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不平等的挑战

“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需要多少亿万富翁才能凑足世界人口财富净值的一半？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辆大客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装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个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一门槛，也许一辆更宽敞的双层巴士才能容纳他们。在不久前的2010年，这类人要不少于388个，他们的资产才能相当于全球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拥有的资产，这就需要一个小型车队，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或者空客A340飞机。

然而，不平等并非仅仅是由一些亿万富翁造成的。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如果把他们一些藏匿在海外账户的资产包含在内，将会使得这一分布进一步偏斜。如此悬殊的差距也并不是简单地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各个社会中存在相似的不平衡。最富有的20个美国人现在拥有的财富与这个国家底层的那一半家庭合起来的一样多，而收入最高的1%群体占了国民总收入的1/5。不平等程度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上升。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在欧洲和北美、前苏联地区、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收入和财富分布都变得更加不均衡了。同时，拥有财富的人在此基础上会获得更多财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中最能赚钱的1%（收入最高的0.01%）将他们的收入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提高了几乎6倍，该组中收入最高的10%群体（收入最高的0.1%）提高了4倍，剩下的大约75%的人的平均收益增长则远远低于这些更高层次的群体。

这所谓的“1%”可能是顺口而出的一个简单代称，也是我在本书中反复使用的，但是它可能也起到了把财富在更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程度模糊化的作用。在19世纪50年代，纳撒尼亚尔·帕克·威利斯创造出“上面的一万人”这一词汇来形容纽约的上流社会。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使用该词汇的一个变体——“上面第一万人”对那些为扩大贫富差距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即使在这种上流社会的群体之中，那些在最顶层的人还是会超越其他人。当前，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富大约是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00万倍，这个倍数要比其在1982年的时候高20倍。即使如此，美国面对中国也会相形见绌，虽然后者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相当小，但有更大数量的财富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

所有这些都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焦虑。在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当作一种“明确的挑战”：

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2011年，投资商、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曾愤懑地说，他和他“超级有钱的朋友”没有支付足够的税收。这些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2013年，一本关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长达700页的学术著作，在出版之后的18个月内卖出150万本，并且跃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精装畅销书榜榜首。在民主党为2016年总统选举进行的党内初选当中，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于“富豪阶层”的无情谴责吸引了大量人群，草根支持者给予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助。中国也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谷歌打消了我们全部的疑虑，它就位于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是这里最大的不平等制造者之一，借助它我们能够追踪公众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程度（图I.1）。

所以，有钱人是不是简单地变得越来越有钱了？并不完全如此。相对于亿万富翁阶层，或者更为宽泛地说是“1%”阶层所有备受争议的贪婪而言，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赶上了1929年的水平，现在资产集中的严重程度要比那个年代的更为轻微。在“一战”前夕的英国，最富有的1/10家庭令人震惊地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92%，几乎把所有人都排挤出去了；今时今日他们的收入占比仅略微超过全体的一半。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个非常长的谱系。2000年以前，古罗马最大的私人财富几乎等于帝国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万倍，大致相当于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今天普通美国人财富之间比例的水平。就我们所知，罗马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程度也与美国的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到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时代，大庄园已经消失，给罗马贵族留下的财富少到他们要依赖教皇的施舍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现象减少了，因为尽管许多人变穷了，但富人损失更大。在其他情况下，工人的生活质量有所好转，资本回报率却下降了：在黑死病之后的西欧，实际工资增长了一两倍，工人一边吃肉一边喝啤酒，地主则竭力保持体面，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收入和财富的分布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为什么有时候它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就近年来不平等所受到的巨大关注而言，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要比预料的少得多。高额技术性奖金资助的机构经常处理的一个问题巨大且日益严重、紧迫：为什么收入在上一代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集中？关于20世纪早些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减少的驱动因素的记录还很少，而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期，物质资源的分配远没有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为当今世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担忧，这为长期的不平等研究提供了动力，正如当代气候变化鼓励人们分析相关历史数据一样。但我们仍然缺乏对大局的正确理解，即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四骑士

