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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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两宋生态环境变迁状态的基本评估

如何评估中国历史时期包括两宋的生态环境状态及其变迁,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史学研究应更多地关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历史研究只有面对现实问题,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学术成果,其成果才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但对中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状态及其变迁的评估却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1.学界对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状态的基本评估

通过对相关学术前史的了解,我们发现,最近20年来,人们在学术研究与历史教学中虽然注意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但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状况时大多人云亦云地认为,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早已出现恶化的局面。有人甚至笼统地认为,中国古代“人类3000多年来的垦殖活动虽然增加了耕地面积,却大量破坏了森林,引起沙漠面积之扩大与湖泊面积之缩小。简而言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也有人在其撰写的论文中相对具体地指出:“通过对北宋以来我国人口和生态问题演变的考察,本文认为北宋标志着我国生态问题的恶化由局部扩展到全国”;“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人口和生态问题虽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恶化则始于北宋。自北宋以来,我国的人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摆脱了过去千年徘徊的局面,在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自北宋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南方的人口都大大超过了北方。当然,人口持续稳定的增长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除继续压迫过去业已开发的土地并使这里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之外,这种压力还随着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新分布而把生态问题带向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人口和生态之间的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矛盾不再限于局部,而演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北宋以来,人口和生态之间的矛盾从局部性演化为全国性并随人口持续稳步地增长而迅速恶化。究其根源就在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土地之间矛盾的加剧,表现为人口数量的每一次大量增长都会迫使人们开垦更多的耕地而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张车伟:《北宋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土地垦殖和生态环境》,《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但是,这种结论显然有许多无法化解的疑问:前者所说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状况,究竟出现在哪个朝代?是环境的整体恶化还是局部恶化?后者所说的“生态问题虽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恶化则始于北宋”的言论,究竟指的是在北宋的什么具体时间或年代?是北宋全部疆域内生态系统的整体恶化还是环境要素某个方面的恶化?是北宋全部疆域内生态系统自始至终的整体恶化还是某个时段个别环境要素的暂时恶化?或是北宋年间某个时段以后个别环境要素的不断恶化?诸如此类,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对此有系统和深入的论证,更没有得出一个明确而详细的可靠结论。

其实,从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的整体状态来看,中国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化在时空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区域性与可逆性的特点,不可一概而论。从历代生态环境变迁的具体情况看,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先秦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铁制农具出现时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地区农耕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相对原始的生态环境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出现了垦荒等致森林植被减少的现象。但因当时我国境内总人口较少,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与更新能力能够正常发挥,故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有限。

第二阶段,自秦汉至隋唐时期,因铁制农具普遍推广,加速了农业垦殖,导致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水土流失有所加剧等生态退化现象;但因南北朝时期人口大量减少,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暂时一度有所好转,北方许多地区尤其是森林植被获得了较好的恢复与更新,部分地区水土流失的现象也暂时有所遏制。至唐,生态环境变化又承两汉而有所加速。

第三阶段,自两宋至明代中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的大规模垦殖活动,长江流域以南的江浙等南方地区的农业开发特别是丘陵垦荒、围湖造田与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造成了这一地区森林砍伐的加剧与水、旱等生态灾害的快速增加。

第四阶段,自明朝中叶至清末,以海外一些耐旱作物如玉米、红薯等的传入作为标志性事件开始,对我国生态环境系统的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量山区、丘陵、坡荒地等迅速开垦为耕地,以致山区森林面积急剧减少,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生态系统质量整体上日趋脆弱。

第五阶段,近100年以来,因近现代工业化运动和科技的发展,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迅速而严重。主要表现为大面积的沙漠扩大化或土地沙化现象的迅速发展、森林覆盖率急剧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河流污染、水土流失加剧、北方河流断流、西北土地干旱与南方土地重金属污染以及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2.两宋时期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状态

近些年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与现实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环境史研究已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在深入思考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同时,试图通过对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生态文化的研究来探寻环境变迁的状况及其特点与规律,这样不仅可以拓宽我们探索中国历史变化原因的范围,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复原”出古代社会真实的历史和人类走过的真实的足迹,进而服务于现代社会与经济建设的现实,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保护环境和进行环境教育方面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为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正因为如此,努力复原和重建过去两宋时期环境变迁的客观而详细的历史,对中国历史上的环境变迁状态进行基本的评估,也就成为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的既定目标及其最基本的内容。

