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学院

1974年中秋、国庆刚过，我在“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一片赞誉声中，紧锣密鼓做着上大学的各种准备。由于家境贫寒，家里连个木头箱也做不起，是李福红帮我在供销社找了两个伊拉克蜜枣箱，拆除以后请匠人给重新加工了一个木箱，连油漆也没赶上刷。上学的被子是我父母结婚时的被子，褥子不到一斤重，薄的可怜。（上学以后系里一位老师看到我铺的太薄，给了我一个稻草垫子。其实老师也很穷，他也是刚刚换上布垫子）。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为我送行，没有什么东西可送，粮票收了20多斤，全是乡亲们管干部饭以后舍不得花掉攒下的。东西虽少，情谊至深。我铭记了一辈子。

10月3日我含着眼泪，告别了家人，告别了与我朝夕相处一块战天斗地的父老乡亲。由村里唯一的一台30拖拉机载着我和我父亲，载着上学的行李（那时上学自带行李），也载着全家人和全村人的希望，踏着泥泞土路到了晋城。

第二天县招办组织我们同时录取到“山西农学院”的15名晋城籍同学集体乘车到火车站。一位本家叔叔张德政和我的两位从小拜把弟兄张宝奎、张究替也到车站为我送行。父亲含泪挥手目送我上了火车。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去生活、学习。加之当时年龄又小，见到父亲在流泪，我止不住哭了起来。直到这时，在即将离开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家对我是多么温馨，父母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仿佛又看到了临别时母亲的辛酸和伤痛，弟妹无知的留恋眼神。我有了一种离家的悲凉，心情很复杂。这种心情持续了一两个小时，直到在新乡换乘火车，我才从痛苦中回过神来。（那时晋城到太谷不通火车，上学坐火车要从晋城到新乡转乘到北京的火车，到石家庄再转乘北京到西安的火车，路经太谷车站。经过三个省，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现在交通方便了，晋城到太谷坐汽车二个多小时足矣。交通的便捷使得地球越来越小，真是今非昔比呀！）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当时那种生离死别的情景，在我眼前心底，依然历历如绘。

1974年10月4日，我带着青春的梦想，抱着远大的理想，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充满着天真幼稚的幻想，来到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彻底改变我命运的地方——山西农学院。

山西农学院的前身是孔祥熙所办的私立“铭贤学院”，成立于1907年。其校址原是太谷一财主的私人花园，这里花草馥郁，林木扶疏，假山叠翠，亭榭对峙。建筑典雅古朴、中西合璧、风格独特。学校占地面积很大，建筑很多。我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初来乍到还真有点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味道，什么都感到新鲜。

学校进行了一周的入学教育之后，转入正常教学。当时农学院共有农学、园艺、牧医、农机四个系，十个左右专业。我被分配到畜牧兽医系畜牧专业牧761班。全班共有四十八人，学员来自全省各地，还有七八个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班党支部书记是卫全荣，本省稷山县人。他上大学时已有三十多岁。上学前是村党支部书记，人本分老实，毕业以后失去联系。班长是程庆生，祁县人。副班长段守中，娄烦县人。他上学时也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年龄长我几岁，对我特殊要好。他在班里人缘好威信高，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毕业以后我们联系不断，常来常往。多少年来他始终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关心我爱护我，时常电话询问我的身体、生活和工作。他最后从太原市农牧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团支部书记是戴成海，闻喜县人。当过县科委副主任。我在牧761班年龄最小，个子最低。那时风华正茂，春风得意，人显得很精神，也很帅气，老师同学都很喜欢我。

牧医系在农学院名气最大，有全国一流的师资。养猪教授张龙志（1980年当了山西农学院的校长，后来还任过山西省副省长）。养牛教授冀一伦（新中国成立前的留美博士）。养羊教授吕效吾，遗传学教授窦连升等，在全国农业院校中都是首屈一指。讲师中有陈榜伟（养猪学）、谢文彩（统计学）、黄卿贺（遗传学）等（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这些人以后都成了学院的教授。系里的实验室、解剖室都是全国一流。我能分到这个专业学习，一开始还是感到比较自豪满意的。

