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经典之一，与《庄子》如双峰并峙，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 老子其人
老子其人，古来颇有争议。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上文中出现了周守藏室之史李耳（聃）、老莱子、周太史儋三人，都称老子，都是隐君子，孰是孰非，汉代司马迁已经糊涂了，搞不清楚，难以评判，只好诸说并存。至于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到二百岁，即就是“修道而养寿”，也纯属神话，难以置信。正因为如此，关于老子及其著作《老子》的说法很多：
一说认为，老子就是教诲孔子的李耳（老聃），当在孔子之前的春秋后期，从《战国策》、《礼记·曾子问》、《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的引述可知。主此说者如马叙伦《老子校诂》、郭沫若《青铜时代·老聃、关尹、环渊》、任继愈《老子新译》等。郭沫若指出《老子》书是出于战国环渊之手。
一说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书。主此说者如清代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罗根泽《诸子考索·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范文澜《中国通史》等。
一说认为，老聃当在杨朱、宋钘之后，成书在秦汉之间。主此说者如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等。
一说认为，老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博大真人，《老子》成书于庄周、宋钘之后，可能出于詹何之手。主此说者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庄老通辨》等。
以上诸家，众说纷纭，各有道理，令人深思。如果折中而言，笔者认为，撰写《老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周太史儋，《老子》成书于《论语》、《墨子》、《孟子》之后，《庄子》《荀子》、《韩非子》之前。
在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矛盾尖锐、民不聊生的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着许多思想流派，号称“百家争鸣”。其中有一些哲人，精通事理、练达人生、博通古今、见识卓越，洞察祸福之机，深明成败之道，对国家、社会、历史、人事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理解，他们认识到生命的珍贵和人生的价值，认为只有远离现实社会，不受外物诱惑，才能维护和保全自己的清白品德、高洁人格和纯朴天性。于是，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地逃避尘世生活，有的躬耕垄亩，自食其力；有的寄情山水，友风子雨；有的甚至出入庙堂，却大隐于市……总之，对现行制度和当朝权贵采取一种回避的、不合作的、甚至批判的态度，这就是历史上隐逸之士产生的由来。尧时的许由、巢父，周时的伯夷、叔齐就是早期的代表，所以，早在《周易》中就反映出隐逸思想（比如《遁卦》）。《论语》中多次记载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者，对热衷入世进取的孔子师徒讽刺、挖苦、奚落乃至斥责。钱穆认为，斥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隐者荷蓧丈人就是老莱子，并非没有道理。（见《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所以，后来庄子说：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返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
隐逸之士既然避世存身，韬晦自保，寄情山水，崇尚自然，因此，探索天道自然的法则和规律，并以之反观比照污浊的现实社会，就能够比较冷静地认识和批判社会弊病，揭示矛盾根源，并以天道自然为法式，提出疗治社会的主张，进而挑战传统，否定君权，从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贵生存身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理论体系。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是由粗到精，由疏到密，有一个生成发展、继往开来的历史过程，道家思想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根据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脉络，考察老子其人其书，是完全可行的。
