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代对《中庸》的认识：欧阳修、苏轼、朱熹、叶适及王柏
北宋时期对《中庸》的怀疑
关于北宋前期随周敦颐、二程和张载而兴起的新儒学运动的研究著作非常丰富。这几位儒学大家与《中庸》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如周敦颐在《通书》中，张载在《正蒙》中，都详细阐述了《中庸》。
然而，我们现在将跳出《中庸》注释的窠臼，不局限于宋代这些著名儒家“哲学家”最为狭窄的概念，来分析这个时代对《中庸》的认识。欧阳修和苏轼等学者对《中庸》提出了明显的否定意见。因此，这种怀疑论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庸》解说的一种传统。我们还将看到，即使是二程，对《中庸》文本的信任也远远达不到朱熹希望引导其读者所达到的程度。
欧阳修因其在政治、文学及历史编纂学（特别是其唐、五代史著作）方面的成就而享有盛名。他对儒家经典的文本性批判之作也非常引人注目。而他对文本所提出的怀疑，如他对《春秋》和《易经》的评论就常常与现代批评者的观点相似。欧阳修极其自信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对儒家经典的怀疑态度并无不妥，即使他的观点要到两千年后才能获得某一个人的认同。
欧阳修对《中庸》提出了怀疑。其科举文章《策问》中说：
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
“《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盖孔子自年十五而学，学十五年后而立，其道又须十年而一进。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谓学而知之者。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与？……夫孔子必学而后至，尧之思虑或失，舜禹必资于人。汤、孔不能无过，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
欧阳修对“自诚明谓之性”做出了如下注释：任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属于极其罕见的圣人。他们刚一出生就能理解“道”，无须再经过进一步学习或自我修养，因为“诚”是一种牢牢根植于其内在本性的美德。但是，既然连孔子都不得不努力学习以取得成就，《中庸》这种衡量圣人的标准就与《论语》中孔子的说法相抵牾。最后，欧阳修批评《中庸》“其传之谬”。
我们应当注意，欧阳修此处对《中庸》的解读完全来自其自身的看法，而并非无可置疑。《中庸》中没有任何地方明确指出“自诚而明”的人就是那些自出生便懂得“道”的人；也未曾声称“自诚明”易于实现，或是一条人人都应当选择的自我修养之路。
虽然如此，上述这段引文不仅说明欧阳修对《中庸》的解读存在问题，其中还包含一个关键性的细节，那就是引文并非出自私人著述，而是欧阳修在科举考试中所呈递的文章。这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欧阳修对自己所谈的内容十分确定。尽管这篇文章可能代表的是他早年参加科举时不成熟的观点，但几乎没人会在最高水平的科举考试这样重要的场合发表自己激进而具有挑衅性的看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符合了当时朝廷主考官的高标准。所以，士大夫们对此类批评肯定持开放态度，类似的观点有可能广为传播。如此看来，这篇文章所体现的远非欧阳修一个人的观点，而是相当一大批人的看法。毕竟，主考官已经在提问中对《中庸》的来源提出了怀疑，因为他们提到了《中庸》和《论语》的歧异。
同时，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背景。仁宗开创先例，为通过进士考试士人颁赐相关书籍。1027年，他颁赐的书籍是《中庸》，1030年则是《大学》。欧阳修在1030年中进士。假设《策问》不是其后来为学生所写就的一篇论文，而是1030年的考试文章，那么当时考试官员所出的试题和欧阳修的《策问》对《中庸》传统提出的质疑就与在1027年殿试中胜出的文章观点有严重对立。换言之，它可能反映出欧阳修所处时代的官员之间看法各有不同，存在争议。
苏轼因其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而被公认为北宋最伟大的文人之一。但是，他在哲学领域或者说儒家经学领域的影响却通常为宋代儒学史读本所忽略。不过，苏轼关于《中庸》的著作却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此外，这些作品进一步说明了对大多数传统的中国学者来说，很难把文学家、哲学家及政治家这些不同的角色截然分开。
苏轼为通过科举考试写了50篇文章，其中包括了对《易经》、《尚书》、《诗经》、《礼》、《春秋》和《中庸》的论述。关于前四部经典的论述，每篇只有一章，而《中庸论》，则共有三章。《中庸论》及《子思论》表明了《中庸》对苏轼的特别影响。包弼德（Peter K. Bol）指出，《中庸论》是苏轼在1061年科举考试中完成的50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苏轼非常具有批判性，他认为《中庸》文字晦涩难懂，高深莫测。其《中庸论》开篇写道：
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
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
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说。嗟乎，子思者，岂亦斯人之徒与？盖尝试论之。
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是故去其虚词，而取其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盖以圣人之道略见于此矣。
在这里，苏轼声称《中庸》只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余都是后来学者所加的用来转移读者注意力的无用之物。在此序言之后，苏轼在《中庸论》中以三个章节逐一阐述了三个方面。第一章着重谈“诚”和“明”；第二章谈推扩而达到极致的圣人之道的起源；第三章回归《中庸》自身的原则。
关于苏轼讨论《中庸》文本历史的这些发现非常有意思，与现代学者认为《中庸》并不代表真正的孔子思想的观点相一致。与欧阳修的见解非常相似的是，苏轼假定《中庸》可能来源于孔子，但事实上，自从子思加入“虚词”使得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中庸》的内容就已经被后世学者所破坏。此后，尤其是汉代之后，被子思破坏的文本和注释往往遭到过度诠释。苏轼的怀疑态度极有可能是受欧阳修的影响，因为后者在殿试中举荐了他。然而，他并未盲从欧阳修的观点以获得支持。
与欧阳修不同的是，苏轼仍然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尽管如此，苏轼否认子思在哲学上的权威性，并指责他作为孔子之孙撰作了一部极具误导性的作品，从而掩盖了孔子本人的实践智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轼可以被视作叶适的先驱，因为后者也认为《中庸》曾经包含孔子的真正想法，只是后来被破坏了。如此看来，欧阳修、苏轼和叶适并非毫无关联的人物，而是在某个批评性的学术传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传统对形成过程中的程朱学派的核心文本进行了抨击。