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开篇之千古名言。孙子又有言：“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诚所谓要言不烦，此寥寥数语，就将军事斗争、军队建设和军事指挥制度的完善直接关乎政权生死存亡、安危治乱，关乎民族、国家荣辱兴衰的无比重要性揭橥无遗。

宋代三衙管军制度，作为赵宋王朝的“根本性制度措置”之一，是宋代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的军事制度建设成果，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颇为深远。“三衙”，为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的合称，是宋代国家机器当中至关重要的强力军事机构。“管军”，指的是北宋的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南宋的主管殿前司公事、主管马军司公事与主管步军司公事。宋太祖开国之初至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月废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以前，还曾先后包括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其全称为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简称为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殿前司又可简称为殿司、殿前，雅称“殿岩”、“岩除”、“严卫”等。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则分别简称为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通常更简称之为马军司、步军司，马司（骑司）、步司，或合称为侍卫马、步军司，马、步军司，两侍卫司等等。本书在行文当中，除非确有必要之处，皆径称其简称。

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之所以有“三衙”之号，其直接的渊源很可能是唐代京城的南、北“两衙”，“唐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即统领诸卫“宿卫”的南衙和统领北门禁军的北衙。“衙”，则是由“牙”转化而来，故三衙亦称“三牙”。

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创立飞虎军，即曾奏言：“乞依广东摧锋、荆南神劲、福建左翼例，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止拨属三牙、密院。”宋宁宗朝娄机为右正言兼侍讲，亦奏请“乞诏侍从、台谏、学士、待制、三牙管军各举将帅边郡一二人”。嘉定七年（1214），时任监进奏院的陈宓上封事，其中同样言及“三牙无汗马之劳，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赏多所舛逆也”。《宋史》陈氏本传载：权相史弥远览其书不乐，“而中宫庆寿，三牙献遗，至是为之罢却”。显而易见，辛弃疾、娄机、陈宓三氏所言之“三牙”，皆指“三衙”，三氏乃用其古称、本字无疑。

“牙”，本义为大将所建之军旗，后方转为“衙”，南宋学者程大昌征引《尚书》、《周礼》、《黄帝出军诀》、《后汉书》、《三国志》诸书之相关记载加以考证云：

后世军中遂置牙门将，郭子仪、李光弼在朔方皆尝为之。魏博特置骁锐可倚仗者，使为护卫，名为牙兵。而典总此兵者，其结衔名为押衙。至于官府，早晚军吏两谒，亦名为衙。

清代学者宫梦仁在解释宋代两司三衙之制时亦云：“官尊者建牙。牙，旗也，因谓所舍为牙，后易为衙。”“三牙”之外，三衙在宋代还有“三卫”、“三司”等多个别称。

三衙统领所部重兵驻扎京师，正所谓“本朝监观前代，命三衙分掌亲军”，是宋代皇帝之下，彼此衔接、互相制衡的三省、枢密院—三衙—皇城司—军头司京师统兵体制以及三省、枢密院—三衙—地方兵马司全国统兵体制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许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就职能而言，宋代三衙主要遂行“守京师，备征伐”，即卫戍都城，宿卫皇宫、扈从帝王，更戍地方，组织所部作战；和“掌禁卫军之政令”，即全权指挥所部，包括招募所部阙额、打造和掌管所部军籍、主管所部军事训练、提名所部军职迁补、主管所部司法、主管所部财务、保障所部官兵生活等重要职权。与此同时，三衙还兼行巡警京都、维护治安，主管都城火政等诸多军事、半军事的事务性和礼仪性的职能。三衙不仅直接统领所谓“在京禁军”，即驻扎于京师的本部直辖人马，北宋绝大部分地方禁军和厢军，南宋相当部分地方军马，包括承袭北宋而来的地方禁军、厢军以及新创建编练的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淮东武锋军、湖南飞虎军等南宋最重要的一批地方诸军，在制度上也都“遥隶”于三衙。

