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吕尚、周公、召公等人的辅佐下，率领四万军队奇袭商都朝歌（zhāo gē）（今属河南淇县），以少胜多，在牧野（今属河南新乡）大破商纣十七万大军，摧毁了商王朝。周人凭此一战，确立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周王室长达八百年的统治基业，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商朝衰颓与周人不断“翦商”

帝甲统治后期，商王朝逐渐衰落，政治腐朽，经济凋敝，社会危机四伏。从武乙开始，商王朝又陷入了与东夷的长期消耗战中，民众负担加重，苦不堪言。不仅如此，商王朝对东夷连年用兵，也造成了重东轻西的战略失衡局面。周人正是利用这个机会，逐渐强大，并最终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

周人最初在今天陕西西部地区繁衍生存，经过公刘、太王等首领的不断发展，力量逐渐壮大。太王古公亶父时，周人举族迁徙到周原地区，实力大增，得到商王的承认，“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1]。也正是从太王开始，周人开始实施“翦商”战略，由于此时周人的实力有限，所以“翦商”行动非常隐蔽。太王时期，在太伯、虞仲奔吴，让位季历的掩饰下，周人成功地将势力秘密渗透到南方江汉流域一带[2]。季历即位后，继续向商王朝俯首称臣，并亲自去朝见商王。但实际上，季历却在悄悄进行武力扩张，翦除“西落鬼戎”，攻伐燕京之戎。看到周人逐渐强大，商王起先采取安抚的措施，商王武乙时曾“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给季历，商王文丁时，又命“季历为牧师”，使季历成为西方诸侯之长。但商王也深知，此时周人显然已“奄有四方”[3]，季历领导下的周人已经成为商王朝潜在的敌人。因此，文丁感到再也不能养虎为患，便找借口杀了季历，以遏制周人扩张的势头。

季历被杀，周文王姬昌即位，仍然对商王朝俯首称臣，周文王继续发展生产，虔诚地实行仁治，最终形成了非常清明的政治局面。文王礼贤下士，招徕贤才，为周人的灭商大业储备了大量人才。他甚至为了接待前来投奔的贤人，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所以像伯夷、叔齐等一批贤才都积极投奔周文王。其中，文王在渭水之滨访得大军事家吕尚，在灭商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所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4]。与此同时，文王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享乐的样子；也曾率诸侯朝觐纣王，以示臣服，目的是要麻痹纣王，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进行。

周文王的对手商纣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他本已身处商王朝的亡国之“势”，自己又多行亡国之“事”，更火上浇油地将商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商纣天资聪颖、办事敏捷、气力超人，但在治国上却是一个低能儿，他生活腐朽奢靡、耽于酒色、沉迷乐舞，尤其宠爱妲己。同时，纣王迷信暴力，视国事如儿戏，常常因为小事而滥杀无辜。纣王好色，九侯将美丽的女儿献给商纣，但九侯的女儿并不喜欢商纣的荒淫行为，不小心惹恼了纣，纣便下令杀了她，进而也将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前来劝谏，言辞激烈，结果商纣竟将鄂侯做成了肉干！文王听说这件事，只能背地里唉声叹气，也被关押到羑里长达七年，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周人闳夭积极营救文王，投商纣之所好，寻求了有莘氏的美女、郦戎的彩色骏马以及三十六匹良马和其他一些珍奇异宝，通过贪婪的费仲进献给商纣，糊涂的纣王竟高兴地说：“只要有其中的一件宝物就足够把西伯释放了，何必要这么多呢？”文王出狱后，立刻借机献河洛以西的土地给商纣，以示臣服，由此被商纣赐予弓矢斧钺，号为“西伯”，拥有征伐周围其他诸侯的大权。同时，文王请求废除臭名昭著的“炮烙之刑”，也得到了准许。文王这一举动顺应民意，受到了天下诸侯的拥护。

回到周地，文王继续暗中修德，收揽民心。诸侯中间出现一些争端，不去找当时的天下共主商纣去解决，反而开始找文王进行裁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文王断虞、芮之争。在这次事件中，周文王以德服人，得到了诸侯的拥护，逐渐树立了新的政治威信，诸侯中开始传言：“西伯应该是一位接受了天命的君主吧！”文王除了在政治、外交上努力进取，在军事上也以“西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去讨伐不服从周人的其他诸侯。他北伐犬戎，西灭密须，东讨伐黎；伐邘国，灭崇侯虎，并营建了丰邑，将周人的政治中心从岐山迁到丰，为牧野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商王朝的战略失当与周武王的最后部署

周人经过太王、季历、文王的不断努力，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5]。但是新旧政权的更替，最终还是需要一场摧枯拉朽的战争来解决。可惜天不假年，文王壮志未酬便离世，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刚刚即位的周武王身上。