物质上的不平等要求获得超出我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源。上万年前，剩余就已经存在了，不平等现象也随之产生。追溯到上一个冰期，狩猎–采集者发觉埋葬一些人所花费的时间更多，使用的方式更铺张。但正是食品的生产，即农业和畜牧业，在一个完全崭新的层面上创造出了财富。不平等的不断增长和持续性成为全新世的一个主要特征。动植物的驯化使得积累和保存生产资源成为可能。演进后的社会规范界定了这些资产的权利范围，其中包括将这些资产传给后代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到各种各样的实践的影响：健康、婚姻策略和繁殖成功、消费和投资的选择、丰收以及蝗灾和牛瘟决定了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财富多寡。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气和努力的后果会带来长期的不平等结果。

原则上，可以通过设计制度来实现物质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的再平衡，这些干预机制使得新出现的不平等状况得以缓和，就像一些前现代社会已经做到的一样。然而，在实践中，社会的进化通常会出现相反的效应。食物来源的驯化同样影响了人类。作为一种高度竞争的组织形式，国家的形成建立了森严的权力等级和强制力量，扭曲了收入和财富的获取。这使得政治不平等加剧，经济不平等扩大。在农耕时期，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许多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少数人富裕：腐败、勒索、抢劫往往使得从对公共服务进行支付和捐赠中获得的收益相形见绌。因此，许多前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它们所能达到的极限水平，在较低的人均产出和最小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少数精英阶层已经探索了剩余占有的极限。当更多的良性制度促进了更强有力的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兴的西方世界，它们继续维持着高度的不平等。城市化、商业化、金融部门创新、贸易的日益全球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为资本持有人带来丰厚回报。由于赤裸裸的权力活动租金的下降，精英阶层财富的传统来源被扼杀了，更为安全的产权和国家承诺加强了对世袭私人财富的保护。尽管经济结构、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或者是那些人找到了新的增长方式。

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对于广泛的社会范围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稳定都会助长经济不平等。对于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又或是罗马帝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如此。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进程中，最有力的矫正作用总是由最有力的冲击引起的。4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缓和了不平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我将这些称为矫正力量的四骑士。就像他们在《圣经》中的同行一样，他们“从地上夺走了和平”，并且“通过剑、饥饿、死亡和大地上的野兽展开杀戮”。有时他们单独行动，有时相互配合，他们产生的影响对同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无异于天启。数亿人在他们的身后死去。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有时甚至急剧缩小了。

只有特定类型的暴力不断迫使不平等程度下降。大多数战争对资源分配没有任何系统性的影响，虽然古代冲突形式充斥着征服和掠夺，很可能使得获胜的精英阶层一方变得富有，使得失败的一方变得穷困，但不那么清晰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可预见的后果。为了使战争能够矫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需要贯穿整个社会，在通常只有民族国家才可行的规模水平上动员人民和资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矫正力量。工业性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和其他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展、工会化和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了所谓的“大压缩”，即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大规模衰减。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1914—1945年，一般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其自然过程才能完成。早期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缺乏类似的广泛影响。拿破仑时代和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产生了具有混合分布特征的结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相关的证据就越少。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文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最早的例子，说明军事动员和平等制度的激烈程度如何有助于抑制物质不平等，尽管结果不一。

世界大战催生了第二种主要的矫正力量，即变革性的革命。内部冲突通常不会减少不平等：农民运动和城市起义在近代历史上很常见，但通常是失败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往往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如果想要重构物质资源的获取途径，需要格外激烈的暴力性的社会重组。与具有矫正作用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类似，这也主要发生在20世纪。采取没收、重新分配等手段，然后常常实施了集体化政策的党派，戏剧性地矫正了不平等。这些革命中最具变革性的是伴随着非同寻常的暴力，最终以大量的伤亡人数和人类痛苦为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像法国大革命这样流血较少的社会改革运动，则在相对较小规模上起到了矫正作用。

暴力可能会彻底摧毁国家。国家灭亡或者系统崩溃在过去曾经是一个特别“可靠的”矫正方式。对大部分历史时期而言，富人要么处于或接近政治权力阶层的顶端，要么与那些有权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此外，各国为维持超过生存水平之外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保护措施，不论以现代标准来看它显得如何勉强。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所有这些地位、关联和保护都会受到压力或者完全丧失。虽然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遭遇损失，但富人只会失去更多的东西：精英收入和财富的下降或崩溃压缩了资源的总体分布。只要有国家存在，这些状况就会发生。最早已知的例子可以回溯到4000年前古王国末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人的帝国。即使在今天，在索马里发生的一切表明，这种一度强大的平等化力量还没有完全消失。

