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汉炼丹术的渊源
由于炼丹术在东汉时曾发生过一次重要的思想变革，因此要探索这门学问究竟由哪些思想因素激发产生，变革之前那些最早的炼丹活动无疑是最重要的线索。毫无疑问，炼丹术的出现首先需要培育其滋长的土壤，其中最关键的是神仙思想和不死药传说。不过，本节要讨论的不是这些宏观的思想背景，而是构成为炼丹术的直接渊源，以期从中探寻是否存在外来文化的影响。根据前面对西汉炼丹活动的讨论，我们可以将当时的炼丹术归纳出三个重要特征，第一是炼药前必须祭祀灶神，第二是使用的原料药物以丹砂、水银为主，第三是制药的关键是炼“金”，也即黄金不朽观念具有特殊意义。以下分别论之。
一 灶神信仰
祭祀灶神是初期炼丹术的重要环节，炼丹方士多精于此道。例如李少君以祠灶等方术见宠于汉武帝，并明确将它与炼丹融合在一起，强调“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这里的“物”，日本学者早先认为“与‘物气’、‘物怪’同，指鬼神”。[57]这个看法基本符合事实。李少翁同样擅长祠灶。如武帝宠幸的王夫人死后，“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58]此处灶神称为“灶鬼”。至于刘安，《汉书》云“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这里的“鬼物”或许就是灶神。汉魏时期，人们常以鬼、鬼物、妖、精等称呼灶神，后两个称呼见于《三国志·魏书·管辂传》。管辂说王基家中当有一贱妇人生一男孩儿，“堕地便走入灶中死”。管辂解释说：“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59]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曰：“《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无忌’。盖其人火仙也。”[60]
灶神信仰最初与火崇拜有关，盖上古时期就已出现。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威名赫赫的火神炎帝和祝融也在远古火崇拜信仰中产生，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古籍中所记最早的灶神”。[61]相关例证如《吕氏春秋·季夏纪》云：“季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祭先肺。”[62]又如《淮南子·氾论训》云：“炎帝于火，死而为灶。”高诱注曰：“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63]灶神既与炎帝等火神有关，初时其地位应当较高。但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灶神的地位已下降。《论语·八佾》云：“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64]于此可见灶神的地位不如奥神。《战国策·赵三》记载的一个故事也间接反映了这一状况，说卫灵公“近雍疸、弥子瑕。二人者，专君之势以蔽左右。复涂侦谓君曰：‘昔日臣梦见君。’君曰：‘子何梦？’曰：‘梦见灶君。’君忿然作色曰：‘吾闻梦见人君者，梦见日。今子曰梦见灶君而言君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65]
根据《礼记·祭法》的记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66]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民间祭祀灶神的现象应当很普遍。汉代仍然沿袭先秦祭灶的风俗，民间盛行祠灶，这从李少君、李少翁等例可以看出，但天子不祠，汉武帝是第一位亲自祠灶神的皇帝。古人为什么要祭祀灶神呢？郑玄在解释“王为群姓立七祀”时曾这样说过：“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遣告者尔。”[67]这表明灶神在当时亦有司察之职，此后这一功能很快被确定并流行开来。如《太平御览》卷一八六引《淮南万毕术》云：“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68]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云：“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69]不过需要指出，灶神原本并无司察职责，它与司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神，杨堃认为二者的融合即发生在汉代，并说：“盖汉时民间所祀之灶，实与儒家所倡的五祀之灶，大有不同。五祀之灶，在主饮食。而民间所祀之灶，除主饮食以之外，尚可祈求富寿，并可兼行黑巫术之职，以祝诅人。”[70]祠灶以祈求富贵者在汉时确有其事。如《后汉书·阴识传》记载：“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倾，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71]
