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产生于清代末年，它与《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并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在当时十分风行，影响很大。作者吴沃尧（1896—1910），字小允，又字趼人，广东南海佛山镇人，因自署“我佛山人”。他祖上几代都是做官的，到他父亲已经没落了。他18岁跑到上海谋生，在江南制造局做过抄写生、绘图员。1897年开始向《游戏报》投稿，与报人李宝嘉相识，二人结为知交。不久便放弃了制造局的工作，去当记者和编辑，先后主持过《消闲报》《采风报》《奇新报》和《寓言报》。1903年是他生活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他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上同时发表《痛史》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此他便由报人转为职业小说家。他勤奋多产，毅力过人，在此后短短的七八年的岁月中，竟留下了三十部以上的小说作品。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自传体色彩很浓的小说。作者不仅假托小说中的主人公“九死一生”的活动来叙说自己的某些经历，并且将自己的性情、好恶、审美取向一并寄寓在主人公身上。作品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淳朴士子的眼里观察世界，从他与世人的交往中了解现实人生，一层层剥开掩盖在伪装下面的真相。作品对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反映是相当广泛的。作者的着眼点集中在道德的批判上，就是说社会道德的堕落、人格尊严的沦丧是作品揭露和批判的重点，其目的在于触及人们的灵魂，解剖精神崩溃的根源及其病态现状。

官场的弊端也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抨击的重点，因为它是造成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作品对官场的揭露是整体性的，上自慈禧太后、王爷、军机大臣，中涉各部和各省督抚，下至胥吏佐杂，没有一个阶层不曾描写到。对这些官吏揭露的同时，也就触及到政府的内外政策、思想作风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后果。在描写官场的同时，作品还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官员们的家族或家庭生活。作品描写了许多病态的家庭，对封建专制的野蛮、不合情理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对官宦人家对儿女的百般娇纵，也作了深层的揭露。

从小说的艺术角度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袭了《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如把“假象”和“实象”作强烈对照，在当事人表演到极度膨胀时，当即戳穿他的谎言，使之当场出丑等。至于描摹故事的委宛曲折、构思情节的贯连细密，以及某些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色彩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高超技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艺术上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的成功运用，它是我国旧小说向现代小说跨进的重要标志。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使这部近六十万字的内容庞杂的小说在结构上趋于严密。作品以“我”为主人公，以“我”的家庭生活和经商活动这两个侧面作为演绎故事的线索，其中又以商业活动为中心，因经营需要而建立人事关系，伸向全国各地，成为联络网点。这些网点上的人员便是生发故事的源头。作品把“我”与吴继之联结在一起，利用吴继之的双重身份以便与官场和商场人物接触。在地域上，以南京和上海为基地，向全国辐射，北上南下，东西奔波，随着“我”的行踪使作品的反映面波及全国的主要城市，而又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上海和北京，对这两个带有特殊地位的城市作了环境和人文氛围的渲染。这是颇有深意的。这种结构形式不但自然活络，可以随时设下伏笔，设置悬念，而且可以在全景上加强对社会的批判。至于结尾的悲剧气氛和匆忙收场，反映了作者看不到出路的忧伤和对人生的茫然。这既是小说家的困惑，也是那个时代的困惑。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于1903年起刊于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上，仅刊出四十五回。1906年至1910年由上海广智书局首次排印出版全本。以后由世界书局再版。这次整理出版，主要依据广智书局版，参校以世界书局版，订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讹，并删去了小说之外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