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文明史的犹太历史

引言：犹太延续性问题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犹太社会和历史——从其开始直到当代的总体状况，尤其是以色列——的最佳路径之一是把它当作文明的历史来加以分析。我使用“文明”这一术语，是因为我想明确地强调诸如“宗教”、“民族”和“人民”此类的概念对于理解犹太历史是不充分的，尽管它们都涉及犹太历史经历的重要方面。

虽然在各个时期，犹太人都构建了鲜明的宗教团体，拥有特定的信仰和崇拜方式，但是宗教仍不足以解释他们历史经历的所有方面，因为除宗教以外，还有更多的方面值得关注。这里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无论对因遭流放而离开了很久的以色列地，还是对于被相互定义的他们与其他宗教和民族之间关系的方式，犹太人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的立场都不能单独依据宗教信仰来解释，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关于这一点的更详尽论述。

相同的结构以不同的方式分别适用于诸如民族和族群这样的术语。这些术语不足以解释犹太历史经历，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指的是现代才发展起来的集体类型。它们不能轻易被应用于早先时代的集体，尽管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实际上往往被广泛使用。相反，诸如部落团体、神圣团体或人民等术语，虽然它们自身的意思相当含糊，却能更好地表示特定的早期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集体认同的本质。

同样，因为现代犹太人历史经历与这些更古老的类型紧密相关，所以，主要来自现代欧洲经历的现代术语，甚至在分析现代犹太案例时都显得不够充分。稍后我们将看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应该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仅仅看作另一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

尽管所有这些术语都包含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我们试图解释从早期的以色列人时代到现代时期犹太人历史经历的极丰富的多样性时，这些术语的不足之处就变得明显，尤其是当我们考虑犹太人何以存续了近三千年之久——可能是犹太人历史经历中最大谜团——的时候。

犹太人历史的表层事实是众所周知的。犹太历史出现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间的某个时候。按照《圣经》的传统，其第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遭遇是以色列人的部落征服或渗透进迦南，领袖约书亚想必由于摩西的缘故已经获得了律法的许可；然后这些部落在迦南定居。这样的征服，在那个时代的那一片区域是很自然的，也必然导致与邻国的持续对抗和冲突，他们的邻国是同样在那片领土上定居的不同民族或部落。最初，在士师时代，这种定居是相对分散的，不同的部落领导着相对独立的存在，但有一些共同的神圣地点，在战争时期他们一定程度上走到一起，并维系着某些连续而共同的跨部落认同。

从这个时期一开始，以色列部落就表现出一些特殊的社会特征，稍后我们将对此作详细分析。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足以表明，这些特征中最重要的是它们相对丰富，以及构成它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形式和元素庞杂而多样。当然后者中最重要的是祭司和先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已具备了一些非常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将其与邻近社会中表面看起来与之对应的那些特征区分开来。

公元前10世纪开始出现了君主制，首先是由扫罗（Saul）建立，然后是大卫（Bavid）和所罗门（So lomon）。人们尝试集中祭仪，并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建立起第一圣殿。所罗门死后，在他的儿子罗波安（Rehoboam）统治时期，王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分别是犹大王国（主要由犹大和便雅悯部落组成）和以色列王国（由其他十个部落组成）。这些王国不断卷入该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冲突，尤其是各大帝国之间的冲突中——一方有埃及，另一方有亚述和巴比伦——也有北方的各个王国，比如阿拉米人（Aramaeans）。当公元前722年亚述人摧毁了以色列王国，这十个部落作为独特的文化和政治实体几乎完全消失。公元前586年，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大国（Judah），大卫及其后裔的帝国，祭司崇拜和先知传统遭到最终的毁灭。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国家的领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同时也开始分散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埃及。

到此刻为止，这个故事，虽然很生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人注目，但并不独特，以色列人可能会像那个时期这一地区的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消失。但以色列人并没有消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独特的。犹大国人口的大部分，而且很可能是更积极的领导成员，去了巴比伦。留在当地的人当然会有很多，但许多在巴比伦的流亡者一直梦想着返回锡安。在居鲁士（Cyrus，公元前550—前530年）带领波斯人征服巴比伦之后，随后在公元前525年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Cambyses）征服了埃及，他们——更确切地说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返回以色列地，并加入到那些留在那里、但处在衰落状态的犹太人当中。起初，他们以相当小而分散的团体来到这里。然后，在强有力的领导人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的领导下，他们重建和恢复了他们的宗教和社团政治体制，重建了圣殿，并铸就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不过它是基于不断参考之前的时代及其象征符号而建立的）和新的政治组织。由此看来，哈斯蒙尼（Hasmonean）起义之后，一个新的独立政治实体出现了。这一时期的外部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只需简要概括。

随着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的衰亡和中东希腊化君主制国家的崛起，犹太人面对新的正在扩张中的文明展开了更加强烈的对抗。总体来看，犹太人社团，尤其是以色列地的犹太人社团，越来越多地被卷入该地区的政治斗争中。与此同时，犹太人定居点扩大，并超出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城邦（Temple city-state of Jerusalem），由此产生了犹太人与希腊人，以及随后的罗马人统治者之间对抗的可能。