从逻辑上讲，国家的衰败使暴力矫正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它不是通过改革和重塑现存的政治制度实现再分配和再平衡，而是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把此前的一切一笔勾销了。前三名骑士代表了不同的阶段，这并不是说他们可能会按照先后次序出现（最大的革命是由最大的战争引发的，国家崩溃通常不需要同样的强大压力），因而只需要足够的强度。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得他们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

人类引发的暴力长久以来就有竞争对手。在过去，瘟疫、天花和麻疹肆虐整个大陆，甚至比最大的军队或最狂热的革命者所希望做到的还要强有力。在农业社会中，细菌传染会使人口大量损失，损失的人口有时达到总人口的1/3或者更多，这会使劳动力稀缺，并使其价格高于固定资产和其他通常保持不变的非人力资本的价格。结果，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和租金的下降，工人获益，而房东和雇主受损了。制度安排可以调节这些转变的规模：精英通常试图通过许可和武力来维持现有的安排，但往往不能使具有平均作用的市场力量受到控制。

流行病完成了这个具有暴力性矫正功能的四骑士组合的最后一环。但是，还有其他更和平的机制来减少不平等吗？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大规模水平上的矫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能在各种记录中观察到的、每一次主要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驱动的。此外，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不仅仅对那些直接参与这些事件的社会起作用，世界大战和暴露于挑战者之下也影响了那些所谓旁观者的经济状况、社会期望和决策。这些涟漪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根植于暴力冲突的矫正力量的影响。这就使得1945年之后世界很多区域的发展与之前的冲击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分开了。虽然拉丁美洲在21世纪初的收入差距的下降可能使其成为最有希望的、非暴力性平等化过程的候选人，但这种趋势在范围上仍然相对较小，而且其可持续性是不确定的。

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是混杂的。从古代到现在，土地改革与暴力或暴力威胁有关联的时候，不平等程度更有可能降低——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可能性很小。宏观经济危机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只有短暂的影响。民主本身并不能减轻不平等。虽然教育和技术变革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收入的离散程度，但历史上的教育和技能的回报，被证明对暴力冲击非常敏感。最后，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与上文所谓的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稍微接近的结果。

然而，冲击会减弱。在国家崩溃之后，其他国家迟早会取而代之。瘟疫消退后，人口收缩会逆转，人口的重新增长逐渐恢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平衡，达到了以前的水平。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的，其效应也都会消弭在时间流逝当中：最高税率和工会密度下降了，全球化程度上升，“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已经退却。所有这些使得近期发生的不平等程度的复苏变得更容易被理解。传统的暴力矫正力量目前都处于休眠当中，并且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归。依然没有出现类似的有效的平等化替代机制。

即使在最先进的发达经济体中，再分配和教育也不能完全吸收税收和转让之前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压力了。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容易摘到低悬的平等化的果实，但财政约束依然强大。似乎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投票、调控或教导我们如何更大程度地实现平等化。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就我们所知，在没有遭遇重大暴力冲击以及更广泛影响的环境中，人们几乎不会看到不平等状况收缩的景象。未来会变得不同吗？

本书不涉及的内容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是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唯一不平等类型：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也是如此，在种族和民族方面，在年龄、能力和信仰等方面，教育、健康、政治发言权和机遇的不平等也是如此。因此，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并不准确。然而，像“暴力性冲击和从石器时代到现在及以后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全球历史”这样的英文副书名，不仅会使出版商失去耐心，而且也会被读者排斥。毕竟，权力不平等在决定物质资源的获取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但一个更详细的标题将会立刻显得更加准确，同时过于狭隘。

关于经济不平等，我并没有试图去论及各个方面。我所聚焦的是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这是一个重要且得到很多讨论的主题。我考虑特定社会中的情况，没有明确指向那些刚才提到的许多其他不平等的来源，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很难长期追踪和比较这些因素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我主要想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的问题，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宽泛地说，在我们人类接受食物生产及其导致的一般性必然结果，定居生活和形成国家，并且承认某种形式的世袭财产的权利之后，关于物质不平等的向上压力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这些压力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的细微之处进行思考，特别是对我们可能粗暴地标识为胁迫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复杂协同作用，将需要对更长的时间跨度进行单独研究。