西汉初时，灶神除了司察以外，其更重要的功能其实是主饮食，甚至有学者认为，灶神“乃五祀之一，其最初之功能即仅在主饮食一项”。[72]类似观点古人有记载。如《礼记·祭法》郑玄注云：“灶主饮食之事。”[73]又《礼记·礼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郑玄注曰：“奥，当为爨字之误也，或作灶。”“老妇，先炊者也。盆、缾，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孔颖达疏曰：“奥音爨，爨以爨煮为义也。礼，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于人，人得饮食，故祭报之。而夏父弗綦为礼官，谓爨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礼。”[74]当然，灶神究竟是先炊还是火神，历史上一直有争论。郑玄主张灶神是先炊，但前引《吕氏春秋·季夏纪》、《淮南子·氾论训》的记载均认为灶神是火神。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很多研究表明，灶神崇拜的出现的确与火神信仰有关，但是自灶神从火神中分化出来以后，二者再没有混合为一体，火神及火神庙一直单独存在。因此，严格来讲灶神最初就是饮食神。饮食与人的寿命有关，以此而言，后来传言灶神上天白人罪减寿其实并没有脱离灶神的这一根本职能。
辨别灶神的职能对理解初期炼丹术中祠灶仪式的性质非常关键。由于李少君祠灶致物是为了保证丹砂可化为“黄金”，进而以“黄金”制成饮食器，以之延长寿命，这说明祭祀灶神的目的在于服食益寿，这正是灶神主饮食职能的反映。此外，炼丹方士们重视饮食神，也从侧面反映出炼丹术主要是从神仙服食活动而非冶金行业演变而来这一事实。
汉代以后，祭灶传统在一些丹经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抱朴子内篇·金丹》云：“为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以作黄金。金成，取百斤先设大祭……礼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八斤，太乙八斤，井五斤，灶五斤，河伯十二斤，社五斤，门户闾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75]又如《太清金液神丹经》云：“还丹不先祭作不成，当斋三日，以清酒五斗、白脯一十斤祠灶神矣。”[76]不过从总体上看，灶神在后来的炼丹术中地位已大不如初期，失去了特殊性。正因为如此，若没有认识到初期炼丹术中曾发生过的重要思想变革，很容易忽视灶神信仰对探寻炼丹术起源的重要意义。
二 丹砂与水银
秦汉时期，丹砂是神仙服食的重要药物。《神农本草经》将丹砂列于众药之首，谓其能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考古资料表明，古人对丹砂的认识和利用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其红色最初可能被认为与不朽、永恒等观念有关。据称早在距今近两万年的山顶洞人时代，红色的赤铁矿粉末便被用来作饰品涂料，或者撒在死人尸体旁边。[77]其后一些史前遗址中发现有丹砂存在，但一般量很少，且主要作为染料使用。到了夏商周时代，丹砂开始大量用于墓葬，相关考古例证很多。例如河南二里头文化墓葬群中，1967年河南偃师县翟镇公社圪垱头大队在距二里头早商宫殿基址附近发现了一批玉器，出土时全部裹在丹砂里。据说当地解放前就曾多次发现玉器，有刀、戈、圭、琮、镶嵌绿松石的铜容器等，出土时均裹在丹砂里。考古人员进一步发掘时发现这一现象很普遍。如三区的两座长方坑底部均保存有大量丹砂，其南面一座丹砂层长2.4米、宽1.5米、厚1.5—5厘米，里面裹有盗墓者残留下的玉柄饰1件，圆陶片2个。而且丹砂层下面有席纹，说明丹砂是铺在席子上面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器物出土时甚至沾有丹砂。[78]1975年考古人员又在二里头早商宫殿基址附近发掘、清理了另外三座墓葬，其坑底全部有丹砂层，其中一个长1.7米、宽0.74米的小坑内竟然铺着厚达5—6厘米的丹砂。[79]1980年二里头发掘的多座墓葬中，一座墓底丹砂层最厚处6厘米，范围南北约2.1米、东西0.9米，当为棺内范围；一座墓葬的腰坑长1.02米、宽0.47米、深0.45—0.5米，坑东及北壁布满丹砂；还有两座墓，其底部分别铺有1—2厘米和2—3厘米厚的丹砂，其他墓中也多有丹砂残留。[80]1981年二里头发掘的墓葬中有三座墓底有丹砂，其中一座最厚处达8厘米。[81]该地区后来发掘的墓葬中也多次发现有丹砂。安阳殷墟1969至1977年发掘的墓葬中也发现有丹砂存在，有置于棺内的，也有铺在墓底的。[82]如此大量的丹砂被用于墓葬，表明当时古人对丹砂矿的探测与开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同时，丹砂染料技术也达到一定水平。如1975年陕西发掘了两座西周前期墓葬，其刺绣上残存的红色物质即为朱砂，研究人员指出，“从残存颜色的鲜艳程度看，当时制作这两种颜料，尤其是朱砂，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在传统的利用辰砂制作朱砂的过程中，一般会同时出现三层颜色：最上一层色彩发黄，最下一层色彩发暗，惟有中间一层色彩最好，叫做朱红。印痕上的红色恰为朱红，这就说明当时成功地掌握了朱砂颜料的制作”。[83]
先秦时期，丹砂开始见诸各种文献记载。如晋太康中于汲郡战国魏安厘王墓冢出土的《汲冢周书》中有“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的记载，说明卜人（西南民族）以丹砂向周天子（成王）进贡。《诗经·终南》中有“颜如渥丹，其君也哉”之语。《范子计然》卷二十九记载：“范子曰：‘尧舜禹汤皆有预见之明，虽有凶年而民不穷。’王曰：‘善。’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国宝。”这是用丹砂书写文字。[84]《山海经》提到丹砂的地方很多，称其为“丹”、“丹雘”或“丹粟”等。《说文解字》解释说，“丹，巴越之赤石也”，“雘，善丹也”。丹粟据郭璞注指“细丹沙如粟也”。巴蜀地区盛产丹砂，盖先秦时已广为人知。司马迁提到的秦始皇时人寡妇清，便是巴地世代经营丹砂的家族，获利无数。《史记·货殖列传》云：“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85]
