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视角的前提——文化、本体论与社会动态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那么，从文明的视角解释犹太人的历史经历似乎有着最大的潜力。不同于宗教、人民或民族，文明意味着什么？正如在前言中已经指出的，文明，就这里使用的意义而言，需要尝试建设或重建社会生活，依据的是本体论愿景，这一愿景把宇宙的本质，或者超世俗的和世俗的现实，与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政治领域或权威、经济、家庭生活，以及诸如此类的领域——的规则结合起来。虽然，在人类历史中，文明和宗教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但与此同时，许多宗教一直以来只是文明的一部分或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一定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这一特征，可以清楚地在许多尚无文字的社会和古代社会中找到，甚至在那些古代近东社会，在“伟大的”轴心时代的文明以及一神论宗教和文明中，这一点也清晰可见；然而，在一些地方，它们在其他文明的框架内形成了宗教构建。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实例是佛教和儒教在日本的命运。在日本，佛教（和儒教）信仰和崇拜兴旺起来，但没有像佛教在东南亚或儒教在中国、朝鲜和越南那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明。在日本，这些教派和信仰体系在日本独特文明的框架和基本前提内运作。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扩张历史也可以提供相似的实例。同时，这些实例证实了不同的民族能够属于相同的文明，特别是那些“较高”文明中的某一个。

这样的文明视角是基于一些前提的。第一个前提是，正如之前已经暗示的，对以下两者作分析性的区分是重要的：一者，作为这些社会基本文化或前提之组成部分的这些宗教的那些方面，二者，从后来“世俗”眼光来看，可以被认定为宗教（尤其在信仰、礼仪和崇拜类型方面）的宗教的那些方面。

第二个前提是，认识到以本体论视域为基础的这些前提对理解制度进程的许多主要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对任何制度复杂体的定义，不论是国家的和政治的制度，还是阶级形成，都不能想当然地根据不同的、看似普遍的政治和行政代理人的政治权力或政治管理活动，或社会中不同阶层或各种利益集团普遍的地位差别和相对强弱来加以定义。

除了制度进程的这些可变因素和方方面面以外——当然，没有人能否认这些重要性——在更宽广的文明背景下分析各自制度领域（国家、经济、家庭等）的定义和评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文明背景下，制度得以发展，而且通过它们各自社会的历史经历，制度也必然发生着改变。因此，文明视角着重强调不同民族历史经历的文化和制度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一方面是世界的本体论视域或观念，另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化的制度生活模式的主要领域，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种相互关系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构想，即基于这样的愿景和信仰，以及本体论愿景和前提的根本观念进行的构想，这一愿景和前提关乎社会生活、权威等诸如此类问题的本质。第二个方面是尝试在社会生活或社会学术语中实现这些前提，使其以特定的方式制度化。因此，更详细地，用稍微抽象和理论的术语来说，文明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构想、宣传、清晰地表达和持续地重新解释一个社会或其部门的基本的本体论愿景、它的基本意识形态的前提和它的核心象征。本体论愿景、制度形成和动力之间相互关系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对总体的人类活动的各个不同领域，以及具体的政治领域，作出象征性的和意识形态的——例如文化的——定义。

文化在定义性别、成长和衰老，心智和体力，以及时间的重要性方面起着调节的作用。在定义社会活动的主要领域时也起着调节的作用，具体说明了调节社会互动和资源流动的基本规则。这样的定义和调整建构了主要制度的形成及其合法化的轮廓、边界和意义。首先，文化构建了主要集体和象征的界限，它们的中心以及中心——外围的关系；政治权力的模式；统治和组织的模式，以及构造社会等级的经济形态；权威及其责任的概念；不同形式的冲突行为及其对权威的挑战；以及不同的抗议表现和运动的结构和象征。

这些前提及其制度衍生物对制度形成的影响是通过主要精英团体和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行为活动来实现的，尤其是通过在一个社会中发展的社会互动和控制的各种过程来实现。这样的控制过程和反控制过程不限于在“狭隘的”政治意义上行使权力；甚至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它们是更加普遍的，不仅仅被阶级关系或“生产方式”激活。更确切地说，它们是被一个社会中的主要精英联盟激活的，这些精英拥有不同的文化愿景，代表不同类型的利益。