就三衙直辖所部兵力而言，北宋三衙兵力的最高点约为三十八万七千，出现在宋真宗天禧年间；最低点约为十一万二千人，出现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占“内外诸军”即禁军总兵力的比例，最高点为百分之九十八，出现在宋太宗至道年间；最低点为百分之十五，出现在宋徽宗宣和年间。但这都是编制兵力，随着宋神宗熙宁年间“封桩禁军阙额请给”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三衙诸军的阙额问题十分严重，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其实际兵力不过为区区三万人。

南宋三衙诸军在宋高宗、孝宗之际特别是宋孝宗乾道年间定“内外大军”额之后，其编制稳定在十二万八千人，约占南宋三衙、江上、四川诸军各都统司“内外大军”总数即四十一万八千人的百分之三十强，万馀人上下的殿前诸班直和三衙旧司指挥还不在其内。

三衙又为宋代最重要的储将之地，三衙置多员之管军，“非惟平居无事，可以储蓄人材；至于临敌制变，则亦名位素定，力足相济”。三衙于管军之下，北宋则置有厢、军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南宋置有统制、统领官等中高级将领。北宋路、州两级地方兵马司的高级兵官，以及地方禁军的高级将校，南宋江上、四川诸军各都统司的都统制及以下高级将佐，出身三衙者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与三衙的重要地位相辅相成，正如宋代官修之《国史》所云：“亲卫诸军，虎旅百万，盖天下武锋之萃也。既建三帅，以护周庐之师。”两宋“置帅殿陛”，主持三衙的高级武官、将帅即三衙管军“董率王旅”、“仗钺殿除”。他们不仅统领三衙本部禁旅，“总领禁卫，为王虎臣”，更如宋人所谓“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 “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因而被宋人恰如其分地称为“三衙管军臣僚”，简称“三衙管军”、“管军”。

三衙管军在宋初仅为禁军之“都校”，随着宋太宗、真宗朝罢地方方镇之制，宋神宗熙宁、元丰前后“武臣不为二府”以及宣徽院的被废罢，三衙管军进一步上升至“武臣极任”，升格为宋代内外诸军的最高级军职。枢密院都副承旨、知閤门事、御带、环卫官等“中朝”武官，江上、四川诸军各都统司都统制、各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等地方武官，皆在三衙管军之下。在文武群僚当中，三衙管军则升格为“礼继二府”，与文臣的“侍从”官地位相当，甚至高于侍从“与执政等”。三衙管军、“两府、侍从”，宋人合称为“要官”。由于宋代重文轻武，管军等武官通常自我谦称“粗官”，文官等往往也以“粗官”来讥讽他们。

北宋三衙的都副指挥使或管勾各司事的都虞候、四厢都指挥使，南宋的主管公事，宋人俗称为“殿前三帅”、“三帅”，或“三衙太尉”、“殿、步两司帅臣”等等。三帅，或者具体地称作殿帅、马帅、步帅，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枢密使周必大即称主管马军司公事雷世贤为“雷马帅”，亦有雅称“步、骑都督、殿前帅”者。多尊称殿前太尉、马军太尉和步军太尉，如宋徽宗朝高俅被呼为殿前太尉，时人称宋高宗朝马、步帅成闵和赵密为“马军太尉成闵，步军太尉赵密”等等。殿帅，多呼为“殿前”，如呼高俅为“高殿前”、杨存中为“杨殿前”、郭倪为“郭殿前”；马、步军帅，则呼为“马军”、“步军”，如成闵于宋高宗朝为主管马军司公事，时人呼其为“成马军”。李昭亮于宋仁宗朝为步军副都指挥使，时人呼其为“李步军”等等。都虞候，简称殿虞、马虞与步虞，雅称“虞度”、“中候”、“候奄”、“军候”等。四厢都指挥使，简称“四厢”、“厢使”。士大夫笔墨奏札，则多合称管军为“虎臣”、“爪士”、“爪牙之臣”等等。