周武王即位之后，任命熟悉商王朝内情的吕尚为军师，周公旦为宰辅，积极展开灭商的最后部署。他将都城东迁至镐京，对商王朝继续进行挤压和战略包围；并且占领崤函一带，控制伊洛之地，为伐商建立了更有利的据点。这些行动扫清了周人在伐商行军路线上的所有障碍，更有利于周人直接出击东方。

面对周人的不断东进和包围，商纣以及整个商统治集团并非完全没有察觉、无动于衷。发觉周人的威胁之势，商纣也曾想对其用兵，他一度以田猎的形式在黎地检阅军队，炫耀武力，震慑周人。但后来，这一计划随着东夷的反叛而被搁浅。东夷的叛乱一直未能完全平息，商王朝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始终无法彻底抽身，不得不一直与东夷进行长期的消耗战。商纣对东夷的大规模征讨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从商纣十年九月到十一年七月，长达十一个月；第二次是在商纣十五年时，耗时与前一次相近。从长久的耗时，也能看出当时东夷叛乱的严重性。最终，商纣在对东夷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这场看似荣光无限的胜利，商王朝却付出了覆亡的惨痛代价，无怪乎后人指出“纣克东夷而陨其身”[6]。

商纣长期讨伐东夷，造成商王朝整个战略布局的失衡，尤其是对西部周人的防御出现了空虚。周武王正是趁着商王朝这一战略防御漏洞，联合已经归附周人的诸侯于“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孟津”[7]，不期而至的诸侯竟达八百。这表明周已经拥有了与商王朝力量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俨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诸侯们都认为商纣可以讨伐了，但是周武王却说：“你们不了解天命，还是不行啊！”他深知周人历代“翦商”基业的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于是，他精心部署，还在谨慎地等待时机进一步成熟。

周武王的军事演习，也直接造成了商王室的集体恐慌，面对不断加重的危机，商朝贵族内部矛盾全面爆发。商纣的叔父比干有圣人之誉，前去劝谏商纣，没想到商纣大怒，竟然说：“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个孔。”遂将比干的胸膛剖开，残忍地取出比干的心脏。商纣的另一位叔父箕子非常害怕，于是装疯卖傻，扮作奴隶，但还是被商纣关押了起来。商纣的庶兄微子看大势已去，就和太师、少师一起离开了商王室。商末三仁人的悲惨遭遇，是商贵族内部分崩离析的标志。此时，纣王已经众叛亲离，商政权也已全面崩溃，行将灭亡。孟津观兵后的两年间，周军一直驻兵成师（洛邑），等待出兵时机。

机会终于出现。公元前1046年前后，商军主力调遣至东南地区和东夷作战。周武王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即联合各路诸侯，决定对商的都城朝歌进行一次战略奇袭，牧野之战就此爆发。

三、牧野决战

公元前1046年[8]，周武王自称太子发，战车上载着文王的“木主”（木制的文王牌位），率领兵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其他反商诸侯，从成师起兵，直奔商王朝的政治中心朝歌。

周武王伐纣之前，曾用龟甲占卜，并不是吉兆，故而有些犹豫，但在姜太公（即吕尚）的强烈建议下，最终还是决定出师。出师不久，周师一度接连遭遇不利的兆头：到达汜水时，河水泛滥；到达怀城时，城墙崩坍；到达共头山时，山体坍塌。出兵三日就遇到了数次天灾，连周公、霍叔都感到害怕。面对天降暴雨和滚滚雷声，他们都疑惑是不是周的德行并不足以灭亡商王朝。但是，周武王意志坚定，仍是下令急行军，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武王的军队行军速度非常快，每天行军四十里，仅用了六天的时间，就抵达了朝歌附近的牧野。

“二月甲子昧爽”，也就是这天的黎明时分，周武王按照与胶鬲等人约定的时间，如期抵达牧野。当时，天依然下着大雨，周武王率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诸侯以及其他反商联盟大军在牧野列阵，并举行阵前誓师大会，史称“牧誓”。誓词今天还保留在《尚书》中，篇名就叫《牧誓》。周武王站在军队前，左手持黄钺，右手持白旄开始誓师。武王先历数了纣王的种种罪行，揭露他惟妇人之言是用；抛弃了对商人先祖的祭祀；不任用自己的同宗贤人，而任用奸佞；虐待天下百姓。商纣的统治已经是人神共愤，周军正是恭奉上天的命令来讨伐商纣的。最后，武王严明了作战纪律，强调战斗时，每前进六步或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齐阵形，在战斗刺杀中，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必须停下来，整齐军阵，时刻保持军阵应有的阵形（由于这时的战争主要是列阵而战，所以保持军阵的阵形对战争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武王并特别强调说，在作战中不要杀死前来投奔的人，要让他们帮着我们一起杀敌。当然如果你们不努力杀敌，也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周武王誓师之词的鼓舞下，联军气势如虹，士气高涨，等待商纣大军前来迎战。

周武王挥师东进的消息传到商都朝歌，商贵族上下一片混乱，商王朝的精锐部队尚在东南地区与东夷作战，难以及时调回。商纣不得不仓促应战，急忙武装大批奴隶，大概有十七万人之多[9]，商纣亲自统领，开赴牧野与周武王决战。