最后，我讨论了暴力冲击（以及替代机制）和它们对物质不平等的影响，但没有一般性地探究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即是否（以及假设如此，那么是如何）由不平等促成了这些剧烈的冲击。我不愿意这样做有好几个原因。由于高度的不平等水平是历史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不容易解释关于那种外部环境下的具体冲击。在有着可比较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现代社会当中，内部稳定性变化很大。一些经历过暴力性关系破裂的社会并非特别不平等。某些冲击主要或完全是外生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平衡矫正了不平等的传染病大流行。甚至人类造成的事件，如世界大战，也深刻地影响着那些没有被直接卷入这些冲突之中的社会。关于收入不平等在加速内战爆发中的作用的研究凸显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不应该用来表明，国内资源不平等不可能促成战争和革命的爆发或国家崩溃。这仅仅意味着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确定总体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暴力冲击的发生之间有系统性的因果联系。正如最近的研究工作所表明的那样，对具有一种分布维度的更具体特征的分析，例如分析精英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在解释暴力冲突和国家崩溃之间的关系上更有前景。

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将暴力冲击视为对物质不平等产生影响的一种离散性现象。设计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评估作为矫正力量的这种具有长期冲击性的影响力，而不论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认这些事件与先前的不平等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如果我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因果关系的单一箭头方向上，即从冲击到不平等，会鼓励人们从事反向关系的进一步研究，那就更好了。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将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可观察到的变动内化。即便如此，不平等和暴力冲击之间可能存在的反馈循环肯定值得深入探讨。我的研究只不过是这个更大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如何完成的

衡量不平等有很多种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的百分数份额。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如果某一特定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收到或持有相同数量的资源，则基尼系数为0；如果一个成员控制了所有这些，而任何其他成员什么也没有，则接近1。因此，分配越不均衡，基尼系数就越高。它可以表示为分数或百分数，我更喜欢前者，以便更好地将其与收入或者财富比例分辨开来，后者一般是以百分数的形式给出的。这些份额告诉我们的是，对一部分给定的人口来说，总收入或总财富中的某个部分是由某个特定的群体得到或占有的，该群体自身是依据它在总体分配中所处的位置来定义的。例如，被广泛引用的“1%”代表的是这些单元（通常是指家庭），它们比给定群体中99%的单元都享有更高收入或者能够处置更大资产。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则对分配的模型提供了急需的深刻理解。

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同版本的分布情况。在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被称为“市场”收入，转移支付后的收入被称为“总”收入，除去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净额被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在下文中，我只涉及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每当我使用“收入不平等”这个术语的时候，如果没有进一步说明，我指的就是前者。对于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唯一可以被了解或估计的类型。此外，在现代西方建立广泛的财政再分配制度之前，市场、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分布差异一般都很小，这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是一样的。在这本书中，收入份额总是以市场收入的分配为基础。关于收入份额的当代和历史数据，特别是分配比例最顶层群体的那些数据，通常源于财政手段干预前的收入的税收记录。在个别地方，我也谈到了不同比例或者收入分配特定的百分数之间的比率，这是不同收入水平的相对权重的替代性测度。虽然存在更复杂的不平等指数，但其通常不适用于那些需要交叉使用高度多样化数据集合的长期研究。

物质不平等的测量进而提出了两类问题：概念性的和证据性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可获得的大多数指标衡量和显示的是，因人口中的不同部分占有的资源份额不同而来的“相对”不平等。相反，“绝对”不平等聚焦的是这部分人口所产生的资源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两种方法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考虑这样一个人口样本，其中在顶层10%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在10%底层家庭平均水平的10倍，也就是说是10万美元相对于1万美元的相对水平。随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收入分配不变。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与以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收入上升没有增加这个过程中的不平等。但与此同时，顶层和底层10%群体的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从9万美元增加到18万美元，使得富人比低收入家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财富的分配。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不会导致绝对不平等的加剧。因此，相对不平等度量标准的前景可能要更为保守，因为它们将注意力从持续增长的收入和贫富差距转移到有利于物质资源分布的更小和多向变化上。在这本书中，我遵循惯例，优先使用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等这些相对不平等的标准测度，但在适当的时候会注意它们的局限性。

