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陈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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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个案研究

在专题专人研究上,20世纪80年代前文章寥寥,而且多集中于徐陵和宫体诗上。如顾学颉先生《“律诗”作者第一人——徐陵》(山西人民出版社《艺文志》1983年第一辑)对徐陵律诗之作用和地位有确切评断;王瑶先生《徐庾与徐庾体》(载于其《中古文学风貌》一书,棠棣出版社1951年版)对徐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徐庾体的历史涵义等有精细论述;王瑶先生《徐陵陈公九锡文》对《陈公九锡文》进行了深刻解剖,指出九锡之文只是代言,其骈文体制不重内容只重其艺术特质;牛夕先生《徐陵年谱》(《清华周刊》1932年第38期)对徐陵生平及诗文创作有细致考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对宫体诗作多有批判之辞,羊列荣先生《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黄霖主编,羊列荣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宫体诗百年声誉”一节有详细论述,兹不赘。

80年代以后,对作家作品研究的单篇论文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宫体诗、阴铿山水诗、徐陵与《玉台新咏》、诗歌声律、骈文等方面。

在宫体诗研究上,学者们逐渐发现了宫体诗的价值,持论也多公允。如曹旭先生《论宫体诗的审美意识新变》(《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认为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意义在于对建安风骨的否定,并由此带来诗歌内容、形式上的革新。章培恒先生《中国文学史》认为尽管宫体诗存在一些缺陷,但它扩大了中国诗歌审美表现的范围,文学中描写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体貌是一种有价值的美的创造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97。。石观海先生《宫体诗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大雷先生《宫体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归青先生《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几部专著颇为引人注目。石先生认为,有陈一代是宫体诗派的衰飒期,但徐陵、江总、陈叔宝等人的影响不容小视,并对徐陵、江总、陈叔宝、顾野王、陆琼等人的宫体诗创作进行了细致分析;胡先生对陈叔宝文学集团其人其作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和论证;归先生注意到侯景之乱对宫体诗创作的影响,并认为陈代是宫体诗创作的余波期。

对徐陵的研究颇为引人瞩目。穆克宏《徐陵论》(《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充分肯定了其诗文价值;姚晓柏《从<玉台新咏>的编纂看徐陵妇女观的进步性》(《求索》2006年第7期)从徐陵的妇女观层面分析了徐陵编集《玉台新咏》所表现出的进步妇女观,肯定了他在中国妇女史和文学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江承华《略论徐陵<与李那书>的文学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通过对《与李那书》的解读认为,徐陵调和了南北的文学思想;西北师范大学许琰的硕士论文《徐陵的诗文创作及其编选的<玉台新咏>》(2004年)对徐陵的时代与生平、思想与著述、诗文内容及艺术特色、《玉台新咏》编撰等进行了研究;而安徽师范大学朱梅的硕士论文《徐庾体研究》(2006年)对徐庾体的形成、发展及美学理论等进行了细致阐述。有关《玉台新咏》的撰录者、撰作时间自章培恒先生《<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发表之后一时成为学术争鸣的热点,胡大雷先生《<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5第2期)、《徐陵为<玉台新咏>协助撰录者及其<序>的撰作时间考》(《文献》2007年第3期)、谈蓓芳先生《<玉台新咏>版本补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邬国平先生《<玉台新咏>张丽华撰录说献疑——向章培恒先生请教》(《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樊荣先生《<玉台新咏>“撰录”真相考辨——兼与章培恒先生商榷》(《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等对《玉台新咏》的编撰者、编撰时间、徐陵与《玉台新咏》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辩。

学界对阴铿的研究较为细致。赵以武先生的专著《阴铿与近体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阴铿的生平家世、诗篇系年、内容及阴铿诗与永明体、近体诗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考察;魏清荣先生《何逊阴铿山水诗的审美理想》(《福建论坛》1998年第5期)从阴、何山水诗审美风格的逐渐成熟等考察了他们的诗歌特点;高建新《阴铿山水诗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则将阴铿写景与游子的离愁别绪、羁旅思乡之情相连接,视角独特、颇有新意。

对江总、张正见、沈炯、陈叔宝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关注。如曹道衡先生《论江总及其作品》(《齐鲁学刊》1991年第1期)、蒋寅先生《张正见诗论》(《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杨群先生《江总散文及其诗文成就》(《太原日报》2006年4月3日)、王利锁先生《沈炯初论》(《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等也皆有发明。而台湾学者龚显宗的专著《论梁陈四帝诗》(高雄复文出版社1995年版)对陈叔宝之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论述。

在诗歌声律问题上,吴小平先生的专著《中古五言诗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通过对五言诗篇制、对偶、声律等的分析肯定了这一时期五言诗在律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徐青先生《南北朝诗人对诗律的探索和贡献》(《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论及徐陵、江总、张正见、陈叔宝等人对诗律的探索和贡献;曾肖《南朝五言八句诗的组诗形态与题材类型》(《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从组诗角度探讨了南朝五言八句诗的形式和内容;石观海先生《宫体诗派与古诗的律化》(《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从南朝宫体诗派的角度研究宫体诗人在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中,构建了五言诗中的“新绝句”、“准五律”和七言诗的“隔句韵式”等新体或变体,认为它们是古诗律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渡样式,是古诗演变为格律诗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为近体诗的成熟和七言新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骈文研究上,北京大学何祥荣的博士论文《梁陈骈文艺术之演变》(1997年)从骈文艺术的角度探讨了梁陈二代的骈文艺术表现与流变,从微观的角度细致考察了沈炯、江总、顾野王、伏知道、徐陵等重点作家的文学思想与骈文创作的关系;钟涛先生《试论徐陵骈文与其政治生活的关系》(《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从六朝骈文与当时文人的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探讨徐陵骈文独特的艺术价值。此外,姜书阁先生《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程章灿先生《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于景祥先生《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莫道才先生《骈文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台湾学者张仁青先生《骈文学》(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等专著也多涉及此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