（一）杨朱、老子、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杨朱最早对隐逸思想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贵生”，“为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主张“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学说的先驱。老子则进一步明确提出“道”的哲学观念，以自然天道反观社会人道，主张贵身爱身，贵柔不争，俭啬谦下，绝圣弃智，小国寡民，无为无不为，可以说是对杨朱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后来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坚持恬淡、寂寞、虚静、无为，向往齐同、物化、坐忘、全真的境界，期盼“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即原始自然的纯朴生活，从而把道家学说推向理论的高峰。
如果说杨朱主要是从自身命运立论，公开提出“一毛不拔”、“公身公物”的叛逆观点，强调个体意识，反对传统观念，锋芒毕露，惊世骇俗；老子则在杨朱学说的基础上，高举天道，正言若反，扑朔迷离，玄妙空灵，借为圣人立言达到无为而治，在有君的前提下做无君的文章，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以辩证思维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显然比杨朱学说严密精致，睿智高明。如果说老子还置身于现实社会，其思想意识还带有世俗的智慧、全身的谋略和人间的理想，具有愤世嫉俗的激情和忧国忧民的胸怀；那么庄子则是在老子理论的引导下，对现实社会更有忧患意识和恐惧心理，对人生命运的认识更为清醒理智，冷峻深刻，因此，庄子试图完全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超脱尘世，虚无混沌，遗世独立，回归自然，向往“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游，以求得精神世界的彻底解脱，从而，把道家理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集道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因此，老子学说上承杨朱，下启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所以，老子必定晚于杨朱，早于庄子。《孟子》以前，并无《老子》之文；《庄子》以后，典籍已经大量引用《老子》，那么《老子》就不会晚至秦汉时期，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礼记·曾子问》、《庄子》、《列子》等典籍，都曾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又说到老子对杨朱的教诲，也就是说，孔子与杨朱都曾先后师从老子，都是老子的晚辈。假如果真如此，《说苑·政理篇》所记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是从惠王始（见《史记·六国年表》），而惠王元年为公元前369年，已经晚于孔子离世一百余年，其间孔子怎能问礼、杨朱怎能受教呢？难道老子是长生不老的神仙么？显然有悖于常理。
历史如此扭曲，恐怕与《老子》的论述是有关系的。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孔子的大道显然与老子的大道是不同的，但是名称却相同，于是老子借此提出：“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这就把他宣扬的道、德，凌驾于儒家提倡的仁、义、礼之上。既然老子提出的道、德在先，而孔子论述的仁、义、礼在后，那么，老子自然成为早于孔子的圣人了，从而，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后世道家门徒们留下想象和发挥的巨大空间。对此，顾颉刚有精辟的分析：
老子为什么会成为孔子的老师？我以为这不是讹传的谣言，乃是有计划的宣传。老子这个学派大约当时有些势力，但起得后了，总敌不过儒家。他们想，如果自己的祖师能和儒家的祖师发生了师弟的关系，至少能耸动外人的视听，争得一点学术的领导权。于是他们造出了一件故事，说孔子当年到周朝时曾向老子请教过，但他的道力不高，而且有些骄矜之气，便给老子痛骂了一顿。他知道自己的根柢差得多，羞愧得说不出话。回得家来，只有对老子仰慕赞叹。借了孔子的嘴来判定了老、孔的高下，显见他们的门徒之间也是这等比例，道家的身价就可提高。想不到他们这种宣传不但如了愿，竟至超过了预期，而使儒家承认为事实；又不但如此，而使儒家也增加了一段故事，说孔子曾向老子问过许多礼制，把老子也儒家化了。可怜的是《老子》里既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话，《礼记》中又有老聃答孔子问庙主、问葬礼的话，逼得他竟成了二重人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们这个工作成功了，索性再进一步，使出手段来拉拢黄帝。他们把本学派里的货色尽量向黄帝身上装，结果，装得黄帝也像了老子，而后道家里以老子为“太祖高皇帝”，黄帝为“肇祖原皇帝”，其学派的开创时代乃直顶到有史之始了。至于发踪指示的杨朱，早被一脚踢开，学术系统从此弄乱。《汉书·艺文志》所列道家著作，有《黄帝四经》、《黄帝铭》等篇，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这就是黄帝与老子合作的成绩，而“黄、老”一名也从此打不破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道家门徒既然让老子攀扯上了早在史初的人文之祖黄帝，从此黄、老并称，高高供起，冥冥之中不仅“发踪指示”的杨朱、而且连儒家祖师的孔子，都只能登门求教、顶礼膜拜了！如此荒唐错乱的记载，怎能相信呢？
（三）《老子》三章曰：“不尚贤，使民不争。”十九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尚贤”是墨家主张，“圣、智、仁、义”是儒家思想，既然《老子》一概反对，其书必在孔子、墨子之后。
