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一个热门问题，但对于环境史的相关理论问题如其研究对象与内容等，在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历史学的大多数其他分支学科不论涉及高层政治还是经常被遗忘的百姓，往往都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史的出发点与这些分支学科的基本假设大不相同。用克罗农的话来说，‘环境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把研究范围从人类制度（经济的、阶级的和性别的制度，政治组织，文化礼仪）扩大到给这些制度提供舞台的自然生态系统’”；“环境史致力于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各种对话，它关注的焦点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种新视角是史学女神（克里奥）的新暖房，它认为人本身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游离于自然之外”。

1．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对象

研究环境史的美国著名学者休斯在他的《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讨论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时认为，环境史所选择的“主题可以宽泛地划分为三大类：（1）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2）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反过来在人类社会变化进程中引起回响并对之产生影响的多种方式；（3）人类的环境思想史，以及人类的各种态度藉以激起影响环境之行为的方式”。休斯还指出，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环境史研究有时只强调这些主题中的一个或两个，有时也会涉及所有的三个主题。其中，前两个方面主要是强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后一点讲的是人类对环境的认识与保护的研究。

上述休斯所说的“人类的环境思想史”，其实与景爱所说的“环境史研究是关于环境保护的学说”观点基本相同。景爱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并且他强调：“环境史研究通过历史的回顾，来阐述环境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向人类发出警示和预告，唤起人类的良知，不要为了眼前的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要把保护环境置于重要位置”。

梅雪芹认为：“环境史虽然与环境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某种相似性，但它既不是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也不是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而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因此，它所要研究的，不单单是自然环境的变迁或人类社会的变化，环境史研究要紧紧围绕‘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来展开，不仅要具体地、历史地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要深入认识和揭示这一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联与矛盾。”因此，她把环境史研究归纳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致力于重构过去的自然环境以理解历史上的自然本身；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

王利华认为，环境史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深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映，以及这些认识和反映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有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

2．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内容

包茂宏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从石斧到核反应堆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

而王子今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二是有关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后者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学术界，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具体内容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朱士光认为，有关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下述6大类生态环境类型：即农业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环境、水生态环境、海洋生态环境、草原与沙漠生态环境、城镇与工矿区生态环境。同时，他还强调说，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既要注重静态特征，也要注重动态变化；对生态环境变迁现象的研究，既要注重探明其原因，更要注重揭示其结果；对生态环境变迁所造成的影响，既要注重负面的，也要注重正面的；既要注意本区域内的，也要注意邻近区域的，以求做出更为全面的论断。因为生态环境中有些自然要素的变化往往是跨区域的，如一些河流其上中游山区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不仅对本区域内生态环境的性状、质量、安全性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还对河流下游平原地区生态环境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有差异的看法。

在近年发表的多篇有关环境史的综述文章中，也大致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态环境史内容进行分类的学术意见。其中，许多作者把环境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气候变迁、海陆地貌变迁、植被变迁、野生动物变迁、环境灾害、生态思想与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如汪志国就把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分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气候、水与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史和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等六个大类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与梳理，反映了他对生态环境史的主题内容的基本观点。

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负责，陈宜瑜院士主持编写的《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中，则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确定为中国全球变化‘集成’研究的启动项目之一，并把这一集成研究的具体内容规划为“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等五个方面，并对每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和研究方案的设计。

上述有关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的表述，反映了传统历史学与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区别，同时也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史与人类社会的环境史的差异。其中，许多有关环境史研究内容的分类观点既有严密的科学性，又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然，其中也有学者夸大了环境史应有的容量，好像只要是与“环境”有关联的内容都是环境史应该研究的。既不论是自然环境，也不管是社会环境；既不论环境是其中的核心或直接的因素，也不管环境是其中的次要或间接的原因，似乎环境史的研究内容是无所不包；有些则混淆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的界限，把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必须运用的生态学等跨学科的方法也说成其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之一。对此，这些还有待于作深入的学术研究或理论探讨。不过，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那种认为环境史的研究既包括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又包含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史等无所不包的观点显然与环境史研究内容的应有容量不大相符。正如李根蟠所说：“不要试图把环境史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的箩筐。”否则，环境史就没有了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特点与价值，而那样的环境史也不是生态环境史研究，而是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广义的环境史研究了，而这样的环境史研究与传统的历史学也就没有多少差别可言了。