另一个问题来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对于满足生存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性。至少在理论上，单个人完全有可能拥有某个特定人群中的所有财富。然而，没人在完全被剥夺收入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这就意味着，关于收入的最高可行基尼系数值注定要低于其名义上的上限，即1。更具体地说，它们不能超过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源总量。这种限制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低收入经济体中尤为强有力，今天世界各地仍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GDP两倍于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里，即使单个人在任何其他人赖以生存的需要之外成功垄断了所有收入，基尼系数也不会超过0.5。在更高的产出水平下，由于改变最低生活标准的定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贫困人口无法维持发达经济体，其最大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得到控制。名义基尼系数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计算所谓的榨取率，即在给定的环境中理论上最大可能的不平等水平已经实现的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任何长期的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显得尤为突出，但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本书结束部分的附录中更详细地讨论了它。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问题：与证据质量有关的问题。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它们通常（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随着时间变化而朝同一个方向移动。两者都对底层数据源的缺点很敏感。现代的基尼系数通常来自家庭调查，从中可以外推出国民收入分配。这种模式并不特别适合捕捉最大的收入群体。即使在西方国家，名义基尼系数也需要进行向上调整，以充分考虑到高收入人群在其中的实际贡献。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调查往往缺乏必要的质量以支持可靠的国家层面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更宽的置信区间不仅会阻碍国家之间的比较，而且也会使得跟踪调查随着时间的变化更加困难。衡量财富整体分配的努力甚至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当多的精英资产被认为藏匿在海外，甚至在像美国这样的数据丰富的环境中也是如此。收入份额通常是从税收记录中计算出来的，其质量和特征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差别很大，而且容易受到逃税动机的扭曲。低收入国家的低参与率和政治驱动的应税收入定义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在“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中，越来越多的关于最高收入份额的信息得到汇编和在线出版，使我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理解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并将注意力从例如基尼系数这样有些不透明的单值测度转移到更为明确的资源集中度指数上了。

一旦我们试图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扩大到更久远的时间，以上分析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相形见绌了。定期的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很少早于20世纪。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在1800年之前，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只能借助社会表进行估计，后者是当代观察家拟定的，或者是由后来的学者牵强推断出来的不同人口所获得的近似收入。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欧洲部分地区的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叶，从而揭示了单个城市或地区的情况。在法国和意大利城市中关于财产税的幸存档案记录、荷兰对房屋租金收入的税收和葡萄牙的所得税，使我们得以重建资产，有时甚至得知收入的基本分布。近代早期法国农业用地分散程度的记载和英国继承性不动产的价值也是如此。事实上，基尼系数可以成功应用到在时间上更为遥远的证据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晚期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希腊、英国、意大利，以及北非和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房子的大小变化；巴比伦社会当中的继承份额和嫁妆的分布；甚至是恰塔霍裕克这建立在几乎一万年之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原始城市聚落之一的石制工具的散布，都是这样进行分析的。考古学使我们能够把物质不平等研究的边界推回上一个冰期的旧石器时代。

我们还可以获得一系列不直接记录分配状况的替代性数据，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数据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变化是敏感的。土地租金与工资的比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当中，劳动力价格相对于最重要的资本类型价值的变动，能够反映归属于不同阶级的相对收益的变动：上升的指标表明，地主的繁荣是以劳动者的牺牲为代价的，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一个相关的衡量标准，即人均GDP与工资的比率也是如此。GDP中的非劳动收入份额越大，这一指数就越高，收入就可能越不平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弱点。对于特定的本地场所，租金和工资的报告是可信赖的，但并不一定对更大的群体或者整个国家具有代表性，同时对任何前现代社会的GDP进行猜测，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当大的误差。然而，这些代理指标通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轮廓，使我们能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的不平等趋势性变动。实际收入是一个能够更广泛获取，但缺少一些启发意义的代理指标。在欧亚大陆西部，以谷物等价物表示的实际工资现在已经追溯到4000年前，成为识别异常升高的工人实际收入的实例，这是一种可能与不平等程度降低相关的现象。尽管如此，那种不能通过参照资本价值或GDP数据做出必要调整的实际工资信息，对反映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来说，依然是一个粗糙的、不甚可靠的指标。

