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敦煌佛教经济研究现状简评

中外学者对敦煌佛教经济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些研究成果在本书后面各章节的具体讨论中一般均会提及，故此处不再对所有相关研究成果的题目及内容进行详细说明，而仅仅对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述评。

较早对敦煌佛教经济进行研究的国外学者主要有日本的那波利贞、竺沙雅章、道端良秀、北原熏、三岛一、堀敏一、藤枝晃和法国的谢和耐等人，中国学者对敦煌佛教经济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代表人物有姜伯勤、唐耕耦、郝春文和谢重光等人。中外学者对敦煌佛教经济的研究致力甚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敦煌佛教经济文书的整理；二是对寺院经济的传统研究领域如寺院的阶级结构和依附关系、寺院土地的经营与性质、寺院的加工业、寺院僧尼的赋役负担和寺院的借贷等进行的研究，涉及敦煌寺院经济的多个方面。

虽然学界对敦煌佛教经济的主体——“寺院经济”的研究成果较多，但由于受以往所见敦煌文书还不全面等因素的限制，已有研究成果对敦煌寺院经济有些方面的讨论并不是很深入，甚至有些观点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同时，学界对敦煌寺院经济的有些问题，如寺院的财务管理是如何进行的、吐蕃和归义军政权是如何对寺院经济进行管制的等问题的关注不够，虽然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但是相关的研究成果还相当欠缺。不仅如此，学界对都司等僧务管理机构的经济和僧尼私有经济的研究亦存在不足，甚至对敦煌佛教经济的某些问题还存在很少有人问津的现象，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作为敦煌佛教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石窟经济、兰若和佛堂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问世。故对敦煌佛教经济的研究还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时至今日，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基本上得到全面公布，学界的整理工作亦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为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敦煌佛教经济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而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敦煌文书及其他相关资料对敦煌佛教经济再进行深入研究，探幽发微，拾遗补缺，这无疑对更全面地展现敦煌区域佛教经济的历史原貌、认识同时期其他地区佛教经济的相关情况和丰富中国佛教经济史的内容等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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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界对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多有讨论，但观点并不一致，主要有大历十二年（777）、建中二年（781）、贞元元年（785）、贞元二年（786）、贞元三年（787）及贞元四年（788）等说法，其中2000年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观点、论据等，金滢坤先生在《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综述》（《丝绸之路》1997年第1期，第47-48页）一文中集中进行了介绍。此后，学界对敦煌陷蕃时间的讨论还在继续，如赵晓星先生认为敦煌陷蕃在建中二年，参赵晓星《敦煌陷蕃、“归化”、“蕃和”和“丙寅年”时间考——有关敦煌陷蕃前后时间的几个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第31-37页；李正宇先生又持贞元四年说，参李正宇《沙州贞元四年陷蕃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98-103页。可见，时至今日，关于吐蕃占领敦煌的具体时间仍存争议，这里我们暂时采用贞元二年说。

(2) 在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探究下，我们对敦煌归义军的历史有了梗概了解。但由于受资料等因素的限制，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归义军历史还甚为有限，学界在诸如西汉金山国建立的时间、归义军政权覆亡的时间等问题上亦存在分歧。关于对敦煌归义军历史研究的综合成果，请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3) 吴永猛：《中国佛教经济发展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76年。

(4) 张曼涛主编：《佛教经济研究论文集》，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第285-395页。

(5) 吴永猛：《佛教经济研究的回顾》，《华冈佛学学报》第4期，1980年，第274-283页。

(6) ［日］三岛一：《支那佛教经济史の研究》，《历史学研究》一卷二号，1933年。

(7)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以下凡引该书观点时均依据此版本。

(8)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63页。

(9) 这里所说的寺院是指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寺院，不包括那种掺杂着佛、道等多宗教并因这些不同宗教而获得经济收入的庙宇。

(10) 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1991年，第797页。

(11) 参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12) 谢重光：《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载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01-504页。该文后又收入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34-375页。

(13) 学界对敦煌俗居在家僧尼的看法有所不同，那波利贞先生在《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伪滥僧に关する——根本史料の研究》（《龙谷大学佛教史学论丛》，1939年）一文中将这些僧尼称为“伪滥僧”。白文固先生在《唐代僧籍管理制度》（《普门学报》第15期，2003年，第233-266页）一文中认为这些俗居在家僧尼是受持八关斋戒者，因为受持八关斋戒者须一日一夜离开家庭，赴僧团居住，其他时间可住家修习。白文后又收入白文固、赵春娥：《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79页。郝春文先生对那波利贞的观点进行了否定，并对敦煌僧尼与世俗家庭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详参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章和第七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后会频繁引用到郝春文先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的观点，而该书的许多内容在出版前已公开发表，为了方便与精简起见，若无特殊需要，在引用该书观点时一般不再注明此前已公开发表的单篇文章信息。

(14) 参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15) 参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16)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5-67页。

(17) 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载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

(18)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第80-86页。

(19) 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0-39页。

(20) 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载荣新江《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3页。原载《北大史学》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1) 参李正宇《敦煌学导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及注1。

(22) 分别参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7、5页。

(23) 胡戟、傅玫：《敦煌史话》，中华书局，1995年，第28页。

(24) 颜廷亮：《关于敦煌地区早期宗教问题》，《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57页。

(25) 关于单道开等人在莫高窟附近习禅的时间等问题，请参郭锋《敦煌莫高窟究竟创建于何时》，《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第110页。

(26)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86-194页；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略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载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76-287页。

(27) 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敬称和谦称》，《秦汉研究》（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84-86页。

(28) 赵宠亮：《“悬泉浮屠简”辨正》，《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33-36页。

(29) 除了李正宇、张德芳、张俊民和赵宠亮先生的研究成果外，李永平《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性质及反映的东汉早期历史》（《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105-107页）和王裕昌《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简牍文书研究》（《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第77-80页）二文亦对敦煌“浮屠简”进行了研究，但李、王二氏的文章内容基本一致。

(30) 如《晋书》卷95《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在受纳姚兴赐给的伎女十人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在这种情况下，鸠摩罗什的私有财产很难说会转变为僧坊的财产。

(31) ［梁］释慧皎撰：《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第155页。

(32)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14，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2页。

(33) 《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引后赵中书著作郎王度的奏文。见［梁］释慧皎撰《高僧传》，汤用彤校注，第352页。又《晋书》卷95《佛图澄传》同。

(34)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合刊，第74-75页。

(35) 张曼涛主编：《佛教经济研究论文集》，第303-304页。

(36) 黄敏枝：《南北朝寺院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载张曼涛主编《佛教经济研究论文集》，第1-18页。

(37)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5-325页。

(38) ［梁］释慧皎撰：《高僧传》，汤用彤校注，第120-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