我们认为，从以往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来看，主要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其中重点包括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它所涉及的基本是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复杂的客观事件及其对这些事情的主观认识。而现在成为学术热点的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与具体内容则主要是人类历史上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发生、发展的关系史，它关注的焦点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及其变化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它所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环境史就是研究与人类相关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因此，环境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与人相关的“生态环境”的历史而不是无所不包的所有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通过对这样的环境史内容的具体研究，既有利于掌握生态环境本身不断变化的真实信息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又能够了解人类活动在有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适应生态环境变化的复杂过程，同时还能够寻求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与持续发展的科学途径。这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环境史，既有别于单纯研究自然环境变迁的自然史，也有别于只注重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的传统历史学。这是因为，单纯的自然环境史是属于地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而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等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历史尽管也与各种环境要素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主要是历史学研究的传统范围，是几千年来历史学研究内容的既定模式。

根据上述推断，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具体内容主要应该包括以下三大类：一是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环境的历史；二是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历史；三是人类对依赖其生存的生态环境的认识史。其中，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环境史主要是指与人类有密切联系的气候环境、水环境、生物环境、地貌与土壤环境（或农业生态环境）、矿物环境等构成生态环境系统的五个基本的生态元素的变迁历史；而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历史主要是生态环境灾害史，这种环境灾害史的发生与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既是相互的，又是以环境要素的变化为主线的；至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史，则包括人类对环境的渐进认识过程与对环境变化反思的经验总结，以及人类利用与改造环境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人与自然和谐与环境保护的意识、主张与措施及其效果等。总之，环境史研究，就是以跨学科的视角，运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对人类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史的“五大环境要素”与环境灾害以及环境保护共“七大分支板块”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的纵横比较研究及科学评估，以达到整体复原和重建历史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的详细历史的主要研究目标。

具体而言，本书中研究的生态环境史内容的总体框架包括两宋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两大系统”与“七大分支板块”。所谓“两大系统”，是指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一个“纵向系统”和一个“横向系统”。在这个结构中，“两大系统”与“五大环境要素”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纵向系统”是指生态系统中各个环境要素在整个历史时期不断的发展与变化；“横向系统”则是指生态系统中各个环境要素在同一历史阶段变化的差异以及相互作用及其影响。本书的具体完成过程，就是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纵向变迁与内容的横向比较分析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五大环境要素”与其相伴随的环境灾害以及环境保护研究，共同组成了两宋时期环境变迁史研究课题的“七大分支板块”。因生态系统是一个互相联系与影响的整体，根据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特绘制两宋时期生态环境变迁过程综合研究框架示意图如下：

3．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的具体内容

历史时期“五大环境要素”与环境灾害以及环境保护共“七大分支板块”是环境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本书中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就是有关其气候环境、水环境、生物环境、地貌与土壤环境（或农业生态环境）、矿产环境与环境灾害以及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本书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

其一，两宋气候环境变迁研究。

有关两宋气候环境变迁研究主要包括其过程、表现、原因、特点与规律及其评价等。在研究这些内容的过程中，主要根据其自身的变化特点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段：即自北宋初年至徽宗继位以前的气候温暖期和其后至南宋末年的气候寒冷期。