宋代三衙管军制度，以“聚兵京师”为主要特点，既是五代以来“京城诸军”即禁军长期发展壮大的当然结果，更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职业兵取代义务兵相适应，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进入典型封建社会之后，社会形态、政权性质和官民关系一系列历史性深刻变化的必然产物。三衙管军制度的确立，对内适应了“先军而后国”、“以兵立国”、“国依兵而立”的时代政治大背景，既解决了中唐以降的藩镇割据问题，也使得禁军由五代时期最能威胁皇权的“腹心之患”，转化为宋代维护统治最为重要的支柱，具有强化皇权和保障宋代政局稳定的重大意义。宋代“百年无内乱”，内部持续安定局面的出现，与三衙管军制度的自我完善，以及其在防范“内患”层面的良好运行密不可分。

对外则适应了宋与辽、夏、金、蒙元等军事强权相鼎峙的历史大格局。“宋与辽、金攻战且三百年”，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三国”时期或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多个政权鼎立对峙，彼此之间攻战不休、军事较量频繁激烈、大战事连绵不断。不论是赵宋平定江南、北汉各割据政权，还是与辽朝、西夏角逐幽燕、西北，与金朝、蒙元鏖战大江上下，三衙所部作为宋军的基干及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几乎是无役不与。宋“无内患而有外忧”，在与辽、夏、金、蒙元的对抗当中，赵宋王朝尽管多数时期处于军事上的弱势地位，三衙所部亦胜负兼有，但在这些军事强权的巨大压力之下，赵宋能够屹立三百馀年而不倒，这说明在抵御“外忧”层面，三衙管军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宋代三衙管军制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的、职业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在中国古代军制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意义，对其后元、明、清数朝的军制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邓小南教授指出：

宋代在重重压力下立国，是政策相对务实，注重制约的时期。……就宋朝自身而言，其疆域面积远不及汉唐，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

三衙管军制度，毫无疑义就是宋代制度建设“相对务实”、“注重制约”，纵深层面“达到了前朝难以比拟”高度的一项重要成果，对宋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对三衙管军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不论是对宋代制度史、军事史、政治史研究，还是对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史研究，皆有着较为突出的推动价值和学术意义。对当今的强军建设，也应该能够提供一些必要的具有借鉴价值的历史经验，当然还有必须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对宋代三衙管军制度，学术界目前已有的专题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通论性的兵制史、政治制度史、断代史、军事史论著当中。据笔者浅见，迄今为止最主要的也最具代表性和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是王曾瑜先生之《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2011年王先生又推出了更臻精密的《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这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宋代兵制史研究的奠基性名著。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赵宋一朝军事制度的全貌，具体到三衙研究，其开篇第一章即为《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最早提出了著名的宋代“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之说，第一章之第一节《枢密院》具体探讨了枢密院与三衙互相制衡的关系，第二节《三衙》则简要概括了五代宋初三衙体制的产生，以及自两司到三衙的演变过程。第二章《北宋前期和中期的禁兵》主要探讨了三衙诸军的编制与分驻和更戍情况，第五章《南宋前期至中期军制》中的第五节《三衙和班直》，论述了南宋三衙诸军与殿前诸班直的重建过程，对其兵力变动情况、三衙管军的新名号及其在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也都进行了细致考证，并对比了南宋三衙与北宋三衙在制度上的不同。

二是龚延明先生之《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该书被公认为是宋代官制史研究“里程碑式”的名作。具体到三衙研究，该书第七编《皇宫京城禁卫与侍奉机构类》首列《禁军三衙门》，对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主要按照职源与沿革、职掌、编制、简称与别名的顺序，对三衙管军，则基本按照职源与沿革、职掌、品位、编制、简称与别名的顺序，进行了极其细密的梳理和精确的考证。对三衙下辖之殿前诸班直与部分三衙诸军的沿革与兵力，三衙诸军厢、军、营、都的编制，三衙厢、军都指挥使暨以下直至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等各级将校，以及三衙各案司的具体职掌等等，也都进行了诸多精细的开创性的叙述。

