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季思

我与张人和同志在1980年相识。当时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学举办中国戏曲史师资培训班，有16位国内兄弟院校的中年教师来进修，东北师范大学的张人和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他能够摆脱繁重的工作从东北来广州学习，可以看出他是有志于中国戏剧史的探求的。在进修期间，由于他平时有所探索和积累，对《西厢记》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曾建议我专题讲授《我是怎样研究〈西厢记〉的》，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整理成文章，公开发表。培训班后期，我和全班同志合作选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张人和同志负责《西厢记》与《中山狼》的校点和眉批。《西厢记》的校点是在我已出版的校注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批点工作初步完成后，培训班临近尾声，我们商定再出一个新的评校本，保留已有的校注成果，同时吸收部分前人批语供读者参考。经过两年的努力，1982年书稿完成，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名《集评校注西厢记》。这次的集评工作就是由张人和同志一手完成的。他探幽索微，披沙拣金，摘录了元以来各家对此书的眉批和总评，为研究《西厢记》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比之我解放前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集评本，选录的范围更广，别择的也更精了。此书以《我是怎样研究〈西厢记〉的》一文作为代序，书后附有我们二人撰写的有关《西厢记》作者和版本、体制的论文。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地处南北，天各一方，书信往来，切磋琢磨，结下深厚的情谊。本书的出版是两代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也是我们师生友谊的结晶。

伴随《集评校注西厢记》一书的编撰，张人和同志还撰写了一系列研究《西厢记》的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些文章的结集。它们大多是编写《集评校注西厢记》一书的副产品。这些文章有的我在发表前看过，有的则在发表后见到。它们都是在广泛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综合、概括、提炼而成的，既材料翔实，又见解独到，在《西厢记》的研究中有新的开拓，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诸如：《〈西厢记〉六字三韵语误引辨正》（原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纠正了自明臧晋叔以来许多戏曲评论家征引《西厢记》六字三韵语的疏误。《〈西厢会真传〉‘汤显祖沈璟评’辨伪》（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经过缜密的考证和审慎的辨析，发现署名“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的《西厢会真传》批语，乃是后人伪托，从而纠正了认此书为“汤沈合评”的谬误。这不仅对辨别《西厢会真传》题评本身的真伪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辨识其他名人批评本《西厢记》也有一定的开拓作用。《明清两代的〈西厢记〉论争》（原载中山大学《古代戏曲论丛》第1辑）对明清以来有关《西厢记》的争论，如作者、元曲“四大家”与王实甫、《西厢》与《琵琶》《拜月》高低之争、《西厢记》与《董西厢》的比较、对艺术风格的不同评述、两种相反的评价等问题都做了述评，对今天的《西厢记》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郑崔合祔墓志铭〉辨伪》（原载1984年1月4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以大量确凿的材料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证了所谓《郑崔合祔墓志铭》不过是后人用以诋毁《西厢记》的伪作罢了。《〈西厢记〉的版本与体制》（原载《文史》第26辑）是第一次全面论述《西厢记》体例的文章，不仅从版本的角度对《西厢记》的体制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和考证，有助于读者对《西厢记》本来面目的认识，而且也使有关《西厢记》的时代、作者、体式、版本以及是否受南戏影响等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此外，凌濛初在他校刻的《西厢记》卷首所附的《西厢记旧目》中曾提到《点鬼簿》，对《点鬼簿》与《录鬼簿》是否即为一书，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张人和同志在《戏曲研究》第11辑发表的《〈点鬼簿〉与〈录鬼簿〉》一文，以翔实周密的考释证明两者实为一书，《点鬼簿》即为《录鬼簿》，使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解决。有些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年鉴》、《文史知识》、《戏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古代戏曲论集》、《古代戏曲论丛》等书刊曾予以评介或引用，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注意。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张人和同志治学之志早定，又加以勤奋钻研，他在戏曲史专业上的可观成就，决非偶然。在中山大学进修期间，经医生检查，曾发现他双眼有病变。眼睛，对于一个人来说，除了生命以外，没有比它再宝贵的了，对于一个以看书、教书、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但他没有在疾病的威胁面前退却，相反却以坚强的毅力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刻苦钻研，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是很不容易的。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作为一位在专业上有志竟成的教师，他的志业必将得到下一代的继承。引领北望，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感受不禁涌上心头。

1988年6月6日

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