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人物志》是中国古代典籍名著之一。唐李德裕说：“余尝览《人物志》，观其索隐精微，研几玄妙，实天下奇才。”宋人阮逸说：“是书也，博而畅，辩而不肆，非众说之流也。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传之！媲夫良金美玉，籝椟一启，而观者必知其宝也。”宋王三省说《人物志》：“修己者得知以自观，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焉可废诸！”明代郑旻说《人物志》：“事核词章，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清人纪晓岚说：“其书主于论辩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在现当代，人们对《人物志》的关注程度及评价，丝毫不亚于古人。汤用彤先生说，从《人物志》中可以看出曹魏初期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的特点，“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钱穆先生说：“我自己很喜欢刘劭此书，认为他提出‘平淡’二字，其中即有甚深修养功夫。在我年轻时读《人物志》，至‘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一语，即深爱之，反复玩诵，每不忍释；至今还时时玩味此语，弥感其意味无穷。”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施赖奥克将《人物志》翻成英文，取名为《人类能力的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来，市面上关于注释整理《人物志》的书籍不下三四种。上述事例表明，《人物志》是一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的中国古代典籍。

关注和了解一部著作，首先应从它的作者入手。《人物志》的作者刘劭，字孔才，广平郡邯郸（治今河北邯郸）人。建安年间，在郡府中做上计吏。在一次岁末进入京城洛阳向朝廷汇报地方政务时，上天给了他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当时朝廷太史发出了天象预报，说正月初一将有日食发生。正月初一是朝廷举行大会之礼的日子，但根据当时制度，遇到日食应当停止举行会礼。当时在场的数十人都主张废朝却会，只有刘劭持不同意见。他说，古代著名的太史，也有计算天时错误的时候，所以圣人提出不因为异常天象而废朝礼，这是因为有时候灾异之象会自动消失，有时候太史推算错误。他主张不要因为这个预报而废却朝礼，得到了当时正在负责上计工作的尚书令荀彧的赞同。结果是会礼如期举行，日食也没有发生。

这件事以后，刘劭是否被提拔到中央朝廷任职，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不得而知，但刘劭受到朝中权贵的重视是没有疑问的。御史大夫郗虑就曾经有过征召刘劭出来做官的想法。郗虑是曹氏的党羽，曹操忌恨孔融，郗虑就给孔融罗织罪名进行构陷。曹操欲废献帝伏皇后，郗虑就奉命率兵入宫逼杀。因此被从光禄勋提到御史大夫的位置。刘劭被这样的权势所看重，也预示着他仕途的前景光明。正在这个时候，却又发生了郗虑被免官的事。然而这件事并没有使刘劭的仕途发生逆转，不久他就被任为太子舍人，又升迁为秘书郎。任太子舍人的经历，使刘劭和太子曹丕有着密切的接触，所以当曹丕登上帝位后，先后任用他为尚书郎和散骑侍郎。曹丕去世后，其子曹叡即位，是为明帝。刘劭又先后任陈留太守、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不断变化的各种任职，也给他多种才能的展示提供了各种舞台。

刘劭有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并善于用这些知识影响当时的礼仪制度，前述关于日食与朝会关系的论述即是一例。明帝景初二年（238），朝廷欲改祀太极中和之气。刘劭不同意改祀，主张祀六宗之气。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通典》卷四十四《礼典·吉礼》）刘劭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并被采纳。前一个是利用天文知识影响礼仪制度的事例，后一个则是用气象知识影响礼仪制度的事例。

刘劭熟知古代的爵位制度。他曾著有《爵制》一书，此书现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部分文字，记述的是秦朝二十等爵位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二十等爵位的内容等等。文中对秦朝二十等爵位的记述十分清晰具体：一爵曰公士，二爵曰上造，三爵曰簪，四爵曰不更，五爵曰大夫，六爵为官大夫，七爵为公大夫，八爵为公乘，九爵为五大夫，十爵为左庶长，十一爵为右庶长，十二爵为左更，十三爵为中更，十四爵为右更，十五爵为少上造，十六爵为大上造，十七爵为驷车庶长，十八爵为大庶长，十九爵为关内侯，二十爵为列侯。从书名上看，《爵制》的全部内容不应当是仅仅记述秦代爵位制度，如果此书能够完整保存下来，一定会为我们了解三国以前的爵位制度提供清晰的线索。但我们从保存下来的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刘劭对古代爵位制度的熟知程度。

刘劭的法律知识对当时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很有影响。他在《人物志》中对法家从人才分类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法家是建立法律制度使国强民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可以称为法家，因为他在曹魏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有过作为。在他任骑都尉期间，与议郎庾嶷、荀诜等人制定科令，著《新律》十八篇。此外，《隋书·经籍志》中还著录了刘劭所著的《律略论》、《法论》等书籍。