《宋史职官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009年中华书局增订本），也是龚延明先生之名著。其补正六（《宋史》卷一六六）当中，就包括了对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 [司]、侍卫亲军步军 [司] 的细致考订和精深补正。该书与《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宋代官制辞典》一起，其三衙部分的相关论述，都是三衙管军制度研究最为重要的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值得给予特别重视的相关论著，主要有：著名历史学家邓恭三广铭先生于1941年完成的《〈宋史·职官志〉考正》（1948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收入《邓广铭全集》第十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该名作由陈寅恪先生作序，被公认为宋代制度史研究的开创之作。其卷六开篇即为“殿前司”，对三衙、三衙管军名号等问题都有所考订，订正了《宋史·职官志》的许多讹误。邓恭三广铭先生之《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44年，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文所指出的三衙管军将校在皇位授受当中能够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宋代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赵匡胤的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东方杂志》第41卷第21期，1945年，收入《邓广铭全集》第九卷），该文对后周禁军殿前司、侍卫亲军司两大派系之间矛盾斗争的论述十分精彩。

丁则良先生之长文《杯酒释兵权考》（《人文科学学报》1945年1卷3期），收入《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文在认定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七月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其实并不存在的同时，对后周宋初的禁军制度，对侍卫亲军司与殿前司的沿革与管军的设置，对宋太祖与“杯酒释兵权”前后管军群体的不同关系，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作有精细的《宋太祖朝禁军诸将年表》。

聂崇岐先生之名文《论宋太祖收兵权》（《燕京学报》第三四期，1948年），收入氏著《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该文在肯定“杯酒释兵权”确凿存在，并断定其为“罢宿将典禁兵”的基础上，通过与藩镇的对比，理清了五代禁军的重要地位，及其已异化成政权“腹心之患”的特别政治危险性。对五代宋初禁军的指挥机构即侍卫亲军司、殿前司的演变情况，管军的相关配置，亦皆进行了论述。文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侍卫亲军司一分为二，殿前司与马、步军司“三衙鼎立”逐渐成为赵宋定制等等。

附带说明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杯酒释兵权”存在与否的问题再起波澜，徐规、方建新《“杯酒释兵权”说献疑》（《文史》第14辑，1982年）与徐规先生之《再论“杯酒释兵权”》（两文皆收入氏著《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主“无”，柳立言《“杯酒释兵权”新说质疑》（《大陆杂志》第80卷第6期，1990年），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则主“有”，王曾瑜、黄宽重、邓小南诸先生也参与了讨论，多倾向于主“有”。然不论“有”、“无”，通过反复的讨论，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前后为宋初禁军两司将帅新旧更新换代的关键，也是两司向三衙演变的重要时间节点，大致形成了共识，相关研究亦得以趋于深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在《宋朝兵制初探》（《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宋代官制辞典》之外，内容涉及三衙管军制度研究较多的重要论著，还有：

张其凡教授之《五代禁军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对五代禁军的发展，主要从将帅、军号、作用三个侧面进行研究；对宋太祖的兵制改革，则由三衙职掌入手，从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三者分开，重视选拔、补充与教阅，严阶级、劳其力，禁军将士优遇优厚，弱枝强干、内外相维等五个角度进行了全面研究和评析。

朱瑞熙先生之《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第八章《军事制度》第二节《北宋的中央指挥系统》就论述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并对三衙的设置、职责和人选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其第五节《南宋的指挥系统》当中则认为南宋三衙军恢复之后，仅成为与御前诸军平列的屯驻大兵，三衙长官也成为与御前诸军各都统制平列的统兵官，不再统辖全国军队。张希清教授主编之《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在第五章《军事制度》当中也列有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与南宋三衙的专节。

邓小南教授之名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将三衙格局的出现，及枢密院—三衙体制于宋初的完成，极其精辟地定义为赵宋王朝“重建集权”的关键性一环。对与三衙直接相关的枢密院，则指出其在宋初经历了一个由皇帝近密的内廷“机要之司”走向外朝的转变过程。

戴建国《宋代编敕初探》（《文史》第42辑，1997年）、游彪《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收入氏著《宋代特殊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张明《宋代军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三衙所具有的军事司法职能、权限，及其断狱所依据之通行编敕和“阶级法”、“逃亡法”等专门的军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包伟民教授之大著《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则对三衙在都城巡警以及防火等方面所承担的职能，有着深入的研究。

何忠礼、徐吉军著《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的相关章节，对南宋三衙和三衙诸军有着比较详细的相关论述。

