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少年时代

十七岁以前的日子

我有时能从大卫充满感激的宣言中感受到快乐——“耶和华啊，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主的温柔慈爱在我早年生活中就得到了见证。

1725年7月24日，我出生在一个信主的家庭，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给我讲了许多道理。她是一位不从国教者，在小詹宁斯博士那里参加聚会。她身体虚弱，脾气温和，因为我是她独生的孩子，所以对我的培养就成了她唯一的工作。我还依稀记得她对我的关爱和指导。在我不到三岁的时候，她亲自教我英语，并且非常成功。因为超前学习，到四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读一些简单的书了。在我的印象中，她记忆力很强，能够记住《圣经》中很多有价值的章节、问答和赞美诗。在那时看来，我的脾气秉性很符合她的心意，我对小孩子通常喜欢的嘈杂游戏并不感兴趣，反而最喜欢有她的陪伴，愿意学习她教我的东西。再好的教育也不能直达内心——这是在我后来的经历中清清楚楚显明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在虔诚的父母忠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以此来塑造孩子的观念方面，父母对我的教育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因为自己的罪而使这些教育失去了优势，但是很多时候我的行为仍极大地受儿时教育的约束。儿时得到的教导在我想将其甩掉之前一次次地出现在我脑海里。主终于开了我的眼目，重拾儿时的教导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益处。我亲爱的妈妈尽可能地陪伴在我身边，她总是流着眼泪为我向神祈求祷告。我毫不怀疑，此刻我收获了这些祷告的果实。

我早期的成长进步，母亲都看在眼里，她感到非常欣喜。从一开始，她就想培养我做传道人，当然前提是，如果神喜悦以祂的恩典把我救赎，让我倾心于这样的工作。我六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拉丁语，但没过多久，为我设计的教育计划就中途搁浅了。主的意念远远超过地上的父母，祂愿意把我当成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来证明祂的耐心、预备和恩典：1732年7月11日，在我还不到七岁的时候，神就把我的慈母接走了，因此她想培养我成为传道人的打算就落空了。

我父亲那时还在海上（当时他是负责地中海贸易的船长），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他回到家里，不久就再婚了，他的续弦是埃塞克斯人。我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失去母亲教导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那时我便和毫无顾忌、不敬虔的孩子混在一起了，并且学会了他们那一套。父亲再婚后不久，我就被送到了埃塞克斯的寄宿学校。在那里，校长粗鲁严格的管理几乎毁掉了我的灵魂和我对书的喜爱，和他在一起，我忘记了算术所有的规则和定理，即使那些东西母亲几年前就教给我了。我在那待了两年，第二年，来了一位新助教，我开始对拉丁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这样，十岁之前，我在学校学习了图利和维吉尔的作品，成绩在二年级里名列前茅，但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对我实际上是揠苗助长。因为没有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很快就把学到的东西全部忘掉了（我十岁时离开了学校）。很久以后，当我重拾拉丁语时，并没有从之前的学习中继承到太多的好处。

我十一岁时，父亲带我出海。从属世的角度看，他有无与伦比的品行和智慧，也十分注重我的道德培养，但是仍不能替代母亲。他曾在西班牙受教育，对我总是保持距离，十分严厉，令我感到害怕和压抑。在他面前我总是小心翼翼，因此他对我影响很小。从那时到1742年，我出海航行了几次，航行之间有很多闲暇，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农村度过的。十五岁那年，我有几个月住在西班牙的阿利坎特。我在那里的前景非常好，但是我放荡的行为和不受约束的个性很快就破坏了那为我制定的美好计划[1]。

这个阶段，我的脾气和行为极其多变。在学校时，或离开学校以后不久，我开始对宗教漠不关心，并很轻易地就对宗教产生负面的印象，但又常常因知罪而烦扰。从孩童时候起，我就喜爱读书。我经常想起班纳特的《基督教讲义》，尽管懂得不多，但他推荐的生活方式看起来非常令人向往，让我很想尝试。我开始祷告，读《圣经》并写日记。那时，我在自己眼中是虔诚的。唉！这种表面上的良善并没有坚实的基础，而是像早上的云雾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我很快就感到倦怠，渐渐地放弃了自以为虔诚的生活方式，甚至变得比以前还坏。我不但不祷告，反而学会了诅咒和亵渎，一旦离开父母的视线，就会表现得极其邪恶。