（四）《论语》、《墨子》、《孟子》从未提及老子，而《孟子》对杨朱却口诛笔伐，激烈地抨击和批判，认为“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显然，孟子认为杨朱学说主张无君，大逆不道，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铲除而后快，但是，对于继承杨朱学说，进而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大骂统治者是“盗夸”的老子却不着一字，未曾提及，这绝非是孟子的疏忽大意。只能说明，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以前，老子或老子的著作尚未出现，或者虽同时而稍晚，未曾引起人们注意。
（五）《老子》的用语、句式和思想，说明《老子》是一部战国时代的个人著作。《老子》中常用“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等战国语词，就是《老子》成书的时代标志。《老子》中的惯用句式，如“夫唯……，是以……”、“以其……，故能……”之类；《老子》前后思想的连贯一致，自称“吾”、“我”等，都能够证明《老子》是由一人撰写而成。今本有的内容稍有重复，也许是出于后人增补编纂，但是并不影响全书的思路和表达。
（六）从老子的籍贯看来，应当是战国时人，不是春秋时人。苦县本属陈国，后楚国灭陈国，苦县即属楚。《史记·陈杞世家》曰：“二十四年（前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既然《史记》说老子为楚苦县人，无疑当在楚灭陈之后，不在春秋，而在战国，《老子》成书更在其后。
（七）老子可能就是周太史儋，《老子》就是太史儋所著。“聃”即“儋”，“聃”与“儋”音同字通，名称很相近；聃为周守藏室之史，儋为周太史，身份颇相似；老聃至关也罢，太史儋见秦献公也罢，均须西出关，方位也相同，是后来司马迁因传说不明而造成了错乱，其实二者似为一人。秦献公于前384年—前362年在位，此时太史儋见秦献公，与前面的推断在年代上也大致吻合。（参见罗根泽《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
二 《老子》其文
《老子》一书共八十一章，多为韵文，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所以又称《道德经》。传统的顺序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1973年发掘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老子》帛书，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可能是古本的顺序。历史上为《老子》作注者甚多，最早的注解是《韩非子·解老》，后来重要的有晋王弼的《老子注》和假托西汉河上公的《老子章句》等。收入《诸子集成》的是王弼《老子注》和清魏源《老子本义》，今人高亨《老子注译》、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等，都可供参考。
《老子》五千言，篇幅不长，论述精辟，意义丰富，思想深邃。其内容重在详尽论述作为宇宙本体、万物之源和运动规律的天道，并将这种天道用以关照人道，指导治国（包括砭时、议兵）和修身（包括养生），直面现实社会，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尽管《老子》的行文隐晦曲折，正言若反，扑朔迷离，飘忽不定，但是其思想学说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用朴素的辩证思维构建起独特的理论体系。
（一）论道：
《老子》的一、四、六、十一、十四、二十一、二十五、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四十、四十一、四十二、五十一章，共十四章，重在论道。其内容主要是：
1．道，浑沌而成，先天地生，是效法自然而形成的宇宙本体和规律法则。道一而生天地阴阳二气，阴阳交合而生成和谐之气，阴、阳、和三气生成万物，因此，道是“天地之母”，“万物之宗”，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动力和最后的归宿。
2．道，无状无象，是人的视、听、触、味等感官知觉无法直接触及感知的，但又用之不尽，确实存在。道虽然恍惚迷离，质朴幽深，但是，通过万物来体现，依靠万物而存在，因此，可以通过万物变化感觉道，通过观察体验认识道，逐步了解其“象”、“物”、“精”、“信”，进而把握道的特征和规律。
3．道，浑然一体，独立存在，虽然无始无终，无影无踪，但是，超越时空，无处不在，周而复始，对立转化，影响决定着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命运。道，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以柔弱的姿态运用。天下万物都生于万物之母的“有”，而“有”则生于天地之始的“无（即道）”。因此，“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作用。从而，引导、支配着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运动。
4．道，空虚不盈，清静无为，永远存在，顺应自然，实际上又无所不为，永不穷尽，养育万物，除旧更新。万物依靠道而生，道养育万物而成。虽然如此，道无私无欲，不推辞，不占有，不主宰，不自大；既可称为小，又可称为大。因为不自大，反而成就了道的伟大。
5．“道常无名”，“道隐无名”，质朴纯厚，玄妙幽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勉强称之为“道”，勉强称之为“大”。而“天道无亲”，“天地不仁”，“善贷且成”，“常与善人”，公正平等，“莫之命而常自然”，无为无不为。