从两宋气候环境变迁的表现看，主要包括当时冬半年的天气变化与暖寒程度以及湿度状况。至于其变迁原因，既包括具有共性的自然界本身的大气环流、太阳辐射、太阳黑子与下垫面等活动的影响，也有各地不完全相同的人为因素的影响等。一般而言，我国历史上气候冷暖交替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个别或局部地区的现象，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大旱大涝、严重低温、海洋异常、生态环境恶化等重大自然灾害，以及地质时期的冰期、海平面升降、生物物种灭绝等重大灾变事件，大体上都有同步发生的特点，且各地在不同时间尺度上还都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我们期待在这一领域作更深入的系统研究。从人为的原因看，充其量只能影响局部范围的气候变化。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人为原因对气候环境的影响都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且其影响的程度较为有限。

从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环境变迁的特点看，其基本特点主要是：气候冷暖交替；其温暖期的变化趋势是时间趋短与强度趋弱；其寒冷期的变化趋势是时间趋长与寒冷程度趋强以及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等。在古往今来的气候变迁中，存在着各种不同时间长度与不同强度大小的变动，这种变动是以冷暖交替及其伴随着的干湿交替出现为主要特征的。在我国历史上，其气候变迁过程，不论是大的周期，还是小的循环，所出现的冷暖交替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我国气候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四个温暖期”，其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温暖的程度越来越弱。而“四个寒冷期”的变化趋势，正好与其相反，其寒冷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寒冷程度越来越强。

宋代的气候环境变迁研究已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其中竺可桢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其他研究成果也多以竺氏的研究结论与方法为基础。不过，相关研究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研究结论。在这些有关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同结论中，有些研究成果的相关结论差异较大。我们认为，北宋不是从11世纪初而是从12世纪初才进入了新的寒冷期的。同时，对于宋代的气候环境变迁研究，还应该通过提高有关气候代用资料的准确性与可信度，力图恢复与重建过去两宋气候冷暖与干湿变化的标准序列，揭示两宋时期气候变化的基本特点与客观规律及其真实成因与科学机制。

其二，两宋水环境变迁研究。

自唐宋以来，有关历史时期的水利文献日趋增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历史上水环境的变迁研究提供了条件。对两宋水环境的变迁研究，是按流域水系及其变迁特点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段或区域分别进行个案研究的。两宋水环境变迁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这一时期的重要干支流河道变迁、湖泊变迁与部分地区海岸线的变迁及其变迁的原因、特点以及影响等。其中，主要干支流河道变迁包括黄河中下游河道及其大的支流渭水、汴河、济水与滹沱河、长江中下游河道及其大的支流汉水、岷江、涪江、沱江、嘉陵江、湘江与赣水，以及淮水、珠江、浙江流域与曹娥江流域水系等；重要的湖泊变迁如古云梦泽与洞庭湖的变迁、古彭蠡与鄱阳湖的变迁、古具泽与太湖水系的变迁与大野陂、大陆泽的变迁研究等；至于部分地区海岸线的变迁研究主要有黄河、淮河、长江等出海口的两侧海岸线变迁等。

两宋时期水环境变迁的原因、特点以及影响等，涉及当时地质、地貌与地势的变化及其影响、河道边界条件的变化及其影响、水沙条件的变化及其影响、河道沿岸山冈与丘矶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等。上述地区历史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破坏了两宋时期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加剧了河道的变迁与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有人认为，两宋时期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其流域总土地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的30%；至于南方长江流域或江浙等地，其水土流失面积的比例虽然在当时比黄河流域地区要少得多，但宁绍平原的四明它山等地，其水土流失的现象也开始日趋严重；而云贵高原部分山区也因垦荒或矿冶增多等出现了水土流失的现象，长江洪水的泥沙含量也随之大幅提高，历史上清澈的长江逐渐变得越来越混浊。

两宋时期，南北各地众多的湖泊仍经常处在不断变迁之中，呈现出多种变化类型：既有逐渐消失的湖泊，又有新生成的湖泊；既有由小变大的湖泊，又有由大变小的湖泊。但江南与北方地区的湖泊变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以两宋时期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其湖泊变化的状况则相对较为复杂，各种变化的类型都有表现；其中，主要是同一地区湖泊位置的迁移与范围大小以及深浅的变化等。