随着古人对丹砂利用水平的提高，水银也开始大量出现，主要用于墓葬及制作鎏金器。用于墓葬的记载如唐代李泰《括地志》云：“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86]再如《艺文类聚》卷八山部下虎丘山条引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云：“阖庐死，葬于国西北，名虎丘。穿土为川，积壤为丘，发五都之士十万人，共治千里，使象摙土。冢池四周，水深丈余，椁三重，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87]从这些记载来看，秦始皇在其陵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非始作俑者，只是集大成者。《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88]水银除了用于墓葬以外，还可以制作鎏金器。鎏金器最迟在战国中晚期已经出现。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人员发现古代鎏金工艺使用水银作为溶剂。[89]
由上可见，对丹砂和水银的重视在汉代之前行之已久，李少君等炼丹方士只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但是前文指出，秦汉时期民间服食丹砂的现象很常见，李少君等方士为何不直接服食丹砂，却要用丹砂、水银来制作“黄金”呢？先秦时古人对各种金属矿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尤其是丹砂与黄金）已有一定认识。如《管子·地数》记载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90]《山海经》也说：“又东五百里，曰鸡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阴多丹雘，多金”等。[91]至汉初，这种矿物共生观念进一步演变，产生出直接的化生理论，对此《淮南子·墬形训》中有一段概括：
正土之气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岁生缺，缺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澒，黄澒五百岁生黄金……偏土之气御乎清天，清天八百岁生青曾，青曾八百岁生青澒，青澒八百岁生青金……壮士之气御于赤天，赤天七百岁生赤丹，赤丹七百岁生赤澒，赤澒七百岁生赤金……弱土之气御于白天，白天九百岁生白礜，白礜九百岁生白澒，白澒九百岁生白金……牝土之气御于玄天，玄天六百岁生玄砥，玄砥六百岁生玄澒，玄澒六百岁生玄金……[92]
文中“澒”即汞。有学者认为，以上便是早期炼丹家炼制丹金的理论依据：“这是五方配五色、五石、五金之说，但无论哪一个演生系列，都要经过汞这一环节。五汞生五金，只是丹砂生金的延伸。”[93]张子高早先也曾认为：“丹家从脱离实际的‘上有丹砂，下有黄金’的理论出发，企图炼出真金，而终未得到结果。”[94]葛洪的话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依据，《抱朴子内篇·黄白》云：“仙经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说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95]由此可见，李少君等人企图以丹砂制作“黄金”的逻辑并非凭空产生。不过即便确实如此，仍然存在一个疑问，假如黄金没有高于或类似于丹砂的神圣地位，与不朽没有关系，方士们何以要千方百计地将本已是仙药的丹砂制成“黄金”，再制成饮食器以图长生呢？可见，当时黄金与神仙思想之间必定有某种密切关系。
三 黄金与不朽
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古代文明相比，古代中国对黄金的认识和利用要晚得多。现今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金制品大约出现在夏代晚期，而且数量很少。商代时，古人对黄金的性能已经比较熟悉，黄金制品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出土。从各地考古发现来看，商代黄金主要用作其他材质物品上的附属装饰，“出土于椁室底部的，或许是棺椁上粘附的装饰。见于车马坑和马坑的，为车马的饰品。至于同绿松石一起出土的，就是当时人们特制的饰物。而漆器所饰的金箔，也只是为了衬映漆器的华美而已”。[96]在商的统治范围内此特点十分明显。不过，在同期的巴蜀地区，黄金制品无论在技术还是品种上都远超过中原地区，表现出诸多迥异于中原的特征。例如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一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复杂金器，有大型金仗、纯金面罩及虎形饰物等。[97]在成都金沙村遗址中，金器出土数量更多，达三十余件，其上图案风格等与三星堆金器颇多一致性，而与中原地区不同。[98]考古研究发现，西周时期金器的制作技术有所提高，不过仍然主要用作装饰物。而且西周与商的金器相比，二者大体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只是西周金器在器形种类和数量上要超越商代。[99]此外，商代甲骨文和周代金文中都有“金”字，但其义不专指黄金，更多情况下指铜，二者的区别在春秋时始明确。[100]这一情况从侧面反映出商周时期人们对黄金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和水平都不是太高。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黄金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很大突破。首先在认识方面，关于黄金的知识开始出现在文献中。