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説明

王應麟（一二二三—一二九六），字伯厚，號厚齋，晚年自號深寧居士，南宋慶元府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官至禮部尚書。入元後，隱居不出，潛心學術。著述甚豐，據清人張大昌考計有三十一種，七百四十四卷之多，惜其大量散佚失傳。現存十餘種著述中，就作品規模、學術價值及社會影響而言，其困學紀聞最爲殊勝。

困學紀聞是一部以札記文累積結撰而成的著作，所涉及範圍極爲廣博，幾近涵蓋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其論述包括經學八卷，史學六卷，文學三卷，天文、地理、諸子二卷，雜識一卷，共二十卷，二千六百三十一條（其中卷十七評文第八條係卷六左氏第一二六條之重出）。

困學紀聞是一部學習國學、研究國學當讀必讀之書，「尤切於爲學者」，「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此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元刊本牟應龍序）而四庫全書提要對王應麟此書，做了十分中肯的評價，謂：「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户，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弇陋，故能兼收併取，絶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

正如提要所言，厚齋先生學問深邃已臻於心平氣和的至境，然這並不影響他對周、孔聖道的禮贊，並不影響他對人品、官品、學品的褒貶，更不曾影響他對敗政亡國的動情感嘆，他的拳拳愛國之心，每每於字裏行間流露出來。

傅璇琮先生説「王應麟學術著作，多着力於注疏、考辨、輯佚，善於融文獻學、考據學、目録學於一爐」，而困學紀聞正是其傑出的代表作。正是這些特色成就了紀聞殊勝的價值，諸如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文字資料，介紹了難見難聞的各種思想史料及本人的卓著見解，保留了彌足珍貴的文獻等等。

困學紀聞對後人有着深刻的影響，特别是近三百年來，衆多的學者受其學術沾溉，如顧炎武日知録、閻若璩潛丘劄記、趙翼陔餘叢考等頗存厚齋遺風。然是書「其語淵奥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元刊本袁桷序），且「援引書籍奥博，難以猝得其來歷」（三箋本全祖望序），加之内容廣博，非通儒不能作，亦非通學不能明，鑒於此，漢學中興的清代學者，爲推動紀聞的普及及深入研究，相繼從事於箋注。

清初康熙年間，首先有閻若璩據元泰定二年（一三二五）慶元路儒學刻本對紀聞進行了校勘注釋，於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刊行，世稱閻箋本。隨之，何焯在閻箋的基礎上，增補其説，並加評語，世稱二箋本。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全祖望對閻、何二氏注評，重加考訂箋釋，世稱三箋本。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萬希槐既鈔撮三箋本，復輯入錢大昕手評校本内容，並援經傳注明其義，編爲集證，因該書包括了閻若璩、何焯、全祖望、錢大昕四家及三箋本原采録的程瑶田、屠繼序二家，加上萬希槐，共有七家箋釋，故世稱七箋本。

對困學紀聞的整理進行到「七箋集證」這一步，也可謂具足了，然對於讀書追究窮本溯源、無一字無來處的清人學者，尚不滿足，認爲紀聞「徵引浩博，猝難探其本源，雖以閻潛丘、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希望「使覽者不必繙閲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翁元圻自序）。於是，翁元圻於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開始搜集資料，博覽群籍，究其事原，不畏勞苦，凡三易稿，終成困學紀聞注二十卷，至道光五年（一八二五）由餘姚守福堂刊刻出來，已歷時三十八載。厚齋以數十年之功完成了紀聞這一不朽之作，而翁元圻則以數十年之功完成了對紀聞所作的詳贍的集注，可謂心脈一源。

翁元圻困學紀聞注有以下特點：一者，困學紀聞原文采用閻箋本作底本，保留了閻氏據元慶元路儒學刻本的校語。按閻氏對元刊本多有匡正，然亦偶有臆改處。二者，翁氏收録了七箋以上諸家之説，前後文字重複者，取其前説。此外，翁氏還采録了顧炎武、錢大昕、惠棟等人的學術成果，以及親友的有關見解。凡是采録的，一律交待出處，脈絡清晰。三者，翁氏重視各家的評論，雖觀點迥異，一併録取，往往又加以己見，頗益於讀者研討。四者，翁氏根據需要，不僅對困學紀聞原文予以注釋，而且針對諸家的箋注進行疏通，凡出處不詳的補明出處，語焉不詳的據原籍録出充實，又往往補正其説，務使事典有本有據。晚清學者張之洞在書目答問論及困學紀聞版本中，特别推重翁元圻的困學紀聞注，稱「此注更勝七箋本」。翁氏注本可謂衆注之中的集大成之作。翁作之後雖有清張嘉禄困學紀聞補注、趙敬襄困學紀聞參注問世，然均屬補遺性質，分量很小，不可比擬。