由此可知，老子的道，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哲学观念，指的是浑然一体的宇宙本体，永恒存在的天地万物之源，运动不息而对立转化的规律和法则。老子正是以这种虚无的天道取代了商周以来的天命观，从而论证和构建了自己的宇宙观。
正如庄子后来论道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应该看到，老子的道又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道既然是宇宙本体、万物之源，又是运动规律和法则，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天地万物的物质运动是客观的永恒的，由此才能体现和总结出客观的运动规律和法则；既然运动规律和法则是建立在天地万物物质运动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运动规律和法则就不可能先于天地万物的物质运动而存在，更不可能由此产生天地万物，成为宇宙本体。而老子将宇宙本体、万物之源与运动规律和法则并列乃至混同，就意味着否定了客观世界的物质本原，那么运动规律和法则就脱离天地万物的物质运动而独立存在，成为一种不知所出的神秘力量。所以，老子的道论虽然具有反对天命论的进步意义，也带有神秘唯心主义的局限性。
（二）治国：
《老子》的二、三、五、十七、十九、二十三、二十七、二十九、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三、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六十、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九、八十章，共二十六章，重在治国。另外，十八、三十八、五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章，共六章，重在砭时。三十、三十一、六十八、六十九章，共四章，重在议兵。其主要内容是：
1．统治者必须效法天道，无私无欲，公正公平，善待百姓，善待万物，不要弃人弃物，人为造成亲疏、利害、贵贱的差别，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善良和诚信。同时，还要认识到贵贱、高下的辩证关系，守道不争，谦下卑弱，去甚、去奢、去泰，称孤、道寡，言下、身后，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得到百姓拥戴，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2．治国的关键在于清静无为，少私寡欲，慎行贵言，顺应自然，不要肆意妄为，扰民害民，让百姓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甚至让百姓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才是最好的侯王，因为“多言数穷”，为者败之。所以，必须禁绝抛弃世俗的圣智、仁义、巧利的诱惑，排除人为的忌讳、利器、技巧、法令的干扰，不要压迫欺诈百姓，更不能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否则，就会招致更大的反抗，引起天下大乱。
3．统治者要让百姓无知无欲，“见素抱朴”，削弱心志，强健筋骨，抛弃现实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恢复到质朴纯厚的原始状态，实现小国寡民，天下才能大治。要认识到福祸倚伏、对立转化的道理，物壮则老，物极必反，周而复始，其事好还，因此，张翕、强弱、兴废、与取，都在不断变化，要从反面入手，得出正面的结果；难易、大小、有无、治乱，都是相对的，要由小到大，由易到难，为之未有，治之未乱，才可以成功。
4．老子憎恨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以死惧之”的罪恶行为，指出百姓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食税之多”，认为仁、义、礼、智之类都是在道、德沦丧之后的产物，既不可信，又不可用。国家昏乱，田园荒芜，而统治者自己却美服餍食，穷奢极欲，真是一伙背离大道、寡廉鲜耻的强盗头子！
5．老子认为战争对于双方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其事好还，物壮则老，“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因此，要以不争之德对待战争，即不得已而战，取得胜利也不能骄傲自得，炫耀逞强；所以，他反对发动战争，反对主动进攻，更反对狂妄轻敌，主张防御应战，认为哀兵必胜。
显然，老子是以天道反观和指导人道，要求统治者守道不争，谦下卑弱，无为贵言，无私无欲，公平待民，不分贵贱，绝弃仁义巧智、舟舆甲兵之类当代文明，恢复质朴纯厚的原始状态，实现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所以，反对压榨剥削，反对发动战争，由此建立自己的社会观。
任何文明进步事物的出现，都可能推动社会的前进，但是在发挥其正面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存在负面的消极影响，古代如此，今天也难免。问题在于怎样理性地认识处理，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而绝不能因噎废食，毁弃文明，回到原始状态。虽然，今人看来，老子出于对当时社会弊病的极度愤怒和极端失望，提出了抛弃文明、崇尚复古的主张，显得偏颇过激，脱离现实，甚至逆历史而动，但是，就其对社会现实认识分析的尖锐深刻程度而言，老子却是言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确实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其时代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