李昌宪《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氏撰《略论北宋前期官制中的比品和序班》（《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诸文，对宋代的合班与官品制度有着精深研究，其中对政和、宣和合班之制以及绍兴合班之制与官品令等的研究，对三衙管军名号阶官化的完成与其具体品位的界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参照价值。氏著《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宋代安抚使考》（齐鲁书社1997年版）、《宋代将兵驻地考述》（《宋史研究论文集》1992年年会编刊，收入氏著《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三联书店2013年版）等，深入研究了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演变以及将兵的驻地问题，有助于推动对三衙与地方兵马司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

赵冬梅教授之大著《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运用“品位与职位”的理论框架，在宋代武官制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创获。该书部分内容与三衙管军制度具体关联颇多，例如该书指出：由宫廷内职渊源而来的宋代武选官是在文官与军职之外的一个群体，他们不隶军籍，不在军中服役，是官僚而非军人，武选官虽然参与统兵，甚至可以位及三衙管军，但与军队的关系相对隔膜，与军人出身的三衙管军、将校是一种合而不融、互相制衡的关系。通过对宋太宗至宋仁宗朝期间的都部署边防统兵体制的深入剖析，作者较早提出了宋初三衙管军职衔的虚衔化倾向，认为三衙管军与都部署实际构成了地位基本相当的内任与外任。

在此之前，赵冬梅教授还刊布有《北宋前期边防统兵体制研究》（《文史》第68辑，2004年）、《试论勋赏与文武分途背景下的宋代武官制度》（《国学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从方镇牧伯到武臣阶秩：唐宋职位符号品位化的个案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5期）等多篇高水平的相关论文。

张邦炜、杜桂英之《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以《北宋前期都部署问题探讨》为题收入氏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与陈峰《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国学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也是宋代统兵体制研究的两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张邦炜先生之大作，首次提出了北宋初期统兵体制为“枢密院—三衙—都部署体制”的新说；陈峰教授之文则指出：北宋长期存在着文臣从中央控制军队到地方直接统军的制度，三衙则沦为以负责京师卫戍为主，北宋后期又出现了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的现象。

对两宋三衙诸军在都城的驻扎，周宝珠先生之《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之《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都有一定的涉及。久保田氏论述了北宋开封城禁军数量由扩大到减少的前后变动，对军营样式及其大致方位也有较多考察。程民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梁庚尧《南宋的军营商业》（《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7年）一文对南宋三衙的经商状况有着详细的论述。

徐规先生《南宋绍兴十年前后“内外大军”人数考》（《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认为：绍兴十年（1140）前后南宋之“内外大军”共有三十万，扣去七八万人上下的川陕大军，三衙诸军与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军共计有二十一万多人到二十二万多人。笔者正由此推算，绍兴十年三衙诸军之兵力为八万馀众，已经占到了南宋东南地区“内外大军”三分之一强的比例，占南宋全部“内外大军”则为四分之一强。梁伟基《宋高宗时期三衙的重建与发展》（《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9期，2009年）一文详细论述了宋高宗三衙诸军的重建过程及其内外作用，并编订了高宗朝的三衙管军表。

黄宽重先生之《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是一部南宋军事史研究的名著，该书之第一篇《地方军》系统地探讨了遥隶于殿前司的广东摧锋军和福建左翼军以及一度遥隶于步军司的湖南飞虎军的历史，并剖析了这些地方军的指挥体制是中央与各路安抚使二元的，他们虽然名义上隶属于中央三衙，但主要仍是在各地维护地方治安，因此更多地具有地方军队的色彩，宋廷主要是通过人事调派及更戍等方式来强化中央威权及淡化其地方色彩。黄先生的这些论断，有助于正确理解三衙与遥隶于三衙的地方兵马之间的真正关系。

对于三衙诸军的战场表现，以往专门的研究不多，但在宋代战争史的论著当中也多有所涉及。宋辽战事方面，漆侠先生即撰有《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宋太宗雍熙北伐》（《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后皆收入氏著《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文章全面地评述了宋辽战事，对“南军”即三衙诸军的战场拙劣表现，对傅潜、王超、桑赞等三衙管军将帅的畏敌如虎，多有深刻的批判。张其凡《从高梁河之败到雍熙北征》（《华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雍熙北征到澶渊之盟》（《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皆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也都对宋辽战事进行了较全面研究。