畜牧专业主要学习家畜的繁殖与饲养管理，入学不久就发了17本讲义（教材）。公共课主要是政治。（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外语属选修课，农学院当时开设有英语和日语两门外语课。我根据个人爱好和系里老师的指导，选择了英语课（其实，也没学多长时间，学了点基础知识，不很感兴趣，就不再坚持了）。专业基础课有《生物统计学》、《遗传学》、《解剖学》等。专业课有畜牧学各论，《养猪学》、《养牛学》、《养羊学》、《养鸡学》、《养马学》，《饲养与繁殖》，《兽医学总论》。教材质量很差，有铅印的，还有蜡版刻写的，有的不标准，有的不清楚，错别字很多。

工农兵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担当着一种非常的角色，不仅要上大学，而且还要管理大学，还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校教学很不正常，专业课不多，政治课不少，批不完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参加不完的体力劳动。学生因为是推荐上大学，年龄差别很大，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毕业生，有初中毕业生，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年龄最大的有五十岁。面对这种现实，课程很难安排，教师很难上课，现在看真有点不可思议。

我对专业课学习一开始还是比较认真的。这也源于我来自农村。我父亲当了多年的生产队副队长，一直管牲口，对牲口有特殊的感情，常和兽医打交道，对兽医很敬重。计划经济年代农村兽医很吃香。我想学个好兽医回去给牲口治病，掌握一门技术，也有一个打不破的饭碗。那时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想法，毕业以后能分配到公社兽医站当个兽医也就知足了。除了学校正常上课之外，我还买了不少生理、病理、药理方面的书籍，背了许多汤头歌。解剖课对动物骨骼、胫络、肌肉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一切持续了不到半年时间，不知源于什么原因，对专业课逐渐不感兴趣，开始移情于哲学。

哲学是一门聪明学，是工具，是思想方法，它研究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教你怎样看世界，怎样看他人，怎样看自己。上大学之前我对哲学一无所知，上大学之后第一节哲学课是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史修宽老师讲的，他是山西黎城人，以后当过山西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不知是他讲的好，还是哲学本身具有的魅力吸引了我，我从此对哲学感了兴趣。经常在校图书馆、阅览室阅读一些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越看越有意思，越学越觉得哲学深奥无比。特别是哲学关于唯物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矛盾运动的观点等。使我感到哲学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用哲学的眼光、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世界，没有认识不了的问题。用哲学的方法去分析去处理事情，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同学中有人戏称我为哲学家，其实我大不了是个哲学爱好者。1975年我还给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这个机构现在不知改为什么单位）写过信，提出编写马列哲学语录的建议，中央编译局给我复了信，大信封毛笔字，非常显眼（可惜原件丢失）。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在班里引起不小震动，同学们还以为我在中央有什么大关系。对哲学的这种爱好使我受益终生，特别是体现在我从政以后的工作中。

1975年我国的政治形势有所好转，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大学也不例外。教学工作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学生以学为主，有的学校还恢复了考试制度。一段时间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早上做早操，晚上上自习。班主任跟堂检查，各班互相比赛，学习气氛很浓，学校确实像个学校样子。

1975年9月，入学以后第一次走出校门到大同去开门办学（也叫实习），我们牧761、762两个班同去，由系领导和老师带队，分别在大同市种猪场和大同市奶牛场轮流实习。说是实习其实也没什么事干。在奶牛场主要是帮助场里收获未成熟的玉米作青贮饲料，喂牛、挤奶一类的事工人师傅基本不让学生干。因为是实习生经验不足，那时手工挤奶，学生速度不快把握不好，影响牛奶产量。我们挤不上奶却能喝上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大同市仅有的一个奶牛场，产奶量并不高，就这牛奶还卖不出去。剩下的牛奶就让同学们喝。还用牛奶和面蒸馒头，又香又甜又白，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好吃。印象最深的是牛油炒茴子白，吃的不香油却不少，洗碗时油凝固在碗上好厚一层，不用开水烫休想洗下来。

在种猪场实习主要是帮着工人师傅按配方给种猪配好饲料，一日三餐定时定点喂养。那个年代人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猪也跟着倒霉。猪饲料以青贮饲料为主，尽管是种猪，精饲料也不多。两个地方实习了一个多月。期间到大同矿务局“万人坑”参观，受了一次阶级教育。到大同机车厂（据说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机车厂）参观，感受了当时的现代化大企业生产盛况。特别是游览了大同云冈石窟、华严寺、九龙壁，第一次见到如此雄伟壮观的古建筑，深为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而震撼。