至于两宋时期海岸线的变迁，主要表现为黄河、长江与浙江等下游出海口之渤海湾海岸、苏北海岸、长江三角洲与杭州湾海岸等不同大小范围陆地的形成以及海岸线的不断前移的变化，有的大江大河的出海口甚至新出现了许多大小不同的荒滩与沙洲。

其三，两宋植被环境变迁研究。

两宋时期的植被变迁，主要是按不同的历史时段与地区及其变迁特点进行个案研究。其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两宋不同地区范围的植被尤其是森林植被的变迁过程，各个地区植被变迁的具体原因、特点与影响及其评价等。

两宋时期，我国许多地区有广布而茂密的森林植被分布。这一时期的植被变迁过程按时段划分的区域研究包括中原太行山地区、陇东南山区、秦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峡江地区、江汉平原、汉水流域与荆襄山区、江浙丘陵地区、湖湘地区、江西丘陵、皖江流域山区与岭南地区等。两宋时期植被变迁的主因是垦荒、建筑用材的消耗为最大；薪柴、烧炭、矿冶对植被的破坏可能仅依次稍逊于垦荒、建筑用材的消耗；而家具制作、防治灾害与军事用材也对森林植被的消耗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生态系统中，植被是构成生态环境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也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环境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无论自然条件的变化，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每个时期都会在植被的分布上留下历史变化的痕迹。自古以来，我国两宋时期的植被类型和地理分布变迁的基本趋势是：原生植被逐渐缩减，次生植被不断增加，栽培植被渐趋扩展；在时间分布上，其植被变化是南宋以前相当缓慢，明清时期出现了加速的变化，近代以来其变迁更快。至清朝后期，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原始森林差不多已消耗殆尽，只有东北与西南少数山区还有一定量的原始森林分布。许多地区森林植被的大量减少，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了更多的生态环境灾害的频繁发生。如浙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已从秦汉时期的85%以上下降到两宋时期的50%左右。这一地区森林覆盖率的大幅度降低，使浙江及其支流与宁绍平原上的河流泥沙含量不断增加，从而造成了更多的水旱灾害的发生。

其四，两宋野生动物环境变迁研究。

两宋时期野生珍稀动物的变迁，主要是按大的历史时段与珍稀野生动物类型尤其是对野象、犀牛等进行个案研究。其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两宋不同地区范围的野生珍稀动物的变迁过程、各个地区野生珍稀动物变迁的具体原因、特点与影响及其评价等。

由于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类型多样，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和多样。在我国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栖息着不同区系成分的动物资源。据统计，全国约有鸟类1200种，兽类420多种。其中，两宋时期的分布占绝大部分，尤其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分布更是如此。同时，由于我国包括两宋时期的生态环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因此，野生动物的分布也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迁徙。例如，中国历史时期野生象群的分布就有一个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至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滇西南地区不断南迁的过程。与生态环境分布变化相伴随而发生的野生珍稀动物分布的改变，导致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分布变化的复杂性。

野生珍稀动物的生存与分布地区，同水、气候、植被、地形等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生态环境的某些环节或局部要素发生变化的时候，野生珍稀动物的生活、栖息与分布地区自然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两宋时期，江南许多地区进入大规模的开发之后，人口的不断增多与人类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展，直接对野生珍稀动物的生存、分布及其变迁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野生珍稀动物的分布及其变迁中，能较典型地反映两宋时期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的主要是大象、华南虎、犀牛、竹鼠、麋鹿、长臂猿等兽类与孔雀、鹦鹉等鸟类。这一时期野生珍稀动物的变迁主要是这些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地域分布的南移与范围的变小，少数野生珍稀动物甚至已面临灭绝的境地。这些野生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与地域分布的南移和范围的变小，改变了两宋时期的生物多样性分布状态。