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前现代社会税收记载研究，以及对于实际工资、租金与工资比率，甚至是GDP水平的重构的可观进展。毫不夸张地说，要是在20年，甚至是10年以前，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不可能被写出来。对历史上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开展的研究的规模、范围和进度，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希望。不可否认的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质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识别随着时间演化的信号。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是最有希望的不平等标志——而且往往实际上是唯一的。当精英阶层在住房、饮食或者是墓葬等方面奢华消费的考古证据让位给更为适度的遗物或者社会分层的迹象完全消失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某种程度的平等化。在传统社会中，富人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往往是仅有的控制了足够的收入或资产，从而可以承受重大损失的人，这些损失在有形的记录中是可见的。人类身高和其他生理特征的变化也同样与资源的分布有关，尽管其他因素，如病原体负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越是远离以更直接的方式记录不平等的数据，我们的理解就注定会变得更具推测性。然而，除非我们准备进行扩展，否则描述这种全球历史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就试图这样做。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文档资料上的一个巨大的梯度，即从有关美国近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背后驱动因素的详细统计数字到文明的曙光中隐约存在着资源失衡的迹象，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数据集。所有这一切以一种合理连贯的分析叙述方式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不小的范围内，这是这个导言标题中所援引的不平等的真正挑战。我选择用我自己看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来组合这本书的每一个部分。紧接着的这部分内容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不平等的演变，因此章节顺序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第1~3章）。

这一情况，在我们转向四骑士——暴力矫正的4种主要驱动力量之后，就会发生变化。在描写这一四重奏组合的前两个成员，即战争和革命的部分时，我的观察分析开始于20世纪，随即返回历史当中。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以大规模动员战争和改造性的革命为手段的矫正，主要是现代性社会的特征。20世纪10—40年代的“大压缩”不仅产生了目前为止关于这一过程的最好证据，而且以范例的形式代表并确实构成了它（第4~5章）。第二步，我寻找这些暴力性破坏的来路，从美国内战一直追溯到古代中国、罗马和希腊的历史，以及从法国革命到近代时期的无数次起义（第6~8章）。我在第6章最后部分讨论内战的时候依循了同样的轨迹，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这类冲突的结果一直回溯到罗马共和国结束的时候。这种方法使我在探讨它们是否能被应用到更遥远的过去之前，在现代数据基础上建立根基牢固的暴力矫正模型。

在第五部分对瘟疫的分析当中，我从得到的有记录的例子——中世纪后期的黑死病（第10章）逐渐转向更少为人所知的例子，从而使用了相同策略的一个修改后的版本，这些例子的其中一个（1492年后的美洲）正好更接近近期，其他则位于更古老的时代（第11章）。其原理是相同的：在我寻找其他地方类似事件之前，在现有可获得的最好证据的基础上，建立流行病大规模死亡带来的暴力性矫正的关键机制。第四部分关于国家灭亡和制度崩溃，我对这一组织原则进行了逻辑总结。在分析大体上局限于前现代历史的现象之时，年代学几乎不重要，从任何特定的时间序列中得不到什么结果。特定案例的日期比证据的性质和现代学术规范更不重要，后两者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差异会有相当大的变动。因此，在我转向讨论其他我不太详细讨论的例子之前，我先举了几个得到很好验证的例子（第9章）。第六部分，关于暴力性矫正的替代方案，大部分是按主题排列的，因为我在转向反事实结果（第14章）之前评估了不同的因素（第12~13章）。最后一部分与第一部分一起形成了我的专题性分析，又回到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的格式，从最近的不平等复苏（第15章）转到相邻或者更遥远未来的矫正作用的前景（第16章），这就完成了我整个的演化性概览。

作为一项汇集了东条英机时期的日本和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或者是古典时期的低地玛雅人和当今的索马里的研究，这可能令我的历史学家同行困惑不解，但我希望对有着社会科学背景的读者来说，这种困扰会少一些。正如我之前所说，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想找出在有记录的历史中的矫正性力量，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弥合学科内外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鸿沟，并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