（三）修身：
《老子》中七、八、十、十三、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三、四十五、四十七、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七、七十、七十一、七十六、七十八、八十一章，共二十六章，重在修身。另外，九、十二、四十四、四十六、五十章，共五章，重在养生。其主要内容是：
1．行道者修身要把守护灵魂和坚守大道紧密结合在一起，达到专气致柔的婴儿状态，关闭感官，纯洁心灵，知其雄，守其雌，永远保持质朴纯厚的品德，真正进入空虚无欲、清静无为的境界。因此，行道者异于常人，小心谨慎，犹豫踌躇，严肃庄重，温和可亲，虚怀若谷，浑朴纯正，寂寞恬淡，飘逸不定。因为理解自己的人很少，所以，只能“被褐而怀玉”。
2．为道者既要有知人之智，胜人之力，更要有自知之明，自胜之强，明白四达，知而不知。社会上宠之得失，辱之得失，都是因名利之类的身外之物而造成的后果，都会带来祸患，而行道之人无私无欲，清静无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所以无论是得宠或是受辱，都感到惊恐不安。只有贵身爱身，抛弃私欲，才能远离祸患，承担大任。
3．行道者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就是把慈爱公平、俭啬收敛、谦下不争作为人生的法则，即“治人事天，莫如啬”。因此，从来“不积”、“不自生”，后其身以求身先，外其身以求身存，竭尽全力帮助他人，以求自我满足，所以，像天之道“利而不害”一样，人之道是“为而不争”。
4．事物总是互相依存，相反相成，“曲则全”是普遍法则，因此，圣人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从没有“余食赘行”之类自我炫耀的多余行为，一切顺应自然。因为物壮则老，物极必反，所以，有道之人要像水一样，处于下位，柔弱自守，清静无为；慈爱真诚，滋养万物；以柔胜刚，以弱胜强；受垢才能为社稷主，受难才能为天下王。正面的语言如同反话一样。
5．物欲的满盈，声色的诱惑，奢华的奉养，必定给自身造成灾难和短命，因此，修身养生者必须“见素抱朴”，清心寡欲，俭啬收敛，功成身退，才能长保平安。如果过分看重名利财货，贪得无厌，不知满足，必然带来巨大的危害。所以，只有知足，才能不受辱；只有知止，才能不危险，这是修身养生者的妙道要诀。
老子就是这样将天道用来指导修身养生，要求人们坚持以慈爱、俭啬、不争三宝为准则，空虚无欲，清静无为，质朴淳厚，知雄守雌，小心谨慎，虚怀若谷，恬淡安宁，被褐怀玉，谦下收敛，贵柔戒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委曲求全，功成身退，以确立自己的人生观。
显然，《老子》的论道、治国、修身思想，是对杨朱“贵生”、“为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杨朱侧重于摆脱寿、名、位、货的约束，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是自我意识的可贵觉醒；主张从心而动，从性而游，还留恋着现实社会的当世之乐，进而提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那样极端、直率、偏执、露骨的政治主张，那么，老子则更具有韬晦自保的忧患意识，“知其雄，守其雌”，“曲则全”，向往“小国寡民”，以求避世全身，所以其思想更为深沉、彻底、激愤、坚定，其学说更为含蓄、隐晦、迷离、精致，充满了辩证思维，是对杨朱学说的理论升华和提高。正因为老子具有这样的深邃思想和辩证认识，所以他对黑暗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对严酷现实的批判更为尖锐，反映了一代哲人的社会良知和理论勇气，不仅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而且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理论分析上，老子论述问题，正言若反，委婉曲折，很少直言不讳，直奔主题。他充分认识事物产生和发展的两极，及其内在的变化规律，以迂回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法，从反面（传统的正面）立论，而达到自己的正面（传统的反面）目的；为圣人立论，而达到为己的目的。比如《老子》中“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为无为，则无不治”；“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无尤”；“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是以圣人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等表述，表面上都顺应了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即弗居、无为、无私、不自为大、不争），实质上则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了贵生、为己、避世、全身的目的（即不去、无不治、成其私、无尤、成其大、莫能与之争），雄辩有力，令人信服。