总收入的10%。事实上,央行城镇储蓄调查显示,物价上涨已经引发居民消费意愿下降。

10月CPI数据发布后,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公开场合表示, CPI指标的八类商品中“五涨三落”,食品价格上涨占比达88%,因此不能说出现了全面物价上涨,即通货膨胀。


通过食品对钱袋子的影响,农业和现代城市产生了关联。

发生这种关联之前,人类社会则困扰于另一个命题—18世纪末问世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当时普遍的乡村和自耕农组成的农业社会,有足够理由让英国牧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2月13日-1834年12月23日),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在其1798年所著《人口论》中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1805年他成为英国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他的学生亲切地称呼他为“人口”马尔萨斯。对未来感到悲观。在他看来,相对于人口几何级的增长,作为食物的来源,土地的产出只是算数级的,如果不控制人口的繁衍,最终只会是饥荒、战争和疾病。

它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亚欧大陆数千年来的农业社会王朝更迭——一个朝代发展一段时间后,人口增多、土地产出有限,穷困到来,再遇上干旱等极端天气和瘟疫的流行,结果就是改朝换代的动乱。

动乱过后,人口大量减少,新的王朝只须稍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社会便能再次稳定发展,人口再次增加,新一轮循环再次启动。

再后来,马尔萨斯只对了一半,因为人类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了。

话说农业社会人地比例失衡,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从而促进了早期的集镇和手工作坊的发展。公元14—16世纪,从欧洲的意大利和威尼斯,再到东方的中国明朝,在规模并不算大的城市小手工业作坊里,陆续出现了商品经济萌芽。

紧接着,18世纪的工业革命来临。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让英国商品有了更强烈的需求,在英国的手工作坊里,以珍妮纺纱机发明为开端,替代手工劳动,更为高效的机器率先被发明了出来,在欧洲,小手工作坊生产率先被升级为机器大工业生产。

工业革命让劳动分工得以细化,就业岗位增多,并吸引了更多农村而来的自耕农,自耕农变为产业工人,城市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它也是规避“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唯一出路——只有农业解决了全社会人口的吃饭问题,其他产业才有可能发展,才能满足人类其他需求和愿望,才能实现居住宽敞、穿着光彩等生活富裕问题。

工业革命对农业有着进一步的影响。随着农地上的人口减少,农业开始具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生动力——更少的人用机器耕种更多的地。原本的自耕农人均产出增加,除了自我消费,还有更多结余,并变为商品销往城市,农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生产进入商品生产阶段。

人类获取食物方式因此改变——在城市里,摆脱自耕农身份的更多人口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再从中掏出一部分购买食物。

乡村的耕地上,一粒种子开始萌芽,在叶绿素和光能的帮助下,通过光合作用,它将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富能有机物,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断成长、开花和结果,直至最终成熟。除了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等植物蛋白产品,它还被用来喂养动物,生产肉、蛋、奶等动物蛋白产品,经过加工、储存和运输,它们变为各种形式的食品,并出现在城市里的货架上。

食品之所以敏感,在于它强烈的不可替代性。作为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刚性需求,一旦价格高企,势必意味着,人们需要缩减食物之外的开支,以首先填饱肚子。它更有着富人和穷人的区别:


对于较贫穷国家的消费者来说,食品开销迅速增长对他们的伤害比对富裕国家居民更严重,因为贫困国家家庭收入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更大。

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约占10%,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这些极端贫困的国家中,食品支出占(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大于60%。

假如五年间食品价格上涨30%,其他价格和收入水平不变,富裕国家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仅会因此降低3%,而在贫穷国家中降幅则高达21%(注:以前述60%比例推算,至少会超过18%,作者文中21%也许指最高降幅),那些已接近最低生存极限的消费者的营养状况将遭受严重影响。

一国中较为贫穷者,在家庭支出中食物的比重更大,基础食品价格上涨对穷人的损害更大。这就是政府对粮食作物价格上涨如此敏感的主要原因—1977年埃及政府提高面包价格后发生暴乱,墨西哥今年年初因玉米面包价格上涨数倍造成动荡加里·贝克尔,《食品价格上涨何解》, 《财经》杂志,2007年第25期,总第200期, 2007年12月10日。


钱袋子魔咒随之产生。乡村人口大量进城,由粮食匮乏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拉长了,它已不再是饥荒、战争和疾病,而是有着更密集人口,城市社会的稳定。它的破解办法取决于——只有供给充足而稳定,市场需求得以满足,食品价格才会稳定。

此外,人类进城之后,虽说以谷物为代表的植物蛋白在食物消费总比例中下降了,但因生活质量改善,肉、蛋、奶等动物蛋白类需求却在增加——食物供给压力其实增加了。养鸡需要谷物饲料,喂牛也需要,并且消耗量更大,生产一个单位的动物蛋白,往往需要消耗数倍植物蛋白才能得到料肉比,即用粮食加工成的饲料来养殖鸡、猪、牛等动物的转换比,猪的比率是3.5—4磅谷物换得1磅活重,牛则要达到6—9磅,D.杜洛斯特,W.贝利,《农业中发生了什么情况》, 《美国的农业和农村》, R.D.罗德菲尔德等编,第20页,中国农业出版社, 198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