从史学的角度而言,真实是历史的特性与本质所在,不真实就不是历史。严格地讲,不真实的历史不仅仅是指虚假的历史,其实也包含有偏见或不完整的历史。如果在历史研究中存在偏见,一定会妨碍或影响到对真实历史的探索或有意对真实的历史进行遮掩;若为不完整的历史,充其量只能算是部分的真实而不是全部的真实。然而,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人们在描绘与解释历史的时候恰恰出现了这一类的大偏差:即研究历史发展的变化时多只注重人类社会本身,如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时大多只是谈到专制社会的黑暗、集权统治者的腐朽、经济剥削的严酷、苛捐杂税的繁重等等。这些说法虽然都没有错,但问题是,历史时期改朝换代的原因是不是就只有这些?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次引起改朝换代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各种复杂原因引起环境变迁后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爆发的大范围的饥荒等。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中国历史上环境灾害问题的全方位研究,力图以环境变迁包括环境灾害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科学认识。

近些年来,通过对两宋整体环境状况及其变迁的大致探讨,我们认为,从已知的史料看,两宋时期的生态系统在整体上仍处于相对良好的平衡状态,但其中也有些生态环境要素如森林植被与少数水系或一些局部地区的环境要素等受到了一定的破坏,而且这种被破坏是一个渐进的缓慢过程。

大致而言,在先秦时期,由于我国人口偏少与人口地域分布密度低,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耕地数量有限,因此,当时的生态环境系统还是处于相对原始的平衡状态;从两汉时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开发的加快,我国的生态环境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局部地区出现了生态失衡或环境退化的现象;其后,这种环境退化现象在地区范围内不断向周边蔓延,呈现出不均衡甚至时而反复的发展态势。至两宋时期,由于南方等地人口的不断增加与集中,农业经济发展明显地向江南及其周边地区快速推进,继而在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也出现了暂时的生态失衡或环境退化的现象,这种现象于元明之际在其周边地区有所蔓延;至明清时期,由于适应性强的农作物品种如玉米、红薯等传入后在许多山区与丘陵地带种植,从而造成了在这一时期南方有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局部、暂时恶化的现象,或是某种生态环境要素有短时间的恶化,或者是局部地区某个环境要素出现了恶化的趋势;至清代前期,这种趋势随着人口的膨胀在不断加速。

从生态环境变迁的时空分布上看,从一般意义上说,我国历史上各地区生态灾害尤其是气候灾害次数的增多与频率的增加,是和生态环境尤其是森林植被的破坏程度成正比例关系的,生态环境所遭受的破坏越严重,生态灾害越多,危害越重(当然,有些自然环境灾害的发生也并非如此);而生态环境的被破坏是和人口的增加相辅相成的,人口在传统生产模式的制约下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增加得越多越快,生态环境受破坏的范围越大,受害越严重。但直至清朝晚期以前,尽管我国生态环境中的个别要素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退化或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但由各种具有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自然环境系统包括气候环境、水环境、植被环境、土壤环境等方面仍维持在相对动态平衡的状态,整体上仍在正常的范围内变化或波动,根本没有出现有些人信口开河时所说的那种完全恶化的局面,更没有出现难以逆转的整体恶化局面。否则,几百年间甚至上千年来,已增长数倍的人口一直生活在同一地区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中是难以忍受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我国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系统问题诸如废气、废水、废物等污染与水土严重流失以及大范围酸雨等,主要是近百年间尤其是近几十年推行现代工业化以来所出现的事件。正如《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所指出的:我国“目前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突出表现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源头的生态环境恶化呈加速趋势,沿江沿河的重要湖泊、湿地日趋萎缩,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危害和植被退化、土地沙化;草原地区的超载放牧、过度开垦和樵采,有林地、多林区的乱砍滥伐,致使林草植被遭到破坏,生态功能衰退,水土流失加剧;矿产资源的乱采滥挖,尤其是沿江、沿岸、沿坡的开发不当,导致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沉降、海水倒灌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全国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区的面积不断减少,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环境恶化,珍贵药用野生植物数量锐减,生物资源总量下降;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珊瑚礁、红树林遭到破坏,海岸侵蚀问题突出。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国务院:《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5日。

不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现在出现的上述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仍然是在有些时候发生在许多局部地区而不是长期地发生在我国全部疆域范围,而且各个地区的环境问题表现不一,在同一地区同时发生多种严重环境问题的也相对较少。至于远在我国历史时期千年前的宋代,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而言,当时生态系统中究竟哪些环境要素发生了退化或哪些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已出现了恶化的现象,其程度与时段以及其分布的具体地区如何,还有待进行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与科学的论证。这也是本书进行研究的要旨以期达到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