实习一个多月谈不上什么收获，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实习组织严密，活跃有序，结束以后学校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同学们谈心得谈体会场面热烈。大家一致要求学校以后要多组织这样的实习。

1975年的整顿在艰难中进行，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好景不长，不到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同志再次遭到批判，刚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再次被批判的浪潮冲乱。1976年1月，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毛泽东主席又重病缠身。社会上谣言四起，人们忧心忡忡，不知中国向何处去。1976年2月，“反潮流英雄”张铁生来到山西，在太原湖滨会堂向高校学生代表作报告。我和山西农学院的其他代表一道去听取了这场极具煽动性的报告，山西农学院的秩序从此也更加混乱。

1976年4月5日，北京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四、五”运动。各种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和文章到处传抄。我平时本来就爱收集这些东西，加之这些诗词文章品位极高，我通过各种渠道抄了大半本。“四、五”以后当时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全国开展了收缴手抄本，清查“四、五”事件运动。我的一本笔记本也被学院收走，尽管我不忍心，但那时政治压倒一切，个人除了服从以外别无选择。好在我没有去过北京，在学校也不是知名人物，学院也没有追究什么责任。

1976年6月，学校组织第二次实习，因为处于混乱状态，实习点很分散，也没有老师带队。我们班在运城地区的万荣、绛县、闻喜等县，我分在绛县。先后在县兽医院、县家畜改良站轮流实习。这次实习业务性较强，在兽医院协助站上的正式兽医对来站的牲口看病。打针灌药、直肠检查。还下乡去为生产队的刚成年公牛、公马做骟割手术。在家畜改良站主要是协助技术人员对种畜采精，精液冷冻贮存，对家畜进行人工授精。闲暇时在技术人员的陪同下，骑上种马雄赳赳气昂昂绕城一周，心里感到美滋滋的。

晋南地区气候炎热，实习点生活水平又很差。虽说每天可以吃到白面馍，但小米米汤都喝不到，喝汤就是面糊糊。蔬菜也不多，早晚基本上是咸菜。既无电视也无电影，也不像在大同实习时那样组织个联谊会，生活很单调。我实习走时在校图书馆借了一套《红楼梦》，实习时无事可干，白天黑夜就看《红楼梦》。曹雪芹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红楼梦》众多人物的鲜明个性，令人心碎的爱情悲剧，树倒猢狲散，繁华散尽人独立的百般滋味，不能不使人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红楼梦》涉及领域广阔繁多，知识学问博大精深。把脉问诊、开方下药，俨然一个医学世家。亭楼阁榭、园林古建，很像一个建筑学家。诗词曲赋、谜语对联、琴棋书画、释道占卜，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我感到《红楼梦》是我一生所读书中最经典的一部，我抄了不少背了不少书中的诗词。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背下一部分。大部分随着记忆的衰退已经想不起来，留下的记忆恐怕也只是断句残章了！

在绛县实习时我还和同窗好友关金玉去了一趟他的老家——平陆县曹家川，领略了平陆不平、曹川不川的大山大沟风韵。关金玉比我年长两岁，我俩同班同组同宿舍，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学校搞防震演习，我俩还在一个被窝里睡过十几天。我俩个码相当性格相和形影不离，俨然就像一对亲兄弟。（我俩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联系不断，经常来往）期间他还陪我去了一趟河南三门峡，那时平陆到三门峡还没有黄河大桥，在茅津渡坐船才能到达对岸。有生以来第一次见黄河，又正值汛期，黄河水汹涌澎湃浊浪滚滚涛声隆隆，一股桀骜不驯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次坐船，第一次见到汽车和人一块坐船，既新奇又紧张，航行时间不长但印象经久不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我上大学那几年，我国政治上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经济上生产萧条、物资匮乏。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连日常生活用品烟酒、肥皂、洗衣粉也要凭证供应。那时国家对大学生基本上是全免费。学费、书籍费不出，每人每月还发给15元生活费，4元助学金。生活费由校方统一掌握，吃饭是份饭，够吃不够吃、想吃不想吃每人一份。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每月几百元的生活费，想吃什么买什么，吃什么有什么。15元的生活费山西所有高校都是一个标准。太谷地区蔬菜较多，价格便宜，在全省高校中比较，山西农学院的伙食算是好的。我刚入学时怕父母担忧，给家里去信谎称学校伙食很好，每天都吃白面馍和肉。其实每天只能吃到一个馍，有时可以吃到二个馍，一星期可以吃到一顿肉。主食以玉米面窝头为主，早晚各一个，雷打不动。副食以白菜、土豆为主，蔬菜旺季可吃点茄子、茴子白等，西红柿、黄瓜一年也不见吃几顿。稀饭以高粱米汤为主，高粱是“晋杂五号”，产量高质量差，连壳也脱不净，熬好的汤像猪血一样颜色难看苦涩难咽。同学们家庭大都很困难，生活问题无法解决，饥饿如影随形，但谁也没有办法。赶到礼拜天，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步行到太谷城里每人吃一碗7分钱的白皮面，算作对肚皮的一种补偿。白皮面名副其实，一点菜星也不见，几束面条兑点白开水，放点盐酱醋之类，吃起来倒也美滋滋的别有一番风味。几十年过去了，不知太谷现在是否还有这种风味小吃。

