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异业而同道：徽州社会的士商互动

徽州社会士商互动的产生有其广泛的社会背景，国家政策对商人控制的放松、商人队伍的壮大、儒学的转向以及徽州宗族的支持等都是士商互动能够形成的原因。

一、弃儒从贾

明清时期，弃儒从贾已经成为徽州地区普遍的社会现象，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端。

首先，明代徽州人口剧增，读书人越来越多，然科举名额却并没有相应增加，诸多士人无路可进，只好退而求其次，转而经商以求得立足之本。实际上，由于徽州地区商业经济发展，诸多徽商的成功，使得经商愈加具有吸引力。士不再是徽州人眼里光宗耀祖的唯一出路。

其次，自然环境贫瘠也是徽州人选择经商的重要原因。徽州大好的自然风光并不能为徽州人带来生计，传统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生存需要，徽州人只好另寻出路。科举不成，农事不行，经商便成为了徽州人最终也是最重要的选择。下列材料可见一斑。

汉设科取士首孝弟力田。新安地千里，山陵居七，田居三。一岁食仰给四方居半，夫安得田而力之？夫安得不为贾？贾矣，与氓庶何异，即有材智气节，行不能出闾闬之外，舍孝弟安之乎？……贾人有孝弟者，又讳不为传，何也？

徽州山陵居七的自然环境，材智气节之民为谋食，一方面不得不为贾，践行商道；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孝弟”，弘扬儒道，凝聚了宗族力量，形成了徽州特有士商互动型的宗族文化。

再次，则是明以降儒学发生了转向，传统的抑商观念开始松动，士农工商四民皆平等的观念越来越被社会接受，士人为商人撰写传记以及碑帖逐渐开始流行起来，士商日渐合流。王阳明为商人方麟撰写的墓志铭颇具代表性：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观点日渐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徽商不再为自己的身份而自轻自贱，反而积极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发出“良贾何负闳儒”的口号，更呼吁经商也可以与入仕一样光宗耀祖、立身扬名。汪道昆《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云：

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

又《荆园记》云：

休、歙右贾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

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37云：

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明清时期，由于政治原因和人口的增多，经商比入仕更容易成功。于是，徽州流传着“士而成功者也十之一，贾而成功者也十之九”的谚语。同时，商人也时刻以儒贾的要求来严格约束自己，这使得徽商能够获得与士同等的地位，也促进了士商的互动，间接推动了儒学的转向。

徽州宗族为士商提供了互动平台。徽州多名门望族，许多徽商都出自这些大家族。诸多家族往往既是官宦家族，又是商人家族。“新都业贾者什七八，族为贾而隽为儒，因地趋时则男子所有事，外言不入于阃。”士与商在同一屋檐下，距离也就没那么遥远了。与此同时，受宗族影响，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要求“婚姻不缔于不重之门”。名门望族有限，故此，士与商便常常成为姻亲关系。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士与商的互动摆脱了空间限制，不同宗族之间的士与商也开始往来密切。再加上弃儒从贾的商人骨子里有着儒者的精神，与士者进行文化思想交流是他们寻得精神安慰的途径之一。归有光（1507-1571）《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云：

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读书为业。君岂非士而商者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

寿序中所言“士而商”“商而士”，表明明中叶以后，士与商之间已很难清楚地划界限了。可见，明清的儒士和商人都已重新估量了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对此，余英时先生指出，明清的社会价值系统之所以发生了如此深刻而微妙的内在变化，其原因虽复杂，但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19世纪中叶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小，“弃儒就商”的趋势一天天增长可以说是必然的。仅就婺源一县而言，清代“弃儒就商”的实例便不下四五十个。第二，明清商人的成功对士大夫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明清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使他们至少也可以获得官品或功名，在地方上成为有势力的绅商。于是，“吾不终为儒，以成而祖志也；吾得为良贾，以从而父策也”已成为徽州社会普遍的社会思潮。

二、贾而好儒

徽商对儒业有着近乎本能般的追求。他们虽极力提高商人的地位，甚至将商人与儒士平等看待，但传承千年的读书入仕观念并未改变。“士习蒸蒸礼让，讲学不辍，诵说诗书，比户声名文物，盖东南屈指焉。”的徽风形成，与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息息相关。

宗族教化中最基本的思想是让每一个子弟都对宗族有强烈的归属感，以振兴宗族为使命。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能否成为名门望族的关键。徽州宗族子弟对儒士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怀，休宁人戴震（1724-1777），在《戴节妇家传》中指出：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实。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因此“其业诗书礼乐修正业者什二三”。汪道昆解释士商之间的抉择：

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

经商虽能获取“厚利”，然，欲使宗族长久旺盛，则必“张儒”以博“名高”。徽州作为“文献国”的历史积淀，“张儒”更能培植宗族文化兴盛的根基。

徽商多数是迫于生计才选择经商，其中不少人原本便是以读书入仕为目的的太学生。为追求儒业，许多徽商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弃贾从儒，回归科举之路。如歙县黄氏：