刘劭博览群书，精通儒家经典。他在任散骑侍郎时，受魏文帝诏，把五经群书分类汇辑，编成《皇览》一书。他还为儒家的经典《孝经》作过注。在他的晚年，在家专门执经讲学。《人物志》把“能传圣人之业”作为儒学家的特征，从这个角度讲，刘劭又具有儒学家的才能。

刘劭在任陈留（今河南开封）太守的时候，敦崇教化，受到百姓称赞。《人物志》中把“能受一官之任”作为伎俩之才的特征之一，从这个角度讲，刘劭又具有伎俩之才。

明帝青龙元年（233），割据辽东的公孙渊与南方的孙吴政权来往甚密，孙权派张弥、许晏等人带着珍宝从海路出使辽东，册封公孙渊为燕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曹魏政权有人主张出兵讨伐辽东，刘劭却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当初袁绍的儿子袁尚被打败后，投奔辽东。当时是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执政，他把袁尚斩杀，将他的首级送来。这表明公孙渊的先世是忠于曹魏政权的。再说公孙渊是否接受了孙吴的册封，还需要证实。历史上明智的做法，当边远之人不服时，要用美德征服而不使用武力。应当对公孙渊采取宽缓策略，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后来公孙渊果然像公孙康一样，杀了张弥、许晏等人，把他们的首级送来。还有一次，孙吴出兵围攻合肥。当时驻守那里的曹军正在轮番休息，兵力不足。驻守合肥的征东将军满宠一面上表朝廷，请求派兵增援，一面召集正在轮休的将士，主张待兵力集结后再对吴军发动攻击。刘劭分析这种形势说，敌兵现在正处在士气高涨的阶段，满宠如果以少于敌人的兵力发动攻击，必定不能取胜。他采取等待兵力集结后再发动攻击的做法是正确的，不会有所失。可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作为前锋，张扬声势。骑兵到合肥以后，疏散队形，多设旌旗鼓乐，在城下炫耀兵力，然后开到敌军后面，做出阻断他的归路，截断粮道的样子。敌人闻听支援大军来到，又见到骑兵欲断归路，必然害怕逃走，这样就可以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刘劭的建议被明帝采纳，而事情发展的结果也和刘劭所预料的一样。《人物志》中把“遭变用权”作为智意家的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具有智意家的才能。

魏明帝在位的时候，刘劭还写过一些文学作品，见于记载的有《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其中《赵都赋》深受明帝赞美。刘劭所写的三赋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我们仍可从《赵都赋》的一些片断领略他的文采：“声曜纷纭，泽浸宇内，元正三朝，莫不来届。”“北连昭余，南属呼池，西盼大陵，东结潦河。”（宋杨简《慈湖诗传》卷二十）著名史学家陈寿对刘劭的评价是“该览学籍，文质周洽”。《人物志》中把“属文著述”作为文章家的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具有文章家的才能。

刘劭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品格和才能，在夏侯惠的推荐刘劭的表章中有精彩的概括。当时魏明帝下诏博求众贤，夏侯惠上表说：“臣私下看见常侍刘劭忠心耿耿，善于思考，擅长周密的谋划，凡是他糅合古制而创立的制度，都源流宏远。所以群臣上下都取自己和他相同的地方去斟酌比量。所以诚实的人佩服他的性情平和端正，清静的人敬慕他的深沉恬静为人谦让，擅长文字之学的人欣赏他的推理详尽而缜密，谙熟法律的人知道他的判断准确没有谬误，善于思考的人了解他的思想深刻而坚定，爱好文学的人喜欢他的著论文章，制定制度的人看重他的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筹划谋略的人赞美他的思想敏捷考虑精到。上面这些评论，都是这些人取与他们自己适合的长处而列举刘劭的局部小节罢了。臣屡次听到刘劭的清雅谈论，观览他的深刻议论，和他相处的时间越长，敬佩他的时间越久，实在为朝廷有这样的人才而感到惊讶。臣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当参赞朝政大事，向陛下出谋献策，以使他和国道一起兴盛，这样的人才不是世间所常有的。”

从夏侯惠推荐刘劭的表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刘劭确实有多方面的才干，另一个是他和曹魏政权的关系。刘劭历事魏武帝、文帝、明帝、齐王四朝，夏侯氏与曹氏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他对刘劭的评价如此之高，就连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也认为多溢美之词，有点过分。不过这正反映了刘劭在政治上与曹魏政权的紧密关系。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他的晚年，当司马氏开始一步步地问鼎皇帝宝座时，刘劭为什么脱离政治，专以“执经讲学”为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