鑒於以上情況，我們這次整理困學紀聞，采用了翁氏的集注本，即以道光五年（一八二五）餘姚守福堂刻困學紀聞注爲底本。按困學紀聞注原刻本自道光五年雕版問世以來，印本流傳頗廣。我們所用之底本爲中華書局圖書館所藏後印本，此後印本挖改了初印本個别明顯的訛誤。

困學紀聞的刊刻始於元代，除閻箋所見元刻本外，現存尚有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江安傅增湘所藏元刊本困學紀聞，我們用它作第一校本，簡稱元刊本。

明代有正統和萬曆兩種版本，我們曾拿來與四部叢刊所收元刊本一一比對，發現明本錯誤很多，鮮有優於元本及清本之處，爲避免繁複，故不采用。清代整理困學紀聞多以校注形式問世，前面已述，我們選用質量較高的清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合注作爲第二校本，簡稱清嘉慶本。整理原則如下：

關於校勘：

對於王應麟困學紀聞的原著文字，采用版本校，其原則是以校是非爲主，對於有參考價值的異文亦一併出校，以圖反映元刊本的面貌。

關於翁元圻的輯注文字，大體可分爲自述文與徵引文兩類。其自行撰述的文字，我們依據行文的是非對錯予以理校。凡於事理有明顯相左的地方，則據前後文義判斷，訛誤的文字改正，據文義出校。對於翁氏行文中有所交待出處的徵引文字，我們盡力索求原籍加以校勘，其校勘原則是以校是非爲主，一般情況不校異文。凡出現文字訛誤、錯簡及衍漏而致使文義偏謬的地方，均據原籍予以改正删補。個别引文於理扞格不通而又找不到原籍者，則予以理校處理。在校本上，我們儘量采用比較好的通行的本子，爲了便於讀者研究利用校勘成果，在校語中基本上都要交待版本出處。爲了行文簡約些，對於那些比較常用的典籍版本，予以簡稱，説明如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中華書局出版各種書（包括點校本二十四史），簡稱「中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各種書，簡稱「上古本」；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簡稱「薈要本」；此外其他出版社所出某些典籍，如學林出版社陳奇猷吕氏春秋校釋，簡稱「學林本」。其他未加説明的版本，則采用全稱，如「四部叢刊」、「叢書集成」之類。

本書存在避諱字情況，如王氏避宋太祖諱，稱管子大匡篇爲大正篇，翁氏避清諱，如「鄭玄」諱作「鄭元」，又有古人通常因諱孔子名而把「丘」改作「邱」等，由於不會引起歧義，故徑改，不再出校。

鑒於書寫刊刻中難免會出現一些訛誤，對於在翁氏自述文中有些訛誤的因果可瞭然於目的，所改之字又是唯一選項的，如卷一「宋沈作喆」誤作「宋沈作詰」，卷十「邯鄲人」誤作「邯戰人」，卷十二「漢書高帝紀」誤作「漢書高高紀」之類，爲免繁瑣，徑改，不出校。又古書鈔刻對於某些形近字，如「己」、「已」、「巳」，「戊」、「戌」、「戍」、「戎」之類，往往不嚴格區分，多有混用的情況，對於此類版誤字，一般據文義徑改，不再出校。

校勘文字，一律置於各條文字之後。

關於標點：

采用全式標點。標點原則及方法，基本按中華書局古籍校點釋例（初稿）（刊於書品一九九一年第四期）要求進行，並參考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之通例。

在許多具體文字的標法上，目前學界並無統一的格式，諸如目前同一套書（如點校本二十四史）同一文字，標法却不同，這屬於標點者主觀上的問題。另有語言環境上的問題，諸如「集解」、「正義」、「傳」、「疏」等詞，它既可表一般動詞，也可能專指某部典籍，這只能隨語境而定了。