宋夏、宋金与宋蒙（元）战事方面，李华瑞教授之大著《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部全面探讨宋夏关系的开拓性名作。该书对于宋夏战事大的战役，对包括三衙诸军在内的宋军的战场表现，皆进行了极为精深的研究。曾瑞龙也撰有《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版）。王曾瑜先生之《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对宋金绍兴、隆兴之际战事的四大战役进行了评述，其中“符离之战”部分即剖析了李显忠等管军将帅指挥上的问题；“采石之战”也涉及到了殿前司所部。李天鸣《宋元战史》（食货出版社1988年版）、陈世松等著《宋元战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则全面研究了宋与蒙元之战事，其中涉及三衙诸军所遂行或参与的战事颇多。

在三衙管军的地位研究方面，陈峰、张明《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中州学刊》2000年第4期），以曾任三衙管军的名将狄青为例，指出北宋中叶武将的作用和地位都继续向着不利的方向滑落。陈峰教授之大著《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之第四章《北宋的禁军三衙及其将帅》也认为：北宋三衙管军将帅的地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其具体的时间节点则在宋仁宗朝。对与三衙管军地位升降关系最为密切的枢密院长贰，陈峰教授此前更刊有名作《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指出北宋枢密院之长贰有一个由武臣向文臣过渡的过程，而这种变化是逐渐向着抑制武将的方向发展的，其根源则在于宋朝“以文驭武”及“崇文抑武”方针政策的影响。

三衙管军作为高级武官，对其职位、品位以及俸禄诸问题，以往与之相关和多有涉及的代表性的研究论著主要有：龚延明先生之《岳飞官衔系年与考释》（《岳飞研究》第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宋代武官阶类别及其演变》（《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皆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曾瑜先生之《从岳飞及其部将的仕历看南宋前期武官的升迁资序》（《岳飞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收入氏著《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宋朝武官、军职、遥郡等的通信》（《纤微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五文皆是研究宋代官品、武官官品制度的力作。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收入氏著《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则系统探讨了宋代官员的俸禄制度。

龚延明先生之《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峰《论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的缺陷及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皆为宋代选官、武将选拔研究的高水平的通论性论著，对三衙管军的选任也都有所涉及，可供比照之处更多。游彪教授之大著《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对恩荫制度的精深研究，对三衙管军选任与待遇的研究，皆有重要参考意义。

在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研究方面，总体上看以个案研究为主，且多集中于北宋，南宋就要薄弱许多。南宋武将群体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当然是成果极为丰硕，但多聚焦于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刘锜、孟珙、吕文德等有数名将，然岳飞、韩世忠、吴氏兄弟等皆未曾于三衙任职，抗金英雄岳飞不知为何甚至从未带过三衙管军之衔，孟珙、吕文德虽皆曾出任过主管马军司公事，但他们长期在京湖荆襄、四川等地区主持作战，并未至建康马军司坐衙治事，兼领马军司不过是增重其军中地位而已。对南宋管军群体的研究，则要远远逊色于对以上各名将的研究，南宋中后期尤其如此。

具体说来，对高琼、狄青、种师道、王禀、刘锜等曾任三衙管军的名将研究较为充分，徐规先生《刘锜事迹编年》（《岳飞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论刘锜的风范品格及其在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岳飞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对南宋名将、多年担任马帅的刘锜的生平、战绩、风格等进行了详尽研究。李华瑞《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对马帅王禀的抗金战绩进行了表彰。韦祖松《论北宋安徽名将高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对宋太宗、真宗两朝资深三衙管军高琼的家世、战绩，尤其对其在宋辽澶渊之役的作用进行了评述。曾瑞龙著有《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版），细致研究了三代为将的种氏将门的形成，对种谔、种师道、种师中等位至管军者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对种谔的战绩进行了翔实考证。在宋代三衙管军等武将的研究方面，代表性最为突出的研究成果：