这种对抗在公元前2世纪与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Selencid King Antiochus IV）第一次引人注目的遭遇中达到顶峰，导致了哈斯蒙尼的（马喀比家族的）反抗，并诞生了由大祭司和统治者（行政首领纳西）联合执政的哈斯蒙尼君主制政权。这个王朝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其特点是执行广泛而深远的扩张政策，将犹太人卷入与各种不同的地方群体以及“超级大国”的持续冲突中，尤其是在亚历山大·雅奈（Alexander Iannai或Ianneas，公元前103—前76年）及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时期。在亚历山大·雅奈统治期间，爆发了由法利赛人（Pherisees）领导的剧烈内战。在他去世后，犹地亚被强烈地卷入了罗马人在近东的扩张和罗马帝国与帕提亚（Parthian）帝国之间的战争。约公元前37年，哈斯蒙尼王朝走向了尽头，那时，亚历山大之子希尔卡努斯（Hyrcanos）的以东人（Edomite）军师的儿子希律（Herod）被罗马人宣布为犹地亚国王，作为罗马的代理人，也作为一个世俗国王，他的统治直至公元前4年。

在希律王的继任者在位时期，王国被他的三个儿子分裂了，公元6年，罗马政府对犹地亚采取直接统治，这一变化甚至受到犹太人中更虔诚派别的欢迎，因为他们强烈反对非犹太人国王的统治。在希律王孙子阿格里帕（Agrippa）的短暂统治（公元41—44年）期间，这种直接臣服于罗马人的状态遭到中断，因为阿格里帕是罗马帝国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的朋友。阿格里帕试图重建某种统一的犹太君主制国家，总体上被犹太人的大多数派别所接受。但在他死后，罗马行政长官和犹太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后者内部也不断滋长着分裂，从而导致了反对罗马人的大规模战争和反叛（公元66—67年），第二圣殿于公元70年被毁，犹太人失去了政治自治权，同时，在法利赛人领袖拉比约哈南·本·撒该（Rabbi Yohanan Ben-Zakai）的领导下，犹太教公会搬迁至雅弗尼（Yavneh）。

但是，第二圣殿时期，不仅仅出现一个新的独立政治实体并走向定型化，而且也是一段巨大的文化转型时期。在第一圣殿时期居于优势地位的先知逐渐消失；至少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祭司变得更具有主导性；来自于祭司家庭的国王出现了，同时，也许是最重要的，出现了一些全新类型的领导者，他们很大程度上立足于新的学习传统并来源于多种多样的宗派。

从外部来看，犹太民族持续遭遇强大的异教帝国和民族，以及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希腊化文明，希腊化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声称的某种普遍的有效性不仅根植于征服以及具有强大力量的诸神，也根植于他们的哲学和法律传统。与此同时，伟大的内部文化创造力在犹太民族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宗教、文化和社会愿景。其中一项愿景与耶稣相关，注定要以基督教的形式重塑西方历史和后来世界历史的全过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犹太内部和外部动荡的结合，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时达到顶峰，犹太人丧失政治独立，并最终陷入流散。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尽管犹太人丧失了独立性并持续流散，但却显示出相当特殊的文明、宗教和族群认同构架。随后，这些连续的构架，将要在犹太人生活过的大部分土地上，分别遭遇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教基督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的挑战。

这些发展造成了一种局面，即犹太人在某些“异国”环境中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在那些历史根源和基本前提与犹太历史、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文明中，犹太人成为少数群体。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文明虽然是由犹太教徒发展而来的，但对它们来说，犹太人的持续存在总是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和一种矛盾且负面的参照点。对它们而言，犹太人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不仅令人感到新奇和古怪，而且对这些文明自身的合法正统性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犹太文明的延续性存在着两极：第一，国际和文化框架及社会网络的发展，使得犹太人在流散于许多不同地方的情况下，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延续成为可能；第二，“主体”文明（对犹太文明）强烈矛盾的态度，使得犹太人向这些文明反馈出同样矛盾的态度。这两极塑造了流散时期犹太历史的进程。

这种延续性之谜开始于第一圣殿时期结束的时候。在许多流亡和分散的古代民族中，包括以色列王国（撒玛利亚）的人民在内，单单是犹大王国的人民在王国和圣殿被毁之后流亡到了巴比伦，但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那里，他们建立了独特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他们的政治和集体认同，尽管是以一种新的模式，但是，他们将自己定义为早先流亡时期的延续。

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人的延续性是一个更大的谜，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犹太人——与基督教及穆斯林文明——已将之作为一种既成事实加以接受。显然，这远不只是一个小的宗教派别的延续，虽然在这些延续性术语中，犹太延续性注定显得独特。

谈论作为一个“民族”的延续性当然是可能的。但是，什么样的民族没有任何领土，只有记忆或回归领土的期盼，以及强烈的政治取向，但没有自治性或独立的政治实体，或政治－领土的延续性呢？

这些例子——可以列举更多，说明犹太历史经历的某些特定要素超越了宗教（只是作为信仰和崇拜的一种体系）、民族和族群的类别。在我看来，“犹太文明”一词，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定义的，是符合我们意图的最合适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