蛟蜂先生字惟承，姓黄氏，歙孝行里人也。幼颖悟，善记诵，童时从父贾宣州，即能贾。归丧，母受室，值里胥催租，辞色凌厉。先生奋曰：“予岂不能为士以免役哉！”即下帷数月，诵制举义，下笔辄与作者合。明年补邑弟子员。……生平著述有《读易抄》三卷，《尚书备忘》十二卷，《春秋传略》二卷，《四书备忘》十四卷，《性理便览》十八卷，《史鉴会要》六十四卷，《通鉴外纪》五卷，《蛟峰文集》四卷，皆经世实学，非剽窃蒺驴者比。使先生遇合于时，树立岂可量哉。

可见，经商虽能带来财富，但入仕更能保证家族社会地位而免于被吏胥欺凌，故而“商人”加“红顶”成为徽州宗族的最佳选择。

徽商认为“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休益乎”，虽自己不能儒业，也多半将期望放在子孙身上，以“教诸子读书为首务”。不少徽商家族科举连第，正所谓“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有名者如黄镛：

处士赋性敦厚，少即绩学业举，志存经世。既乃愤东园公之弗偶于科甲也，辄弃去。商游闽、越、齐、鲁者三十余年，十一取赢，赀大丰裕。处士虽业商，克洞于天人盈虚之数，进退存亡之道。年几耳顺，遂幡然归来，悉付资于其子曰：“尔曹当励志，毋替先业”。然犹早夜习勤，益拓田宅，曰：“吾将以遗安也”。

“少年绩学举业”，志存经世的黄镛，因愤登科甲之难，改为贾业；然晚年仍“幡然归来”，并勉励其子，毋替先祖之业（举业），以经商之所得，支持子孙读书入仕。

近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出生商贾之家，从小接受正统儒学教育。其父黄定华对他要求严格，请名师教导，希望有一天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因黄定华年少时曾为太学生，却因家道中落而从商，故此便将希望寄托在其子身上。又如黄宾虹同族先人：

黄公讳长寿，字延祉，号望云。长习举业，以家累弃去，娶郑氏三日，遭回禄，贫益甚，郑脱簪珥资商齐鲁间。尝登泰岳，见白云起东南，辄感而泣，济宁李侍御作望云诗解之，因自号云移。……性喜蓄书，每令诸子讲习加订正，尤嗜考古迹，藏墨妙。与文人登高吊古，终日徜徉，不以世故撄其心。所著有《望云遗稿》，藏于笥。刻《文公家礼》《诗文玉屑》《雪州文集》《望云集》《壬辰集》《壬辰续集》及《江湖览胜》，行于世。

以上材料表明，在士商互动频繁的徽州，读书入仕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宗族文化中。读书入仕是长期学习的结果，需要资金的支持。商业家庭财力雄厚，能使子孙专心攻儒业。因此“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义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祠垣跻服仕者，更未易卜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期间，则固商而兼士矣”。可见，商业发展及商人的眼界为科举事业提供了诸多资源。

徽州宗族对科举的重视成为宗族子弟的人生信仰。徽人即便经商在外，也将儒学教育视为一大要事。徽商的强大势力甚至影响政府的科举政策，“万历中按视南浙盐务。……山陕新安诸商有子弟者，以外籍不得入试。永盛惜其材，为请于朝，得特立商籍，取入儒学七名。商人德之。”“明万历三十三年，歙人吴宪请立商学，巡盐御史叶永盛题奏：徽商行销浙引，许令现行盐人，并具嫡派子弟附试杭州，例由两浙驿传盐法道取送学院，岁科两试，各拔取新生五十名，内拨入杭州府学二十名，仁和钱塘两学各十五名。具载《两渐盐法志》及《学政全书》。”可见，徽商不管身在何地，都不忘记科举入仕这一神圣使命，对族中子弟的教化已不仅局限在徽州本地，而是一个更大的“徽州”地区。

徽商对儒学的追求还体现在日常行为上，大多徽商都是“躬虽服贾，精洽经史，有儒者风”。徽商中诸多是弃儒从贾，因此徽商多以儒贾自居。如徽州歙县黄长寿，“少业儒，后弃儒从贾，以儒术饬贾事，虽游于贾人，实贾服儒行，远近慕悦，不数年资大起”，同族子弟黄禛祺，“字仲，幼失父母，家道中囧，昼则服贾，夜归读书，因以充裕”。清代黟县人舒遵刚“吾有少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矣。句解字释恨不能专习儒业，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实际上，徽州诸多商人都是以“以信义著闻，基业日隆，家道渐裕”，“贾道”与“儒道”互为表里。

在徽州人看来，做一个充满铜臭味的儒士，还不如做一个有儒家风范的商贾。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提到：“余惟乡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贾儒则狸德也，以儒饰贾，不亦蝉蜕乎哉。”由此可见，徽商实际上是一群拥有较高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儒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弃儒从贾而来，虽身在经商，心依旧在读书之上。他们即便不再参加科举，读书已经成为习惯，难以割舍。徽商素来喜欢与文人交往。“黄文盛，字文泰。虽服贾，喜与搢绅先生游，以资所闻。或说之仕，则曰：野人窃比巢由之辈，爵清风，禄明月，肆已幸矣，何以仕为？”