农学院住了二年，经历了三个假期。由于经济困难，不是一般的经济困难，是特殊的经济困难。二年时间家里没有给过我一分钱，是我舅舅从他有限的收入中每年给我汇几十元用于学习生活的补贴。我永远也忘不了舅舅，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是他从小对我呵护关爱，使我长大成人的。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成长过程都倾注了舅舅的大量心血。由于没钱，买不起车票，每次放假我都留校看管行李。看行李并不是一件好差事，学校规定每班只允许留一二个人，几十个人的行李放在一个宿舍，每个楼层只有二三个人，到停电时整个楼漆黑一团，万籁俱寂，静得怕人。一个多月的假期寂寞难耐，思乡思家思亲人，痛苦煎熬。尽管这样我还是每年留校，吃了不少苦，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认识了不少老师、教工和校领导。因为经济拮据，上学期间我还刻过讲义，用铁板、铁笔、蜡纸刻写，每页可以挣二毛钱。（刻字是个技术活，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刻，用力不到划不掉蜡印不出来，用力过猛容易划破蜡纸，造成整张纸报废。）我还帮助系里到太原校对过《家畜传染病》学讲义，挣过10元校对费。回想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无谓增加一些痛苦，只不过想起来就记下罢了。

大学二年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长大。但共产党如何伟大如何好，只是一种模糊意识，根本说不清。上大学以后，通过上政治课（那时的政治课就是三大部分，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组织宗旨吸引人，理想远大美好，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加之那时的共产党员时时严格要求，处处以身作则，行得正走得端，确实令人景仰羡慕。在那种特定的年代，我也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十分迫切渴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年，我经过慎重考虑，第一次向党支部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副班长段守忠，还有一个叫董满仓，是本省万荣县人，他在农村时就入了党。给我的印象是憨厚老实，学习刻苦。他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硕士学位，分配在国家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1989年，北京学生弄学潮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动机，他同情、支持学生，参与了学潮。以后怕追究责任竟跑到了国外。据说现在一家都在美国定居。我平时在学习和生活中有意向组织靠拢，有意向党员学习，有意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学校那时入党很不容易，要求入党的人很多，发展党员的指标很少，平时基本不发展，临毕业时每个班发展一二个。

1976年7月，也就是我们临毕业的前一个月，国家发了文件，要求各大专院校选调一批大学生到西藏去支援边疆建设。山西农学院大概分配了几十个援藏指标，校党委、校团委、学生会层层宣传发动，要求学生踊跃报名积极参加，但响应者为数不多，难以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校党委再次召开动员大会，学院党委副书记亲自给我们训话，说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入党积极分子要带头报名，我那时头脑比较简单，思想比较单纯，领导一动员不和任何人商量马上就报了名，学校很快就确定我为进藏人选，并派出农学系土化专业老师牛天贵（晋城大阳三分街人，他后来研究生毕业，调中国农业大学工作，成为微生物专家）等二人到晋城进行家访。只是后来的情况发生变化，我的身体有毛病，心电图显示右束支间歇性传导阻滞，不适合到西藏高原缺氧地区工作，我很不情愿地从进藏队伍里退了出来。但这次进藏对我至关重要，党组织认为我经受了考验，符合党员标准，很快就给我发了《入党志愿书》，那时入党没有预备期。临毕业前夕，1976年8月14日我和同班同学吴天和（他是襄垣人，也是我终生的好朋友。毕业后和我同时分配在长治农校工作，市管县以后又一同分到晋城市，在市政府办公室任过多年的副主任，后又调到市人大任科教文化委员会主任。）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天黑夜我通宵未眠，连夜给家里、亲戚、朋友写了十几封信，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四十年过去了，回想那时尽管有点天真幼稚，但实践证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条路子我是走对了。