这有关系吗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很难在不同的文化中研究不平等的动态，从长远来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尝试呢？对这个疑问的任何解答都需要解决两个单独但相关的问题——经济不平等今天重要吗？为什么它的历史值得探索？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最出名的是他早期《论瞎扯》（On Bullshit）的研究，他通过在序言开始部分对引用的奥巴马的评价进行反驳而开启了他的《论不平等》（On Inequality）：“我们面对的最根本挑战不是美国人的收入普遍‘不平等’。实际上是我们太多的人民‘贫穷’。”毫无疑问，贫穷是一个变动的目标：在美国被视为穷人的人在中非看来却并不如此。有时贫穷甚至被定义为不平等的一个函数（在英国，官方贫困线被设定为收入中值的一个比例），尽管绝对标准更为常见，例如世界银行所使用的以2005年价格表示的1.25美元的门槛值，或者是参考美国的“一篮子消费品”的成本。没有人会否认，不管如何定义贫穷，它都不是受人欢迎的，这其中的挑战在于证明“这样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对我们的生活有负面影响，而不是证明可能与之相关的贫穷或巨大财富。

最精明的方法集中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已经一再指出，很难对这种关系进行评估，而且问题的理论复杂性并不总是与现有研究的经验规范相匹配的。即便如此，一些研究认为，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确实与低增长率有关。例如，较低的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经济增长更快，而且导致增长期更长。不平等似乎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特别有害。甚至有些人支持这一备受争议的命题，即美国家庭中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促进了信贷泡沫，从而促发了2008年的大萧条，因为低收入家庭利用现成的信贷（部分是由上层人士的财富积累产生的）借款以跟上更富裕群体的消费模式。相比之下，在更严格的贷款条件下，财富不平等被认为阻碍了低收入群体获得信贷的渠道。

在发达国家中，更高的不平等与代与代之间较少的经济流动性有关。因为父母的收入和财富是衡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有力指标，不平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延续，而且前者越高，就越会不平等。基于收入的居住区域隔离的不平等效应也是一个相关的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大都市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层的萎缩，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富裕的社区变得更加孤立，这一发展有可能导致资源集中，其中包括当地资助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又影响儿童的人生机遇，阻碍了代与代之间的流动。

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某些种类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内部冲突和内战的可能性。高收入社会面临着不那么极端的后果。在美国，不平等被认为是通过使富人更容易施加影响而在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是巨大的财富而非不平等本身造成了这一现象。一些研究发现，高水平的不平等与自我报告的较低幸福程度有关。只有健康似乎不受这样的资源分配的影响，与收入水平相反：尽管健康差异导致收入不平等，但反过来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所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它们关注的是物质不平等的实际后果，以及为什么它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对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另一套反对意见是建立在规范伦理和社会公正概念之上的，这种视角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但在一场常常被经济问题支配的辩论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即使在纯粹的工具理性的有限基础上，毫无疑问，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拉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什么构成了“高”的水平，我们如何知道“增长”的不平衡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特点，还是仅仅使我们更接近于历史上常见的条件？还有，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术语，那些正在经历扩大的不平等的国家应该渴望回到不平等的一个“正常”水平吗？如果就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现在不平等现象比几十年前还要高，但比一个世纪前低，这对我们理解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因素有什么帮助呢？

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不平等或者在增长，或者保持相当的稳定状态，显著减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然而，旨在遏制或扭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的政策建议者往往对这一历史背景知之甚少或者缺乏正确评估。那样是应该的吗？也许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根本上变得如此不同，完全不再受限于其农业和非民主的基础，以至那段历史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的了。事实上，毫无疑问，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富裕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总体上比过去大多数人富裕，最不发达国家中处境最不利的居民也要比他们的祖先活得更长。不平等的接受者的生活体验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的非常不同了。

但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证明，那些用来塑造不平等的力量实际上并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平衡目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实现更大的平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对在过去完成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的方法视而不见。我们需要问，如果没有大的暴力活动，巨大的不平等现象是否已经得到缓解，与这个大矫正力量相比，有多大的良性效果，未来是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