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东子卜辞与殷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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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一、關於殷禮的探索

殷禮是中國古禮研究的一項重要内容。然而,幾千年來,苦於材料匱乏,對殷禮的探索,多是依據傳世文獻記載的一鱗半爪而作的粗略論述,難以窺見殷禮之全貌,瞭解非常有限。這一點,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已經慨嘆:“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徴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徴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徴之矣。”(《論語·八佾》)但在孔子看來,殷禮又是確實存在的。《禮記·表記》曾記載孔子的話説:“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可見在孔子的心目中,殷商不但有“文”,且其“文”勝其“質”。這裏的“文”,即是禮的表徵。

此後的殷禮探索,基本上是以經解經,一直缺乏有力而可靠的證據。直到19世紀末,伴隨着我國近代考古學的形成以及許多考古遺址的發現,尤其是殷墟甲骨文的發現,這種狀況才得以改觀。對殷禮的探索也逐漸改變了過去單純以經解經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文獻不足徴”的困境。

安陽殷墟至今已有十幾萬片甲骨重現於世,爲我國上古史的重建,尤其是殷商史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羅振玉先生早就指出,“殷禮在斯堂”,顧頡剛先生亦曾提到,“應當從甲骨文中歸納出真商禮”。殷墟甲骨文自刊佈於世不久,即被早期的甲骨學者運用於殷禮研究[1],並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由於材料限制等原因,早期甲骨學者利用甲骨文對殷禮的考證和探索,其范圍比較有限,多集中在殷商世系、宗法及少量祭祀等問題上。之後,殷禮研究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直到近些年來,隨着甲骨文基礎整理工作持續深化和新材料不斷出現,加之一些有識之士的呼籲[2],殷禮研究範圍始得以不斷擴大和細化,其系統性存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新的研究成果也不斷出現。目前殷禮研究的範圍對傳統的吉、凶、賓、軍、嘉五禮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可以説,殷禮研究作爲商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者爲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不少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總體來説,因年代久遠,有字甲骨多已碎裂成殘片,加之學界長時間的忽視,相對於商史中其他課題來説,學界對甲骨文中反映的殷禮問題的研究,還是相對薄弱和滯後的,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看法依然分歧。因此,殷禮研究仍然是一個需要繼續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也有待於新材料的發現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