一是陈峰《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北宋潜邸出身将领述论》（《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是否具有藩邸背景，是否与皇帝有特殊关系，是宋初三朝入选三衙将帅的重要条件。此一现象，在整个北宋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氏著《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更是将北宋武将群体主要划分为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及外戚四大类，对北宋中级武官（含武职）暨以上的武将群体，首次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对包括三衙管军在内的北宋武将群体的状况，陈峰教授还刊有《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文史哲》2001年第1期）、《北宋“将门”现象探析》（《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多收入氏著《宋代军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一是何冠環《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版）与《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版》两部大著。前书汇总了作者对桑赞、刘平、张玉、贾逵、杨文广、高俅、种师道、种师中等多名位至三衙管军的武将的精细个案研究，尤其是《〈水浒传〉第一反派高俅（？—1126）事迹新考》一文（《东吴历史学报》1999年第5期），其史料发掘功夫之深令人赞叹。其中《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一文（原刊于《食货月刊》复刊第十六卷第三、四期合刊，1986年），运用量化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包括三衙管军在内的宋初三朝武将（武官）的类型、家世背景、出身、地理分布等问题；《论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将》（《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则涉及到了宋太祖以王继勳、杜审琼为步帅开始，北宋例以外戚参领三衙的问题，皆为有理有据的扎实力作。对宋太祖、太宗两朝武将之党争（包括多位三衙管军在内）的研究，也很有学术开创价值。后书则对北宋著名的潞州李氏外戚将门进行了系统研究，李继隆、李继和、李昭亮等曾任三衙管军的生平事迹是其重点，对宋仁宗重用外戚管军的缘由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考据精审之处俯拾皆是。

以上仅为挂一漏万的简单回顾，更多的相关论著，请参看本书行文中的具体征引与书末所附之《参考文献·研究论著》部分。当然，即使是管中窥豹，从以上学术史回顾中也不难看出，与三衙管军制度相关的内容，学界已有了长期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大致以通论性论著当中的相关叙述居多，就三衙管军制度在宋代兵制史、政治制度史、军事史、政治史等当中的重要地位而言，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还是远远不够的。亟需拾遗补阙、继续推进之处甚夥，专题研究的展开更是当务之急。

本书稿专以宋代三衙管军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制度史与军事史、政治史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宋代社会形态演变、政权性质和官民关系变动等时代大背景入手，力图对宋代三衙的兴起、发展和变化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动态论述，对宋代的统兵体制也尝试进行了新的宏观概括。

在史料使用方面，书稿注重尽可能穷尽式地征引和发掘如下等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庆元条法事类》、《吏部条法》、《武经总要》、《宋宰辅编年录》、《宋朝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与《咸淳临安志》、《景定建康志》等宋元地方志，《玉海》、《群书考索》、《记纂渊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宋元类书，《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史全文》、《宋史》、《金史》等基本史籍，相关的宋人文集与大量的宋人野史笔记等等。其中，对《景定建康志》，在重视和充分使用卷二十六《官守志三·侍卫马军司题名记》的同时，兼及同卷之《御前诸军都统制司题名记》；对《嘉定镇江志》卷十六《将佐·宋都统制以下》当中所记南宋主管步军司公事任职资料的使用；对《太宗皇帝实录》、《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三衙相关记载的高度重视；对《宋史全文》所载宋理宗一朝三衙史料的充分使用等等，就颇有些许新的收获，值得一提。在此基础之上，书稿主要对如下诸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

1．两宋三衙管军制度的产生与演变。对三衙管军制度产生的时代大背景，主要从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进入典型封建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政权性质和官民关系等历史性深刻变化加以分析；对三衙管军制度的具体演变，划分为从两司到三衙、从三衙到三衙四厢、再到南宋马军行司移屯与殿前司、步军司两司并列等三个大的变化阶段；对三衙都副指挥使、都虞候、四厢都指挥使等管军名号的“阶官化”走势与三衙主管公事的出现等问题，进行重点梳理和分析。