如《管子》认为丹砂与黄金有共生关系：“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101]《山海经》中记载产金之山多达数十处，且地域分布广泛，还提到个别产金的河流。《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102]丽水指今云南金沙江，至清代时仍然是重要金矿。以上记载涉及水中砂金和山中砂金矿床两类金矿，足见当时金矿开采之盛。1984年，河北兴隆县发现两处战国金矿遗址，这是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金矿，[103]印证了上述文献记载的可靠性。黄金产量的增多，促进了春秋战国黄金制品种类的发展，除各类装饰品以外，开始出现容器、货币及车马器等。黄金容器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盏、盏盖、杯、勺等，其形体较大而制作精美。黄金货币目前出土较多，主要以楚地为主，如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区。据《战国策·楚三》记载，楚国盛产黄金：“张子见楚王，楚王不说。张子曰：‘王无所用臣，臣请北见晋君。’楚王曰：‘诺。’张子曰：‘王无求于晋国乎？’王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104]由于金币的使用，当时已经出现黄金与其他货币的比值。《管子·乘马篇》记载：“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105]由于对黄金的重视，当时黄金制品的工艺水平自然有很大提高，像金银错、包金、鎏金等技术都很流行。研究人员甚至还发现当时存在融合西方黄金器制作技术的黄金器物。[106]
以上是秦汉以前中国早期黄金器纵向发展的基本情况。由于先秦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很大，很多学者注意到中国早期黄金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域，有主张分成中原和南方地区、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区两大系统，[107]有主张分成南方地区、以商周王朝统治中心地区及北方各诸侯国所在的中原地区、以长城内外各族部所在的北方边远地区三大系统，[108]有主张商代分成中原和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四川）两大系统，[109]有主张商代分成北方地区或北方与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南蜀地三大系统，[110]等等。以上分类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注意到不同地区的黄金器有其自身特征。总体而言，从商代到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器在中原地区及其周边文化范围内一直比较独立地发展，与北方游牧文化地区相比，它有着比较明显的自身特征。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原和南方地区定居的农业居民，金银器在商周时期多为铜、木、漆、玉石器及建筑上的装饰。西周以后，独立出现的器件增多。西北和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黄金白银主要用来制作人体装饰，最常见的是耳环、臂钏、项圈、发笄和各种牌饰。极少有其它用途的器物。”[111]此特征得到学界广泛认同，类似观点如，“在中原地区尽管至迟在商代起黄金就被认识和应用，但一直到黄金已成为财富价值体现的汉代，首饰的制作仍以美玉为主要的材料，黄金这种在今天看来最适于制作首饰的材料，一直到汉代的结束也基本没有出现在人体装饰的领域。在北方地区尽管玉石的加工曾经也有过一度的辉煌，但随着经济形态的改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似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金成为比美玉更为重要的人体装饰材料，而以玉为礼、为德的理念却始终没有影响到他们”。[112]再如，“整体而言，商代大墓中墓主的礼制和社经地位主要仍是透过青铜器与玉器的数量及精致度反映，而黄金则只是这些礼制用品上偶尔出现的点缀……金器尚未被赋予堪与铜、玉比美的独立地位，一如张光直所说的商人并未赋予黄金特殊的价值观”。[113]
考古证据表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对黄金的重视与当时欧亚游牧文化比较一致。如学者指出，“从文化传统来看，大量使用金银器，尤其是装饰多用金银器的传统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巴泽雷克等文化和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特征之一，和中国中原传统文化中主要以玉为装饰的传统不同”。[114]如果将中国中原地区直接与印度及地中海周边文明区进行比较，中外两大文化系统的黄金观念差别更为明显。在古代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区，人们不仅对黄金的认识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而且赋予黄金无比崇高的地位，黄金除代表财富外，更重要的是与生命、不朽、永恒、神圣等观念密切相关。[115]当然，中国商代时曾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村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其出土的黄金器与中原商代文化迥然有别，带有明显的黄金信仰。