以上就是我十二岁以前的生活。

在那前后，我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险些丧命。当我掉下来的时候，距离尖尖的篱笆桩只有区区几英寸，幸好我并没有受什么伤。我不得不意识到，这是神恩典的护理之工救了我，如果我落在桩子上的话，早就死掉了。我的良心使我想到，如果我在这种状况下受召来到神的面前，将会是多么的可怕。于是我暂停了不敬虔的行为，似乎改变也很大，但没过多久我就又故伎重演了。在我身上，这些罪与良心的争战反复上演，其结果是每次重新犯罪都会让我变得更加邪恶。

我曾因失去亲密伙伴而醒悟。那次我们相约去军舰上玩（我想是在安息日），幸运的是我去晚了。他们乘坐的小船翻了，我的几个朋友都淹死了。我受邀参加玩伴的葬礼，我的内心因此受到了极大震撼。由于晚到几分钟，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在当时我还因为没赶上船而懊恼和生气，直到亲眼看到事故的发生。然而，这件事很快就被我忘记了。又有一次，当我细细阅读《家庭教师》一书时，我也曾有过短暂的悔悟。尽管我不能明确说出每一次的详细情况，但我在十六岁以前，有三四次把宗教的事放在一边，而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对宗教不够严肃认真的时候。我常常把宗教看作是逃避地狱的手段，但是我爱罪，不愿意放弃。我常常记起这样的例子，每次都感到自己是如此的盲目和愚蠢：有时我决定要去做某些明知是有罪的，是有悖于我的本分的事情，于是我匆匆完成例行祷告，祷告时对自己充满愤怒，但当祷告一结束，我的良心就释然了，可以毫无悔意地去做那些荒唐事。

我的最后一次改变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持久性上都最为显著。这段时间，至少可以说是在某些时候，用使徒的话来说，我是那种“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紧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的。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事，就是想要忽略神的义而建立自己的义：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我都用来读经、默想、祷告；我常常禁食，甚至有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戒荤；我几乎不回答任何问题，就是怕说出无聊的话；看上去我是在为以前的劣迹悔叹，有时甚至会因此而流泪。简而言之，我成了一个禁欲主义者，尽己所能远离社会、躲避试探。这种谨戒的生活（这是我对此所作出的最高评价）持续了两年多，从未间断。但这样的宗教信仰实在是太可怜了，在许多方面都把我置于罪的权势之下，这么做只会使我变得沮丧、愚蠢、脱离社会、一无是处。

这就是我的思想框架。就在那时，我开始注意到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著作。在荷兰米德尔堡的一个小书店里，我看到他《论品格》的第二卷。书名吸引我买下了它，书的写作风格和方式给我的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乐趣，特别是被伯爵命名为“狂想曲”的那部分。没有什么能比这浮夸的演讲更适合我思想的转变了。我不了解书的意图和倾向性，我认为作者是一个最虔诚的人，只要追随他就会得到快乐。就这样，我的内心被华美的辞藻和演说蒙蔽了。我手不释卷，直到能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复述“狂想曲”。这像一剂慢性毒药，对我后来的道路产生了影响。

1742年12月，我从一次航行归来之后，父亲不打算再让我出海了，而是考虑让我在社会上安顿下来。但是那时，我对做生意既没有经验，也不感兴趣。我对如何做事和怎样与人打交道都知之甚少。我喜欢过一种沉溺于幻想中的生活，那是宗教、哲学和懒惰混合在一起的生活。一想到要勤奋工作，我就十分反感。最后，我父亲的一位好友，利物浦的一位商人（他是神的好器皿，使我从此失去了世界的一切舒适欢愉）建议送我到牙买加待几年，并答应会照顾我的生活。我同意了，并且着手为将要进行的远航做准备。下一周就要启程了，这时，父亲让我去办点事，地点离肯特郡的梅德斯通只有几英里的距离。正是这趟三四天的旅程使我的生命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将我从习惯性的懒惰中唤醒。你希望我详细讲述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由此发生了，这确实是“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注释

[1]牛顿在其他的记述中说他十一岁那年乘他父亲的船去了国外，跟他在地中海航行了五次。他父亲1742年离开大海，1748年成为哈德逊湾约克堡的总督，1750年在那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