2．三衙的建置与职能及其与地方军马的关系。对三衙的建置，从衙署方位、长属、案司体制与吏胥配置等问题的细致考证入手，认为南宋时期三衙属官体制得以确立，是三衙机构设置的一个重大发展；对三衙的职能，细分为“守京师，备征伐”、“掌禁卫军之政令”与兼行巡警京都等诸多军事、半军事的事务性和礼仪性职能三大层面，重点考察三衙诸军都城驻扎与更戍地方的详细状况；对三衙与地方军马的关系，从区别“直辖”和“遥隶”两种模式的角度，来加以阐明。

3．三衙所部编制、兵力变动与马政。对三衙所部的编制和兵力变动，从对三衙所部“在京”禁军的性质加以严格界定入手，对三衙诸军的编制即北宋三衙的厢、军、营（指挥）、都和南宋三衙的军、将、部、队四级制进行考证；对北宋三衙直辖所部的兵力状况，由辨正《宋史·兵志》入手，统计并编订出了《北宋禁军总兵力暨三衙直辖所部比例变动表》与《北宋三衙各司直辖所部兵力变动表》；从“封桩禁军阙额请给”政策角度，对北宋三衙的实数与虚数问题加以分析；对南宋三衙诸军的兵力，从对三衙新诸军创立和壮大过程的梳理入手，对宋廷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等所部之精锐并入三衙诸军进行重点考察，编订出《南宋三衙诸军兵力变动表》与《南宋诸班直与三衙旧司指挥兵力变动简表》；对三衙的马政，以南宋三衙为重点，认为三衙是南宋马政的中心，通过“西马”的购买和输送，三衙诸军战马达到二万馀匹的规模，其骑兵实力随之明显提升。

4．三衙诸军与宋代战事。全面评述其在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事当中的表现，以宋金战事为重点，着重对胥浦桥、真州等由南宋三衙诸军遂行的战斗和战役进行发掘与评析，并断定马军司诸军在著名的襄阳保卫战中发挥有较重要的作用。

5．三衙管军的地位与任职资格、选任及其素质状况。对三衙管军的地位与任职资格，主要从职位、品位的角度加以综合分析；对南宋三衙管军的俸禄重点加以考辨；对三衙管军在皇权授受过程当中的政治作用，给予积极评价；三衙用将，主要从制度规范与现实运作以及皇权、相权互动等视角加以阐释；对三衙管军的素质状况，则进行整体的动态分析等等。

书稿还通过考察枢密院、皇城司、军头司、地方兵马司以及皇权与三衙之间的关系，对宋代的统兵体制也尝试进行了新的把握，提出：宋代以皇权为中心，北宋时期在京师构建了枢密院—三衙—皇城司—军头司统兵体制，在全国范围之内则构建了枢密院—三衙—地方兵马司统兵体制。北宋中期以后暨南宋时期又分别发展调整为三省、枢密院—三衙—皇城司—军头司和三省、枢密院—三衙—都统司、地方兵马司统兵体制。

笔者服膺中国传统史学“朴实求是”的优秀传统，推“沉潜之学”，重“考索之功”，致力于“成一家之言”，但不强求不强作高明之新见。书稿经过十馀年的积累，在充分学习、吸收学界前贤、师长们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特别注重考证，“去绝浮言”，所云皆由细致爬梳史料入手，再三推敲考据，得来颇为不易。说句敝帚自珍的话，笔者还是比较满意的。书稿本应附有《两宋三衙管军表》，北宋部分笔者已积有数万言之初稿，南宋部分则在第十九章《南宋三衙管军的素质状况》一节中实际有所反映，主要是考虑到篇幅和时间等问题，最终还是决定日后另行予以打磨。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自2001年发表《论北宋的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2002年发表《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文史哲》2002年第5期）两文以来，陆续刊布了三衙管军制度研究的相关论文十馀篇，主要有《南宋三衙管军制度若干问题考述》（《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南宋三衙马政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直辖与遥隶：宋代军马“皆隶三衙”考析》（《文史哲》2013年第5期）、《南宋殿帅郭杲、郭果考辨》（《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两宋三衙考：以衙署为中心》（《文史》2014年第3辑）、《南宋三衙管军素质试探》（《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由于多为本书的阶段性成果，对其内容此不赘述。

笔者生性朴拙，书稿尽管经过了反复修改、推敲，不当之处肯定还有很多，恳请学界师友和广大读者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