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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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唐民族间的“歃血为盟”与“丹书铁券”

春秋以后的战国时代,邦邑之间的盟誓明显减少,更多的是诉诸武力进行兼并。秦统一全国后,既有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问题,也有中央朝廷与地方政权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为处理与周边民族矛盾和纠纷时,多采用“歃血为盟”方式,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天子与权臣之间,常用赐给“丹书铁券”的方式来加以巩固。

汉刘邦统一全国,“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8]

这是汉高祖将对建国功臣的信任荣宠优待的誓言,一式二份铸造在铁筒上,填之以丹色,作为赤心相向之示,再从中剖开成二份,每份呈瓦片状,即“剖符”,将其放在金做的柜子里,再放在石匣中,即所谓“金匮石室”[9],后来往往将丹书改为金字。清人凌扬藻在其《蠡酌编》中对此铁契描述说:“其制如瓦,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左份是赐给功臣本人,右份藏于朝廷宗庙。这就是起源于汉初的丹书铁契制度,后来通常将其称为“丹书铁券”或“金书铁券”。《文心雕龙》说:“古有铁券,以坚信誓。”[10]这是古代君王与臣下建立信任关系的一种手段,它是对古符契制的一种运用。

汉代对周边民族仍用“歃血为盟”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汉元帝时,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曾与归附于汉的匈奴呼韩邪单于“歃血为盟”,其盟辞曰:

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11]

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同登匈奴诺真水的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12]

汉代所用“歃血为盟”和“丹书铁券”这两种方式,也为后代所继承。而且对于边地的民族首领,有时也用“丹书铁券”的方式,来巩固与朝廷的关系。如东晋大兴四年(321)对于活动在辽东的鲜卑大单于慕容廆,拜为“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13]北魏延昌末,宣武帝去世后,元昭由于“扶危定倾,安全社稷”有功,被赐封“乐城县公,食邑千五百户,丹书铁券,藏之宗庙。”[14]

唐代对于周边降附的民族首领,也常赐给“丹书铁券”以坚其归附之心。开元二年(714),契丹首领李尽忠从父弟都督李失活原投靠突厥,后“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与颉利发伊健啜来归,玄宗赐丹书铁券。”[15]天宝元年(742),三姓叶护都磨度阙颉斤,归降朝廷,六月丙申赐三姓叶护都磨度阙颉斤铁券,券文中有言:“果能率众相与归降,斯尽节于朝廷,且立功于疆场,信义若此,嘉尚良深,是用授卿宠章,荣彼蕃部。今赐卿丹书铁券,传之子孙,永固河山,有如日月,可不慎欤!”[16]赐给丹书铁券的目的,为的是永固河山之一统。

唐朝廷对于与之对立而有纷争的民族,常采用“歃血为盟”的方式,解决相互间的纷争和矛盾。如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突厥南下寇高陵,李世民至渭水,“与颉利隔津而语,责其负约,颉利……遂请和,诏许焉。……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17]刑白马设盟,就是与颉利举行了“歃血为盟”的和好结盟仪式。

用歃血为盟最多的是在与吐蕃的关系中。唐初,吐蕃尚处于向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阶段。在与汉地多次的接触中,对于发达的汉地文明特别仰慕。在无法获得这些物质文明时,便采取战争掠夺或占领的方式来获取。故自唐高宗朝以后,吐蕃经常骚扰、劫夺唐边境地区,有时侵至唐内地,时战时和的局面一直延续至玄宗朝。为了应对经常性的侵扰,唐也经常遣使与之交涉谈判,与吐蕃会盟订约,如开元十八年(730)“诏御史大夫崔琳充使报聘,仍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扰”[18]。后由于唐失信,越界大举进攻,“毁其分界之碑”,结果遭受到吐蕃连续的反攻。吐蕃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于肃宗元年(756)遣使请和,朝廷安排在光宅寺与之盟誓,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请明日须于鸿胪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礼。”[19]这是又一次的歃血为盟。

安史乱后,吐蕃乘虚进占陇右、锋逼关中,广德元年(763)甚至攻入长安,在唐军组织反击收复长安后,吐蕃将进攻目标转向河西,在夺取凉州后,吐蕃于永泰元年(765)又请和,于是唐派宰相等“于兴唐寺与之盟而罢。”[20]这种盟誓已成了吐蕃巩固其胜利成果的惯用手段,三月刚进行盟誓,九月又以二十万众进犯王畿,此次遭唐军奋力反击,损失不小。