徽商好儒一方面是由于徽州文化深厚，宗族重视读书入仕；同时也是他们自身不断追求的结果。因此，“名贤才士，往往出于期间，则固商而兼士矣”。即便没有接受科举教化的徽商，他们也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使自己有儒者之风。以下根据余英时考证，略举数例0，以表明徽商好儒之品格。

（1）徽州唐模村的汪凤龄（1583-1667）“试有司，辄不利”，他曾慨然叹息，曰：

吾新安非徽国文公父母之邦乎？今紫阳书院先圣之微言、诸儒之解诂具在，奈何而不悦学乎？且吾汪氏仕而显，贾而赢者，世有其人矣。苟富贵湮灭不称，何如吾为一卷师而以兔园终老也。

可见，与贾而富贵相比，汪凤龄宁愿做一“卷师”而终老。汪凤龄生于一个士商混而不分的家世，他的八个儿子后来都是“孝谨起家，笃修行谊”的商人。他教训诸子说：

陶朱公之传不云乎，年衰老而听子孙。吾心隐居废治生，诸子有志于四方甚善。但能礼义自将，不愧于儒术，吾愿足矣。

（2）章策（清代），徽州绩溪人，父卒后，弃儒就贾。他一方面“精管（仲）、刘（晏）术，所亿辄中，家以日裕”。但另一方面在经商时，又“勤阅先儒语录，取其益于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

（3）佘兆鼎（1633-1705），歙县人，“少废书，读《大学》未半。行贾后，益好书，日疏古人格言善事而躬行之”。

徽商好儒亦表现在对商业学徒的要求上。徽州的学徒不仅要学习经营之道，业余还要学习儒家经典。儒学经典实际上是商业教育的一部分，这也是徽州商业教化最大的特色之一。徽人流传一句谚语：“学徒当三年，经的了商，做的了对联。”因此，“徽商之名闻天下，非盗虚声，亦以其人具才干，饶利济，实多建树耳。”徽商能“具才干、饶利济”，得益于“好儒”的风尚。

三、“润笔”与士商互动

商人追求墓志铭、寿序等，体现了商人对传统士大夫文化身份的仰慕与士商身份之间的模糊。士大夫为商人作寿序、墓志铭而收受“润笔”费，改变了传统儒家的辞受标准，表现出文化、艺术的专业化与市场化倾向。通过“润笔”的窗口，可审视徽州士商互动这一主题。

树碑立传是商人自我价值肯定与主体人格觉醒的一种表达。明清时期，随着徽商的崛起与“良贾何负闳儒”的社会意识的确立，墓志铭、寿序这些原本士大夫阶层享有的文化特权，在徽州无论巨商大贾，抑或一般商人中已普遍流行。如唐顺之（荆川，1507-1560）言：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汉唐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

连“屠沽细人”（小商人）死后都有一篇墓志，由此可见商人阶层人性已普遍觉醒，亦印证了徽州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崩溃。又晚明人李乐（1532-1618）《见闻杂记》云：

唐荆川先生集中诮世人之死，不问贵贱贤愚，虽椎埋屠狗之夫，凡力可为者，皆有墓文。此是实事。

可见，小商人也都有树碑立传、芳名留世的要求，也说明商人地位的上升与群体自信的增强。对此，余英时先生指出，他们打破了两千年来士大夫独霸精神领域的局面。即使我们一定要坚持“附庸风雅”之说，我们已无法否认下面这个事实：即由于商人的“附庸”，士大夫的“风雅”已开始改变了。儒家的“道”也因为商人的参加——所谓士商“异业而同道”——而获得了新意义。

另一方面，就士大夫谀墓取酬来看，自古有之，但为商人大量写墓传、寿序而取受金钱，则是明代的新现象。“润笔”体现了士大夫的“商人化”。据《明史》载：

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

李维桢可算是典型的文人，弘肆有才气，富人大贾求其碑版之文者无虚日，且由门下弟子（士）招徕，已取“润笔”，无倦，其卖文似乎已专业化。值得注意的是，李维桢的事迹被《明史》载录，亦可见士商互动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

在士商互动的背景下，“润笔”的普遍化标志着儒家价值观顺应世变而自我调整，文人诗文书画已成为文化市场上的商品。实际上“润笔”已成为江南地区甚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李诩记《文人润笔》曰：

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原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清羊绒罢。

其中所提四人（桑思玄，1447-1530；都南濠，1459-1525；唐子畏，1470-1524；祝枝山，1461-1527）都是十五、十六世纪之交的名士。他们都认为为人作文必须取得适当的金钱或其他物质的报酬。所以从十五、十六世纪“润笔”观念的新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儒家的价值意识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润笔”作为士与商互动的纽带之一，显示了徽州地区社会价值变动与社会阶层互动已成为普遍现象。士商互动亦推动了传统宗族教化的转型，是促进江南乡村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新陈代谢的重要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