其五，两宋地貌与土壤环境变迁研究。

地貌与土地环境的变迁，主要是通过农业生态环境的变迁反映出来。它所表现的是我国历史时期农业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的时空变化。两宋地貌与土地环境变迁按其开发的先后与不同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研究两宋地貌与土地环境变迁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地貌环境及其变迁、不同地区的土地开垦与利用、土地环境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及其评价等。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两宋时期华北平原的地貌环境状态及其变迁，长江三角洲平原的土地开垦与利用，洞庭湖区与鄱阳湖区的土地开垦与利用，江南丘陵、山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土地开垦与利用，以及这一时期地貌与土地环境变迁的特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评价等。

两宋时期，由于长江上中游河道大多流经山区，这些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土地环境变迁尤为显著。除长江中游的河曲变迁、沙洲的增减扩缩、长江下游出海口不断东移等所反映的地貌与土地环境的变化外，其他具体表现主要为山区、丘陵地区大量梯田、坡田的开垦，而沼泽、湖区等地则是大量围田、圩田、淤田、架田等的出现。从宋代开始，原大面积种植于北方地区的小麦在南方迅速增多；自明清以后，尤其是这一时期红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的引种并逐渐在南方山区扩大种植，虽然充分地利用了南方优越的气候、水、热等生态条件，但对山区植被的破坏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两宋时期这些地区的生态平衡。

探讨两宋地貌环境及其历史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应在获取这一时期不同地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时空信息的基础上，重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历史，分析其变化与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认识人类利用与适应环境变化的手段和措施，探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建立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揭示全球变化背景下的人类活动对当时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层次的反应机理与变化趋势等。

其六，两宋矿物环境变迁研究。

两宋矿产环境变迁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这一时期矿场的分布与变迁、不同矿产的开发与利用以及矿产冶炼过程、燃料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对整体环境变迁的关系评价。

两宋时期金属矿产的开发、冶炼、利用以及瓷器的大量烧制等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矿产的开发、冶炼、利用及其分布既有其地域特点，又与生态环境变迁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如中国古代矿冶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燃料使用就是如此。在历史上，制陶，冶铸金、银、铜、铁等金属矿产与冶炼一些非金属矿产如盐、汞、砷等最早多使用木柴，后又多改用木炭。木炭是中国古代使用较早而又相当普遍的冶炼燃料。它既易获得，含杂质又少，且气孔度较大，冶炼时透气性较好。因此，在宋代陶瓷、矿冶、煮盐等矿冶业勃兴的过程中，消耗柴薪、木炭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陶瓷与矿冶业的发展既砍伐了大批的森林，又受到了有限的森林资源的制约。

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随着冶炼炉的增高加大，木炭也难以适应冶炼所需的高温。事实上，战国时，我国即有了用煤冶铁的记载。由于用煤冶铁比用木炭在技术上更难一些，故直接用煤炼铁一直未能得到较大范围的推广，直到宋代开始用焦炭炼铁以后，这个问题才真正解决。不过，使用硬木材、木炭、煤炭、焦炭冶炼，都对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埋藏在地下的丰富矿产资源，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也是对人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褒奖。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地开发、利用矿物资源，人类也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受到当地生态环境退化或恶化的惩罚，从而给人类带来种种难以预测的不幸。自古以来，矿产资源的大量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系统平衡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矛盾。数千年中尤其是最近一二百年以来，大量的矿产资源在开采、利用的过程中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这种危害在古代主要表现为：直接导致冶炼金属或烧制陶瓷器的原料——森林植被的大面积迅速减少；开采煤炭、铁矿石等直接引起所在地区与邻近地区土地的“含硫化”、土地板结、植被烧死等土地污染现象，以致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增加；煤在燃烧中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空气的污染，而其燃烧后剩余的无数矿渣，又容易污染相邻的土地，以致局部地区出现生态环境系统不断退化甚至短时间恶化的现象。

我国两宋时期矿产资源在开采、利用的过程中还存在其他各种问题，如贵重金属主要用于奢侈性的消费或作为货币流通使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人均占有量不高，浪费较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土壤、水源、空气等多种环境要素的污染，甚至引起相当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从而妨碍了矿产资源的进一步开采、利用，影响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七，两宋生态环境灾害史研究。