周武王面对“殷商之旅，其会如林”[10]的商纣大军，冷静指挥。他先是派遣太公吕尚“致师”，率领一百人的敢死队勇敢地向商军挑战，迷惑敌人，打乱敌人阵脚。接着，武王趁商军阵脚大乱之际，亲自率领虎贲勇士和装甲车兵，猛烈冲击商军的军阵，商军伤亡惨重。商军中有大量临时召集的奴隶，战斗力不强，军纪不严，士气不高，面对周师战车的左突右冲，顿时阵形混乱不堪，十七万大军如一盘散沙，重新集结已经没有可能，所以周人在仅有较少抵抗的情况下，得以顺利杀向商都朝歌。商纣看到全军崩溃，大势已去，只得匆匆逃回朝歌。在众叛亲离的绝望之中，他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周武王随即率军进至朝歌，商朝贵族早已在郊外等待投降。他们向周武王行大礼，并致贺词说：“这真是天降的喜庆啊！”武王入城之后，在鹿台找到商纣的尸身，搭弓向商纣的尸身射了三箭。接着，他走下战车，用短剑在商纣身上狠狠地连刺了几下，用黄色大斧砍下了商纣的头颅，悬挂在太白旗上。之后，武王又赶到妲己的住所，看到她也已经自缢，便同样朝她的尸身射了三箭，用短剑刺了几下，用黑色大斧砍下其头颅，悬挂在小白旗上。周武王处理完这些元凶之后，命令太公、吕他、侯来等继续清剿商纣残部，防止商纣的残余势力重新集结，卷土重来。在清剿战斗中，武王俘获了一百名商朝的恶臣，下令将其处死。对那些依然追随商纣的方国，武王也派兵继续征讨，先后灭掉了九十九个方国，杀死四十多名部族首领。

在清剿商纣残余势力的同时，周武王废除商纣恶政，分封许多功臣和姬姓子弟到各地做诸侯，以此来拱卫周天子的统治。

四、牧野之战解析

牧野之战中，周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战略筹划和战术指挥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强大的商王朝则是失误累累。

就大战略而言，商、周之间优劣对比非常明显。商代后期，政治腐败，离心离德，商贵族内部矛盾、商与其他诸侯之间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由于东夷的掣肘，商朝统治者始终未能进行全局性的战略布局，造成西部防守空虚，从而给了周人偷袭的良机。与之相反，周人的战略筹划则非常高明。他们牢牢地抓住商后期政治腐败和防御体系上的漏洞，军事重心不断东移，为灭商逐步扫清障碍。自太王、季历、文王、武王以来，周人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并且运用韬光养晦的战略，巧妙地迷惑了商王朝。他们依靠稳中有进的“翦商”策略，充分施展“伐谋”“伐交”等手段，不断扩大反商联盟，逐渐削弱商王权威，终于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之后，达成所愿。

就具体战争指挥而言，双方优劣也是非常明显。在牧野之战中，周人时刻掌握战争主动权，完全实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其取胜的关键性因素。在战机的选择上，周武王也显出过人的智慧。他利用商军主力征伐东夷、朝歌守备空虚这样千载难逢的机遇，果断实行战略奇袭，急行军六天到达商郊牧野，让商王朝措手不及。在战场的选择上，周武王也显然进行过周密筹划。由于兵力悬殊，周武王并未选择直接攻打朝歌，而是选择在牧野与商纣进行最后决战，以逸待劳，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周军仅仅四万多人，而商军则有十七万人，周军处于兵力上的绝对劣势。为了化解这种劣势，武王选择了位于平原地带的牧野，这非常有利于周的先进武器——战车优势作用的发挥。

牧野之战，商纣彻底葬送了商王朝六百年的基业，周则从此确立了在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周天子自此成为天下新秩序的共主，开启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牧野之战不仅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战争，也是中华文明发轫时期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的事件，被学者称为“殷周革命”。周王朝建立后，在制度文明的建构上颇有作为，创立了分封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各种制度，对后世的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文明甚至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内核与标志。同时，由于周王朝的建立，原始宗教中开始涌现出最初的人文精神，如忧患意识的出现，“敬”观念的强调，将民抬高到与天命同等的地位等等。这是春秋时期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观念出现的前奏，促成了中国道德人文精神的建立，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华文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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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年》，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2] 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卷。

[3] 《诗经·大雅·皇矣》。

[4] 《史记·齐太公世家》。

[5] 《论语·泰伯》。

[6] 《左传·昭公十一年》。

[7] 《史记·周本纪》。

[8] 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至少有44种说法。根据《竹书纪年》进行推算，应该在公元前1027年。1996年，由21位著名学者组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组，经过长达四年的科研攻关，于2000年11月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甲骨学、考古学、文献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断定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此处正是采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

[9] 一说七十万人，不可信，故不取。

[10] 《诗经·大雅·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