与这些本体论愿景和它们各自转变成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前提相连，这些精英团体倾向于实行不同的控制模式来分配社会的基本资源，从而在他们各自的社会中形成了制度建构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

一个社会中有几个这样的精英团体和影响力中心。政治精英们最直接地管理权力。其他人群则明确有力地表现出了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各种模式以及主要群体的团结。这样的精英团体的结构与社会上盛行的基本文化取向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代表着不同的本体论愿景。

这类联盟行使的控制方式将社会基本本体论愿景的结构与社会互动模式中资源流动的一些中心环节的控制结合起来。资源流动的这种控制集中在管理主要机构市场（经济、政治、文化等）和位置的准入，转化这些市场上的主要资源，转换这些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投资和分布的模式，管理这些资源及其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组织机构。

连接控制的这两个方面或维度的中心环节，即社会基本预设和前提的建立，以及资源流动的管理是建立和控制不同类型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那些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延续性至关重要的信息。

 

因此，用更一般的术语来说，这些精英团体的结构和下面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是社会上盛行的基本文化取向；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精英团体具有不同类型的取向或视野。另一方面，与文化取向类型和他们各自转化而成的社会秩序基本前提有关，这些精英团体倾向于在社会基本资源分配上行使不同的控制模式。同时，正是这些前提的实行或制度化，和社会分工的建立一起，产生了抗议运动和变化过程。

然而，没有制度的形成，就没有社会互动的体制或模式——无论宏观社会还是微观社会是或者能够是稳定的。就是通过这种类似象征的和组织的控制过程，这些模式得以形成，并产生了抗议、冲突和改变的倾向。

因为每一种社会秩序在权力分配和所支持的价值观方面，通常包含着强烈的异议元素，在被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完全接受或同等程度地接受这一意义上来说，没有体制是永远完全“同质的”（homog eneous）。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定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特定体制的基本前提和规范，并愿意提供它所需要的资源，先前分析的与过程一起发展的其他倾向可能导致任何特定群体改变对体制基本前提的最初态度。

因此，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反体制”（antisystems）发展的可能。虽然反体制往往长期保持潜伏状态，但在有利的条件下，它们也可能构成体制变革的重要焦点。在所有社会中都潜在地具有由不同的中等精英团体领导的抗议、社会运动、异教邪说等主题和倾向，这表明所有社会都存在着这样潜在的反体制。

这些潜在的反体制可能被一些进程激活并转化为变革进程，这种起激活作用的进程一般与不同社会互动环境的连续、维持或复制有关，尤其是宏观社会秩序。这些进程最重要的地方是：（1）不同范畴和群体的相对权利定位和志向的转变；（2）更年轻一代被激活，他们有着潜在的叛逆和唯信仰论取向，这一取向是任何社会化进程中固有的现象，尤其在上流社会和精英团体分子之中；（3）一些社会形态进程或社会人口进程在人口的不同年龄段改变了人口平衡；（4）这些情形与它们自然的及社会间环境的交互作用，比如人口流动或征服自然活动。

这些变化潜力的具体化通常发生于中等精英团体的活动中，他们试图动员不同的群体和资源来改变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如同统治精英团体联盟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一样。尽管此类冲突和变化的可能性是所有人类社会中固有的，但是它们的具体发展，它们引起的变化和改革的强度及具体方向，在不同的社会和文明之中显得大为不同。它们的不同取决于先前所分析的在权力坐标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说，不同的本体论愿景，不同类型的精英团体，不同的社会分工与政治生态环境和进程模式。

权力坐标体系中的不同定位在不同社会塑造了社会冲突、社会运动、叛乱和异教的不同模式，也包括这些运动和制度建设进程的关系。它们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变革的程度也因制度秩序结合以及随之而来的转型模式的不同方面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