一般而言，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自然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的影响。同时，人类社会对自然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天灾”其实大多就是“人祸”。

两宋环境灾害史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两宋不同时期被开发地区的水土流失及其所造成的水灾、旱灾、疫灾、风灾、雪灾、蝗灾、冻害与土壤的盐碱化、荒漠化、石漠化以及地质环境灾害及其时空分布过程、表现、频率、危害、特点与影响评价等。

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环境灾害史，实质上就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研究环境灾害的状况、频率与时空分布特点以及灾害原因、危害与影响评价，研究两宋生态灾害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之间所反映的基本特点和客观规律等，就是为人类能够找到避免或减少环境灾害的有益经验与有效途径。

中国是一个生态环境灾害多发的国度。历史时期的灾害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也多样。如两宋的环境灾害有水患、干旱、风灾、雪灾、蝗灾、冻害与土壤的盐碱化、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等。有学者认为，植被破坏尤其是对森林的乱砍滥伐是导致两宋局部地区或较大范围内环境退化和生态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历史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破坏了两宋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加剧了河道的变迁与水灾的频繁。如四川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已从秦汉时期的85%有余下降到两宋时期的65%左右。这就使长江泥沙含量不断增加。由于长江上中游人口剧增，毁林开荒愈演愈烈，河流含沙量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因此，历史时期大量泥沙长期在荆江河道等地的淤积，就是造成当时长江中下游“悬河”形成及其变迁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生态环境，人类处于大自然组成的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灾害既有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原因，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灾害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灾害的不可避免而推卸人类社会自身的责任，事事认为是生态环境自身的发展变化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人类生活其中，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然的联系。那么，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如何，诸如此类，都需要有具体的研究与细致的分析，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尽量地避免和减少环境灾害的发生，提高应对环境灾害的预测与决策能力。

其八，两宋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研究。

两宋时期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研究包括两宋时期帝王、官吏、士人、民众等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环境保护意识与主张以及儒学、佛教、道家的环保理论研究，这一时期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环保意识及其影响的比较研究，这一时期不同民族与区域的环保习俗以及乡规民约研究，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的措施与实践成效研究，以及环境保护的特点与得失研究等。

在中国历史上，两宋历朝帝王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诏令文告、政策法规、管理、举措及其实践的地域范围、实施环境保护的成效与影响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文明水平。我国古人尤其是大量学者的生态意识或生态哲学观、自然观、社会观与伦理观，以及在处理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与这一时期地区开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的经验、教训的论述，南方不同地区与不同民族所传承的乡规民约、家规族训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内容与特色，道教“道法自然”与佛教“不杀生”教义等所体现的环境意识与环保思想，当时各地不同社会群体、官私学校与家庭传统的生态意识与环境伦理教育及其成效等，都是我国历史时期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宝贵财富，都值得我们作系统的深入研究，以有利于在环保方面获得更多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一方面，我们的先民为我们创造了不断进步的中华文明，其辉煌的成就至今仍是国人的骄傲，这是人类利用和开发资源、治理和改造环境的积极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某些地区和某些历史时段，先祖们又对自然资源进行了不合理的开发和过度的消耗，对自身生存的环境进行了过度的索取，对生态环境进行了不合理的改造甚至破坏，这些又给人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因此，深入的分析两宋环境演变的客观规律，综合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系统地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索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正确途径，对人类社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从环境变化对人类影响的角度看，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区所出现的气候状态和气候事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具有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可以作为历史相似型为认识未来环境情景及其变迁的影响所参照，以减缓生态环境的退化速度，减少生态环境灾害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损失。

另外，系统与完整地对两宋时期的相关生态环境史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是对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与环保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是开展研究这一课题的前提条件。或者说，要开展对两宋生态环境史的具体研究，首先必须完整地阅读与收集资料，努力对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竭泽而渔”，然后加以分门别类的整理研究，最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对这一课题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简而言之，有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开展这一课题研究的最基本的内容。