吐蕃为了巩固其掠地成果而进行的与唐规模较大的一次盟誓是“清水之盟”。唐德宗新即位,面临地方残破、国力亏竭的形势,希望通过约和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吐蕃在被反击损兵折将情势下,也希望将已侵占的土地合法化。双方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于建中四年(783)正月在陇州清水县进行了各以二千人参加的会盟,吐蕃相尚结赞请出羝羊,唐陇右节度使张镒出犬及羊,“乃于坛北刑之,杂血二器而歃盟”。其盟文曰:

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历年惟永,彰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之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其间或因小忿,弃惠为仇,封疆骚然,靡有宁岁。皇帝践祚,愍兹黎元,俾释俘隶,以归蕃落。蕃国展礼,同兹叶和,行人往复,累布成命。是必诈谋不起,兵车不用矣。彼犹以两国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结盟,今请用之。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斋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临,无得愆坠。其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诚,其永保之。[21]

以上是唐朝廷一方的盟文,此次“清水之盟”在于承认现实,维持现状。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这一大片土地,本是唐之故有领土,为了休兵求和,也只有“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了。严格地说,这是一起屈辱性的盟约,也是唐不得已而作出的对现状的认可,表现出了唐朝廷的软弱可欺,正因如此,吐蕃逾益骄横猖獗达四十年之久,其间还发生过劫盟的事,这就是贞元三年(787)的平凉川之盟。吐蕃背信弃义,假借会盟名义,实则对唐文武官员实行了大劫夺。其后,吐蕃的多次进犯,在遭到唐军的迎头抗击后,才又于长庆元年(821)双方再行会盟。此次会盟分两地进行,长庆元年(821)十月在京师长安兴唐寺;长庆二年(822)五月在逻些(今拉萨)。元年的汉文盟辞要义是:

越岁在癸丑[22]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诏丞相臣植、臣播、臣元颖等,与大将和蕃使礼部尚书讷罗论等,会盟于京师,坛于城之西郊,坎于坛北。凡读誓、刑牲、加书、复壤、陟降、周旋之礼,动无违者,盖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继好,懋建远略,规恢长利故也。……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边堠撤警,戍烽韬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瓯脱,绝其交侵。襟带要害,谨守如故,彼无此诈,此无彼虞。

吐蕃文的盟文要节有:

蕃、汉二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雠,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23]

长庆二年的汉文盟辞,刻在西藏拉萨所立《长庆会盟碑》上,与元年有所不同: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猜阻捉生,问事讫,给以衣粮放归。今社稷叶同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如此盟约,各自契陈,刑牲为盟,设此大约。倘不依此誓,蕃汉君臣任何一方先为祸也,仍须仇报,及为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告立誓,周细为文,二君之验证以官印登坛之臣亲署姓名,如斯誓文藏于玉府焉。[24]

此次会盟的核心在所守现管本界,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重修舅甥相好之谊。长庆会盟之后,唐、蕃之间基本上能遵守会盟的约定,长期保持着友好朝贡关系。这不能不说是盟约带来的政治效应。

唐代的会盟,仍遵循上古传承下来的程序和仪式,如“坎于坛北。凡读誓、刑牲、加书、复壤、陟降、周旋之礼”等,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盟誓文除了藏于玉府外,还刊刻于碑。

唐以后,在一些民族地区,仍流行着歃血行盟的传统,如大理国地区的各部落之间,常用这种方式来团结、约束各部落,树立在今云南曲靖市的《石城盟誓碑》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传统。大理国明政三年(宋太祖开宝四年,971),以白族为主的大理段氏王室,决定派遣“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063-1、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等率军,对反叛的乌蛮诸部进行征讨,在诸部归顺后,招集卅七部娉伽诺、十二将弄略进行盟誓,其誓文刊刻于碑,现转载于下:

明政三年,岁次辛未,宣谕跪奉,承圣旨统率戎行,委服背恩,抚安边塞。是以剪除延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统置延众镇。以二月八日回军,至三月七日到石城,更讨朾贼郎羽兮、阿房田洞,合集卅七部娉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故乃与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呫血。[25]

呫血,即歃血也。碑文虽然未具体记“与约盟誓”的仪式,从上要让众圣鉴知,下要为一心一德而歃血二语考察,此次会盟仍然采取了歃血为盟的方式。不过其盟誓文没有像春秋埋于地下的做法,而是沿用了唐蕃长庆会盟的方式,将盟文刊刻成石碑,以昭示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