如有学者指出，“在三星堆文化这个神权政体中，金杖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物，代表着实际的政治权力，是集神权（意识形态权力）、王权（政治权力）和财权（经济垄断权力）为一体的最高权力的象征。而在商文化中，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是用青铜制成的‘九鼎’。在三星堆文化中，即使是用青铜制成的各级统治者即所谓‘群巫’的头像，也要在面孔上覆以金面罩来显示其高贵和尊崇。而在商文化中，黄金只配充作木器一类的附属饰件。由此不难看出两者之间重要的系统差异。十分明显，商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对于青铜与黄金的不同价值取向，恰恰是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反映”。[116]但是，古蜀文化在当时并非商文化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它的黄金观念可能源于外部文化的影响。遗憾的是，随着古蜀国的湮灭，其崇尚黄金的观念也一并葬入坟墓，未对中原文化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对黄金的认识与利用不晚于夏代，至春秋战国时期，金器已经比较普遍，甚至成为贵重器物或货币。此外，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有尚金的传统，古蜀文化也曾一度辉煌。但总体而言，在秦汉以前黄金一直没有进入中国主体文化的信仰体系中，其地位无法与玉及青铜器比肩。玉很早就与不朽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但黄金最初却没有不朽或不死的功能，战国时期出现的不死药也都与黄金无关。尽管也有像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盏、金杯、金勺等黄金饮食器皿出现，但与同墓中大批青铜器相比，黄金的地位明显比较低。
然而，汉初时黄金的文化地位突然发生转向，驱使这种转向的正是早期炼丹方士。李少君等人将“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的矿物知识作浪漫发挥，令人惊讶地提出“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的思想，一下子将黄金置于无比神圣的地位。由于此前中国文化中缺乏黄金崇拜思想，特别是将黄金与不朽、神仙等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基础，这一转变显得十分突兀。炼丹方士的尚金思想经汉武帝身体力行后，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一时模仿者趋之若鹜，实用黄金器皿大量出现，由此带动了汉代黄金业的大发展。考古人员指出，“由于汉代人有‘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观念，帝王及贵族搜求、占有金银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延年益寿的意愿，使金银直接参与到丧葬中。《后汉书·礼仪志》提到殓服时规定：天子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其他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在这里，金银在保护尸体的同时还表示享用者身份等级的高低”。[117]此外，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鎏金技术在汉代也大放异彩，这一状况也与炼丹思想有直接关系。有研究者明确指出，“鎏金与长生有关系……汉代炼丹术士向帝王宣传的‘黄金或鎏金饮食器可延年益寿’观点，必然对汉代鎏金术的鼎盛起到积极的作用。考古发掘的汉代帝王与贵族墓葬中都有大量鎏金器物，应与炼丹术士宣扬的观点有关”。[118]考古材料的分析结果支持这一观点。经统计，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的鎏金器出土数量很少，但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鎏金器尤其是大件器皿的种类和数量剧增，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死者生前用过的实用器。[119]
总之，无论文献证据还是考古资料都表明，从汉初开始，黄金与不朽、不死等神仙观念建立起紧密联系，黄金的文化地位变得逐渐与玉不相上下，由此深刻影响了汉代以后黄金文化及其技术的发展。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汉初炼丹方士提出的黄金益寿甚至成仙的思想是如何出现的？是此前中国文化发生突变，还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由于灶神信仰与丹砂崇拜在汉代以前均有思想基础，这就更凸显出早期炼丹方士崇尚黄金现象的独特性，或许这是探索中国炼丹术发端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突破点。然而，还丹观念出现以后，由于炼丹术分成金丹与黄白两条支流，而黄白术与世俗社会中的造伪金活动又具有密切关系，故而很大程度上转移了研究者的视线，导致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实际上，即使金丹黄白分流以后，在最初的丹法传授仪式中仍然存在一些比较奇怪的黄金崇拜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