中国古代史学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记载中保存了有关中国古代环境变迁等方面的丰富记录。由于现有的用于研究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代用资料大多数都不是环境变化的直接记录，因此，研究环境变化等都存在如何把原始记录转换成为所需要的环境指标的问题。这样，在信息转换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结论的不确定性。

然而，充分有效的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与野外调研资料等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对环境史的研究理应加强资料建设，重视资料积累，注重资料与研究成果信息的集成与管理。事实上，与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相关的资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涉及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同时，现在还有已发掘的大量考古与碑刻资料等。但现有相关学术成果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以尽如人意。这不仅有资料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者的原因。从古代文献记载的特点看，如历史气候记录的特点首先是时空分布不均。在时间分布上，一般是距现在时间越远，记录就越稀少；在空间分布上，大多是距离政治或经济中心地区越近，记录越多；反之，其距离越远，记录就越少。

目前，除了个别生态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类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类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本书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就是花大力气利用多种途径对相关的各种资料包括相关代用资料进行收集与鉴别以及整理与分析。如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比较、分类与统计以及数字化和信息化处理，以全面、系统、丰富、有效的文献证据链条而不是个别的材料对两宋的整体环境与各环境要素变迁以及环境保护成效等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论证，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可信度，从而在文献方面突出地体现本书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与优势。

具体来讲，有关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史料，主要有历代正史、实录、地方志书、文集、笔记与农书以及近几十年出现的大量的考古资料等。其中，正史中的《五行志》，地方志书中的总志、通志、州郡府志、厅志、合志、县志与乡镇志书，文集中向中央朝廷报告地方灾害与赈灾的奏折，以及历代农书中关于物候的各种记录等，都包含有历史上大量不同时空表现与特点的环境变迁的资料与信息，有的甚至包含了较为科学的环境变迁历史记录。如涉及宋代有关气候环境变迁的资料中，既有以《宋史》本纪、志书与各地官员有关气候灾害的奏折为代表的文献记载，又有以《梦溪笔谈》《使辽录》为代表的私人笔记与日记等，都有大量可靠的气象记录。如《梦溪笔谈》载：“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蚀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见日蚀，百官入贺。”《中京纪事》载：“苏颂熙宁十年（1077年）出使辽国，夏历十月三日自开封启程，至次年正月二十八日还朝。”就记述了该年底华北至大兴安岭南端地区异乎寻常的暖冬气候。“十一月十六日到中京（故址即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未经苦寒，天气温煦，几类河朔，行人皆知厚幸”。

同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宋人刘昌诗所撰《芦浦笔记》中就记录了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开封的天气情况：二十七日晴；二十八日晴；二十九日阴，旬休；三月一日微寒，风；二日晴；三日晴，上巳日；四日微雨，春寒；五日阴，寒；六日阴，寒；七日晴；八日晴；九日清明，雨。并说“右日记一卷，予家宝藏。盖清献赵公手书也”。至于当时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至熙宁六年三月多次停留开封期间记录的天气情况更多更详细。这些关于当时阴晴、雨雪、风霜等气候或天气情况的内容，事实上已很接近于现代的气象观测记录。这些保存至今的气象记录，是研究当时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研究宋代的气候变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尽管如此，由于有关宋代生态环境史料记载没有任何针对性，其大多是零散与非专业性的，比较系统、细致地记载当时生态环境史变迁的资料可谓相当缺乏，因此，宋代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仍然不能完全解决文献资料分布不平衡的时空差异甚至阙如等问题，或者说，要较为全面地论述这一时期所有的生态环境史要素的具体变迁其实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

对此，在本书中，处理这个问题主要有下面三种方法：一是用宋代以后记录同一类型与同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史资料来代替；二是引用现代考古学或今人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宋代同一类型与同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史变化；三是通过论证分析具有典型意义的个别地区的某个方面的生态环境史的变化用以代表反映当时同一类型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以弥补其文献的缺乏或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