这样，表面上符合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致遭到统治者的攻击封杀，实质上则建立起自己反传统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这是老子对杨朱学说社会命运的经验总结，充分表现了老子的辩证思维和政治智慧，是比杨朱更为高明、更为睿智的贵生为己主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学说本质上与杨朱一样，具有明显的否定君权的反传统倾向，触及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显然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相矛盾相冲突，因此孟子才咒骂杨朱是“禽兽”，大肆攻击，极力封杀；但是，老子却巧妙地应对了这个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他以玄虚抽象的辩证思维和正言若反的表述方式，来装饰其思想观念，钝化其价值取向，表面上为侯王统治者着想考虑，符合传统观念，实际上在巧妙隐晦的表述中使其反传统的思想合“理”合“法”化，从而模糊了社会的视线，得到各方的认可。他反复论述“有”与“无”的关系，并归之于无所不在、无比玄妙的道，提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太上，不知有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可见，老子并没有否定侯王，而是在肯定侯王，只是认为最好的侯王，百姓“不知有之”而已；老子也没有否定有为，只是认为“无为”，才能“无不为”，那么，作为侯王又何必繁令苛政、劳民伤财、强行“有为”呢？显然，老子是在有君的旗号下大做无君的文章，在有为的命题中大作无为的论证。这样，他一方面向侯王反复赞美和申明“清静无为”的行为准则，使现实的人道能够归顺天道，从而防止统治者因胡作非为而带来祸害灾难，否则，就会“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另一方面自己又因此而避免了“无君”的罪名，取得了“无君”的实效。既然如此，还有谁会对老子学说怀疑谴责呢？还有什么理由阻止老子思想的传播流行呢？
三 《老子》解读
《老子》自问世以来，注者蜂起，众说纷纭。由于《老子》表述含蓄隐晦，正言若反，以辩证思维揭示了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人事的矛盾对立转化规律，因此，触动了不同的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联想。所以，《老子》一书，有说是权谋之书，有说是兵法之书，有说是气功之书；而后来的道教甚至将《老子》列为《道藏》诸经之首，又成为宗教之书，并且各有注本、专书广为传播。
其实，老子生活在战国，与百家诸子一样，关注的都是天下、国家、社会、民生的诸多现实问题。不同的是，他提出了道的哲学观念，借助天道，统辖人道，在杨朱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阐发慈爱贵柔，俭啬收敛，谦下不争，反对圣智仁义，主张无为而治，以达到贵生为我、韬晦自保、否定传统、顺应自然的目的，建立了自己独特的道家理论体系。因此，《老子》虽然论述规律，并非权谋之书；《老子》明确反对战争，并非兵法之书；《老子》讲解修身之道，并非气功之书；《老子》完全否定天命，更不是宗教之书。但是，从阐述矛盾对立转化的客观规律来说，《老子》又与上述诸多领域所论述的问题密切联系。我们认为，从表述的内容、构建的理论来看，《老子》在本质上是先秦道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至于《老子》的文句和思想被其他学科领域引用发挥，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把《老子》放在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考察，切实从《老子》文本出发研究问题，理解意义，既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其思想成果，又要认真分析其时代局限，进而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对于《老子》的研究，历代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今天我们考察分析《老子》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前人奠定的学术基础，都必须认真学习先辈的研究成果。因此，考虑到本书的定位和性质，提出以下两点：
（一）尊重原文，关照全书：
《老子》一书含蓄隐晦，正言若反，思想深邃，蕴涵丰富，必须认真研读原文，仔细分析，方能理解意义。因此，本书采用通行版本，在每一章正文前标注内容主旨，正文后分别列出“注释”、“译文”两个栏目，简明扼要地诠释字词，准确翻译，解读思想，不作烦琐考证。同时，将本章与全书各章有关的论述，互相联系印证，避免主观臆断，随意发挥，以求客观地把握和反映老子思想学说的系统性。
（二）博采众说，间出己意：
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广泛联系历史背景，深入考察诸子学说，准确理解文句含义，真正贯通和完整理解《老子》的思想内容。在此基础上，如果发现疑难问题，不必迷信先贤，盲从成说，只要认真分析，有理有据，即可另行解说，以求通达。读者翻阅时，自行对比分析，即能理解会意。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饶尚宽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