此外，歷來也存在一些沿襲錯誤的標法，例如見到八卦或六十四卦就標書名綫。其實八卦或六十四卦之卦名，表達的只是某種概念，是具有一定内涵的術語。只有當它在周易經書中起到篇章作用時，纔應加上書名綫，否則違背書名綫的定義。又如易經又通稱爲易，此易與「生生之謂易」之「易」，概念不同，不應混標。然而以上問題，在具體處理上很難把握，我們儘量做得合理些。

關於格式：

翁注本的編輯情況，可參考其凡例。我們這次整理重排，有所改進，就此一併説明如下：

一、原刻本的正文與注文一律連排，現將正文後的注文另行起排，翁氏的總注與不同注家的文字均分别另行起排版。

二、正文中的小注，含有王氏的原注、清代諸家之注及翁氏自注三種情況。對於王氏原注之文，原刻冠以「原注」二字。其中尚有遺漏的，我們依例補上，出校。對於諸家之注，原刻冠以姓氏或書名，如「何云」、「閻按」、「集證」之類。翁氏自注則分兩種，或是注出處，或是下按斷，凡無明示夾注來源的可視爲翁氏的文字。原刻在兩種以上的小注同時出現時，中間加隔離號「〇」，以示區分。其中偶有遺漏的，依例補上，不出校。（按翁氏總注中徵引諸家典籍時，亦用此隔離號加以區分。）

三、爲了醒目，正文夾注中標示王氏原注文的「原注」二字，以及正文後另行起的諸家注文所冠的稱號，如「元圻案」、「閻按」、「何云」、「全云」、「集證曰」、「方樸山云」等套黑魚尾號。

四、困學紀聞二十卷，只有類别總目而無細目，於稱謂、引用及檢索很不方便，爲便於今人使用，更爲日後編纂實用性更强的各種專題索引提供基礎，我們按卷爲單元，逐條加上序號。這樣，全書兩千多條的文字，每條都有了自己的代號。

關於編目：

困學紀聞原文有二十萬字左右，翁氏輯注後規模擴大了數倍，面對如此巨著，缺少反映具體内容的篇題目録，閲讀確實不便。其實清人已關注這個問題，有人開始編目，其中務求詳盡者，當屬困學紀聞翁注編目，此編署秋樹根齋主人編，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刻，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附翁注困學紀聞印行。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翁注困學紀聞曾將此編全文收録。

開始我們已將此編目納入整理書稿中，後來考慮此編雖有提示引導之功，然而對於當今讀者有些不便：其一，不少的擬目爲了簡約而縮省過甚，致使讀者不明其義；其二，編目過於注重王氏徵引的原文而忽略了王氏所要表達的旨意。鑒於此，我們勉爲其難，在編目原來的基礎上，重新編擬了新目。此目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篇章題，實際是根據王氏原條所記所論（諸如人、事、典籍、學問等）的概括性摘録或小結，並以此起到提示檢索的作用，這對於學術性很强、内容博雜的隨筆札記來説，尚可作爲一種輔助閲讀的工具。

我們的擬目，其對象原則上是針對王氏原文，翁氏集注部分少量重要的内容亦酌情擬入。擬目力求簡明地反映出原條文各層的主要内容，基本控制在十一字之内。然而因水平有限，擬目或瑣碎，或脱漏，或不得要領，往往有顧此失彼的問題。爲了醒目，各條擬目排在正文上方的天頭部位；亦爲了便於全文檢索，各條擬目按卷次及正文序號之順序匯輯一編，置於卷首。

困學紀聞自元代編就以來，歷代多有刊刻，在諸多版本中，有不少的俊士達人爲該書作序題跋，或闡明其弘旨深義，或探討其版本源流，或發心得胸臆，或辨見聞曲直，無不對後人研討該書饒有益處。爲了便於讀者閲讀這些資料，我們把本書原刻未附的序跋題記一一收集起來，標爲其他版本序跋，作爲附録，置於書後。

本書的整理完成，決非末學一人之力所能爲，在多年爬梳中，傅璇琮先生、張驍飛博士、洪濤同仁等都給予了寶貴的幫助。特别是定稿階段，責編李爽女士以中華書局傳統的學識、傳統的責任心和傳統的做嫁衣精神處理此稿，使之能够順利出版。此外，本書的校對人員以自己的學識和恪職提高了本書的質量，值得敬重。對此，謹致謝忱。點校中存在的失誤，敬請諸君隨處是正。

孫通海
二〇一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