1976年7月26日，学院组织我们到大寨进行毕业前的最后一次教育。那时农业学大寨正值高潮，全国各地到大寨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昔阳县无法安排住宿，山西农学院的师生只好住在距昔阳几十里以外的平定县招待所。7月27日同学们冒着小雨走马观花参观了大寨、南垴、武家坪，什么真经也没取到，一个个累得腰酸腿困，回到招待所倒头便睡。凌晨三四点钟睡得正香，突然有人大声喊叫“地震了快跑”，楼道里顿时乱作一团，男男女女有的赤脚、有的光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五楼冲向楼下。当时谁也不知震中在什么地方，通讯联络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在院里议论纷纷冻了两个多小时。大概六七点钟学校领导才接到通知，我国唐山发生大地震，要求同学们尽快收拾东西，当天就从阳泉坐火车返回学院。也就是从那时起到毕业，我们在学校就没有睡过好觉，每天组织防震演习。

1976年8月20日，学院召开76届工农兵学生毕业典礼大会。23日我和朝夕相处、共同学习生活了二年的老师、同学依依惜别，离开母校，回到了晋东南地区所在地——长治市。等待分配，等待上天对我命运的再次安排。

农学院二年时间太短，说心里话我是不愿离开这个特定环境的。但苦于当时的学制也只好挥泪告别。是农学院这个特殊的地方培养教育了我，使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农学院我不仅学到了不少书本知识，而且学院的领导、老师、同学都给了我极大的关怀，我从他们身上还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伟大的母校。毕业以后的几十年中，凡有机会路过太谷，我都要回学校看看。

1997年9月，山西农业大学（197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山西农学院更名为山西农业大学）举行建校九十周年校庆，我那时已经调市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分管反贪工作，当时正带队在陵川县办理一件大案。我向市纪委和院领导专门请假回校参加校庆。回校以后我还在当年住过的宿舍楼住了一宿，重新睡了一次上下铺。回味了一下学生生活。尽管九十年代的学生宿舍已和七十年代有了很大区别，床也不是过去的木制床，上上下下嘎吱乱响。宿舍也有了独立的卫生间，不再需要半夜脸盆里尿尿。但我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很多往事，辗转反侧一夜未眠。（这要感谢校方的特意安排）真是旧情重忆，年华已逝，岁月不饶人呀！

九十周年校庆时的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但有两个人的讲话我记忆犹新。一位是从北京请来的老太太，她的第一句话，“六十年前我从这里毕业走向社会”就赢得了近万名师生的热烈掌声。因为那时她已经八十多岁，是参加校庆人员中年龄最大，毕业最早的。另一位是我们晋城市的市长马巧珍，是参加校庆人员中级别较高的。因为九十周年校庆时正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许多省部级的学友是十五大代表，没有参加校庆。参加校庆人员中马巧珍就算高级干部了。她的最后一句话“一百年校庆时我们再相会”把校庆推向了高潮。

2007年8月26日，艳阳高照，百花争芳。山西农大又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这次校庆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参加校庆的有一二万人，盛况空前。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宝顺参加了庆典。农大毕业生，省委副书记金银焕讲了话。国家教育部、农业部发来了贺电。美国、英国、德国有关院校的代表也分别讲了话。我们牧761班回校参加校庆的共7人，据了解30多年已有好几个同学去世，相当一部分已内退不工作。我们几个人多年没见面，见面总有说不完的家常话，叙不完的同学情。在学生食堂吃过自助餐后，大家依依惜别。这次校庆晋城市连集体带个人共向学校捐款近百万元，我作为山西农大晋城同学会的副秘书长，个人捐款一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